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听人劝吃饱饭

    端午节那天下午，我带着两名场工来到公司，开始装车拍摄器材。与此同时，师娘已经组建起一支由七名动画师组成的团队。这几位动画师专注地坐在工位上，守着电脑敲敲打打。场工们忙碌地把货架上的器材堆在地上挑挑拣拣。而我则在构思着，实验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幕电影拍摄技法。在当下的工程行业里，甲方不按合同付款已是常态，何以至此？在我看来，这背后离不开乙方逆来顺受的默许、离不开乙方尽愚忠的必然，更离不开乙方贫贱不能移的本性。我情愿自己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从而得出了以偏概全的结论。李老师为此曾找同行高人取过经。高人劝告他说：“这年头，哪儿还有能够按合同付款的项目呀？这些被层层分包的项目，本身就是个行为艺术！想要苟活于乱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严控成本，将上家支付的第一笔款当做整个项目的执行费用来精打细算。二是嫁祸于人，将利润扣下后再将项目转包给下家，这样即使出了问题，也有人为你分担责任。”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李老师和我一番商量后，得出结论：无论是选择“严控成本”，还是选择“嫁祸于人”，我们都必须确保能够拿到足够的成本费用。多年积累的项目经验和教训，让李老师早已实践出真知：渺小的个体往往会通过不可名状的细节对一个未知的庞大系统做出判断，而这种被称为直觉的东西，对人的影响异常强大而准确。

    “死局一个！”李老师以一种略带失望的语气对我说，“要不退钱，及至止损……把那么多演员请来棚拍不现实，我不信甲方愿意负担这一笔额外的人工费和差旅费。”

    “老师，这项目得干！”我又说，“如果放弃了水幕电影，那今年的黄金时段就浪费了。不仅如此，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时支付。公司价值六十万的影视器材每年依然折旧三成。另外，别的项目也未见得能好到哪儿去。”正当李老师感到束手无策时，我忽然琢磨出了一个降本增效的绝妙办法。

    随着夕阳的沉落，夜幕降临，我换上一袭白衣，自告奋勇上镜。两位场工用小推车将两盏摄影灯拉到楼下，经线轴取电，摄影灯一开，瞬间，原本昏暗的停车位被照得犹如白昼一般明亮。一位场工的手机播放出悬疑惊悚电影《午夜凶铃》的氛围音乐。另一位场工则以其肉嗓哼出了幽灵音。我蹲在一口井台上，等待接下来的拍摄测试。李老师打开摄像机，监屏上显现出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寒气遮蔽了月光，室外的寂静令人不寒而栗。我吹着口哨，缓缓从井下爬了上来，脸上挂着一副杀人抵命，欠债还钱的哀怨模样，仿佛刚从地狱的深渊中逃脱出来……就在庆祝笑声连成一片时，李老师的手机突然响了，是陈夕打来电话。

    “李戊，忙什么呢？找你打听个事？”陈夕问。

    “我都忙得脚不沾地了！”李老师苦笑回答，怕陈夕不理解，他又继续解释说，“我到手这点预算，可根本请不起晋剧、打棍和蹦鼓子那几十号演员请到北京棚拍……为了这个项目还能推进，我和林子正在楼下做实验呢，论证一下能不能找个黑灯瞎火的野地当背景。”

    “真服了你了。”陈夕笑着说，“他们赔你航拍器了吗？”

    “怎么可能？”李老师无奈地说。

    “那他们给付你二款了吗？”陈夕继续问道。

    “没给全，大部分给了。”李老师故意说得有些不满。

    “哎——”陈夕长叹一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刚才找汪丁要我的导演费，你猜他怎么说？”

    李老师调大了手机音量，好奇地问：“汪丁怎么说？”

    陈夕的声音如同泄气的皮球，拖得长长的，继续说道：“他说，方乙打来的二款，都被你和刘丙要走啦。他还指责我不够积极……让我等三款到了再谈我的费用……算了，你先忙吧，我不打扰了。”

    挂断电话后，我们迅速回到机房，将刚拍摄到的素材导入电脑。大家围坐在电脑前，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测试画面，期待着能够看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当测试画面呈现而出时，我们都为之一振！从画面的整体效果来看，人物明亮而清晰，背景则是纯黑色，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画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更让我们惊喜的是，这样拍摄不仅省去了繁琐的抠像合成步骤，还大大节省了后期制作的时间和精力。

    李老师果断做出决定：“干脆就叫‘午夜凶铃拍摄法’吧！等到了现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棚拍场地，那么晋剧、打棍儿和蹦鼓子，就这么拍了。”

    接下来，两位场工按我的要求，把最后几件器材也抬到楼下，并稳妥地装入车内。随着后备厢盖缓缓合上，车内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李老师站在一旁，目光深邃地望着眼前的凯迪拉克xts和哈弗h6。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他眉头微皱，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直到二零二一年新冠疫情肆虐、公司被迫转型时，我才从李老师的口中得知，他当时思考的是：为什么设备越来越精良、人手越来越齐全、他个人的导演经验越来越丰富后，反而公司的经营却越发举步维艰了呢？

    突然，李老师想起了汪丁还欠他一万块钱的事。于是他立刻给汪丁打去电话：“汪丁，你不是说，今天还钱吗？”

    汪丁在电话那头，连忙解释道：“哎呀，都忙忘了！等一会儿就还给你。”

    没过多久，李老师的手机提示收到了一万块钱的转账通知，汪丁履行了他的承诺。然而，李老师还沉浸在那种不可思议的氛围中：“汪丁办事还算靠谱吧……”

    站在一旁的我，忍不住接道：“您不是常说，机器再不靠谱也比人靠谱吗！”

    “靠谱一百倍！”李老师脱口而出，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严肃得吓人。

    器材装车完毕后，两位场工离开了公司。李老师有感而发，他最初没想买任何一件影视器材，只是因为租赁设备无法适应经常滞后的工程周期。于是，他开始购买一些器材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竟然添置了如此齐全的器材。

    几天后，由于陈夕神隐不来，方乙和汪丁要去外地开拓新业务，李老师只好和我连车带人前往明珠。尽管方乙和汪丁不在身边，但他们的监督却依旧无处不在。甚至在开车前往明珠的路上，他们也不忘来电，与李老师逐条核对“拍摄计划”。二人还各有分工：方乙总是会明知故问某种创意怎么实现？汪丁则是欲擒故纵地问场地、演员、拍摄器材的筹备情况如何？出发前，我特意查看了“未来十五日天气预报”，发现除六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这段时间会是晴天以外，其余时间都预报有降雨。我曾开玩笑地说，一定是雷公、电母和龙王在明珠斗起了法。李老师说，不过这样倒好，省去了选择拍摄时间的烦恼，也减少了各级甲方的干预。

    六月二十一号中午，艳阳高照，我和李老师驱车拉着影视器材来到了京畿市戏曲艺术研究院。我们将器材存入传达室，然后走向街边，找了一个小饭馆，又把王队长约来一同探讨拍摄计划。由于不好直接问“红头文件”是否已办妥，李老师只好当着王队长的面，打电话联系上研究院的副院长，直接对接拍摄时间。相对上一次当面的客套，这次副院长直截了当地问：“你们的预算是多少？”李老师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王队长见状拨通手机，推门走了出去，无疑是去搬了救兵。李老师将研究院不愿义务劳动的情况，发到工作群里。不一会，方乙和汪丁口径一致地来电说道，就让王队长想办法。王队长坐回餐桌，挂断手机，把与救兵的沟通事宜讲给李老师听。两位场工们也脱下外套，低胸背心下健硕的肌肉上露出了纹身。

    王队长说：“喝个‘革命小酒’的事，我动用个人关系解决！”

    晚餐时间一到，王队长像变魔术般搬来了救兵——大哥和二哥。王队长叫来服务员，要了几个酒盅，为大哥、二哥斟上了白酒。我们拄着酒瓶围在四周，李老师则以开车为由独享一瓶汽水。

    酒杯一端，情比金坚。王队长告诉大哥和二哥，他指使不动京畿市戏曲艺术研究院，看能否托人联系上明珠区晋剧团给办了这事。大哥和二哥听完后，争先拍着胸脯说，你算是找对人了！说罢，就打电话给老同学。几通戏谑的地方话后，电话号码就发了过来，再打过去，电话那边满口答应。

    眼见晋剧拍摄有了眉目，王队长逐一检查起每个人酒杯里的酒水高度，并对我们几位说：“事给你们办成啦！”王队长掏出一支烟在新手机屏幕上蹲了蹲说，“拍摄时间不变，换个地方。”

    我和李老师轮番感谢，又为大哥二哥点燃香烟。也是没话找话说，我将话题引向了“红头文件”的作用。王队长呼出一口混着辛辣酒气的青烟说：“不是讲公事公办吗？下个月市里来人，我也公事公办一回！”

    李老师举杯劝和说：“哎呀，没必要的，您别动气。”

    大哥二哥和我们轮番干杯，说：“这公家项目，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位场工见怪不怪地说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几句放肆的酒话，令饭桌气氛又轻松愉悦起来，以至于大哥和二哥问道：“你们管事儿的那个方总、要帮我们孩子张罗对象的那个汪教授，还有那个拍电影的那个陈导演，怎么都没来啊？”

    “他们都在忙呢……”李老师转头对我说，“林子，你赶紧带人去把那边传达室的设备装车拉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