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工作问题

    我来深圳已经十几天了，有时候白天出去乱逛，或者上网，或者读书，睡觉，有时候写写日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一个人坐车到处转。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然后再坐回来，在中途下车转另一路。我不怕迷路。我知道如何坐车回塘朗。有几条线路我已经弄熟了，我可以先坐车到自己熟悉的站点，然后倒车转回来。我这样到处逛是必要的，想了解深圳，就得到处走走看看。就这样，深圳的版图逐渐在我心中成型。

    我像孤魂野鬼一样到处游荡。深圳的表层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是她的内在我还没有接触到。光是走走看看还不行，观光客看到的总是肤浅的东西，他们以为眼中所见就是一切，大呼小叫，结果只发出一通让人笑话的议论。我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要了解一座城市，你必须融入，化身为她的一份子，跟着她的节奏一同呼吸。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感受。要想融入，你必须有一个据点，而不是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你最坚固的据点，就是一份工作。随便什么工作，差一点的也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干活。

    我过了十几天的天堂生活，很快乐，但是脑子并没有因此烧掉。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必须找一份工作。读书虽好，终非长久之计。读书是灵魂的事，但是书本并不能养活我的肉体，延续它的存在。我的天堂生活，我的梦幻，终有一天要接触到现实。一个冷冰冰的，坚硬的，锋利的现实。一个充满不测的物体。

    这一次我跌到了问题的内核。

    这可不像国情咨文那般可以随便应付了事。我对工作的见解也还没有平庸到可以做社论。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一下子就碰到了问题的本质和我的惊恐。我总是很轻易就触碰到问题的本质和我的惊恐。这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悲哀。

    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开始有点后悔了。在大三那年我不该放弃选修《古文字选读》这门课程，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早已经是名满学界的考古工作者了，随时可以晋升为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专攻早已失传的中国古代文字，被某所大学相中，在其中当一位体面的教授，闲得没事的时候可以合成一两张东北虎的照片骗两个小钱花花，还可以创造“正龙拍虎”这样富有讽刺意味的习语，为中国文化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再不济也能混个文化顾问来当当呀。现在倒好，一无所长，除了喜欢读书和偶尔涂抹几首歪诗，什么都不会。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草率放弃那门古文字选读课程，不该过分迁就自己。当时我太任性，太过于重视个人观感，我不喜欢授课老师那副平庸丑陋的长相，不喜欢古代铭文或甲骨文曲里拐弯的不像话的线条和愚蠢的造型，那都是些老朽的遗物，跟欣欣向荣的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我为自己的自负和愚蠢付出了代价，我受到了现实的嘲弄。我以为过去的东西永远属于过去，与现在不再有关。现在我明白过来了，没有什么过去的东西是不属于现在的，而过去一直就是活生生的现在！过去的北京故宫依然是现代的精美建筑，而我们，富于现代精神的现代人，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意识也仍然是过去式的。人不可能跟自己的过去完全断绝。我后悔了，也许当初不该选择读中文。也许，当初我就不该出生……“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古老的问题：我该干什么？我该如何重新做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做人等于找工作，或者等于做事？可是成功的人都说，要做事，先做人。我给搞糊涂了，还是先做事吧！但做什么事好呢？关于职业的选择，我记得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精力和才智是极其有限的。职业的选择不能听任自然，初出茅庐者都应该扪心自问:我干什么合适，我具备什么能力？如果力所不及，强求也是徒劳。如果你有个大胆又果断的儿子，与其让他去坐办公室，倒不如让他去当飞行员。”这番话我在一本书上读过，印象深刻。莫洛亚先生（或女士）认为职业的选择应该依据个人的才能做出恰当的决定，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里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道理是不错的，每个人都应该量力而为不是吗？但道理就是道理，文人就是文人，文人的话虽然是真理，可以指导现实，可是理论一旦面临实际，问题马上层出不穷。道理可以说服人心，但生活却有它自己的逻辑。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应该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才能。问题是：假如我对自己的才能认识不足呢？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教科书里可没有这种问题的答案！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让父亲来安排儿子的命运吗一手包办一切，就像包办婚姻一样，走老路吗？假如当父亲的没有这个能力呢？不对，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自己。现代精神要你自己掌握命运，这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你要告诫自己，不要被花哨的理论主宰你的一生。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我心里明镜儿似的，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才华。还有环境的因素。还有偶然性。职业的选择可能无法考虑到个人的能力问题，一个人可能是出于爱好而从事某项工作，也有一些人做事是由于形势所逼。无论是什么原因，才能呀、爱好呀、形式呀，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做。你必须决定。是“决定”带你前行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所行动。在行动中你才能有所领悟。

    问题又绕回来了。我必须具体从事某种职业。

    我有个跑业务的朋友老是向我哀叹：“做什么好啊，你说做什么好啊？”我自己正愁着呢。于是我跟他开玩笑：“咱们去抢运钞车吧。”你去死，他说。他跟我一样时常感到无以为业的苦恼。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着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自己喜欢的又不知道在何方。说白了，其实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过，关于这一点，他们是不会承认的。怎样活着，这是个哲学命题。而我们呢，并不是天生的哲学家。所以，我们才感到苦恼。我意识到我那个跑业务的朋友也在思考这个命题，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而已。他也跟其他人一样，对所谓的哲学不感兴趣，也不想了解，对他们来说，哲学是高级的人才玩的高级游戏。他们不屑一顾，避之唯恐不及。其实不然。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人对此毫无意识。他们找寻答案的方式也不同，有的人靠思考，而有些人用身体践行。比方说吧，有的人可能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追求所谓的成功，追求财富，尽情享受物质，千方百计满足感观需求，就像伊壁鸠鲁学派那帮人那样，所以他们的一生都在挣钱，挣钱，挣钱，不停地积累财富。他不一定要有高深的哲学理论垫底，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是实践派，同时对自己的理论毫无意识。就是这么回事。

    我意识到哲学从来都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哲学就是我们生命的特色和本能需要。智慧是人类引以为傲的东西，而智慧也是痛苦的根源。苏东坡说，人生识字忧患始。那么不识字呢？是否就真的像孩童一样无忧无虑？未必。痛苦是生命的原色，而智慧使它更剧。要想根除痛苦，也许要像老子说的那样做到“绝圣弃智”。真是这样吗？我怀疑。错不在智慧本身，而在于智慧的不足。那么我想修正自己的说法：智慧不是痛苦的根源，智慧的不足才是引起痛苦的原因。只有这样看，才能解释非智生命也有痛苦的疑问。有疑问并不痛苦，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才痛苦。

    现在，我的问题没有答案。不过，我相信会有答案的。

    无以为业。这是不是人生最真实的形态？

    我要结束这种形态。

    我的工作问题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关心。知道我辞职后，我的父母都急疯了，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们肯定愁死了。他们怪我不跟他们商量，一声不吭就把工作辞了。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啊，工作清闲，薪金优厚，还是国企呢，而且职位颇高，是分公司的经理助理，前途很大。现在一切都没了。我在那里干了两年。我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但我不能跟他们说。有些事我不想多做解释。在他们面前，我向来是强势的。也许只有在父母面前我才是最强势的，但这无关紧要。他们是一辈子愁苦过来的人，对国家有着强烈的依赖，他们是最具团队精神的，一切依靠组织，他们信赖组织，可组织却扔下他们不管了。他们本来在供销社工作，八十年代很吃香的国企，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他们的工作突然没了，没有下岗证，也不发工资，就这样挂在那里，自己寻找出路。他们穷怕了。我开始工作那阵，我父亲乐坏了，逢人便说他儿子在一家国企上班。我的辞职对他们的打击肯定很大。他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少管束我，给了我别人难以想象的自由。现在再想管我也已经晚了。他们一定非常难过，他们一定感到难以忍受。是啊，爱一个人意味着要忍受他。我的父母一定忍了我很多年。很多年。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极不安分的灵魂。

    我的父母在为我担心。我对他们说，我的事情该怎么做让我自己决定。我已打定主意不再依靠他们。再说了，我依靠他们什么呢？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已经受苦受累了一辈子，我不忍心再增添他们的负担。我让他们相信，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可以自己搞定。所以当父母隔两天就打来一个电话帮我出主意时，我隐忍不发。可是我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来时，就是昨天，我终于发怒了。他竟然劝我说：“我说，你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单位吧，找领导说说情，求求人家。求人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你爸一辈子没求过人，总是信奉‘宁可直着无，不可屈中求’的古训，结果一事无成。你跟领导关系那么好，跟人家说说，人家会同意的，啊？”

    “好吧，我回去跟人家说。”我心里在冷笑，可是语气很欢快。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有没有钱坐车？要不要给你寄钱过去？”

    “不必了，我不回去！我回去干什么呢，我不求人！”

    “你……”电话那头突然没声了。他明白自己被儿子耍了，愤怒地挂了电话。

    我有种杀了人之后的感觉，惶恐、痛快、浑身战栗。

    我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此再也不会管我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创，他的尊严被他的爱子嘲弄了，他不会原谅我的。这样也好。免得他们老为我担心。我不要他们记挂我。记挂我的人，除了痛苦，不会得到什么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好在我还有朋友。

    我的朋友，无论有工作还是没工作的，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你现在怎样？”接着又问：“你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呢？”这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于是我只好说：“看吧，我想先待一段时间，再慢慢找。”

    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找。仿佛那不是我该操心的问题。我每天读书、发呆，要不就是逛街、上网、睡觉。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这就是我一直想过的生活。我问自己：你最想做什么？我的灵魂告诉我:读书，写作。是啊，我就是生来干这个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跟我有着同类的灵魂，他很聪明，有良知，思维清晰，看问题极有深度。他现在也没有工作。我问他干嘛不好好利用自己的才华，像他这样的人就适合搞思想研究。他戏谑地说是啊，他也想到哪个思想研究所啊，可是人家不收啊，他没资格，没有那个证啊。他说得对。我也替他惋惜，其实不用进什么思想研究所也一样可以研究思想的，进那里的人你以为个个都是贤哲啊，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已。不过这番话我没有对他说。我想他应该也懂得的。

    我们是在网上聊的，他对我qq空间里的两首诗十分欣赏，鼓励我继续努力，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大诗人了。我自然是谦虚了一番。因为我心里一直咕噜：诗人，到底是什么玩意？诗歌已经是十分边缘化的东西了，现在流行的是娱乐，周杰伦，刘德华，美国大片，还有奥斯卡，谁还有闲心去读什么诗歌啊。现在的诗歌里全是做作，庸俗，毫无艺术价值，诗歌的价值全都是评论的价值，一个人说好，大家都说好，既然人人都说good，那就good咯。读者没有鉴赏力，诗人没有艺术才能。这就是诗歌的现状。就凭我也想在里边凑热闹，肯定不会成功的。至于结集出版，那是可以办到的。只要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磨推鬼。没有厚脸皮、敏感、正直、阴郁、家境不殷实、性欲旺盛，千万不要写诗。

    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我知道自己有写作的才能，但别人不了解，我跟他们说，他们会笑我的。他们嘴上不说，也会笑在心里。我想先把小说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再说，一切就都好说得多。因此，我心中一直埋藏着这个秘密。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说与不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就是说出来也没什么，别人也不会当真的。除了自己，没有人会把别人的话当真。这点我很了解。既是如此，说或者不说又有多大分别呢？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

    我要是把自己的现状告诉家里，父亲会气死的。我不知道在父亲的眼里我算不算一个不孝子，但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肝不好，右耳的听力几乎丧失了。母亲身体好一些，可是近两年肾老是出问题，她老说肾疼，可是去医院检查，医生却说肾脏没什么问题。现在的医院里全是庸医，大专毕业就回家开诊所，有关系的就弄进公家医院里去。医生们才不在乎你得的是什么病呢，开些药给你吃，要不就开刀，把纱布、剪子之类的东西留在你肚子里。把持医院的那些人不是医生，都是些精明的商人，屠夫。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状。家里人什么事情都瞒着我，把我当外人，我打小离家求学，很少回家，回到家里就像住旅馆。父母动不动就大吵，家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我很小就已经独立了，思想上独立。所以现在我也要开始欺骗家里人了。除非我的小说大获成功，或者买彩票中了500万，我是不会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想法的。每个人对待生活都会有所保留，难道不是吗？

    我不希望任何人管我。

    现在，来自任何人的建议对我都是一种负担。我把自己逼入绝境，一条死胡同，我把自己逼回自己的内核。只有这样我才会得获自由。

    上帝通过我的父母把我抛入人世，而我通过弃绝他人超越世俗。如果我与世俗同流合污，我的灵魂将备受束缚。它只能忠实于一个主人，那就是我。我将时刻解放我的灵魂，让它自由，就像赫拉克勒斯解救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米修斯那样。

    你开始有点明白吧？我的灵魂若想保持自由，我就必须孤独。我不能和下贱的灵魂同流合污。那些残缺不全的灵魂于我有害，它们的眼睛尚未开启，像刚出生的老鼠幼崽一样盲目地蠕动，发出微弱的嗞嗞的尖锐声响。它们不是刚出生就停止了生长，就是过早地堕落而变成了畸形，总之是功能紊乱的怪兽，用肚子走路的贱种。试问，我又怎能与这样的灵魂为伍呢

    可能你认为我这人过于孤傲清高，难以结交。也许吧。但孤傲清高只是一种表象，是我肉体的一种伪装，目的是保护我的灵魂不受邪恶侵扰。如果你多一点耐心和真诚，你会发现孤傲清高其实是一种普遍的轻蔑。这种本能在每个人身上都不缺乏，有时候人们通过相互蔑视来获得力量。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是唯一的王。这是永恒的真理。

    我敢于说出内心最隐秘的想法。用一种近似于诗的语言。这就像一种探险，在灵魂的矿井里往下挖，挖得越深，人们越惊叹。人们不在乎你将挖到什么，金子、钻石、煤矿，或者仅仅是古老纪元的沙石，人们只注意你挖掘的深度。人们会说：“这家伙有深度，十分深刻。”然后颁发给你普利策奖。那是奖给新人的，奖励他的发现。而小说就是对这种挖掘的描述。在我看来，小说不过是把人们深埋于心的事实公之于众的一种叙述过程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干这个。

    但是我不能只干这个。写小说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冻馁之虞。我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得找份工作，而且要快，因为我的积蓄本来就不多。

    就这样，我又一次从天堂坠入人世，满带着迷茫和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