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朝之亡是亡于社会开放还是亡于政府封闭？

    明史学家毛佩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明朝由开放走向灭亡，而清朝由封闭走向强盛。这个说法指出了一种现象：晚明的社会是个开放社会，但是明朝最后亡了；清朝最强大的康乾盛世时期，却是相对封闭的。

    明朝社会有一个由严峻、冷酷到自由、奔放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明朝开国后的前一百年，在此之后就是持续开放。

    我把明朝的前一百年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洪武到正统年间，此阶段大概有七十年。

    这个时期从总体上来说，政治气氛是严峻的，但是未必都是冷酷的。建文时期、仁宣时期，政治氛围都有过相对的宽松。真正既严峻又冷酷的时期是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段时间明太祖通过几个大狱对功臣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打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既严峻又冷酷。永乐初年，明成祖也对建文旧臣进行了严厉打击。

    宣德皇帝朱瞻基虽貌似雄才大略，但同时也喜欢玩，所以在宣德时期，国家管理一度比较宽松。为什么明英宗即位以后，以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代表的文官要定年号为“正统”？他们就是想要回归到祖宗的法治、圣贤的道理，也就是要让国家重新加强管理。

    江西吉水人李时勉当时正在北京做国子监祭酒，他写过一封奏疏，向朝廷打报告说国子监很多学生现在不学好，不愿意读孔孟之书，而是读歪门邪道的民间小说，比如《西厢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用当时的话说，这些书是“诲淫诲盗”的。而明英宗和宦官王振也努力恢复太祖、太宗时期严峻冷酷的统治。所以正统年间，社会气氛又开始严峻起来。

    在这个阶段，最好的职业是从仕。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本本分分地做官，一方面可以体面致富，另一方面可以光宗耀祖。所以，当时社会只有一个价值标准，那就是仕途，就是做官。

    第二个阶段是从正统到成化年间，大概是明朝开国后第七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社会开始出现第二个价值标准。如果说第一个时间段的基本价值观是官本位，仕途至上，那这个时期的第二个价值标准就是财富。

    随着明前期严峻冷酷的气氛远去，社会财富开始重新积累，又出现了一批富人。这批富人在帮助国家赈灾、救灾的过程中得到了荣誉，政府将他们旌为义民，让他们冠带荣身，甚至让他们有了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此外，经过几代人的传承，统治者也大多成为有产阶级，他们也希望对有产者进行保护。

    第三个阶段是从成化到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朝开国之后的第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这个阶段的到来表明，明朝多元化社会开始启动。从成化年间开始，在仕途和财富以外，社会的第三个价值标准——文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作品获得社会的承认，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手艺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一来，由仕途到财富，由财富到文化，明代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进入了第三个层面，仕途、财富和文化三种价值观并存。而这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意味着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到来。

    当时北方出现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流派，他们作的新诗、写的新文和原来的诗歌与文章不一样。有记载说，李梦阳在开封的时候，有小朋友找他学习写诗，因为他是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李梦阳却说：“真诗在民间。”

    南方则有“吴中四才子”：祝允明（祝枝山）、唐寅（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有记载说，祝允明以画竹子闻名，有一天，朋友请他画竹子。祝允明很高兴，但刚一拎起笔，又把笔放下。朋友不敢吭声，怕干扰他的思绪，然后又见祝允明把笔拎起来，准备落纸。朋友很高兴，以为他终于构思成功了，没想到祝允明又把笔放了下来。

    朋友觉得奇怪，问：“怎么回事？”

    祝允明说：“我今天没有精神。”

    朋友说：“那明天怎么样？”

    祝允明说：“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精神。”

    这位朋友在其他人的提示下才知道祝允明是要润笔费的，于是把银子放在案头上。祝允明立刻有了精神，一挥而就，画完还要多盖几个章。

    这说明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精神就是财富，财富会转化为精神。明朝进入了多元化社会的时代，社会开始开放，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陈献章、湛若水师徒讲学，罗伦、章懋讲学，王阳明的心学出现，各地书院开办。在明朝的前五十年，是不允许私人讲学的。

    明朝越来越开放，甚至开放到了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价值标准开始影响民众的价值标准的程度。比如前文中提到的陈眉公（陈继儒），他戴的头巾在当年叫“眉公巾”，他穿的服装叫“眉公服”，他坐的马桶叫“眉公马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苏州制造，所以又叫“苏样”），风靡全国。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价值观也会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第三章讲过，顾宪成和王锡爵在内阁中对话，一个说：“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一个说：“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东林书院这一批人的讲学，恰恰也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

    不过，针对这一情况，明政府也在两个时期进行了打击：一个是张居正执政的时候，他摧毁了一批书院；一个是魏忠贤当道的时候，他也摧毁了一批书院。原因就是很多书院都评议朝政。

    但是，明朝的开放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万历年间，这种开放又加上了西方殖民者的因素、西方传教士的因素、中国被拖进大航海时代的因素，就更加全方位了。而月港的开海推进了经济开放的进程，社会也更加五彩缤纷了。正德年间，一个操着葡萄牙语，自称是葡萄牙人的人竟然还以火者的身份进入皇宫，帮明武宗做饭，后来才发现，此人是假葡萄牙人。他是在东南亚马来岛上的华人，因为和葡萄牙人接触多了，熟悉西方饮食，也熟悉葡萄牙语，竟然以葡萄牙火者的身份进入了明朝宫廷。

    万历二十九年（1601），有一个宦官在临清收税，截获了一艘船，船上载着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此时，从西方到来的主要有三类人和事物：第一是货物、白银；第二是殖民者，因为他们开始在澳门定居了；第三就是传教士。

    这艘被截获的船上的传教士名叫利玛窦。利玛窦来自意大利，他想见明朝皇帝，但第一次没有见到，朝廷还逼迫他退回到南京。他干脆退回到了南昌。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和很多士大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穿汉服，学习汉语，读“四书”“五经”，中国的士大夫把他叫作“洋僧”。利玛窦坚定不移地想要到北京去，最后终于到了北京。礼部认为他的来历非常可疑，说所谓的意大利、大西洋，在《明会典》里没有记载，所以他非常有可能是个骗子，这种骗子很多，所以不能让他在京师待下去，要把他驱赶出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礼部，也就是掌管外事的官员是如何的保守和无知，当时的明朝封闭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利玛窦带来了万历皇帝喜欢的东西——自鸣钟和万国图。中国过去要掌握时间靠滴漏（水漏或者沙漏），所以有一个职业叫“更夫”，三更天、五更天时，更夫要打更，西方的自鸣钟竟然可以到时间自己打钟，看上去很神奇。万国图就是世界地图。万历皇帝认为此人真有学问，于是利玛窦就在北京住下来了。此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很多中国人成为天主教的信徒，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徐光启、李之藻。

    徐光启之所以不断要求崇祯皇帝准许官员到澳门去聘请葡萄牙的教师，购买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荷兰的火器（主要是火炮和铳），就是因为他跟利玛窦等传教士接触后，接收的信息更多了。

    有记载说，在晚明的时候，由于传教士的到来，进入中国的西方图书有几千部之多。

    崇祯年间，明朝用的历法还是郭守敬在元朝修订的《授时历》。《授时历》用了三百来年，它的预报、计算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历法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历法的重要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观察太阳、月亮、星星的运行，指导农时，它代表着当时的数学乃至天文学的水平。比如，在农时中，立春早一天或者晚一天，其中的门道很多。因为气候不同，北方的立春和南方的立春是不一样的。第二，这也是政府是不是正统、合不合法的标志。比如，什么时候将有日食，什么时候将有月食，这些时间如果计算错误，那朝廷的面子就丢大了。甚至每一个月的月盈和月亏的时间都要有准确的计算，要能准确预测月亮什么时候完全圆起来，什么时候完全不见或者成为一条线。如果正月初一月亮变成了半边形，或者到了八月十五月亮还没圆，那成什么道理？而且这套历法不但国内要用，还要颁布到各个附属国，比如说中山国（琉球群岛）、安南国（越南）、朝鲜，如果它不准确，那天子的正统性、朝廷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历法是一个朝代在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体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部分就体现在历代的历法上。

    崇祯年间，历法的修订工作虽然以大学士徐光启为首，但主要干活的是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这部历法后来在清顺治时期才颁布，实际上最初它有另一个标题——“西洋历法新书”。

    社会的开放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冲击，也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明代社会在明朝开国一百年后逐渐进入了一种多元化的状态。有志青年可以习举业，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他们以名声为重，他们可以做像海瑞、叶春及那样的亲民官，把治下的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全国地方官的榜样。如果他们仕途走得好，可以像王阳明那样，做到正二品的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样的高官，能够为朝廷办很多事情。他们甚至可以走到像张居正那样的位置，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对整个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他们也有第二条路，就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等各种产业。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有很多物产，有很多市场可以开发。

    比如上海。上海经济的发达有历史的缘由。从南宋开始，经过元朝、明朝到清朝的发展，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业基地，凭借棉纺织产品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再比如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铅山的造纸业，在当时都是明朝非常重要的产业。手工业者、商人可以在这方面大展身手。

    西南地区有很多铜矿、锡矿。那时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移民运动，即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有大量移民来到了云南、贵州和四川。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丁文江先生从国外把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带回国内重印，并且为宋应星写了《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其中提到，晚明学术空疏，士大夫却热衷于党争，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实学，即实用之学。宋应星写了《天工开物》，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尤其是矿业生产。

    丁文江先生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一个最高只做到县学教谕的江西奉新人，为什么能够写出一部被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称为“十七世纪中国的工艺大百科全书”的作品？丁文江先生说：“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

    手工业者、商人正在西南地区开矿，茶叶种植业、造船业以及浆染业等也在蓬勃发展。广东佛山还有制铁业。晚明时期，中国的手工业在很多地方已经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所以当时的有志青年可以走这条路。

    他们还可以走第三条路：通过文化创作，为社会增光添彩。

    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样式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的真正兴起是在明朝，当时的文人创作出了许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一天到晚都在看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东周列国志》等都是明朝的，这些都是带有历史色彩的书。另外，明朝也产生了很多艺术家，北杂剧、南传奇、民歌时调，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十六世纪的后半叶到十七世纪，也就是万历后期和崇祯时期，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到来，使明朝走向一个和世界接轨的新时代。但是与这个时代同步的是，明朝的制度和朝廷正在封闭。

    举个例子：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正在参加浙江的乡试，中了举人。弘治十一年（1498），苏州人唐寅在南直隶的乡试里中了举人第一，也就是解元。这两个人在弘治十二年（1499）同时参加明朝的会试——当时最有才华的中国学者正在做这件事。

    与此同时，西方发生了什么？

    王阳明考中举人的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唐寅考中解元的这一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到达了印度；而他们俩一同参加会试（唐寅的第一次会试，也是王阳明的第三次会试）的这一年，达·伽马回到了葡萄牙，世界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在绍兴赋闲，开始和学生讲论《大学问》；与此同时，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进行了环球航行（1519—1522）。

    明朝继承了隋、唐、宋、元以来的科举制度，却又将其严密化、程序化。在中国历史上，科举的严密化、程序化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这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封闭。

    隋炀帝初开科举的时候，分十个科目来录用人才，这叫“十科举士”，招募的对象包括治理国家的人才、贯彻法律的人才、创作诗赋的人才等。

    到了唐代，科举既有要熟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也有考才学的进士科，还有算科、书科等。所以唐朝的科举考试也是录取各方面的人才。

    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宋朝前期，科举考试内容以辞赋为主，而从王安石时期开始，科举考试内容变成了以经义为主。到了明朝，科举考试内容仍然是以经义为主，甚至开始局限在朱熹章句的“四书”“五经”里，以“四书”“五经”出题，要考生以“四书”的集解回答，所以“四书五经”成为明代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这些书当然很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但是同时也限制了读书人。科举分为《诗》《书》《春秋》等各科，作答要带“圣人言”，科举就这样一步一步程序化，也就一步一步封闭了。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科举进入八股时代。科举考文章，要根据八股八段的程式写作。八股文进入科举考试，是因为阅卷方便，可以有标准答案，考官可以非常程序化地阅卷。但是对于考生来说，八股文却是一种禁锢。八股文一直传到清朝。人们在抨击明清科举的时候，抨击得最厉害的就是八股。

    科举制度的封闭性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是没有了算学，甚至连原来朱元璋所定下的四夷馆也无以为继，也就是说没有了懂得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

    四夷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专门培养通晓各种语言的人才，类似现在的外国语学院和翻译局。但是由于推行“禁海”“禁边”政策，明朝和日本、蒙古等国的往来减少，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人才得到使用的机会也大大减少。明朝只设了三个市舶司：宁波市舶司只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后来搬到福州，只接待琉球使者；广州市舶司接待来自南洋和西洋的使者。而且，明朝还特别限制日本使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允许他们三年乃至十年来一次，同时控制其船只和人员数量。

    外语人才的用武之地非常少，升迁机会更少，所以没人再学外语了。明朝后期，四夷馆几乎可以关门了。

    万历援朝战争的时候，朝廷要找懂朝鲜语的人和朝鲜接触，找懂日语的人和日本谈判，四夷馆竟然派不出来，只好向民间招贤，最后找了一个宁波人。浙江、福建的民众对日语——尤其是九州的日语是非常熟悉的。东北季风一起，日本九州的人就到浙江、福建来了；东南季风一起，中国沿海的渔民、商人就到日本去了，所以，他们跟日本人很熟悉。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而郑成功正是这个日本妻子生的。在这样紧密的联系下，明朝官方竟然找不出谈判的人才，可见国家已经封闭到了什么程度。

    明朝的科举只考经义，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科学技术都没有被列入考试范围。明朝最能体现当代科学技术的两个衙门后继无人。一个是钦天监，钦天监直接和上天对话，观察天象，识别地理。过去这种衙门出了许多人才，东汉的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元朝的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但明朝的钦天监没有任何新的科研成果，他们只是看有没有彗星、有没有大水、有没有地震，然后向皇帝提建议：“该自省了，我们有些政策不合适了。”

    明朝钦天监的唯一任务是以天象来警告皇帝，而对于天体本身的运动变化，他们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第一，钦天监的官员没有地位，升迁困难，因此缺乏研究动力；第二，他们得不到新信息，因此也就没有进步。郭守敬当年编制《授时历》，不是闭门造车做出来的。他和他的团队吸取了色目人、阿拉伯人的新信息，把天文观察站建在了北到贝加尔湖，南到海南岛，东到朝鲜，西到甘肃（西北）、云南（西南）的地方，《授时历》才得以完成。

    另一个重要的衙门是太医院，这体现了一个时代医学的最高水平。但是明朝的太医院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医学人才。明朝的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如李时珍等，都在民间。

    无论是钦天监，还是太医院，都和四夷馆一样，遭遇了相同的困境。进入这些机构后前途渺茫，升不了官，加不了薪，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它们自然就无法吸引人才。大家可能会问，朝廷不重视只是升不了官，怎么还有生命危险？当然有。以钦天监的官员为例，他们不仅要观察天象、探知地情，还要向皇帝提意见；太医院的官员，他们侍候的是皇帝和他的家属，病治好了是本分，一旦治不好，就会被追责。

    明朝的钦天监、太医院，几乎都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事业，没有新鲜血液注入，而且他们也不希望有新鲜血液输入抢了他们的饭碗。把科技事业当饭碗，是发展不了科技的。这就像皇帝一样，为什么明朝皇帝越到后面越没有本事？因为没有竞争，他们天生就是皇帝。如果运气好，碰上聪明一点的皇帝，他还能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如果碰到傻的皇帝，他根本管不了事。

    有人问：为什么每一个开国皇帝都那么有才干？因为他们是在千军万马中打出来的，是在无数人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为什么明朝后来的皇帝没用？因为他们的继承人没有竞争的危机感，都是安排好了的，无论好坏都已经注定。为什么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能干？因为清朝的皇帝是可以选择继承人的，虽然选择空间不是太大，但是毕竟可以在多个儿子里选择最优秀的一个，而明朝没有选择。

    为什么明朝在西方科学技术源源不断输入的情况下，先是挡不住倭寇，后来又挡不住女真？因为明朝的武器落后，只有在俞大猷、戚继光训练了新式军队后，拿着丝毫不弱于倭寇的武器装备，才能剿灭倭寇。后来真正改进武器的人是徐光启，幸亏他有国际眼光，“师夷长技以制夷”，训练了一支很了不起的国际军队。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毛文龙的属下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发动兵变，他们率领着那一支最先进的军队投向了清朝。

    明朝政府的最封闭之处是思维的封闭。官员唯恐出错，所以永远按照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来办事，这样可以不出错；一旦跳出三尺法，他们立即会被追究责任。

    如果只论社会的开放和进步，明朝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之一，但是明朝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封闭、最顽固的朝廷之一。

    社会的开放是历史进步的表现，而政府需要适应这种开放的姿态，要与时俱进，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有符合开放时代的新政策，否则它就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障碍。

    明朝之亡是亡于社会的开放，还是亡于政府的封闭？毫无疑问，开放是进步的，而明朝政府的封闭要为其灭亡承担责任。但是，如何把社会的开放、进步引向好的发展方向？中国历朝历代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