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子》世传十家注，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校刊，颇称审核；然亦以臆改为病！余取正统道藏本及吾邑明谈十山嘉靖刊本参校，往往有原本不讹，而孙氏据《御览》、《通典》诸书所引，校改以致讹者！谈刻异同尤多；有谈刻所有而孙氏无之者。湖北崇文官书局百字本，无注；世不谓佳；然有一二处剧胜者！于是参验四本，择善而从，句分节解，写为章句，以藏箧中，旧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为略解”，谦言解其粗略，语多引而未发；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阐其义；亦有自抒所见，与魏武异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锡为详博；而张预独辨以析；梅尧臣则明白了当，以少许胜人多许。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魏武注《孙子》三卷，孟氏解《孙子》二卷，李筌注《孙子》二卷，杜牧注《孙子》三卷，陈皥注《孙子》一卷，贾林注《孙子》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载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陈皥注，梅圣俞注，王晳注，何氏注，各三卷。郑樵《通志·兵略》载《孙子兵法》三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诂；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陈皥注；又一卷唐贾林注；又一卷何延锡注；又一卷张预注；又三卷王晳注；又一卷梅尧臣撰。则知十家注旧本各自为书；而今荟刊为一，始于宋吉天保；采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据自序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顷因余暇，抚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而具其应答之义，曰十注遗说。”然亦有自以意说而不尽当于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遗而弥缝其阙也！最近海宁蒋方震氏百里尝学兵法于德意志，习其老将，往往颂美《孙子》书不容口；因撰《孙子新释》，民国初元，先成《计篇》；梁任公所采以入《庸言》者也。仆诵之惊叹，而访其全书读之，殊亦粗略未称，如魏武注也；其释《计篇》，亦不如《庸言》所载之详。然宏宣奥义，或取欧故，不为拘虚，多十家所未发；而以知新器新理，虽日出不穷，而大道无攸易；《孙子》一书，推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独惜其书成在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以前，未能备物；亦犹魏武注引而未发之不能无待于梁孟氏以下九家也。仆闻德国克老山维兹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谈兵之祖，而老毛奇将军之师也；其著书以为：“理根于事，事贵有验，无征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读史。史者，古人经验之记载也。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而以近代史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也。”盖世以近而可验。理无征而不信。《孙子》书李筌、杜牧、何延锡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晓譬；而战争之尤繁巨以媲于现代史者，盖莫如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傥有人焉，依据《孙子》而援欧战事为说，以扩三家注之所未备；古书新证，必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仆怀此意久而未有以发也！徒以抗日军兴，家山唱破，违难奔走，不废教学；而烽火惊心，客子危涕。自顾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为谈兵；以为：“胜负何常，祸福相倚。傥读孙武《十三篇》书而籀绎其旨，知日本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国之势不终败！”遂发箧中所写章句，为之诵说；而以十家之注，后多因前，辞或重复，徒乱人意；于是削其繁剩，笔其精粹，取意相发而不相复，以成训义。训者，顺也；义者，宜也；顺文为说，义取其宜，融裁众注，不为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学，欧战之史，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十三篇》之书，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而凡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败，亦得以曲畅旁通而极其趣。谈者既为抵掌，听者亦以破涕也。

    仆诵说《孙子》之书，以观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负，而可知者有三端焉：一曰：日人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二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斯二者，日本战略之必失败也。三曰：日本之威加于敌，必以成众叛亲离之祸。抑又日本政略之必失败也。请得而备论之：何以知日本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也？《孙子》不云乎：“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夫兵，非胜之难，胜而不久之难！欧洲大战，德之所以不保其胜，法之所以不终于败，则以德之胜而久也！其国人克氏著书论兵法，每谓：“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何尝不虑胜久之无以善其后！然而胜，德之所能为也；不久，非德之所能为也！方吾国之参战也，目论者佥谓德人必不败。而严又陵独不谓然，与其友熊纯如书切论之，以为“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乃祖威廉第一之故智，欲以雷霆万钧，迅霆不及掩耳，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为抗也，德国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震，所虀粉者比国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至马兰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再衰三竭之说；而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划，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所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亦既旷日持久，而德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限。方战之初，德人自言有胜兵八百万，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而死伤达三百万。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然而“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岂德之所愿欲耶？无亦法巧为久以相持；故德欲拙速而不能也！夫兵战之事，必计成功，不贵锋锐；而主客不同，情势攸异，固亦有“贵久不贵胜”者！欧洲大战勃发之初，以德人久蓄不用之威，而乘英、法积弛之民治，何尝不可以速胜！惟善用兵者，不轻与之战，而故控吾力，用坚以挫其锐，持久以承其弊；虽以威廉之摧坚破强，锐不可当，而卒无救于最后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然则“贵胜不贵久”者，为攻者强者之客言之；而“贵久不贵胜”者，则又守者弱者之主所不可不知也！然而德国兵学祖师克氏其知之矣，尝论：“战之为道，必亟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而欲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力有时而穷！何者？近代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事，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鲁士菲烈德立大王之七年战争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迄于欧洲大战之起，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无不先取守势，俟敌军疲怠，然后反攻；以我之奋，乘彼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之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吾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相次以明为用。以为“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延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抗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所谓“知日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之势不终败”者此也！

    或曰：“日之胜不贵久，法之巧以为久，则既闻命矣。然法之巧以为久者，守也；岂如我之孤不羞走以为避耶？”则应之曰：“避”者，兵家之一术。《孙子》不云乎！“强而避之。”“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然则用兵之法，岂惟战之为功，抑亦避以治气。往者，项羽百战百胜，而卒蹶于汉高；以汉高知项羽之“强而避之”也。在纪元前二一八年，迦太基之攻罗马也，其大将汉尼鲍氏，年二十八岁，血气方刚，乃以步卒五万人，骑九千人，推锋直入，而裹胁罗马属藩之兵，又得六万人，乘胜而去国远斗。于是罗马大将法屏克雪梅氏，知汉氏之不可以力竞也；不与旗鼓相当，而以游击为功。敌进，则我退以避其锐；敌退，则我扰以乘其惰；务使敌不得用其锐，而养吾全锋以徐制其后。不意朝议以为怯也，别使人代将，一战而丧师七万人；乃用法氏之战略以与周旋。汉氏欲及锋而试，以制罗马于一时；而罗马卒不轻犯其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又不得去；而汉氏顿兵挫锐，固已无能为役矣！如是者二十年，迦太基以汉氏之卒无成功也，于是不继饷，不济师；而罗马卒制全胜以待其弊，亦不知汉氏之“强而避之”也。欧洲大战，兴登堡与麦耿生摧坚攻锐，皆德名将；而用攻用围，韬略不同。兴氏取胜多用围，而张两翼以困敌人于垓心者也。麦氏则以精兵猛将，厚集其力，布若长蛇，而用雷霆万钧之力，摧其中坚，横截敌军为两段，使首尾不相顾。凡研精军事学者，咸谓麦之韬略，奇变在兴登堡之上焉！其他虎底哀、鲁登道夫，亦皆鸷悍而善于攻，称德名将。然而法人何如？则其大将霞飞、福煦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曲尽“少则能逃”，“不若则能避”之“能”。方德之奋兵以入比也，比明知己之“少”与“不若”，而势处于无可“逃”无可“避”；则不得不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及至德人推锋长驱，法大将霞飞则缓退以持之，而密集大军于后方，深沟高垒以俟；迨时机既至，一鼓作气，突然反攻，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逸，待敌之劳；所以有玛因河之捷也。其后福煦上将亦步亦趋以传授心法。方德军之倾全力以掠取阵地也，法军惟取“能逃”“能避”之“能”，决不耗其主力以求原阵线之维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势于敌人既得阵地以后，以我之力有余裕，乘德之攻坚力屈；此则《孙子》治气之原理，而运用之以最新战术者也。我国抗日军兴，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欲尽“能逃”“能避”之“能”，何必不与法同。所望故控其力，以承日人之弊而制其全胜，有以善图其后尔！故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也。

    或且色然喜曰：“信若子言，则是我之避，将以避锐击惰；而日之胜，未能保大定功也！”仆应之曰：又不仅是，天下固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孙子》不云乎：“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张预为之说曰：“不争交援，则势孤而助寡。不养权力，则人离而国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于敌国，则终取败亡也。”世之论兵者，至战必胜，止矣；而《孙子》书乃至言可胜而不可战，知其意念深矣。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此可胜之势也，然而不可战；战则城拔国堕者！盖“威加于敌”，睹敌之“交不得合”，遂以为莫之与京，而“不争天下之交”，则外交陷于孤立；古之人有行之者，吴王夫差是也。“伐大国”，睹大国之“众不得聚”，于是乎罢民以逞，而“不养天下之权”，则民怨起而革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世近而事变相类，乃有欧战之德皇，“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合吴夫差、秦始皇而并之一身，汉亨索伦皇朝忽焉！然而非一胜之为烈也。昔蒋方震论其败战之诸因曰：“兵之为物，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夫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相当，则后此之危可知。而自兵略言，一千九百十四年，则德战之时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法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徼幸之一胜而不可得！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而所谓不可战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而法之复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汇于一流以与德龁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十九世纪日耳曼之统一运动，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国民之意志而成。其一派欲借普国之武力而成。自佛兰格福村国民大会之失败而俾斯麦相普，遂战奥败法，而德帝国以成；成则成矣，而内外形势，皆日处于不自然！法人建国，不利东邻之有强国，而亚、洛二州之割，几等于文身之耻，每饭不忘；而德不能不防其报复；一也。个人自由之伏流，来源已远；而以军事建国，势必趋于武断，不发于此，则伸于彼，而社会党承产业发达之结果，其勃兴较他国为甚；二也。逆其势而镇之，厥惟军备；然国民皆兵之秘钥，已公开于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竞极其度，必有一日能发不能收者；而于是不自然之形势，乃随国家之强盛以继长增高！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不自由，而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为甚，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战，非战不足以自保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威廉二世之失败，特速其时耳；以包围启败战之端，以革命结败战之局。”呜呼！“不争天下之交”，斯孤立以无援，而外交上包围之势成！“不养天下之权”，斯剬断以自恣，而内治上革命之衅兆！徒以“信己之私，威加于敌”，而邦分崩离析，无以善其后也。德人如此！而我东邻之日本，亦将如此！甲午以还，日人之于我，几乎无役不胜；自以为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而领土之野心，方兴未艾，辽东之鲸吞，河北之蚕食，吾人困于积弱，俄国怵其余威，不旬月而囊括三省，意未有餍；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岂非所谓“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者耶！及卢沟桥之战起，吾国以日人之实逼处此，义无反顾，乃奋起而为抗战，迄今二十月矣，虽兵败地蹙，再接再厉。而日人劳师以袭远，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顿兵挫锐，屈力殚货，民不堪命，内难将作。而英、法怵于远东利益之不保，日焰咄咄逼人，方东交美，西构俄，以援我而孤日，日人纵克南京，陷徐州，取武汉，苟我军“能逃”“能避”以不堕其主力者，则我必有一日以承日人之敝；而此“能逃”“能避”以不堕其主力之权，则操之我，不操诸日；百胜不足以取威，挫败或且以亡国；强弩之末，其力几何！土崩之期，当不在远！始也不夺不餍，今且欲罢不能；然后知《孙子》“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所以深致诫于“霸王之兵”，“伐大国”，“威加于敌”者之为老谋深算；而非张脉偾兴，浅见寡识者所能会也！

    或曰：“有是哉，子之言也！然则必胜之势，固在我矣！”曰：唯唯！否否！在我何能必胜，而日不能无败。方其未底于败，而我只有静待。或且诧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天下固有待敌之败而可以制全胜者哉！”则应之曰：“固也！昔郑庄公之于太叔段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待也。”《孙子》之论善战也，曰：“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亦待也。就此日之国际而论战略，大抵德、日、意争“先”，而英、法、美用“待”。《兵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孙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此“先”之用也。往者俾斯麦、毛奇之战奥败法也，德以“先”制胜；而甲午之役，日俄之战，日以“先”制胜；意阿之战，意以“先”制胜；则一以德为师资；皆衍克氏之一脉者也。然百年以来，英之用兵，自始不敢为天下“先”。而欧洲大战，法大将霞飞、福煦，则为不可胜以“待”德之可胜；而德之“先”无所用焉！及德与英、法相持之既久，角力俱困，而美徐起以承其弊，而制世界之全胜；则亦“待”之效也。我无力以胜日，而天未尝不予我余暇以“待”日之可胜。日尽力以争我“先”著，而无法以制我不“逃”不“避”；日亟“攻”，我姑“避”；日贵“胜”，我为“久”；日未败，我且“待”；“待”也者，古人以弱制强之妙算，而兵家之所不废也。仆在湖南言湖南，而知六七十年前，湘军之强，国内称雄焉！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之暴兴也，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而湘乡曾文正公、益阳胡文忠公皆以“待”而制全胜者也！吾读《胡文忠公集》所以申儆而诰诸将者曰：“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坚忍蛰伏为本；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而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亦必胜之道也。有先一着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着待贼动而胜者，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动者必躁，静者有所待，有所谋，不可测也！譬之南塘矛法，须先让对手打一下，然后应之，此理至微妙！坚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有不战，战必胜矣！”盖一编之中，三致意焉！至曾文正公更为俚歌以晓卒徒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而为之说其意曰：“贼始至猛扑，一鼓作气，宜少辽缝之以钝其锋而销磨其气；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天下先之心，须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毋乘以躁气，毋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此则湘军之战略，而妙得《孙子》所谓“强而避之”，“以待敌之可胜”之意；“避”者，不轻耗吾之力以犯其锋；“待”者，所以伺敌之瑕而承其敝。盖湘军之所以战无不胜者以此；而法国名将霞飞、福煦之所以摧强德者亦无不以此！人自不察耳！遂援之以终于篇。时在中华民国之二十八年五月九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国立师范学院之李园。

    孙子别传

    孙子武者，字长卿。齐敬仲五世孙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为齐卿。冯生武，以田鲍四族之乱，遂奔吴也（《姓氏辨证书》）。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白喜以楚杀其父，亡命，事吴王阖闾，锐欲报楚。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吴王曰：“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而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大悦！（《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问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孙子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陈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与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天气隐晦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王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则如之何？”孙子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佯惑，示若将去；乃选骑衔枚先入，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王曰：“争地，敌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孙子曰：“争地之法，让之者得，争之者失。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收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王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所备；深绝通道，固其厄塞。若不先图，敌人已备，彼可得来而吾不可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孙子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王曰：“衢地必先，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孙子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傍有国；所谓先者，必重币轻使，约和傍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以属矣；简兵练卒，阻利而处，亲吾军事，实吾资粮，令吾车骑，出入瞻候，我有众助，彼失其党；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王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孙子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无归意；若欲还出，切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尘埃风扬，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王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孙子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王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难；敌绝粮道，利我走势；敌鼓躁不进以观我态，则如之何？”孙子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可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当疾击，务突前斗后，拓左右犄角。”（《通典·兵刑典》）王曰：“若我围敌，则如之何？”孙子曰：“山峻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生路，求生逃出，必无斗心；因而击之，虽众必破。”王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砺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躁；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若敌人在死地，士卒气勇，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利，绝其粮道；恐有奇兵，隐而不睹，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本书《九地篇》何氏注）王曰：“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子曰：“诎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伺，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王曰：“敌人保据山险，擅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孙子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樵牧，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夺其所爱，敌据险隘，我能破之也。”（《通典·兵刑典》）王乃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作“三百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史记·孙子列传》），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锧！”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以约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过也。军法如何？”执法曰：“斩！”武乃令斩队长二人，即吴王之宠姬也。吴王登台观望，正见斩二爱姬，驰使下令之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孙子复鼓之，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于是乃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犹无难矣；而可以定天下。”吴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故为兵者诛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干戈以诛暴楚，以霸诸侯而威天下，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于是吴王大悦，因鸣鼓会军，集而攻楚；孙子为将，拔舒，杀王亡将二公子盖余烛佣。吴王谋欲入郢。孙子曰：“民劳未可恃也！”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食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杀。吴王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湛卢之剑，恶吴王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风湖子而问曰：“寡人卧觉而得宝剑，不知其名。”风湖子曰：“此谓湛卢之剑。”昭王曰：“何以言之？”风湖子曰：“臣闻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磐郢，三曰湛卢。鱼肠之剑，已用杀吴王僚也；磐郢以送其女死；今湛卢入楚也。”昭王曰：“湛卢所以去者何也？”风湖子曰：“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以示薛烛。烛对曰：‘鱼肠剑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故阖闾以杀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无益于人，故以送死。一名湛卢，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御敌；然人君有逆理之谋，其剑即出，故去无道。今吴王无道，杀君谋楚，故湛卢入楚。”昭王曰：“其值几何？”风湖子曰：“臣闻此剑在越之时，客有酬其值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烛对曰：‘赤堇之山，已今无云；若耶之溪，深而莫测；群臣上天，欧冶死矣；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宝；而况有市之乡，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悦，遂以为宝。吴王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即得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闻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吴拔六与潜二邑。楚使子常囊瓦伐吴；吴使伍胥、孙武击之；围于豫章，大破之。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吾欲复击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孙武曰：“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先得唐蔡。”吴王从之，悉兴师，唐蔡为承（《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列传》）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如何？”二将曰：“夫战，借胜以成其威，非常胜之道也。”吴王曰：“何谓也？”二将曰：“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然而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无法故也（《新序》）。孙子八阵，有革车之乘（《周礼·夏官》郑玄注）；为吴王客，殁葬巫门外大冢（《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三子，驰、明、敌；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姓氏辨证书》）。尝为齐军师，破魏惠王军，擒太子申以传武兵法（《史记·孙子列传》）。武著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独十三篇以进吴王而盛传于世。其大指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遂为千古谈兵之祖焉！

    外史氏曰：左氏《春秋传》叙吴王阖闾伐楚事，无孙武；而太史公为之列传，亦著其事于《吴世家》；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多同；而《吴越春秋》辞特丰蔚，尤诙诡有奇趣，乃为史公好奇者之所不取，何也？杜佑《通典》又载武与吴王问答语，不知何出，而何氏采以入注（《通志·兵略》作“何延锡”）。亦有《通典》所未详者，或以八十二篇之佚文也。并裁为篇，以补《十三篇》之缺，而题之曰“别传”者，所以别出于《太史公书》也。庶几读武之书者，有所考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