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秦汉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
秦汉时期的经济发展
秦汉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农业方面，官府推行代田法、区种法等，标志着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发展到新的阶段；在商业方面，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贵族官僚操持商业活动，如辜榷，不利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在水利工程方面，主持开凿漕渠、白渠等，有利于水上交通、农业生产的发展。
漕渠
西汉时期在关中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运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调几万民工开凿了同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向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漕渠使得该段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得漕渠沿岸万顷农田受益，推动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
白渠
西汉时期在关中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公元前95年，汉武帝采纳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渠道。它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入渭河，同郑国渠基本保持平行，长达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这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重要水利工程，在改善土壤条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产生重要作用。至唐朝时期，由于郑国渠已完全废弃，白渠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河渠。
代田法
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一种耕作方法。汉武帝末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汉武帝命令赵过担任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所谓代田法，就是将一亩地分为三垄和三圳年年互换位置，保证能够休养地力。因每年更换位置一次得名代田。下种时，将谷种种在垄里，等到幼苗长出后，将垄上的土推到垄里，起到抗旱保抗倒伏的作用。代田法配合精巧的农具，实现田间精细管理，每亩产量能够增加一斛到三斛。代田法是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代表。
区种法
西汉时期氾胜之总结出来的一种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林式的耕作技术，将土地划成若干小区，种一区，空一区。在播种时，掘坑点种，注意区别不同作物之间的点距和株距，在生产过程中集中使用水肥。区种法有利于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反映西汉农业技术的发达。但是由于技术、人力要求条件过高，所以无法普遍推广。
辜榷
西汉末年出现于商业交易中的一种包揽政府买卖的独占行为。始于西汉末年，在东汉很有市场。这种向官府包揽式买卖，往往可以从中获得垄断性的高额利润。一般从事辜榷经营的，都是同豪门贵戚、高级官僚有勾结的富商大贾。辜榷容易导致垄断行为，不利于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
秦汉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汉朝统治者总结秦亡教训后，以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同时儒家思想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发展。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陆贾（著有《新语》）、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等。其中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他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诸子学派的主张，形成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观念，集中保存在《天人三策》中。在目录学发展上，刘向和刘歆父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创作了《别录》和《七略》等。在经学发展上，汉代经学产生今古文经之争，也产生过经学和谶纬之学的融合，经过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后,最终今古文经融合的趋势完成于郑玄。此外还诞生《说文解字》。在哲学方面，诞生《论衡》这一著作，在文学方面，诞生《古诗十九首》，奠定五言诗的发展基础。在科技方面,诞生《太初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著作，蔡伦发明蔡侯纸等。
陆贾
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早年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经常出使诸侯国，深得刘邦赏识。汉高祖和汉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向汉朝称臣。陆贾是汉朝初年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学说和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的关键。著作《新语》等，是研究陆贾思想的主要根据。
《新语》
西汉时期陆贾的政论散文集。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命令陆贾著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将其书称作“新语”。在《新语》中，陆贾主张“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策略。《新语》为汉朝初年的统治思想奠定基本模式。
董仲舒
西汉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汉景帝时，担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把儒家思想和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糅合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等。
春秋繁露
西汉时期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著作。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皇权的需要，董仲舒对儒学理论体系进行改造，《春秋繁露》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同时，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建立一套“天人感应”理论，给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该著作是研究董仲舒思想和汉代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
《天人三策》
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应对贤良方正科策问的三篇策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郡国举贤良方正，董仲舒应诏对策，共有三篇策论，称作“天人三策”。其内容是发挥先秦儒家思想，糅合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派学说，建立一套“天人感应”理论，给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世界万物都要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统治者要顺从天意，改制更化，用道德教化人民。董仲舒的这些主张，符合当时要求加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对儒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纲五常
西汉时期董仲舒系统理论化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五种道德品格。董仲舒以阴阳的关系说明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突出他们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强调君主、父亲、丈夫对臣子、儿子妻子的绝对支配权。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赋予三纲以神权的威信五常则是个人修身处世的道德规范，附属于三纲。三纲五常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原则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起到很大影响。
公羊学派
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期的齐人公羊高，后来长期在公羊一门中传承，因此得名。汉武帝时，公羊学派开始立作官学，受到高度重视，在今文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起来，公羊学不断遭到古文经学派的批评，加之自身存在繁琐复杂的弊端，公羊学派日益衰微。直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常州学派的发展，公羊学派重新崛起，如康有为吸纳公羊学的三世说、托古改制说等，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刘向
西汉宗室文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玄孙，经学家刘歆之父。官至中垒校尉，世称刘中垒。刘向曾奉命整理图书古籍，撰有《别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刘向大量整理和研究先秦诸子典籍，吸取诸子学派精华，进一步改良儒学，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著作主要有《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
刘歆
西汉著名古文经学家。生年不详，西汉末年人。因精通《诗》《书》《易》《谷梁春秋》等儒学经典，得到汉成帝的重用，受诏协助其父整理图书典籍。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主持整理古籍，在《别录》的基础上，修出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学著作《七略》，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求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同今文经学博士产生矛盾，开启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七略》
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目录学著作。西汉刘歆所撰。汉成帝时，刘向和刘歆父子受命主持整理群书。每整理完毕一部书时，刘向便撰写一篇叙录，记述这部书的作者、内容、学术价值、校雠过程，后来汇集成《别录》一书。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整理群书，以《别录》为基础，撰著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学著作《七略》。其内容已经亡佚，其概貌主要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七略》奠定我国目录学的基础，同时形成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征。
今古文经之争
两汉时期儒学内部针对五经版本产生的争论。秦朝焚书坑儒后，大量民间儒家经书被焚毁，只能由经师口口相传，后来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下来，称作今文经。此外，还有一批由古字书写的儒学经典，称作古文经。汉成帝时期，刘歆请求在太学设立古文经博士，同今文经博士产生矛盾，结果两家争论不休，史称“今古文经之争”。东汉时期，古文经和今文经完成融合，今古文经之争结束。今古文经之争是儒学思想内部的学术之争，客观上起到推动儒学发展的作用。
石渠阁会议
汉宣帝时谈论五经异同的一场学术会议。西汉各家博士解经不同，围绕儒学思想产生一些分歧。公元前51年，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汉宣帝诏令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异同。石渠阁会议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最后讲论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亡佚。唐朝杜佑所著《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章句。石渠阁会议使得皇帝具有政治权威和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白虎观会议
汉章帝时期讨论五经异同的一场学术会议。东汉初年，今文经、古文经、谶纬学说三足鼎立，门户之见日深，经学杂乱不一。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下令召集天下名儒到白虎观，参照西汉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这次会议肯定“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得纲常伦理进一步系统化，同时把当时流行的谶纬学说和儒家经典糅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会后，班固根据白虎观会议的记录整理出《白虎通义》一书，进一步巩固儒学的地位。
郑玄
东汉著名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求学于太学，研习今文《易经》和《公羊春秋》，后随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最后师从马融学古文经。郑玄兼学今文经和古文经，其研究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称作郑学，基本结束古今文经之争。官渡之战时，受袁绍逼迫而随军死于途中。其著大都散件，惟《十三经注疏》保留其《毛诗》和《三礼》注。
谶纬之学
两汉时期一种将经学神学化的学说。是利用神灵名义预示人间祸福吉凶的启示或者暗语。纬是假托孔子用神秘的语言解说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谶纬之学内容庞杂，主要通过穿凿附会来替政治服务。西汉末年，各种势力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斗争，谶纬之学作为一种斗争工具，日益流传起来。东汉初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使其具有国宪的崇高地位，遇到重大问题都用图谶来决定。班固所著《白虎通义》让儒学和谶纬之学结合，使得儒学进一步神秘化。
《论衡》
东汉时期王充撰著的哲学著作。东汉初年，谶纬迷信盛行，当时社会出现反对谶纬之学的理性主义思潮，《论衡》是其中代表作。王充著有《论衡》84篇，反击神学化的儒家经学。《论衡》的内容非常丰富，全书贯穿着反谶纬和反迷信的精神，内容涉及天地自然、家居、圣人、吏治、富贵、诚纬、卜筮、鬼神等诸多当时社会问题,提出了元气自然论、无神论、社会历史的偶然论和命定论等。《论衡》是中国古代一部杰出的无神论著作。
《说文解字》
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东汉许慎所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该书旨在分析文字形体结构，探究原始意义，为通习古文经打下基础。《说文解字》首创部首排列法，字体以小篆为主，兼收古文、籀文，依据六书体系解说文字，保存了篆文写法系统和汉朝以前古训古音。《说文解字》至今仍是研究古汉语的重要工具，对于研究先秦两汉的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物典章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古诗十九首》
东汉末年流传的一批五言诗的合称。作者不详，大致创作于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时，把这些诗编集在一起，题名《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以诗的首句为题目，皆是抒情诗，在艺术上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特征，表现手法细腻，语言精练，结构严谨，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太初历》
汉武帝太初年间撰订的天文历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颛历，西汉初年继续使用。但颛历存在很大误差，常有日食在晦的错谬。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令司马迁等主持修订历法。新历法采用四分历数据，以寅正为岁首，规定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把中国古人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引进历法。《太初历》是我国保留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历法，也是我国历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周髀算经》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算学著作。著者不详，大约成书于西汉中期。书中载有周人用测影日表在周的都城进行观测之事，因此得名《周髀》。该书内容既有天文，又有数学。天文方面主要阐述盖天说和四分历法，数学方面涉及分数乘除法、等差数列、圆周长求法，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等。此书在我国数学史和天文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料。
《九章算术》
西汉时期的重要数学著作。其基本内容在西汉后期已经定型，最后成书至迟在东汉前期。《九章算术》内容非常丰富，总结了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该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搜集了246个算术题目的解答方法，记述了分数四则、比例算法、勾股定理等数学原理和负数概念等。《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已经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国。该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著的一部医学著作。东汉末年，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出《伤寒杂病论》一书。原书失传后，经过王叔和等收集整理校勘，编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处理方法等，创造性地提出对伤寒病“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该书是中医学发展的里程碑著作。
《神农本草经》
中国古代托名神农的一部药学专著。该书托名“神农”而作，实则成书于汉朝。《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同时还根据药物的效能首创药物的三品分类法，将365种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三类。该书系统提出许多药物学理论，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该书是对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氾胜之书》
西汉时期氾胜之撰著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该书在北宋时期已经亡佚，其中一些内容保存在《齐民要术》当中。作者氾胜之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农学家，西汉成帝时期担任议郎，曾督导三辅各地种麦。书中记述了黄河中游地区土地的耕作方法和农作物栽培技术等农业生产知识，包括区种法和溲种法等。该书反映了我国在西汉时期取得的一些农业技术成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的重要资料。
四民月令
东汉后期崔寔撰著的一部月令体裁农书。大约成书于东汉中期，至于两宋时期亡件其中一些内容保存在《齐民要术》当中。四民指士、农、工、商，月令是一种文章体裁，现存《礼记》中有一篇《月令》。该书参照《礼记·月令》的体例，按照十二个月的序记述四民的经济活动。由于其中记录农事的篇幅最多，因此被视作农书。除了叙述农业耕作技术，该书还记录了经济运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蔡侯纸
东汉时期蔡伦改进生产的纸张。两汉时期，开始采用麻等原材料造纸，由于纸质较差未能推广使用。东汉时期，宦官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用树皮、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出价格低廉且适合书写的纸张，称作蔡侯纸。到了东晋末期，纸的使用已经完全普及，并且逐步传至周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