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四十多年过去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上了中专还在想，什么是高梁战革。直到有一次看同一首歌，歌中唱到“高梁帐里”我才明白。
这个小学就是榆树川小学。我从一年读到三年级。这三年中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我总感觉老师不喜欢我。尤其是那个教数学的张老师，我们同学背后叫他张长脖，原因是他很喜欢穿中山装，领口上露出的脖子细长细长的。那年寒假，学校要求开学时每人交25筐粪。可到哪里去捡粪呀。路上的牛马粪只要一落地，就有学生捡走了。猪圈在圈里，一头猪能有多少。狗粪？满村没几条狗，况且人都吃不饱，狗也都是饿狗，没屎。生产队的马棚，牛圈后倒是有成堆的像小山一样的粪堆，可谁敢偷呀。我成天拉个爬犁，上面放个土篮。爸不会编筐，筐编的傻大傻大的，四楞八箍的，没个形状。离开学很近了，我量了量我的成绩，只有16筐。硬着头皮去学校交粪，差了9筐。奸的同学用的都是小的土篮。父母在村中有点名望权力势力的，打个招呼，多少就那么地了，我不行。开学的第一天，就是总结交粪情况，开批判会。我是被批判者之一。张长脖首先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他特有的方式教育了我。
“过来！”，他喊我。
我战兢兢挪过去，“往前来！”，我又挪了一步。到了他够得到我的时候，他伸出了手，捲起中指到小指，只伸开拇指和十指，成八字状，十指在上，拇指在下，对着我的前额狠狠的一戳，“你知道你的错吗？”，我泪流满面，反复的承认错误，并仿照成人的口吻挖思想根源。戳了几下，我离他越来越远，他有些够不着我，“往前来！”，同时用脚横着踢在了我的脚踝上，“立正！”。我越发的害怕，眼泪就越多，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象一年，象一辈子，总之很长，“回去吧”，大赦了一样。
批判会如期举行。张长脖站在前面，“杰，到前面来！”我知道该我了，“……不交粪，…”,其余的不记得了，只记得，到我上四年级离开榆树川小学的时候，仍欠学校9筐粪。
批判会是那时特殊时代特殊的教育方式，教会了孩子怎么整人。喜贵是我小时的对头也是朋友，他比我聪明。村边的蝈蝈他抓的最多，蝈蝈笼扎的也比我好，打架也比我灵。
三年级以后，就到5里以外的周家屯去读4，5年级。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离开了张长脖。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老师宿广珍，矮矮的，一身黑的中山装，声音很和蔼。开学考试，我考了第一。他当着同学面说了我最有面子的话：“杰在你们那，不是班干部，也不是红小兵，为什么学习这么好呀？”，没人回答，只有我知道，因为张长脖讨厌我。接下来，我就成了班干部。班长生病，我就成了班长。没加入红小兵，却是周家小学红小兵大队部的劳动委员，而且还参加了讨论批准我加入红小兵的红小兵大队部的会议。现在看来有些不合程序。
荣誉接踵而来，五好学生，小先生（帮人识字）等，但我没忘了掏气。学校号召同学们拾榆树钱。女同学都拿着筐到山里去捡，我们男同学就到山里去玩，暮色仓茫，却一无所获，想想明天上学老师批评，才有了后怕。几个男孩子聚在一起商量。我是头儿，我的主意是统一口径，告诉老师，山上没有，榆树钱儿被风刮没了。可女生交上去，怎么办？拦住她们，把榆树钱儿倒掉。第二天上课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女同学揭发了我。但没什么，嘴上批评远没有张长脖的手令我害怕。
榆树川北面的北大山，尖山子西面硕达户山。这一串连绵的大山，围绕着这个屯子。这个屯子里，有着无数的每天发生的破破糟糟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它就是碎末，它就是碎片，我也无法把它连接起来。就像前面说的，我只能用手，把它搂到一起，尽量的捧起来。但是它永远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现在的榆树川，人越来越少，剩下都是老一辈子。年轻的人，下一代的人，我不认识的人都走了。那时候的小学，我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的小学，前年已经卖了，卖给了别人。本来我想把它买下来。为了我的记忆。但是买它的人一个是村长，另一个是我的表姐夫。我的表姐夫来对我说：你别买了，你反正你买了你也不住。我的父亲看看我。我也不好拨表姐夫的面子，我说：那好吧。那一所小学，一趟房子连同操场，6万块钱卖给了村长和我的表姐夫。等到这两年我再去的时候，当年的教室已经改成了住屋。那个操场，那个非常平整的，黄土垫成的操场，已经变成了稻田。
学校是在两个队部的西面，也就是说，学校南北的距离和三队四队队部南北长短相当。学校北面有一排房子，是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南面是操场。操场南面是一个很深的敞口很大一个大沟。从操场边儿，就是沟沿儿到沟底大约有几十米。这样操场南边儿到沟底就有一个大斜坡。三队在这沟底沤肥，挖了很大的几个池子，把牲口粪，队里养的猪粪都拉到了这里，灌进池子里，再上山拉来黑土盖上。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刮南风的时候，就会闻到非常刺鼻子的粪味儿。那时候全校只有一个篮球，一个足球。有时候操场上孩子们打篮球或者是踢足球有的时候使劲一踢就会落到沟下的粪坑里。好在这沟上边，就是学校的西南角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叫他西小坝儿，就会将捡起的粘了粪的球儿到这个小坝儿里用水把它洗干净。
在这个沟沿儿操场东南，有一块平坦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叫他小庙儿。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像现在用石头或者木头定制的土地庙，也没有其他的标志，它只是一小块平地。村里有人老了。屯子里人把死叫做老，老了，就是死了，所以你看到有人见到另外一个人跪下说：我的父亲老了。实际上就说他的父亲死了。那么人老了之后，家里人呢，在没有出殡之前，要按照本地的习俗送浆食，就是免得死去的人受渴挨饿。出灵时要西天指路等仪式有的也在小庙儿举行。所以，当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就会听到非常突然的刺耳的哭声。尤其是儿媳妇，姑娘，大家都觉得只有哭的很悲惨才是最孝心的。学校的西边也就是四队的场院的边儿上那个厕所。所谓的厕所就是用木头和草简单搭了一个棚子。
下课以后我们这些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小便男孩还可以，但是大便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它那蹲位是悬空的。顺长横着的两根木头，中间搪着一块块儿木板，两块板之间就是一个蹲位。两个腿踩在板子上，低头看着屁股下面一米多高粪坑，腿儿总有些软。有一次，不知哪个同学把他的裤腰带掉进了粪坑里。那个时候人穷，最后用木棍把裤腰带挑了出来，到小坝儿里用水洗干净，然后再重新系上。
学校的房子也是经过几次变迁才到现在，我表姐夫和村长买的那个教室不是我上学时候的教室。我刚上学时是没有教室的，是四队队部里的临时倒出的一个空房子。用土坯,摞一米高的两摞土坯，中间搪一块木板就是课桌;矮半米高的两摞土坯，上面搪一块砍成平面的木头就是凳子。凳子一排坐三四个人。杰和几个丫头小子坐最后一排。有个丫头叫陈二华。几个坏小子一使眼色，同时往起一站，腿一拱，陈二华没有准备，轰隆一声凳子倒了，陈二华摔了个四脚朝天，呜呜哭着去找老师小张福告状。
小张福也不认识太多的字，因为有一条腿不太好使，在队里干不了农活儿，队上就派他来哄这帮孩子。他教语文、算数还教唱歌，也就是音乐。有一回教给我们唱什么高粱战戈。高粱战戈，我一直也没有想明白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直到上高中偶然我才明白，那句歌词叫高粱帐里。
小张福人很好。但他只能教一二年级，再往上年级他也不会。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教室有所改变。土坯草房的教室，新盖的。屋里的木桌课桌由；摞起的土坯变成了地上钉两个木头桩子，上面再钉一条木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凳子是两个矮木桩，再钉一个木板。比原来的土坯课桌稳当多了。教室也不像原来屋里灰那么大，地面儿经过了夯实。如果不使劲用笤帚扫，是不起灰的。偶尔，有的时候也撒点水，然后等水洇完了再扫，屋里就一点灰也没有。
冬天，屋子里烧炉子。土坯打的炉子有铁炉盖，带有铁炉筒，虽然说上课也会冻手冻脚，但是比原来的教室好多了。每到秋天，学校就组织我们这些学生到山上去检查的话，每次我都很努力。有一次我特别卖力的去扛了一根木头。在我那个年龄里，我的劳动是努力的。张老师看了以后，没有说什么。干活回来班级总结的时候，他却表扬了凤华，就是大队书记的女儿。凤华只是从山上捞回来一小枝树枝。张老师表扬她劳动很积极，态度好。而我扛的那个木头，很重的木头，他却连提都没有提。
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就很好了，语文总是会打100分，算数成绩也好。但我不爱劳动。我的劳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甚至对劳动很恐惧。有时候，学校也会组织我们上山，去捡山核桃，勤工俭学。大家背着书包到山里捡山核桃。有一次我们去北山上捡了一下午，大家有的用书包，有的用面袋儿子，大家背回来多的七八斤，少的三五斤。但是治中是最有意思的，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既没有背书包也没有背面袋子。到学校的时候，老师说治中你捡的核桃呢，他说有啊，你看老师我捡到了，两只手摊开，一手攥一个核桃。这个故事，当时就觉得他真的比我们聪明。如今这个聪明的人也很多年不见了，听说在屯子了买了冯二的两间房。老爸说，他买了也没看到他回来住。也许是给自己告老还乡准备的窝儿吧。
自忠小学没有毕业就不念了，学习不好，他对念书没兴趣。我在拉林高中的时候，每周六都要回家里取点儿咸菜和酱。有时候他会借个自行车驮着我，送我去九三火车站，这一去一回六十多里路呢。当时没有钱，他每次都是饿着肚子去饿着肚子回来。暑假我俩偶尔会拿一个筐到东沟子捞一点鱼，回来我俩就喝点酒。有一次我俩捞了半筐的鱼，老妈用大酱加点土豆炖了半锅。家里没有酒。志忠厚着脸皮借了大半个屯子，最后在王琴家借了半瓶白酒。再后来我去了省城读书，他找了一个媳妇，是岭北的。媳妇跟别人订过婚但没结过婚。治中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一次喝酒以后扶着杖子回去的。再后来就出去打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听说在北京打工。前两年联系上他的时候他说他去了国外。我以为他去的是泰国，还在微信里跟他开玩笑，说你行了，毕竟出国了，有时间把我也带去看看人妖。他给我回微信说是柬埔寨不是泰国。一七年儿子婚礼我并没有告诉他，知道他境况不好。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消息，打电话说一定要参加儿子婚礼。我说你就不要回来了，回黑龙江再回去，一来一回浪费钱。他说没问题，一定要回去。婚礼的时候微信转了500块钱说，实在对不起，回不去了，给孩子祝贺婚礼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