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别了南师

    这场蝗灾的波及面十分大，不仅是几个乡、几个县和地区，损失极为惨重，震动了全国，惊动了中央。迅速的安排了赈灾、救灾、安抚慰问、发放救济款救济粮等一系列中心工作。

    接下来便是受灾农村旷日持久的生产自救，按人头救济粮发到户，救济款发到户，救济物资发到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我们是黑户，没权享受这些待遇，也没有那种非分之想。

    爷爷避开众人耳目过来找母亲磋商着什啥事，我在一旁写作业，仿佛听到什么坐吃山空，钱紧得留作急用，还低声的提到我父亲的名字。走时告诫我们要做好过更苦的苦日子的准备。

    受灾之后，家中布满了愁云。原本就不融洽的妯娌关系不再掩饰了，终于爆发了。

    起因还是为了大锅饭。我们也知道管伙食的是婶子，其实婶子在家里当着多半的家。爷爷奶奶因为叔叔的死总觉的亏欠着她，处处依着她，怕伤了感情，家里大小事由她做主。这次借遭灾为由把大锅饭的标准又降了下来，原来红高梁面的粟面锅头降为掺麦麸子和谷糠的窝头，原来的米汤地瓜粥降作红薯叶子稀汤。

    这糠窝头吃到嘴里沙沙拉拉的辣嗓子，咽到肚里拉不出屎来。几天过后我们姊弟几个都小脸发绿，肚子涨得像小鼓。母亲实在忍无可忍了，开饭时开始大闹食堂。吃午饭时，今天是嫂子掌勺，打完饭后，各屋端着自己的那份准备回屋吃。老老小小，人到的挺齐楚。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弟弟，拦在门前，冲着爷爷开了口：爹，不能让孩子再吃糠窝窝了，吃的他们都拉不出屎，肚子都成这样啦！说着撩开我俩的上衣露出青筋暴溜圆鼓鼓的肚子。爷爷端着饭碗一时不知所措，瞪着我俩的鼓肚子发愣：这！这！咋成这样！身后的婶子用不屑一顾的神态瞟了我们一眼嘲讽的说：这有人供着就不懒了，还挑三拣四的！嫌家里受罪，别回来呀！

    好像母亲正等着她答茬，于是摆出长辈的尊严义正词严地说：我在跟爹说话，你插什么嘴！是我们这老老少少拖累你们了，可这也是我们的家，是爹他老人家的家，是秋声和他儿女的家，也是我的家，自打嫁给程家我就是程家的人。不是你一人的家，为什么你能住，我们就不能住！你是分了二亩地几间房，又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用程家的祖业换的？是，我们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可我们没吃着你的，没喝着你的，不用你供着。我们花的是我男人的钱，是他们爷爷的钱，用不着你瞎操心！

    母亲把憋在肚里很久的委屈一股脑的发泄出来，像迸发的火山，像连珠炮，言词犀利、言之凿凿。母亲毕竟是有知识的女性，一连串攻击性的言词，使婶子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闷宫，噎住了。自觉理亏的嘀咕着：我们也是吃糠咽菜的。

    母亲得理不让人，继续攻击：是，都在吃糠咽菜，可你家的孩子是这样吗？也肚子涨的像鼓似的？你的孩子是老程家的根苗，我们家的孩子就不是老程家的根苗，不是老程家的骨肉吗？

    爷爷在其中觉得很尴尬，如果再争辩下去，场面更难控制。急忙止住了争执，果断地说：行了，都别吵了！宏军明天上集上籴点麦子磨了给孩子们蒸麸子面馍，不吃糠窝头了。

    我们打心里感谢母亲，我们觉得母亲在激昂陈词的时候，姣小的身躯倏然高大起来。像一座山矗立在我们身后，为我们争来了权力，让我们有麦夫子面馍吃。

    我总觉得母亲在这个家里的处境太难了，太窝囊自己了。一是她性格太倔犟，硬折不弯，致使和继母关系弄僵任性地离家独闯社会，和父亲结合后，她受门第观念的影响，觉得她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我父亲家不过是个土豪之家，家里的人多是些粗俗的农民，一直不愿融入这个家庭。二者她生长在湖北，浓重的湘鄂方言使她在和北方人沟通时形成一道天然的鸿沟。她听得懂别人的话，别人有时就听不懂她说啥，所以常听到一些刺激她的词语。什么“垮子”“南蛮子” 。皆于此她更是固执己见，决不随和屈就，所以在这个家里除了和嫂子处得来，和其他人很少交流。因为嫂子和她一样，身材苗条娇小，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另外嫂子有文化、人精明、尊敬她，母亲的倔犟性格终使她固守成见，乡音不改，直至暮年。

    自从回到家乡后总有一种成长的危机感笼罩着我。其一。和我同龄的几个伙伴拉道、迷糊他们像大葱一样猛的拔高了一节，发育的又高又壮又憨实。混在他们中间时，我显得又瘦又矮又乏力，好像停止了生长一样。干点什么活时，他们是毫不费力气的三下五除二几下就完事，而我却有心无力，努着劲不见效果，这时他们就把我拔开一边替我干完，我感到自己很无能，很伤自尊。其二，一个饿字和一个馋字，经常在缠磨着我。这种感觉在外地时是没有的，可能是像婶子说的，享福享的不知人间还有饥饿二字。母亲说这是营养不良，影响了发育。

    一次，是在蝗灾之后。伙食标准下调之后，我可能是腹中空空，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蹲在墙根晒晒太阳吧。我妈，也就是我哥哥的母亲走到我跟前拽起了我，把我引到她住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就在我家墙外，原先也是程家的宅院，土改时村领导也是程家没出五伏亲戚考虑到我家的复杂情况，把小院分给我妈独住。真是开明之举。先前她和哥哥嫂子在一块住，我们和母亲回来后，她便主动的搬回小院。她让我坐到炕上摆上个小饭桌，稍时端上一碗像杂面做的面条，外加一个荷包鸡蛋。我好像三天没吃饭似的，狼吞虎咽的把饭吞进肚里。完后抹抹嘴，小脑瓜都有点冒汗了。妈在一旁看着我吞食的样子，眼里似乎噙着泪花。这以后还有过几次她避开人，悄悄地把我领到小院改善一下。这个女人也是为了自尊，甘愿在小院落寞一生。饥饿可能使人的肢体变得懒散，但饥饿也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力，追求美好的愿景。像一句成语说的“画饼充饥”， 在虚幻中得到满足。

    有一次，可能闲饥难忍，也可能是饿的过头了、心智混乱了，心里老想着姑姑给做的烫面蒸饼沾蒜沫，自己竟浑然不知地在幻觉地引领下走了七八里路，穿越了三四个村子，来到大姑家河子姑村，真是白日作梦竟梦想成真。等到了家，大姑牵着我的手问了我好几句话，我竟不明白她说的什么？只听到她说了句：饿了吧？我的意识才苏醒，含糊不清地说了句：饿了。大姑和姑夫相互对视了一下，用种怜惜的目光看着我说：又瘦了！说着她用手擦了下眼角，叹了口气。姑父在太原即将解放前夕，趁乱从宪兵队跑回了老家，主动向区里作了坦白交待，称自己乃是生活所迫、想混个差使、多挣几个钱云云。政府看他态度诚恳，在村里口碑尚好，又能主动弃暗投明，决定既往不咎，回家安心务农。他家土改时定的是富裕中农，没分没斗，所以日子一直过得绰绰有余。大姑给我做了烫面蒸饼沾蒜沫，知道我喜欢吃角瓜丝，又做了个凉拌角瓜丝，又圆了我一个吃梦。吃完饭后和表兄宏恩到他家果树地里玩了会儿，摘了几个鸭梨兜着回到姑姑家。姑姑知道我又是偷着跑出来的，嘱咐我早点回去，免的家里惦记。说着用包袱皮儿给我包了几个蒸饼和鸭梨，系好斜挎在肩上，又叮嘱了几句送我出了村。回去时的心态跟来时判若两人。吃饱喝饱玩好，真是不虚此行还有点小小的收获。待姑姑的背影消失在街巷的深处时，我调整了下步伐，连窜带跳的往回走。因为我惦记着小弟弟，他才两三岁，正是淘气的时候，怕他出来乱跑，因为我家墙外有个枯水井。据说邻居家的小孩曾经掉下去过。

    政府给拨下救济款，村里组起生产自救小组。会手艺的集体到城里打工干零活，留在家里的搞柳编、养蚕榨丝等。勤快人家早早把受灾的麦田清理出来，播上了晚秋作物的种子。

    人间正道是苍桑，还是得向大地索取索赔。

    大蝗虫驱走了，“小蝗虫” 们开始出动了。放学刚回到家，还没喝口凉水，迷糊的集合口哨开始刺耳的尖啸起来。我们匆忙地拿着镢头挎上背筐，揣个粟面窝头跟着大伙出了村。今天去哪不知道，也不用问，跟着领头的走吧。多数又是迷糊他们几个事先都踩好了点，以割草、搂柴为名有机会就骚扰下人家的瓜地、菜地。年年如此，经验老道，从未失过手。

    这次在头儿的引领下，来到一片两村交界的一大块麦地上，离这块地不远有片不小的绿地，估计是块胡萝卜地。好，就此止步。大家不争不抢地各占两垄麦茬地。先开始干正事，刨麦茬子。只见这些农村长大的娃子们干起活来像飞一般，手脚麻利的像玩一样。不过两袋烟的功夫，麦茬堆起一大堆，而且神不知鬼不觉的在胡萝卜地里干完了另一件事。这叫搂草不忘打兔子，两不误。这时或是拉道或是迷糊就会走到我和姐姐跟前，看着我们费劲的样子便嘟囔两句：半天才刨这点。行了，你们快去吧！你们等着，这点活我帮你俩刨了。我和姐姐扔下镢头迅速地跑到胡萝卜地，蹲下蹭、蹭、蹭熟练地拔了七八根，拧掉缨子用衣服一兜跑了回来。迷糊他已帮我们把麦茬子刨完正在抖土，准备装筐，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他俩回回都是这样，用现在的话说这大概就是团队精神。我们把胡萝卜压在筐底，麦茬子装满了背筐。看领头儿一挥手，意思是打道回府。于是便背起背筐速速撤离现场。

    说实话，我头两次这么干的时候真是心惊肉跳，这不是偷吗，这叫人逮住还能有好？越紧张手越不好使，不是拽折萝卜缨子就是拧断萝卜，后来经迷糊手把手一教，利索多啦，还挺自我欣赏。

    有一回也是大伙刨完茬子往回走时路过一片豆地，豆子刚要成熟，迷糊他们顺手把挨着路边的豆苗拔了几棵往麦茬里一塞。大伙也你拔几棵我拔几棵，然后走的远远的。来到几棵长在地埂上的杨树下，熟练的刨了个土坑，捡了点干树枝点着了，大伙围成一圈火烤毛豆荚。不管生熟过过火就行，吃的还挺香。我带着疑问低声问迷糊：老这么干有没有叫逮住过？他用不解的眼光盯着说：这小来小去算个啥！你没听说过咱村的大名是啥？我摇摇头佯作不知，他继续侃：三丈的王八南师的贼，啥意思知道不？我说不知道。他显的颇有城府的挺了挺胸脯说：在早三丈和南师都是穷村，三丈的男人没能耐，养不住媳妇，女人就偷汉子，所以王八就多。咱村的男人可不一般，干啥都是好手，就连偷也偷的让人信服，偷也得有个章程，我说的是偷庄稼，偷富不偷贫、偷远不偷近。庄稼人一不会偷、二不会赌、三不会手艺，光指望种那几亩破地还能养家？不都得像三丈的男人那样当王八！看他调侃的挺起劲，歪理邪说还一套一套的。我想对这个不知可否的答案的准确性求证一下便问他：你听谁说的？他不假思索地说：我爹！说罢懊悔地用手抽了两下自己脸说：臭嘴！

    村里组织了好多生产自救小组，可爷爷哪个组也不是。我疑惑不解的问母亲：爷爷又会木匠，又会做丝线，那么好的手艺为什么不参加村里的自救组呢？也好给咱家多挣点钱。母亲依然是那种忧郁的表情苦笑着说：傻孩子，你不懂，到现在咱们还是黑户那！能平平安安的就不错了。

    再说爷爷当然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深居简出，尽量减少外界的关注。刚回村时爷爷便先入为主，主动地找几个村委谈了话，向他们讲述了回来的原由：这几年虽然跟着大儿子在一起，他到哪我们跟到哪，可这次张家口解放时他随着国民党的部队南撤了，这一走竟然多半年一点音信也没有，我们这一家子真成了没主的孩子、没人要的爹，走投无路，无依无靠，还是回老家吧，再怎么说人有远近，可故土不能离啊！爷爷一番中肯的陈述，感动了村委们，对我们的境况表示理解，何况执政的多数都是姓程的或沾亲带故的亲戚，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自为之吧。所以村里一直未对我们进行过纠缠。

    对这次灾后的救济和组织生产自救，爷爷是有自知之明的，那是政策、是政治，是有别对待的。深知这层利害关系，所以这个红线是不能碰的。不过这也给了他自救的理由和机缘。他收拾起了他那套完整的木匠家具，每天都五更天起来，吃点干粮喝口水，用锛子挑着锯和工具箱趁着晨雾出了村，下午都是快掌灯了才回来。这样可以避免碰见熟人，给自己留点尊严。如果是村干部也可有说词：赈灾自救吧，不能再给村里添麻烦了。

    干部们多数是通情达理的。至于村里的活尽可能不做或是少做，一来维护个脸面，免受一些人的讥讽。常言道：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二来，往年在村里干活，他的身份地位不同，敬如师尊，多是请来请去，酒菜相待。也不可能张嘴要钱要粮。如今可大不同过去了，现在老程家最需要的就是钱，钱能使这家人维系生存。有了足够的钱，有望使这家人脱离窘境，求得一条生路。

    所以这些日子以来，爷爷整日早出晚归到三丈、到张庄、到北师，甚至到更远些的村子做活。爷爷的木活手艺过硬，大到盖房，小到打制家具都能拿得下。因此大活、小活从未断过。

    爷爷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木匠，他觉的这是小觑他，他自诩是乡绅。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乡绅。当完工结算报酬时，不像匠人那样砍价要价，斤斤计较。他认为谁心里都有一杆秤，活在那摆着，活就是价。总是很淡定的对主人说：看着给吧！换来的却是主人的慷慨解囊。

    为了多有些进项，爷爷还挤出空闲时间和哥哥两人在南院立上柱子，拉上线杆撮丝线。然后煮染上色，加工好的各色丝线分成大绺小绺的拿到城里大集上卖。爷爷这样拼命的劳累究竟为了啥？

    我看着老人一天天憔悴的脸和一天天消瘦的身体，心里很难过，想劝劝他，别这么累自己，可我个小孩子说话他能听吗？一天夜里，当弟弟妹妹都睡熟时，我钻在被窝里悄声的告诉母亲自己的想法。母亲把我和姐姐拢到一起，语气低沉而哀婉：你爷爷有他自己的苦衷的。随即给我们讲述了爷爷的事。

    张家口解放后，爷爷听老乡说家乡解放三四年了，现在很太平，不少人都回去了，爷爷动摇了，开始跟父亲商量着想回去，初时父亲劝他不要想的过高，要现实些。后来实在拗不过他，心想毕竟老人在老家有妻有儿，也是一家人家，也就同意了。把自己的一些积蓄交给爷爷，作为生活急需时所用。我们回来后家庭的矛盾和种种遭遇境况，让他悔恨莫及。由于自己的私心，走了一步错棋，错就错在不该把我们也带回来，跟着他受窝囊罪。所以他决定修正自己的错误，拼命干活赚钱，送我们出去，脱离困境。母亲说爷爷已经挣了不少钱，交给了母亲，足够我们作路费用。母亲用期盼的口吻说：愿主保佑我们，苦日子总会熬到头的！

    转眼深秋了，有的树叶开始变黄了，我看着这眼前景象仿佛跟去年秋天刚回到家的景象重合在一起了。环乡河两岸的钻天杨树叶被秋风吹拂着发出哗哗的响声，枯萎的树叶片片飘落。

    河岸的这边就是我家的场院，土改后已不属于我们一家使用，和其他几家邻居共用。现已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谷垛、粟垛、高粱垛等，准备打场脱粒。

    田间、场院、街里车轮滚滚，乡亲们投入到另一场大秋作物的收获中。西街这条老街筒子的车辙，被牛车、马车碾压的深深浅浅、歪歪斜斜，还不时地喷泄着一股牛屎味。就着这泥土气味，大槐树的阴凉下“大碗会”照常继续着。该吃还得吃，该聊还得聊。聊的内容多是集中在晚秋作物收成还不错，也算老天法外开恩，给补上了夏麦季的损失。不过这蝗军的厉害确实领教了，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庄稼长的再好在地里长着也不叫人放心，只有拉到场院才算放心。今年的麦子要是提前两天开镰就不会摊上这场蝗灾了。上了场也不算保险，玉皇老儿想祸害你有的是法儿。来场大风，降把天火，要不给你来个连阴雨……。“臭嘴，净说不吉利话！看来填进了你的狗肚子里才算放心！是不是？二坐月子的？”。一场内容严肃的话题又开始变味了。

    天还是湛蓝湛蓝的，秋高气爽的天。地还是吐纳着温馨和浑浊的地，该来的还是要来，该去的终归要去，一年四季就是这么重复着时光的轮回。

    秋末的一个中午，刚吃完饭，开始进入悠长的歇晌时段。街里静谧无人，一个当家子的村干带着两个穿制服的人来到我家，说是找爷爷有事，爷爷把他们让进屋沏上水，村干正要开口说话，一个四十多岁宾客用手阻止了他，“不用你说！”用冷峻的目光看着爷爷说：“你叫程林森？”爷爷回答：是。他接着说：“是这样，我们是县工作队的。你回来快一年了吧？为什么不去县里报告？”爷爷平静的说：“我都跟村领导谈过了。”“村领导！村领导！你以为和他们说说就行啦，正因为他们隐瞒了你的情况，我们才来调查你的！”说着冷眼瞥了下一旁的村干，村干显得很窘迫欲言又止。县里工作队的接着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些事得搞清楚，得十天八天的。你准备一下吧，带上行李”。说罢两人出了屋，拿条长凳坐在院里抽烟，聊着事。

    家人都聚过来了，奶奶显得很紧张，哆哆嗦嗦地给爷爷收拾行李。一旁的村干安抚着奶奶：“别着急婶子，没什么大事，问清楚了就回来了。”看来是个小辈的。

    我们大家簇拥着爷爷出了家门。不知啥时候门外停了一辆胶轮马车，看来是专接爷爷用的。爷爷神情很沉静又有些缺憾地冲着母亲和我们看了一眼，转身对奶奶说：“照顾好卫生，给主祷告吧”，随后跟着两个公差上了车。马车慢悠悠地出了村，消失在茫茫的田野。

    我望着远处雾蒙蒙连在一起的天空和大地，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荡荡的失落。爷爷被带走了，连同对我们的承诺也被带走了，爷爷还能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随即而生，好像灾难即将降临。

    果然，就在第二天，也就是爷爷被带走仅隔了一天。早晨厨房里空无一人，直到快中午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莫不是断了炊烟？连心里有所准备的母亲也感到有些错愕，怎么就连一点前兆都没有？一丝过渡的间隙都不给？也太过分了吧！母亲看着我们一张张呆傻饥饿的小脸，苦笑着说：“再忍忍，我去找奶奶问问”。母亲在奶奶屋待了好长时间，出来时端着一大碗玉粟面。她跟我们说我们的口粮早已吃光，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各回各家，各自起伙，大锅饭散伙了。奶奶给了点玉粟面先打点糊糊充饥，咱们一点粮食也没有，往后只有乞讨这条路了。一听到乞讨要饭这两个词，我感到浑身都凉透了，不可能吧？怎么一下子落到这步田地。让我像个小叫花子一样端个破碗，挨门挨户地要口饭吃，这太让人……。我正构想着自己若是个小叫花子该是啥模样，耳边仿佛听到母亲慈祥安定的声音：放心吧孩子们，妈不会让你们去要饭的，即便要饭也是我去，敏子你俩在家看好弟弟，我带着妹妹先去后街亲戚家借点粮食。说完拿了个面袋领着妹妹坦然地走出了家门。我想跑过去拽住母亲，你不能去！妈，你是大家闺秀，你是程太太，你是我们的母亲，你怎么能沿门托钵去要饭呢？可是我觉得我的腿酥软无力，迈不开步。也没开口发声，只是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说着这些话。傍晚母亲和妹妹回来了，一个面口袋装了小半袋粮食、面粉和熟干粮。姐姐烧开水煮了些糊糊，母亲边和我们吃饭边嘱咐我们：这几天她要去远处的村子去要饭，让我们在家照料好弟弟妹妹，不要到外边玩，更不要和外人说这事。我不能在咱家村讨饭，这样会有辱程家门风，但我又不能不沿村乞讨，我得让人知道我们是怎么离开的。现在你们还不懂，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母亲的一席话确实让我一头迷雾，似懂非懂。连着几天，母亲都是很早的起来迎着晨雾、踏着露珠去远村乞讨，步履稳健充满信心的向村外走去。我望着她姣小的身影好像越走越高大起来，懵懂中似乎感到她在运筹着一个计划，一个让我们脱离苦难的计划，心里多少增添些欣慰和希望。我们现在只能是等待，再等等。时间一天一天的挨过去了，遵照母亲的嘱咐，我们只能在院子里待着或玩会儿。我就像身陷囹圄一样，身心同时像在遭受一种压抑和捆缚。学不能上，大晚会不能旁边，伙伴们不能见面。我才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正是需要活蹦乱跳、胡喊乱叫、伸张野性、不受羁绊的生长的时期，哪能顶受着这种诸多的失落和压力，再这样憋闷下去我可能要失控、要崩溃了。我百无聊赖的在院里瞎转着,又听见迷糊像勾魂似的尖嚣的口哨声，我没好气的开了院门，只见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口气挺冲地直问我：“你咋啦？学校没你，街里也没你，我都找你四五遍了，心思你串亲戚去了”。说着上下打量着我，像是碰见陌生人那样。我没情绪和他搭讪，低着头搪塞了两句：“我病了，跑肚子，好几天了，给我向范老师请个假！”他噢了一声，用疑惑的目光瞅着我：“我说呢！看你瘦的，小脸焦黄，多煮几个鸡蛋补补吧！”。我没好气的冲他说：“煮鸡蛋，煮狗蛋吧！”。迷糊还算识时务，白活了几句安抚的话便走了。终于等来这一天了。就在母亲在外村沿街托钵的第十天的一个下午，母亲比往常回来的早些，情绪略有些激动。她轻轻的掩住屋门拢着我和姐姐说：“孩子们，给你们说个好事，明天我们就能离开这啦。我打听到你们父亲的消息啦，他在绥远！咱们得快收拾下东西,我去跟奶奶商量商量。”听母亲一说，我也是一时亢奋脱口问道：“绥远，绥远有多远？”母亲用警告的口吻冲我说：“小孩子，打听那么多干什么！记住，要守口如瓶！”说罢匆忙上奶奶屋去了。既然什么都不让问那就听你们大人的了。第二天刚四更，窗外黑乎乎，就听见大哥先敲了敲窗户，然后轻声叫道：“妈，春景叔的车来了，咱们该起程了！”母亲应了一声，她一宿没睡，叫醒了我们，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携带最少的行李上了马车。家里没人相送，街上也死一般的寂静。春景叔低声地吆喝着牲口，稍子马绷紧了套绳，大车缓缓地行走着，悄然地离开了村子。一出村春景叔就挥动了鞭子给马车加速了。原来这隐秘的行动都是大人们安排好的。南师到邢台在我的记忆里三十六七里地，不到中午我们就到了邢台，春景叔又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在车站的小吃摊上，母亲款待了春景叔一顿便饭。临了春景叔说：“嫂子，我只能送到这了。希望你们到了绥远能很快找到我大哥，下边的路程就得靠宏军了,我得天黑前赶回去”。说完又嘱咐了大哥几句就匆匆告辞了。母亲把我们安顿在候车室，让我们看好行李和弟弟妹妹，就和大哥去买车票了。邢台火车站没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和我一年前回来时的感觉一样，物是人非。除了隆隆驰动的、喷吐着烟雾的一列列火车，就是拥挤蠕动的南来北往的旅客。我甚至都没记清车站的建筑有什么标志性的特点。可能我当时情绪不佳，心智有些紊乱了。直到下午五点多我们才登上火车。我们买的是直达的车票，车厢里已满员超载。火车起动了，我们将随着这些流民一路北上、西上再西上，将行驶两天一夜到达一个叫归绥的地方。

    再见了故乡！别了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