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明朝之亡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造成明朝之亡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假设一定要谈我的观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疫情。由于这些原因，明朝上上下下都被拖垮了。

    如果没有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也就不可能有陕西出现的大动荡，不可能有李自成的死灰复燃和张献忠的重新举义，不可能有无数民众跟着他们抢富户、打城池、夺官府，至少这些情况不会闹得这么厉害。所以，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明末出现农民大起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个直接原因是女真的崛起，但是这对明朝来说，其实也很无奈。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而且中原政权的很多政策，比如君主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都与防范周边动荡、防范少数民族的崛起有一定关系。事实上，商亡于周、周亡于戎和宋亡于金、明亡于清，属于同一性质。一个一个的王朝或皇朝的更替过程，正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在全球或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完全不受周边干扰，安安心心地过自己的日子。任何民族都没有这种环境，只是受干扰的程度不同而已。

    周秦以来，中国就从来没有脱离过周边环境的影响，女真的崛起也是一种人类发展的自然现象。许多少数民族在和汉族、和中原的交往中，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中原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所以，女真的崛起和它后来的入主中原，实际上也是在轨迹之中运行的。

    如果没有这些原因，明朝也许还能够延续下去，用一个不好听的词来形容，叫“苟延残喘”。但只要有这口气在，随着时间推移，会不会又出现张居正改革这样的历史事件？这是无法预计的。

    除了这些直接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明朝整个官场的腐败。

    一谈到官场的腐败，我们马上能想到两种行为，第一是贪污，第二是受贿。但实际上，官场上有比贪污受贿更严重的腐败，那就是统治者内部结成朋党。当他们党同伐异的时候，所有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都被抛于脑后，他们追求的是个体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

    宋朝有所谓新党和旧党之争，明朝有所谓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士大夫在朝野内外结成朋党，他们都在意气用事，都以自己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为至上，根本不把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这种斗争极其损耗国家的元气。无论是内政、外交还是周边的防御问题，甚至明朝的存亡，在他们看来都不重要，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对手打倒。

    在社会的开放过程中，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世界开始全球化的时候，朝廷不思进取，持续实行封闭政策，包括僵化的科举制度、仍然以农业税为主的呆板财政政策等，这些党同伐异的士大夫都应该承担责任。

    明亡后，中国历史进入清朝时期。毫无疑问，清朝是中国历代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近年，极少数的学者——当然也有很多“民间高手”，赞同一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说法（实际上那些学者的观点在本国学术界也没有进入主流，只是西方和日本的个别思潮）。他们提出疑问：清朝是中国吗？元朝是中国吗？

    元朝和清朝当然是中国。元朝和清朝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从政权来说，它们是中国历史发展里的两个皇朝，和宋朝、明朝一样，只是民族成分的主体有所改变。元朝以蒙古贵族为核心，清朝以满族贵族为核心，但都是结合蒙汉、满汉以及各民族的上层来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的，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

    本章题目与一个伟大人物有关系。他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一般排在第一位），他就是顾炎武。他也是清朝一股巨大的学术思潮——“朴学”的开山鼻祖。

    梁启超先生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学术有过四大思潮。第一是两汉的经学。无论对经学持何种观点，是厌恶还是喜欢，所有读书人都被卷入了经学的学术潮流之中。第二是隋唐的佛学。第三是宋明理学。同样，不管你是抵制还是拥护，都没有办法不面对它，没有办法不受它的影响，或者对它进行批评。对它进行批评，也是受它的影响。如果没受它的影响，就用不着跟它斗气，就根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正是因为受它的影响，所以才会提出批评。第四是清代的朴学，所谓的朴学也就是以考据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潮。

    梁启超后来写了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顾炎武列为考据学的开山鼻祖。他把清代的考据学列为四大学术思潮之一，是因为考据学同样把所有人都卷了进去，而且他认为，清代的这种考据学非常有锐气且坚挺。

    有了顾炎武这位开山祖师，就有了堂堂正正的朴学大军，有吴派与皖派，还有非常强劲的殿军——南海康有为、新会梁启超。

    明朝之亡到底是亡国还是亡天下的问题，恰恰和这位伟大的学者有关。

    顾炎武在《日知录》的《正始》一文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易姓改号，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全是易姓改号。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些属于亡国。

    我和许多人一样，也都曾陷入一个误区。唐取代隋是易姓改号，是顾炎武说的亡国；蒙古入主中原，取代了宋，这大概属于亡天下吧。那么后来女真灭了李自成，取代了明，是不是也是亡天下呢？

    后来，我反复读顾炎武的这段话，读他的书，发现他所说的亡天下指的不是上述内容，而是“仁义充塞”，也就是仁义传统的道德、儒家的学说被抛弃；“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也就是无长幼之序、无君臣之礼。“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才叫亡天下。

    顾炎武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说：

    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礼仪亡才是亡天下，无君无父才是亡天下。

    “正始”是曹魏的第三代皇帝少帝曹芳的年号，时间是在公元240年到249年。那时，清谈之风已经兴起。

    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就在于仁义是不是丧失。谈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传统的学说、传统的道德、儒家的仁义是不是丢失了？如果丢失了，明清易代就是亡天下；如果没有丢失，明清易代就不属于亡天下，仍然属于亡国，是易姓改号。

    我过去也认为顾炎武既然在明清易代以后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他一定是认为明朝灭亡、清朝入主，属于亡天下。而且有很多例子也显示这个变动是亡天下。

    清朝入关以后，起初做了一些很符合汉人和汉族士大夫心意的事。第一，礼葬崇祯皇帝，给崇祯皇帝建陵、追谥、立庙号等，这些都和中国历代易姓改号没有什么区别。第二，祭拜明朝的忠臣。顺治皇帝曾经到保定祭拜明朝的著名忠臣杨继盛，这些举措看上去和中原政权也没什么区别。第三，建历代帝王庙并祭孔。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建元崇德，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孔子庙，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清朝入主北京之后，即以国子监为大学，立文庙祭孔；又建历代帝王庙于阜成门内，祭中国的历代帝王二十一人：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辽太祖及世宗、金太祖及世宗、元太祖及世祖、明太祖；并以四十一位功臣配祭，其中包括许多民众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如周之周公、召公、太公，汉之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唐之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张巡、许远，宋之曹彬、韩世忠、岳飞，元之伯颜，明之徐达、刘基等。这就是文化认同。

    从上面这些措施来看，清朝是在继承周、汉以来的中华文化传统，能说这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吗？不能。既然不能，就不能说明清易代是亡天下。

    但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也推行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歧视政策，比如以“扬州十日”为代表的屠城和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剃发。清朝的政策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百姓如果想把脑袋保住，就得把辫子束起来，把前面剃光。

    即使清朝的统治已经逐渐稳固，康乾时期到来，清朝仍然在利用文字狱打击和压迫对其统治持反对态度的汉族文化人。但与此同时，清朝皇帝对孔孟之道不仅是推行，而且他们自己还真有研究。

    曾静骂清朝，要把清朝赶出去，说满汉有“华夷之防”，雍正皇帝竟然静下心来和他讨论，讨论的记录后来被编成了《大义觉迷录》。雍正皇帝开导曾静说：“按照你说的‘华夷之防’，中原这些汉人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汉人？商是东夷，周是西戎，你们不是都承认他们是华夏民族了吗？”

    雍正皇帝说得其实并没错。中华民族是长期发展的多民族的融合体，我们很难分清自己身上有多少汉族的血统，有多少少数民族的血统。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唐朝为例，李世民身上有多少汉人的血统，有多少少数民族的血统？他的母亲是鲜卑族，他的先祖是从辽东迁过来的，李唐皇室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结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历史。

    顾炎武确实在清朝入主以后组织了反清复明运动，他对明朝充满着感情，对清朝——尤其是其改变宋明以来中国人形象的剃发易服政策深恶痛绝。所以，他奔波于各地，组织反清复明运动。

    如果读者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有兴趣，既可以读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看金庸的《鹿鼎记》和《碧血剑》。这两部小说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包容性，比部分学者、“民间高手”的三观要正确得多。所以，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和亡天下之分，和很多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所谓的亡天下更主要的是指仁义的丧失，在于无君无父，在于孔孟之道被抛弃。

    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在其中发表了一个观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来说，清朝甚至比晚明的保留程度更高。但这和我的另外一个观点并不冲突，我仍然认为明清易代使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停滞了二百年之久。

    在不断阅读顾炎武著作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考，后来陡然发现，原来顾炎武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而不是直接针对明清易代的。后来这句话变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由梁启超先生演绎出来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著名的论辩文章《变法通议》。他把顾炎武的这段话做了演绎，并且说这是“顾亭林曰”。其实，顾炎武的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其实并不是顾炎武的原话，而是梁启超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进行体悟和演绎之后提出的观点。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对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论点的继续发展和延伸。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定论的，而是发展性的。当它发展到梁启超这一步时，他把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推向了一个高峰，以唤醒全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在每一次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这句话都起着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但是，对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我仍然认为我过去的看法是一种误读，很多人的看法也是一种误读，我们误读了顾炎武，误读了顾炎武说的亡国、亡天下，以为亡天下就是指明清易代。

    由于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误读，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伪命题的陷阱。

    近些年流行着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我认为，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包括“崖山之后”“明亡之后”这种无稽之谈的提出，一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内在的合理性在于，当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取代一个汉族政权，而且在取代的过程中充满着杀戮时，被杀戮的一方就像经历过“崖山之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幸存者，在悲愤之余可能产生“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的情感。这种愤懑是非常合理的。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某种特定的想法和看法，毫无疑问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是，中国历史经历着由元到明、由明到清、由清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不断地发展，各民族的融合在不断地加强。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提“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那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这个糊涂，是指陷入了某些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中国现在的发展不满的极少数人士的陷阱。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罗玮曾在《历史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驳斥“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观点的。他指出，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小说《海啸》。《海啸》描写了在元朝南下的过程中，宋朝的最后一支军队在陆秀夫、张世杰的率领下，于广东珠江口外面的崖山等岛屿上坚持抵抗的故事。最后这支军队全军覆没，所有船只沉没，二十万人被大海吞没。这是南宋抵御元朝南下，抵御元朝入主中原的最后一场惨烈的战役。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田中芳树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从善意的角度思考，他可能是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立场上，产生了这样一种悲情、绝望的想法。

    实际上，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不服气的不单是汉族人，还有朝鲜人。朝鲜人虽然也臣服于清朝，但是他们觉得朝鲜受中原王朝的影响更大，接受汉族的熏陶更多，其文明程度比从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女真更高。朝鲜人认为：“凭什么是你们女真来取代明朝，还对我发号施令？”

    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时，其使者到北京出使，回国后会写一个日记式的行程汇报，叫“朝天录”。“朝”是朝拜，“天”是明朝。使者到明朝去朝拜，关于这一路行程的记录就叫“朝天录”。到了清朝，朝鲜使者就将同样性质的记载改叫“燕行录”了。北京在燕山山麓，北京又叫“燕京”，所以叫“燕行录”。朝鲜使者到清朝去一趟，只是到了一个地方而已。

    由此可见，不但明朝遗老有“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想法，甚至朝鲜君臣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历史是发展的，站在那个时代的人文立场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我仍然认为，持这种观点者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其中包括田中芳树。根据罗玮教授的考察，田中芳树也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学者，包括内藤湖南等人的观念的影响。

    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对历史学来说，人们对很多事件的解读是由立场决定的。对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很多解读。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立场上，可以做出一种解读；但是有一些人站在敌视中国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立场上，可以对同一件事做出另外一种解读。

    金庸在小说《鹿鼎记》里说，韦小宝极擅长撒谎，有些是善意的谎言，有些是捉弄性的谎言。但是韦小宝撒谎的特点是所有细节全是真实的，但是他能通过选择性地提供真实细节，来制造一个极大的谎言。

    历史研究需要考辨材料，也需要宏观眼光。为什么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就是因为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立场性的选择。叙述者带着自己的立场来选择其需要的材料，那样给读者提供的往往是谎言。

    历史的本质是求真、求实，但是在求真、求实的过程中，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求真、求实，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才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特定时期的历史阶段；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贡献。但是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由于时代的限制或者统治者本身的不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在本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归纳一下我的观点。

    明朝的灭亡，亡于多种因素，其中最核心的是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农民起义和民族发展过程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周边少数民族（女真）的崛起。这两件事情是导致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明朝灭亡还有其他的潜在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包括官场腐败、政府不思进取和在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封闭的表现。

    无论是清朝还是明朝，都有它的问题。明清易代属于亡国，而不属于亡天下。清朝建立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所抛弃，也有严苛的地方，但是它同样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可是，这种推进恰恰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从明朝中期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到了清朝，由于统治力量强大，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中外的交流。

    以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们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来由于天下大乱，政局动荡，后几卷直到清朝咸丰七年（1857）才得以出版，整整推后了二百五十年。这二百五十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二百五十年，也是中国和西方割离的二百五十年。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兵临虎门、南京时，清朝完全束手无策。

    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认为明亡清兴是一个悲剧，但是清朝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分析一个时代时，需要客观和理性。我们要充分地评价、认可它所做的贡献，对于它遗留下的教训，也要充分汲取。

    我想，这也是我们谈大明之亡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