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出狂语 自种苦果
“大学的牌子、初中文化、小学水平”。当时社会上这样评价内蒙师院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年我入师院时，一些硬件设施国家确实投入不少。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受到方方面面的政策照顾，校园校舍建设，施教设置器械资料渐逐完善。
但师资力量薄弱。全院除中文系、数学系有两名副教授，多数是讲师和助教。后来给调来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教授，支边到内蒙。听说内蒙落后，回国时从美国带回来足够两年用的牙膏。是个典型的白专家。
生源结构更是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是小学教师考入进修的二年专科，当年还没有本科。
艺术系刚开始招收五年制，三年预科、二年专科。至于蒙语各科招生水准更低，有的确实连初中文化都不够，也就是小学水平。
至于我们首届五年一贯制实验班，文化程度更是高低不齐。有小学调干、有初中毕业的。还有蒙族、达斡尔族的文化程度更低。
还有夫妻入学的调干，男的在音乐专业，女的在体育专业，由于女的怀孕调到美术专业，学画只是为了照顾，一点基础都没有。还要苦熬五年青春，为了一个中学老师的指标真是悲天悯人。
美术科共招四十多人。按课程设置前两年要求补完高中的课程。系里选定了高中语文、数学、俄语、汉语语法及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几门课。
专业课前三年主要是素描及色彩的专业课基础训练。
多数同学的心态是来专修学美术的，认为再补文化课没必要，所以都抱着应付的态度。
高中数学只上了十几堂课，越上人越少，系里只好决定取消。
俄语课死记硬背的占用着时间，同学们反应很大，最后半途而废。
汉语课系里再三强调重要性，特别是用普通话授课。但给派来的汉语拼音课老师是萨拉其一带出生的当地人，他自己的普通话都不过关，他给我们作示范：“哦说爹舍普通话。大家耕哦说。”同学们非但没跟他学，反而发出哄堂大笑。
所以文化课补习进行的很不顺利，只是走走过场，没收到什么实际效果。
专业科的师资水平是蛮高的。分配来的都中央美院、浙江美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年轻的老师。
如果搞专业个个都能成为画家。但是当教师都没有实践经验，虽踌躇满志，也在一点一点的尝试着摸索着干。
特别像我们这批首届五年一贯制实验班，无论从年龄、文化方面，还是从经历和绘画基础方面，参差不齐。
有的是转科过来的基础就是零起步，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进师范，学什么专业无所谓，只要拿到毕业证书当中学老师就满足了。
但老师们的观点是都得从头学。一张空白的纸，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所以在正式开专业课进行了一次摸底课。让同学尽情发挥，不限时，随便画。同学们心情比较放松，多数是依葫芦画瓢，临摹画片。
我先完成了两张同学的头像速写，效果还不错，比较像。接下来一个叫罗大业的自愿给我当模特，我给他画了一张水彩半身像。身后围了少同学观摩，我竟成了表演者了。于是头脑开始有点升温，沾沾自喜起来。
老师先把同学的画用图钉钉在墙上让大家互相参观议论，然后坐下来讨论，谈谈心得体会。多数都是谦虚几句应付了事。调干们都当过老师自然都说得有条有理，让人诚服。
轮到我时，开头寒喧的几句还比较得体，简单的讲述了一下自己从小酷爱画画，上中学在美术班接受过老师的指导，后来对水彩画很感兴趣画的多些，泛泛而谈也就过去了。
谁知话说多了口无遮拦，脱口而出说了句‘我对水彩画还有点研究’。 自己却不在意，因为那个年代像我们这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半大小子这样说已成口头语了。“研究研究”“挺有研究的” 是褒意还是贬意已无关紧要了。只不过当个借用词而已。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没法收回了。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到同学们的窃窃私语，还夹杂着几声嘘声。
无独有偶，接着发言的张世伦，比我还孟浪，好像在跟我较劲似的：“我的素描我的水彩是齐头并进。”引得同学一片哗然，连我都感脸皮发烧。
我注意了一下班主任胡老师的表情。胡老师双臂交叉在胸前，很随便地站在一旁，脸上微微带着一些笑容，始终不变。有时用手捂下嘴巴。
我想，可能是被我们无知又无畏的稚拙的表演，感到好笑又不便表现出来。
我想，这轮发言下来他可能对每个学生都留下了一些印象，也可能在他的脑海里正在给我们排队。对我的印象肯定是：年少，无知，加自负。
没多久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开完交流会后，同学之间流传着一些对我的蜚议。
说我狂傲自负，更有甚者给我当模恃的罗大业，竟然在宿舍里旁敲侧击地冲着同学模仿着我和张世伦“我对水彩有研究，我的素描和水彩并驾齐逐”。既然这么能还来学习啥。
我知道这话当然是叫我听的。可能是想以此挑起点事端，好讽刺挖苦我一番。我佯作不知，拿起画夹子走人，画我的写生去了。
这个罗大业是从呼一中考进来的，痞子习性，无事生非，嘴又损，树敌太多。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班里的班干部狠狠地整了一下，扣了个右倾分子帽子，送到大台乡学校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谁知道他倒霉，直到我们都毕业分配了，各奔前程，系里把他的事给遗忘了。
竟然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孤零零地在农场和一些右派种菜种树。几年后撤场时才给他落实政策分配到包头一个文化事业单位。
大半个青春年华给耽误了，这大概是上天对他的报应吧。
我们的素描课老师是胡申得，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是浙江美院毕业的，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面相有点老，稀疏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一对深邃的眼睛，脸上总是带一丝微笑。讲江浙一带的普通话，声音柔和动听。
另外两个老师一个是郑霞秋、一个是顾得纯。他俩也是浙江美院的毕业生，可能比胡老师晚一届。
这三位老师分别担任我们班的素描和速写。
学校给美术专业拨了一排平房，一共四大间，一间作文化课教室，其他三间作专业课教室，学生分了三个组，每组十几个人。
系里给每个学生配置了专业用的大课桌、画架、画板、坐凳，还有教学用的聚光灯、静物台、大穿衣镜等。
校方说，培养一个艺术系学生的钱能培养五个数理文学生，真费钱了。美术学院的条件也不过如此。
由于同学的水平参差不齐又普遍偏低，系里决定从基本的形体训练开始。半个学期完全画几何形体，正方形、长方形，球体柱体等，先线描到上明晴调子，周而复始，反反复复，把我都画腻了。
就这样个别差的同学还找不到感觉，方的不方，透视不对，圆的不圆。
据老师的谈话交流中听到，现在全国美术院校正在搬用苏联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从素描、色彩到创作全盘苏化，与他们在学校接收的徐悲鸿和刘海粟等人，在法国留学带回来的欧洲学院派的画风大相径庭。
他们也在探索着，如何适应老大哥的这些东西。所以常听到他们的争论，最后意见统一，教学方法、口径一致再在我们三个班组实施。
看着他们辩论的面红耳赤，确实很有意思。
据说我们现在的素描课就是沿用俄罗斯学院派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法，虽有些机械恺板、理性，但对物体的结构、体积感、质感、明暗关系、色彩关系等，要求的都很严格。对刚起步学画的初学者来说是很实用的。
一天，上素描课画几何形体，胡老师可能临时有事没有来辅导。
我们教室的窗户都用黑布匝的窗帘遮的严严实实，怕阳光进来，室内是两组聚光灯分别照着两组静物。
同学们也分成两组，在昏暗的光线里画着素描。画一张素描有的要求十个小时，有的要求二十个小时。这就是当年我们在室内固定光源下进行的素描和色彩的基础训练情景。
我在专注的画着画，听到一旁一个熟悉女性的声音在给同学指教着。
回头一看原来是二中的美术老师孙秀兰，觉得很突兀。她怎么来了，胡老师并没有关照过让她来给辅导素描。心里难免犯疑。
不一会，她转到我的身后，我客气地站起给她让了坐，寒暄着问候了两句，把铅笔橡皮交给她。
开始时，她还量量比比的，随后就开始挑毛病，什么构图太满了，正方形圆柱体透视错了，明暗交界线位置不正确等等。
她的这种反常态度，一时间说的我晕头转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说实话，孙老师调到二中当美术老师我都没见过她的画。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我是心存疑窦。
要知道现阶段我的素描在全班里都是排前三名，二组张世伦，三组熊和宇我们的素描成绩都在伯仲之间。
在组里作业画完或一个单元结束后，都要作简评。我的素描习作总是排在第一的位置，所以内心还是一种自负的心态。
让孙秀兰鸡蛋里挑骨头似的一顿挑剔，心态一时失去平衡。
心想她怎么这么不给我面子，我也不客气了，呛了她两句了：“胡老师教我们这么画的！”
“胡老师能教你们我就不能教？”显然有些挑衅的意思。
“你又不是我们老师，为啥听你的！”
我的这句话可能说的太直接了，一下子把她给噎住了。
她望着我停顿了片刻把铅笔往画板上一摔，风一般地冲出了教室。
教室里画画的同学早已停止了画笔，静静地目睹了这一幕。
我心想这下又闯祸了。
果然，下午胡老师回来了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表情异常严厉可怕。
开口便是：“你太肆无忌惮了！”接下来就是暴风雨般一顿黑训，一些挖苦的言辞什么狂傲自大、目无师长、不知天高地厚等狠话，都是我预料之中的。
好在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任他怎么斥责仍坦然处之。
最后押解着我向孙老师当面检讨道歉算完事。
之后，我们才知道孙老师和他爱人都是浙江美院毕业分配到内蒙的，她爱人陈西川分到师院后接着又去中央美院进修班深造。她分配到二中当美术老师，因为师院美术老师缺编又把她调到师院。
新旧老师的迎送是系里的事，与学生们无关。当时我不过是年少无知、出言轻狂。
此事后，我给同学和老师留下的印象可能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为规避同学们谴责的目光和议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着画夹到外边闷着头拼命地画水彩画速写。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同学或老师对我态度的微妙变化。
自己种的苦瓜自己吞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