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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小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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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渐渐亮了,我也逐渐好转。

    至少高烧的迹象似乎有点好转。

    我的奶奶见天亮了,现场还有我的母亲和大婶照顾,所以她提前回家了。

    因为家里面还有我瘫痪在床的爷爷需要照顾。

    一晚上没人在家照看着,着实让人放心不下。

    从镇上回去还有大概12里左右的路,我奶奶就这样走回去的,更何况那个时候的路还崎岖不平。

    奶奶刚走到医院门口不远处,我的母亲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将怀中的我放给我大婶抱着,然后柱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奶奶追去。

    后来听我大婶说,我母亲是去追我奶奶要钱。

    因为那时候的老人封建思想特别严重,一家人挣的钱都要交给家里最强势的人集中保管,集中使用,感觉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作品中的贾母。

    所以我母亲身上根本没有一分钱。

    即使她已经是古家的媳妇,是孩子的妈妈,是丈夫的妻子。

    但她都没有管理哪怕一文钱的权利。

    我母亲边追边喊,我奶奶耳朵有点耳背,听说是小时候发高烧烧坏的。

    所以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母亲才追上我的奶奶,中途还摔了一跤。

    可以这么说,那个年代,决定我和我母亲能否活下去,我能否健康长大的人是我的奶奶。

    我现在都能够想象得到当时的画面:我奶奶凶神恶煞地训着我的母亲,母亲卑躬屈膝地低着头挨训,那些什么平时干点活像摸蛆一样,要死要死的,要起钱来凶得很这样恶毒的话。

    在我母亲的软磨硬泡下,奶奶终于松口,从包里摸出一张20元的零钞,那张百元大钞被她紧紧拽在手里。

    母亲握住20元的零钞,苦苦哀求奶奶再给一点,这点钱完全不够医药费,更何况两个大人加一个马夫肚子饿了需要花钱吃饭,我奶奶又是一顿短命儿要钱奴,然后半天才从钱袋子里抽出一张10元旧钞,极为不情愿地扔给我母亲,转身走的时候还说着这是你家俩娘母的救命钱,多了没得,少了自己想办法,然后脚下生风般的离开了。

    我的母亲感恩涕零地握住我的救命钱,抹着眼泪笑了。

    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医生和马夫终于回来了。

    他们带来了我的希望。

    我因为高烧一直处于半醒半睡状态。

    马车的铃铛声远远地响起的时候,母亲和大婶就赶紧抱着我跑到路边迎接医生,医生从马车上顺下一个大药箱,那是整个镇一个星期的用药,然后招呼着我母亲们进屋,来不及喝上一口水,医生赶紧看了看我的状态,有些担忧地说孩子怕是要被烧坏了。

    我的母亲吓得赶紧从包里摸出那张皱巴巴的10元大钞,嘴上说着只要医生肯救我,就是让她做牛做马她都愿意。

    医生并没有接过钱,只是说了句救孩子要紧,然后就开始配药。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怀里躺着,手上扎满了各种针眼,医生泡来一杯苦得不能再苦的药,让我大婶协助我母亲给我喂下,我哪里能喝得下,药刚入口就被吐了出来,反反复复好几次都失败了。

    急得母亲直担忧,因为这些被我浪费的药是需要花钱的,而她全身上下只有30元钱。

    最后我是几乎被架住撬开嘴灌下去的药。

    喝完药后本以为会好点,一天没吃东西的大人们即使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

    母亲拿出那皱巴巴的10元钱,让大婶带上马夫和医生去吃碗粉,我们那边那个年代在街上最好吃的也最实惠的是牛肉粉,但每碗要2元钱。

    大家都相互推辞着说不饿,孩子看病要紧,一天不吃饭也饿不死。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大家肚子都饿得呱呱叫的时候,母亲过意不去,给大婶叮嘱几句让她看好我,她出去上个厕所后就朝街上走去。

    过了差不多半刻钟,母亲提着3碗牛肉粉和几个白面馒头回来了。

    然后给了医生、大婶、马夫一人一份牛肉粉,唯独没有自己的。

    大家都相互推让着,母亲及时说明自己已经在街上吃过了,不然也不会要那么久才回来,让大家赶紧趁热吃,凉了味道就不好了。

    大婶们也不再推让,各自吃起来。

    其实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必然是没有吃过的,因为她要留钱给我看病,她手中的白面馒头就是她给自己准备的餐食。

    大婶们吃东西的时候,母亲抱住我去往了卫生间,其实母亲是为了回避牛肉粉的香味,因为她的肚子也在呱呱叫。

    下午的时候,大婶和马夫们见我稍微好转就回家去了。

    卫生院里只有母亲陪着我。

    等到晚上的时候,我的高烧基本上全退了,医生建议先观察一晚上,暂时不用药,因为那个年代的药有钱不一定能买到。

    况且还没钱!

    半夜的时候,我和母亲孤零零地蜷缩在卫生院的长木椅子上,医生已经在值班室睡去。

    冬夜的寒风肆虐着,亦如我飘零的生命在黑夜中左右摇摆。

    后半夜的时候,母亲被刺骨的寒风刮醒,她实在是太困了,即使我半夜里哭过一次她也没听到,虽然她极力让自己不要睡着。

    母亲看我脸色不太对劲,整个人气息很浅,白天吃的喝得药几乎全被吐了出来,母亲慌了。

    她轻轻在我耳边喊着“小梵、小梵”,但我半天没有反应。

    我的母亲又轻轻摇了摇我,见我还是没有反应,她彻底慌了,抱起我就朝值班室走去。

    屋外的寒风更加肆无忌惮地喧嚣着。

    医生被我母亲焦急的敲门声喊醒。

    当医生看见我气息已经很弱的时候也慌了,嘴上念叨着“不应该啊,今天的药肯定没问题。”

    然后又开始抓药。

    当针头插入我的血管中的时候,我甚至没有一点反抗和疼痛。

    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

    医生找来一些碎木屑,在火盆里升起了寒夜里的炉火。

    处于昏迷中的我终于感受到了外界的一丝温暖。

    连续输了两瓶药以后,我依旧没有醒来。

    母亲苦苦哀求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救我。

    我似乎能听到母亲当时声嘶力竭的哀求。

    但药水没有见效。

    我的呼吸还是极为微弱。

    医生建议我母亲去往县城的医院,虽然此时去往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但这也是医生的本能。

    我昏迷不醒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哭,眼泪几乎流干,眼睛肿成一团。

    第二天我依旧在昏迷。

    那个年代去往县城医院看病有点天方夜谭,对于我们这些山旮旯里的生命来说简直就是奢侈,浪费钱。

    因为连活命都不能靠天意。

    我昏迷不醒的消息终于在第三天通过老家寨子里来赶集的马夫传了回去。

    村里的人也都来卫生院看了我最后一眼,纷纷抹泪,劝我母亲要想开点。

    夭折个孩子是可以被理解的。

    一个不行可以生两个,两个不行可以生三个。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走过来的人,家里面基本上都是2至3个孩子,我母亲们那一辈更多,有些家庭甚至能达到7至8个,不是谁想要生那么多,而是很多时候完全预料不到疾病会突然降临到哪一个孩子身上,多生几个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的母亲坚决不放弃,奶奶最后扔下一句:“要医我是拿不出钱来的,你看你生的这个短命儿花了老娘这么多钱,那天给你的30块钱就是娃娃的买命钱,多的没有。”然后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

    好在我大婶的儿子在镇中学教书,奶奶走后,大婶去学校找了我小叔,从他那里借来了他一年攒下来的工资,也就是100元多一点,然后交到母亲的手中。

    就是这100元的续命钱,让我能够持续昏迷6天而不至于殒命。

    在连续用药6天,连续昏迷6天后,我终于有了一线生机,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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