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的富巷

    1992年1月，我出生在浙江北部的县级市余姚。

    我的父亲，是个本分务实、寡言孑然，为人处世十分保守的男人。父亲属龙，在家行七，跟哥哥姐姐们在一穷二白的六十年代吃过不少苦。1984年，父亲参加工作，由于历史局限和观念原因，当年的他选择了驾驶员这一工种，但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古老的工种并未给他的事业带来多少起色。

    母亲说，父亲是她的小学同学。学生时代的父亲是刺儿头，血气方刚、性格暴躁，总爱欺负同学，大姑姑也曾说他是学校的小霸王。父亲喜欢篮球，读书时总在学校食堂里看公牛队的比赛，我长大后，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和我讲述公牛王朝的辉煌。

    青年时，父亲开始追求母亲，还学起了扫地做饭洗衣服，为表殷勤，他常以捎带的名义往外婆家送西瓜和黄鱼，并故意不收外婆的钱。随着年岁增长，父亲渐渐朝居家的方向转变。结婚生子后，他的性情愈发温和，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好。父亲骨子里的谨小慎微，让他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周全和细致，某些方面甚至能用锱铢必较来形容。父亲性格里的循规蹈矩，加之家庭观念重，让他对朝九晚五的工作产生了莫名的依赖。对他而言，陪同领导外出应酬，远比不上给老婆儿子做饭重要，也正因如此，他错失了很多能给事业带来转运的机会。

    我的母亲，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固执己见，但精明能干、善持大局的女人。母亲属马，与父亲相比，她的家庭条件优越很多，外公外婆退休前都在银行工作，她除了个哥哥，没其他兄弟姐妹。母亲年轻时品貌端庄、亭亭玉立，有不少人上门说亲，外公十分得意，可外婆偏偏看中父亲，称父亲心地善良，适合过日子。

    于是，后来便有了我。

    母亲18岁参加工作，50岁退休，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当地的信用社。清晰的工作思路和扎实的业务能力，让她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和提拔，但喜怒形于色的性格，也让她得罪过不少人。

    母亲常告诫我，作为普通家庭，学会经营很重要，该花的钱不含糊，不该花的钱不浪费，大事未雨绸缪，小事随机应变，这样才能逐步改善生活，积累财富。正是得益于母亲的合理规划，我们家的资产水平才能稳健地提高。

    父亲说，最早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阳明东路的凤山新村。我对那儿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凤山新村南边是老中医院，骨伤科特别有名。当年父亲经常出差，奶奶又得照管年幼的二堂姐，母亲只得请了一年长假，全职在家照顾我。

    打记事起，我就住在富巷北三小区东南角一栋楼的二楼。

    从阳台看出去，东面的马路边有家小店，是大妈大婶们驻足闲叙的地方；南面是一栋小洋房，临街有间小卖部，门口的冰柜里有父亲常买的k牌啤酒；楼下的草堆里有块光滑平整的大石头，每到盛夏傍晚，就有位奶奶在上面支起铺子，架上油锅，拿一双长筷，拨弄着焦黄酥脆的臭豆腐，锅边还搁着小袋的蒜蓉和辣酱；西边有个小公园，得走石阶上去，半人高的灌木，当中还有只石雕公鸡；小区北边有条铁路，每天都会驶过一趟趟的绿皮火车，铁路再往北是大片的农田。这就是我对童年成长环境的全部印象。

    父母说，我上幼儿园前他们工作特别忙，每天一早总是先送我到托儿所，然后再赶去上班。当年的托儿所不像现在的托班、早教中心那样设施齐全、活动内容丰富，能吃饱、不走丢，就是早年托管的全部意义。母亲常让父亲送我前往，因为我一进托儿所，总是搬把小板凳默默走到角落，一声不吭地坐好，眼神里充满着失落和无助，如同卖给人贩子一般，她说她不忍心看这幕。父亲说，他每天下班骑车来托儿所接我，我一见他出现在门口，脸上的阴霾便一扫而空，转瞬流露出欣喜的表情，然后迅速起身，放好小板凳，三步并作两步跑向他，爬上自行车后座。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没多久，我正式迎来了幼儿园生活。

    我就读的幼儿园叫实验幼儿园，离家不远，园南边有一座大大的公园，早年没有砖石步道，是男孩们踢球的好去处。父亲说，报到那天，很多小朋友由于怕生哭得梨花带雨，甚至有扒着铁栏杆非要回家的，园门外挤满了依依不舍的父母，还有不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而我，双手叉在背后，在又新又大的幼儿园里好奇地踱来踱去，还拿着教室的玩具去哄那些哭的小朋友，叫他们和我一块儿玩，完全没有一点陌生和胆怯。看到这，父母亲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托儿所的罪也没白受。

    当年有三位老师带我们3班，一位姓毛，一位姓熊，后来还有一位姓张，我只对前面两位有印象。

    我从小不吃海鲜跟河鲜，并非因为过敏或病症，只是讨厌那股腥臭味，尤其是清蒸，因此每当餐盘里出现鱼、虾、紫菜、海带时，我就皱着眉头不吃饭。

    起初，老师以为我吃饭不专注，会哄劝我吃些鱼虾，但时间一长，她们发现我确实一点鱼腥味都闻不得后，便会带我到教师食堂开小灶，做点炒蛋、榨菜肉丝给我下饭，不让我饿着肚子上课。直到现在，每每提及幼儿园的老师和保育阿姨，母亲都会称赞她们的认真负责。

    我小时候最钟爱的玩具是小汽车。父亲说，他当年最常带我逛的便是新建路的华联商厦和南雷路的购物中心。一进门，我就直奔儿童玩具那层，在琳琅满目的玻璃柜边看一排排的小汽车，看完对父亲说：

    “爸爸，我们就看看，不买嗷！”

    我从小有个特点，几乎从不主动开口跟父母要这要那，哪怕很喜欢也不会直接开口，更不敢无理取闹撒泼打滚。但毕竟是父母，总能看出儿子眼神里流露出的渴望，哪怕有几辆玩具车的价格相当昂贵，他们依然会狠下心买给我。家里的车，少说得有一百辆，买回去以后，摔破的摔破，拆坏的拆坏，弄丢的弄丢，基本都难逃我的魔爪。

    母亲说，我小时候有个特别坏的习惯，扔东西，扔玩具倒算了，连生活用品也扔。我曾拧开洗洁精扔进衣橱抽屉，留给母亲一堆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袜子，还把一壶食用油扔碎在地上，滑腻的油淌满客厅的地面。后来，父母一听到我放肆的笑声，便立马神色慌张地朝我奔来，生怕我又扔坏什么。母亲为此十分头疼，而一向宅心仁厚的外婆告诫她，扔东西这种坏习惯不能宽纵，不然会闯大祸。此后，但凡我乱扔东西，母亲便二话不说执行家法，打得我边哭边讨饶，连连保证“下次再也不敢了”。也正是由于母亲的管束，我才改掉了扔东西的坏习惯。

    幼儿园同学当中，我记得名字的有三位。

    第一位姓徐，男生，班里的佼佼者，常驻升旗手。他喜欢领导和指挥其他同学玩游戏，若有人不服从，他便向老师告状，好多男同学都被针对过，也包括我。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妈妈是当时的园长。

    某天，班上的一位男同学失手用笔戳到了我的脸，在左眼下方1厘米的位置。他吓坏了，我一边安慰他没事，一边告诉他，要是老师问起就说不知道，随后我独自去厕所，擦洗了脸上的笔墨。水彩笔的笔尖又钝又软，涂上红药水过几日便也好了，只不过脸上难看些。回到家，父母立刻看到了伤口，母亲很激动，毕竟差一点戳到眼睛，她问我是谁干的，我立刻说，是徐。母亲对此深信不疑，她觉得我不会说谎，老师也没怀疑，毕竟徐平时就表现得很骄横，但碍于其母亲的身份，这件事最后没掀起大的波澜。徐也辩解过，可没人站他那边，而那个肇事的男同学，之后也不太跟我玩了。

    这件事我没敢告诉父母，我承认，用诬陷的方式报复别人确实腹黑，虽然得了逞，但这种快感根本不足以抵消撒谎时的不安。

    再次听到徐的名字已是2017年，那时我在当地的信用社工作，客户与我闲聊时无意间说起，徐的母亲病故，其父与妙龄女子再婚。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自己站在厕所对着镜子擦脸的情景。

    第二位姓黄，儿时的记忆里她似乎叫黄蔷，是个皮肤很白，眼睛很大的漂亮女孩。很多男同学喜欢围着她，用各自的方式吸引她的注意：拿玩具，搬凳子，送蜡笔，甚至拉辫子。我平时不跟她说话，只是在拍毕业照那天，帮她推开了一个老是捉弄他的男同学。2007年底，有人在学校走廊上喊她的名字。我循声望去，回头的是一个高挑清瘦、一头乌黑秀发的女生，她皮肤白皙、双瞳剪水，五官依旧能看出儿时的模样。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她，也不曾听闻她的消息。

    第三位姓吴，是个男生，幼儿园时他跑步特快，总是第一个爬上园东边的大滑梯。再次见到他，是2008年高一时。幼儿园毕业照里瘦小的他变成了高大帅气、一头长发的文科班帅哥。父亲曾说，吴的爸爸是名警察，高中同学又告诉我他父亲是位医生，莫衷一是。高中时我们打过几次球，毕业后也断了联系。

    1998年，我跟随父母离开富巷，搬到大黄桥路的明园花园居住，直到2019年结婚我才搬出去。

    母亲说，当年买这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水泥沙石、木料耗材，很多都是她跟父亲一块儿东拼西凑拾掇回来的。有回夜里出去搬物料，黑灯瞎火的，母亲还差点掉进一个没窨井盖的窟窿，每次说起这，她总不住地后怕。

    装修时发生过好多趣事：我由于吵闹被母亲训斥，一赌气把戴着的戒指从四楼丢下，被母亲按进沙发狠揍，然后把我拎到楼下，命令我找回戒指；我为了人前显摆，带着俩表哥从高阶沿路的奶奶家一路走到新家参观装修；我还把父亲给木匠和电工取绰号的事告诉了他俩，弄得父亲哭笑不得又尴尬不已。

    刚入住时，小区周围除了低矮的民房和破旧的厂区，什么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小区紧挨着土地管理局，北边是条青砖路，下雨天走道像踩雷似的，一不小心泥水就溅满裤腿。父亲常带我穿过西边的民房，到余姚影城去看电影，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叫《神秘拼图》，剧中有一幕我清晰记得，铁轨旁的石块里赫然露出一只人手，给我吓得不轻。

    后来我才知道，电影的主角，那漂亮的外国女人，叫安吉丽娜·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