第14章 入队风波

    漫长的暑假开始了。对于生活条件富裕的学生来说，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探亲，可以到各种文化娱乐场所去消费，总之可以充分地享受着假期的清闲愉悦的时光。

    可我们不行，虽然从口里又到口外，看来摆脱了困窘的生存环境，但是那只不过是暂时缓解一下心理上的压力，在物质生活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和保障。

    父亲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像个幽灵似的踪迹不定，偶尔回家一趟给留下少许的一点钱，根本解决不了日常五口人的温饱大问题。我要上学，弟弟妹妹要养育，姐姐是长女只好弃学，替母亲分担这个担子。

    姐姐的性格很内向、贤淑而柔弱，受了委屈总是一声不吭的忍着。我几次看到她边纺着麻绳边暗暗地流着眼泪，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又不知道怎么劝她，总感到心里很愧疚。只好静静地坐在她身边，陪她坐一会，直到她用手轻轻地擦了下眼泪说：去玩去吧！我才悄悄地离开。

    不久街道居委会办了夜校，有扫盲班和补习班，是专为辍学女青和家庭妇女成立的。每天晚上上两小时课，姐姐参加了补习班，心情好多了。

    为了多挣些钱，妈妈和我到北门外石料场筛沙子、砸石子。干活的多是老弱劳力，虽不用发大力气，但每天在烈日照晒下更熬人。

    母亲说干这种活费鞋费手套，不过按立方付钱公平，早来晚来不受人管辖，比较自由，她在石料场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砸石子的活我不是生手，周末周日常来帮母亲破点大块石头、砸几筐碎石。母亲跟我说放假了你跟我多砸点石头，也好多攒点钱给你交学杂费，再给你买双球鞋啥的！我一听很受鼓舞。

    不过暑假很长，总想给自己留点玩的时间。加之屠东云他们时不时的撺掇，于是就编点瞎话，什么小队活动日了、小组活动等理由，设法脱身。

    我们这几个抹泥伙伴，就要数屠东云点子多。上次因为未能跟大家一块入队，差点没引发一场风波，让校长作了个大憋子，写检查。

    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屠东云、周复生学习都不差，所以好耍点小聪明，平素好揶揄女生和老实的同学，激起了众怒，连老师也厌恶他俩。在通过参加头批队员时把他俩淘汰了，而且还把其他班级被淘汰的组成一个“调皮儿童组”。下午的课外活动不让参加，让他们捡垃圾扫校园，为期一个月，表现好了再批准入队。

    屠东云家在新城北街那片住，是有名的屠家花园。有二十几亩园地，周围打着高高的围墙，也是祖传下来的基业。屠东云的父亲兄弟二人，屠东云父亲是老大，为人厚实，苦心地经营着这块园子，四十大几才成家。老二也就是屠东云的叔叔，有学问，年轻时就跟随傅作义左右，爬得很高，也相当于副省级人物。解放后由于年过花甲，给了个省参赞的职务退居二线。五年前兄长病逝，他就回来接手经营着花园。政府那边只是点个卯，应付下了事。老二接手花园经营权后，以他的权势和人脉关系，不消两年屠家花园兴云致雨般地发迹起来。兄弟俩的旧业竞由他一人独霸着，根本不把兄长的遗孀及侄子三人放在眼里，只是像施舍一样供给粮食穿用。屠东云领着我到他们家去过，确实很有苑园气派。好几个玻璃温室大棚，里面尽是种着花卉秧苗，外面都是盆栽的名贵花种和棕闾、芭蕉、铁树、玉兰等观赏树种，井然有序地布放在凉棚里。有几个一米多大的陶缸装满了黄绿色的马掌水，散发着一股腥味。一个头发灰白身材圆墩墩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穿着带背带的西式裤，踏拉着一双凉鞋，提着喷壶正在给花卉浇水。老头的身后就是一排七八间高大敞亮的满面装修的瓦房。屠东云小声告诉我这是他叔叔。随即来到他们家是一间多点的小配房，屋里四壁徒空，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屠东云的母亲搂着他的小弟弟有六、七岁？相互偎依的盘坐在炕上。大娘不过五十大几，已是满头白发，面目憔悴带着病态，说话哼哼歪歪有气无力的问询了几句。屠东云说我妈是叫老东西气病的。

    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入队后的第二天，老头的老儿子也戴上了红领巾。他是在干部子弟学校三年级读书，比屠东云小一岁。那天中午放学两人同时进了家门，老头子正在浇花看见他儿子带着红领巾，欣喜地说着老儿子也带上红领巾了！转身看见屠东云惊讶地问道：“东云，你的红领巾怎么不戴上？”屠东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支支吾吾地说了句：“老师说这批没我，让等下一批。”老头子一听脸色变了：“什么乱弹琴！入个少儿队也要等，适龄儿童都可以入，又不是入团入党还要预备期，东国比你小一岁不也入了！”老头子擦了擦手把手巾往旁一丢，进人屋给他的秘书打了个电话，牢骚了几句后说：“让他们局长下去查查，是咋回事儿给我回个话！”。

    老头子生气到不是全为屠东云抱不平，而是觉得自己还没离开政府大院，竟然就有人往他眼里插棒槌！难道这些人真不知道屠东云的叔叔是谁吗？俗话怎么说的？打狗还得看主人，相府的丫环还七品官呢！似乎感到自己往日的权威在受到挑战，这可不是好兆头。

    小秘书不敢怠慢，下午一上班就直奔文教局局长室。小秘书刚把大致情况跟局长说了说，周复生的父亲却推门而入：“怎么把整大人的那套也用在孩子身上了，还要进行劳动改造那！”他这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把局长也给弄懵了。

    原来周复生的父亲在省政府某处上班，由于新近任务重，忙得团团转，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还没太注意，等上午在机关同事们互相议论家里的孩子带红领巾入队的事他才反应过来。

    有个同事问他：“老周，你家的学生入队了吗？”“入了、入了，都是祖国的花朵嘛！”他不假思索的回答了句，可心里总有点疑虑。等中午回到家一看，周复生脖子上确实没有那条红色的标志，他的火立刻上来了，把周复生审了个底朝天。

    在父亲的威逼下，只好一五一十地把事说了遍，还特意把扫院子的事渲染了一下。老周越听越恼火，先冲着周复生咆哮一阵：“全班就你一个没戴上红领巾，这可能吗？你算是把我的脸丢尽了！”继而又把老师数落了一番：“这学校的老师也太没水平了，这不是在教育孩子，是在毁孩子，净出些馊主意，一脑子陈腐观念！”老周也是个急性子，午饭也没吃好。一上班就擅闯了文教局长的办公室，上演了刚才那幕戏。

    这事是屠周二位告诉我的，说时还有点炫耀的口气。不过到是在第二天，这些调皮组的成员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时，都戴上了红领巾，个个笑逐颜开，据说还是白校长亲自挨个给系上的。

    真是用意深刻，比说上一百句致歉的话都管用。我想校长在写检查时一定会带上这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