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所谓“十万火急”是国务院的看法，催请国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汤化龙虽同情内阁的处境，但他以议长的地位，必须顾到顺应同人的立场，大家对段内阁抱有极深的恶感，他自然不便过分起劲，关照秘书厅发通知，邀请各派各系的领导人开茶会，决定五月十九日开大会审议。

    这是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由于“公民团”那幕闹剧，搞得太不漂亮，所以这回不敢掉以轻心，预期审议时，对于对德宣战问题的利弊得失，必有一番激烈的争议，亦极可能要求内阁总理出席，所以连日与徐树铮商量，将国会中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以及应付之道，设想得既周延，又深入。段祺瑞除了自己“用功”以外，还准备必要时由徐树铮作细节上的补充说明。

    到了开会那天，徐树铮一早就到了府学胡同段公馆，全副戎装，预备随总理赴会。段祺瑞是中装，宝蓝实地纱的袍子、玄色软缎的马褂，也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客厅中等候国务院来电话邀请。

    “十点钟开会，总得十一点钟才会来请。总理不妨宽了衣，轻松一会儿。”

    徐树铮的话未完，电话铃响了，是张国淦打来的。

    “我是又铮。”徐树铮问，“会开得怎样？”

    “开完了！”

    “开完了？”徐树铮看着手表说，“现在才十点一刻。”

    “只开了五分钟。”张国淦的声音中充满了委屈。

    徐树铮知道坏了，他的脑筋很快，随即问说：“五分钟，只能讨论程序。”

    “是的，讨论程序。只得两个字：‘缓议’。”张国淦问道，“总理在不在？”

    “在。”徐树铮答说，“蓝袍黑褂，正襟危坐。”

    “国会报复太过。请你报告总理吧！”说完，张国淦挂断了电话。

    于是徐树铮将张国淦的话转告段祺瑞。听到一半，段祺瑞的脸色大变，及至听完，使劲一拍茶几，用力太猛，将刚送来的茶碗都震落在地上，打成碎片。

    “要这种国会有什么用！”他大声吼道，“如果讨论问题，有理由推翻这个案子，我还咽得下这口气。现在根本对问题考虑都不考虑，这是什么态度？”他的脸色铁青，冷笑着说，“哼！每个月白花花大洋钱几百块，狂嫖滥赌，国会议员是这么好当的吗？”

    徐树铮却相当沉着，他也早作过最坏的打算。“箭在弦上了！”他问，“是不是请大家来谈一谈。”

    所谓“大家”便是指督军团。等段祺瑞一点头，徐树铮随即打电话到国务院，直接找庶务科长，用命令的语气，关照他尽可能多派汽车，将留京的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都接到府学胡同来开会。

    近午时分，七省督军都到了：直隶曹锟、山东张怀芝、河南赵倜、江西李纯、湖北王占元、福建李厚基、吉林孟恩远，此外还有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

    七省督军，有三个是炸嗓门的天津人：孟恩远、曹锟、李纯；两个嗓门小不下来的山东人：张怀芝、王占元；此外蒋雁行、田中玉都是河北人；倪嗣冲籍隶皖北，李厚基出生徐州，不是黄河以上，就是长江以北，加上一个嗓门清亮的湖北人孔庚。这个场面之慷慨激昂，不在话下。

    “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王占元先骂了起来，“请总理带俺们去见大总统，废了他奶奶的国会议员。”

    召集会议的目的，恰如王占元所说，要请大总统解散国会，让议员成为废员。因此当徐树铮取出事先预备好的呈文稿，征询大家的意见时，一致表示赞成。

    “曙村年纪最长，”段祺瑞说，“请曙村领衔吧！”

    于是六十三岁的孟恩远首先签名，其次是王占元，一一签毕，立即交缮，当天就送到了总统府。

    秘书长一看督军的公呈，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呈文中说：“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措词已颇见锋芒，而更厉害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了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元洪在鄂督任内，请袁世凯贯彻解散国会的前例。

    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首次“公民团”出现，胁迫两院联合会非选出“公民”属望的总统，不得出议院一步，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利用过了国会，袁世凯又嫌国会对大总统束缚过甚，尤其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议员，更视如眼中钉，于是以国会宪法委员会开会，依法拒绝袁世凯所派官员旁听一事为爆发点，指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政”，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议员。这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陷于瘫痪，等于解散了整个国会。

    其时各省督军、民政长为了迎合袁世凯，希冀保全禄位，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电文中有“请大总统始终以救国为前提。万不可拘文牵义，应将国会残留议员遗散，给赀回籍”。如今事同一体，希望黎大总统实践他四年前所提出的主张，“万不可拘文牵义”。

    这确是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黎元洪无法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来搪塞，只好召集智囊团来商量。

    有个原则是一上来就“询谋佥同”的，就是拒绝督军团的要求。但如何拒绝，却有态度上软硬不同的意见。

    最强硬的一种主张是，不但依法驳回要求，而且要严厉告诫，在共和政体之下，主权在民，军人绝对不许干政。督军擅离防区，齐集京城，行动已经越轨，应该赶快返防。

    最温和的建议是，分头疏通督军，请他们自己撤回报告。这两种意见，硬的太硬，软的太软。折中的办法是，由黎元洪召集领衔的孟恩远与王占元，当面作一番解释。

    散了会以后，还有“智囊之智囊”的会议，一个是金永炎，一个是哈汉章。金永炎也是士官生，名不见经传，但却一直是黎元洪名副其实的参谋。他跟哈汉章的看法相同，政局的症结，既不在国会，也不在督军，而在段内阁。虽然徐世昌、王士珍都不愿出来组阁，但以中国之大，不见得除了徐、王以外，就没有第三个人能够接替段祺瑞。所以真到推车撞壁之时，黎元洪应该断然处置，先免了段祺瑞的职，再作道理。

    “哪里死了杀猪屠，就只好吃带毛猪了？”黎元洪终于也下了决心，“看明天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约见孟恩远、王占元。他的意思是，如果孟、王知难而退，不再胡闹，跟段祺瑞还有妥协的可能，否则就要“杀猪屠”了。

    由于事先通知，大总统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接见督军代表，所以孟恩远、王占元都以戎服晋见。时候一到，承宣官传呼：“大元帅出临！”乐队奏起立番号。孟恩远、王占元便在大客厅中一字排开，面北而立。

    黎元洪自然身御大元帅制服，绶带勋章，腰挂军刀，在侍卫长、副侍卫长左右辅弼之下，步出客厅，向南一立。孟恩远与王占元“啪”的一声，碰响马靴后跟，双足并拢，行了鞠躬礼。黎元洪还了一鞠躬。

    “你们的呈文，我看到了。我的答复是三个‘不’字：‘不违法、不怕死、不下令。’不过，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约国会议员来商量。”

    “是！”孟恩远、王占元齐声回答。

    “我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明白就好了。”

    孟恩远、王占元两人互看了一眼，取得默契，然后一鞠躬，向后退了两步，掉头就走。前后不到三分钟。

    出了总统府，齐集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家，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也在。他们是跟督军团约好的，如果黎元洪袒护国会，段祺瑞又以各种顾虑，不便公开支持督军团时，莫如仍旧到徐州去集会。

    总统府方面，当然很注意督军团的动态，派在前门车站的密探，不断有报告来。一日之间，督军们散了十之七八。此外，有好些知名的政客，像林长民等人，亦已搭上去天津的火车，悄悄南下，目的地不知是天津，还是从天津再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徐州。总之，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政治的重心，似乎已经不在总统府、内阁、国会所在地北京了。

    那么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天津，其次是徐州。先说雷震春、张镇芳策动督军团到徐州去开会，但仔细查证，到徐州的督军并不多。比较起来，还是天津热闹。

    在天津，当然以徐世昌为中心。在黎元洪左右，认为最费猜疑的就是这位“东海相国”。段祺瑞只想武力统一中国，张勋是要做大清的忠臣、复辟的元勋，冯国璋但求保住长江的地盘，王士珍恬淡自甘，唯有为了北洋“团体”的利益，才肯出山，都不难了解。唯有徐世昌心里在想些什么，谁也猜不透。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黎元洪要对抗北洋，非得拉住徐世昌不可。哈汉章比较乐观，认为南方的冯国璋，足资奥援，一旦有事，勒兵北上观变，亦足以震慑一时。但有些人的看法不同，认为冯国璋并不可恃，以他的性情及与北洋的关系，是不是肯帮黎元洪来对付自己人，大成疑问。就算肯了，勒兵北上，在山东张怀芝那一关，就很难通得过。因此，仍以拉拢徐世昌为上策。

    可是信使往还，徐世昌始终不肯出山，而且在对德问题上，他是支持段祺瑞的。于是有人提出一个见解：徐世昌亦未始不愿组阁，不过他怕人批评他夺了段祺瑞的权，所以坚辞。如果将改组这件事分成两截，先免段祺瑞的职，然后再敦请徐世昌出山，这样，非因徐去段，而是段去了，不能不请徐来收拾残局。那就没有嫌疑可言了。

    这是一个打破困境的做法，黎元洪在召见孟恩远、王占元的第三天，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之职，以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伍廷芳老病侵寻，公事大部分是他的儿子伍朝枢代劳。黎元洪接见外宾，亦常由伍朝枢担任传译。他们父子至少在争取外交使命方面的助力，是可以帮黎元洪的忙的。

    此令一下，预料京内京外都会震动，所以黎元洪紧接着发了一个通电：“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会久任其难，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

    黎、段正式决裂了。段祺瑞当然不会再留在北京，出京之前，也发了一个通电，表明责任：“调换总理命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概不负责。”将“地方”置于“国家”之前，便足以吓阻徐世昌。

    “不说‘将来国家及地方’如何如何，偏说‘地方及国家’。这不是暗示‘地方’上要生变化吗？”徐世昌对黎元洪派来劝驾的张国淦说，“不是我打算独善其身，实在是此时卷入漩涡太无谓了。”

    徐世昌坚辞不出，王士珍亦持同样的态度。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位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与他的那班智囊，有些着慌了。担心的倒还不是“中枢政务、几成虚悬”，怕各省督军联名通电，道是既然这个不肯，那个不就，足见得还是段祺瑞合适，要求收回成命。那时被迫屈服，这个脸可丢不起。

    不过，如果放弃从北洋“团体”中去找人的想法，够资格当国务总理的，也还有的是。首先被提出来考虑的是李经羲，他是段祺瑞的小同乡，算起来是李鸿章的侄子，两榜出身，在前清官拜云贵总督。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后，组织政治会议以为代替，他跟张国淦就是正副议长。后来袁世凯称帝，第一道“恩诏”便是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论资历足与徐世昌相颉颃。

    此外，李经羲既是段祺瑞的小同乡，段系便不好意思捣乱，又以与西南颇有渊源，识拔过蔡松坡，西南当然亦不会反对。说起来是应付窘局的相当理想的人选。

    为了时机紧迫，黎元洪来不及征求本人的意见，便即备文咨请国会同意。这时舆论对国会亦不甚满意，“八百罗汉”不敢再出花样，很顺利地通过了同意案。在段祺瑞被免职后的第五天，由总统正式发布了命令。

    其时李经羲还在上海。当国会通过任命，电报到上海时，有人劝他见机不就，说政局一团糟，此时出来组阁，所受之苦有如下地狱。哪知李经羲颇为热衷，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而尚未拜命，他的内阁已有了一个外号，叫作“地狱内阁”。

    在这五天之中，徐州与天津都有积极的活动，各省督军有的跑徐州，有的跑天津，有的两头跑。不过，天津是暗中活动，而徐州是公然出现，由张勋做东道主，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决定复辟。

    所谓“决定复辟”，也就是有这样一个结论而已。辟如何复，何时复？出席会议的人，谁也不知道，也不愿去多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徐世昌也准备搞复辟，将来究竟谁是拥立的首功，实在难说。为今之计，只有两头敷衍，不着痕迹，可进可退，见风使舵，最为上策。所以张勋说复辟就复辟，要大家签名就签名。以后如何，到时候再说。

    真正拥护张勋的，实在只有一个人，就是倪嗣冲。看国务总理已经产生，内阁如果组织成功，政务照常推行，复辟就难了，因而首先发难，在五月二十九日宣告安徽独立。

    军阀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宣告独立，自立为王。尤其是黎元洪根本不能派兵讨伐，更不怕造反。于是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浙江督军杨善德、山东督军张怀芝、黑龙江督军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通电响应，或者宣告独立，或者称为与政府脱离关系。一向欣赏黎元洪的章太炎大呼：“不好！九省皆反。”

    这一来，李经羲也打了退堂鼓。黎元洪的谋士无用，又得请出“痛哭流涕”的饶汉祥，通电各省表明态度，如因此动摇国本，招致内乱，将不惜一死殉国。

    眼看大乱之势将成，各方面争相展开活动，都想利用彼此的矛盾，脱颖而出。研究系的林长民，约了段系的丁士源，跑了一趟徐州，知道复辟在即，住在北京会遭遇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纷纷出京，大部分走天津，小部分走上海。到天津的，少不得去看梁启超，几番密议，看法一致，张勋不会成大事。如果因势利导，有一股现成的势力可以利用。

    这股现成的势力，便是北洋嫡系，已由张镇芳策划、朱家宝拉拢、雷震春出面，组织了一个督军团的总参谋处，由雷震春出任总参谋长。当然，一山不能容二虎，为了不愿徐树铮来横插一腿，所以这个总参谋处，基本上是亲徐、拉张、冷落段祺瑞。研究系认为徐世昌如果能跟张勋合作，有各省督军的支持，足以成为最雄厚的第一势力。倘能设法加以操纵，“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不失为掌握政权的大好良机。

    于是梁启超跟徐世昌一下子热了起来，听说总参谋处准备一面通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会；一面打算密电张勋，请他联络各省，公推徐世昌为“海陆军大元帅”。梁启超自告奋勇，拟了一个张勋出面的电报，派徐世昌手下的要角钱能训，专车到徐州，跟张勋去商量。

    张勋一看梁启超拟的电报，大为光火。于是钱能训做了陆宗舆第二，为张勋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且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复电给雷震春，道是“此等办法，异常荒谬，万难赞成”。

    同时在天津的总参谋处，成立那天，几乎就演了一出全武行。张镇芳、雷震春代表张勋发言，刚一提“复辟”二字，段祺瑞一个学生叫吴中英，勃然而起，疾言厉色地问道：“做皇帝的梦，到底有醒的时候没有？”

    张镇芳不作声，雷震春却很恼火：“你说的什么？”一面质问，一面冲上去就要动武。

    一时敲台拍凳，“他妈的”“狗日的”响成一片。段芝贵极力排解，总算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当然，会是不欢而散了，总参谋处也再没有人提起了。

    不过“总参谋处”还是发了一个通电，表明宣告独立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可是这个通电却又引起了各国驻天津领事团的注意，非正式地向总参谋处提出警告，不要忘掉光绪二十七年订的《辛丑条约》，其中关于驻兵地区的限制。

    见此光景，再又听取了钱能训的报告，徐世昌大为灰心，闭门谢客，生起了“政治病”。研究系见风使舵，也急急忙忙发了通电，宣言“须保持共和国体及立宪政体，否则不敢预闻”，暗示反对复辟。

    态度不明的是段祺瑞，除了与黎元洪成不两立之势外，与各方面都是藕断丝连，似乎莫衷一是。其实，不作为正是必有作为。第一步以倒黎为目标，各方面的情势都在朝他的目标发展，乐得袖手旁观，省些气力，留待另用。

    徐世昌不肯帮忙，黎元洪就只有死拖住王士珍，否则在北洋中就一无可恃了。

    可是王士珍亦只是卖他的那块北洋的老招牌，久解兵柄，毫无实力。因此当黎元洪苦苦要求帮忙时，王士珍只能替他出个主意，召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要搞复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复辟亦非旦夕间事。以袁世凯的实力尚且不敢贸然从事，先要炮制“民意”，来一段“筹安”的前奏曲。到那时，尽有打消他的办法，眼前如能利用张勋，是抵消“九省皆反”的督军唯一的对策。黎元洪与他的智囊密商后，决定接纳王士珍的建议。

    于是一通急电到徐州，大总统特召进京，共商国是。这就使得张勋有些飘飘然了，自觉已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不能不好好运用，也就是先开一个黎元洪非接受不可的条件：解散国会作为劝各省罢兵的条件。

    这个条件是黎元洪所无法接受的，否则变成“敬酒不吃吃罚酒”，督军团善言陈情，严词拒绝，及至纷纷独立预备用兵了，吓得乖乖服从，岂不落一世话柄？

    但是，倘或拒绝，张勋就不会来，好歹先骗他进了京再说。于是，特为派阮忠枢到徐州致意：“解散国会，要国务总理副署，才生效力。现在段芝泉被免职了，李仲老犹未到职，没有人副署，怎么办？黄陂的意思，请你老兄进京，李仲老看你出面，局势可以稳定了，自然就不再言辞。等他一上台，第一道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好！这话说得倒也是实情。”

    于是六月初七那天，张勋带了五千辫子兵，由津浦路北上。在前两天，冯国璋一面电请辞去副总统职务，一面派江西督军李纯，以调停时局为名进京，实际上是“观变”，亦准备在混沌待变的局势中一显身手。

    张勋到得天津，除了徐世昌、段祺瑞派代表欢迎以外，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等人，无不齐集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北洋军头借张镇芳的住宅欢宴，饭后由段芝贵陪着去看段祺瑞，商量大计。

    段祺瑞住在天津长芦盐商、《大公报》的老板王郅隆家。相见寒暄，随后进入小书房密谈。在座的除了段、张以外，还有段芝贵与万绳栻。

    张勋自以为行辈与段祺瑞相等，而且不日就会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便自贬身份，所以直呼段祺瑞为“芝泉”。他说：“芝泉，你亦是大清朝的大臣，对于恢复清朝祖业，想来不致反对吧？”

    “现在谈不到此。”段祺瑞说，“黄陂不下野，什么都谈不到。”

    “这当然。”张勋又问，“咱们现在就是要商量，怎么样才能让他识趣，自己把位子腾出来？”

    “容易得很！”段芝贵插嘴说道，“逼他解散国会，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只有辞职。”

    “万一他倒是跟咱们穷泡，不肯让呢？”

    “绍帅尽管逼他，他非答应不可。不过，他答应了也没有用。因为代理内阁总理伍秩庸绝不肯副署，命令发不出去，还是非辞不可。”

    “是的。”万绳栻接口说道，“这是正办。他一辞，冯华公辞职在先，总不好意思说：‘我来代理！’那时，大事一举可成。”

    “对！就这么办。”张勋说道，“公雨，你就在这里拟一个电报，话要说得硬。”

    于是万绳栻即席起稿，要求黎元洪于三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张勋看了，段祺瑞看，略微改定了一两个字，随即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张勋去拜访徐世昌，这就比较客气了，口称“菊老”，说是特为来“请教”。

    “请教不敢当。不过，绍轩，复辟虽是好事，时机未到。主要的是友邦方面，很不大热心。”徐世昌说，“你对曹润田，实实在在是误会了。林权助那里，是我叫他去试探的，林公使不等润田开口，自己就表示要派人跟你去解释。这件事，你不能怪润田。再说陆闰生到日本，扫兴而归，这你就可以想见日本的态度了。此外美国公使芮恩施，两次去见黎黄陂，也表示不赞成中国的政体有什么改变。绍轩，兹事体大，千万慎重。”

    这番侃侃而谈，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得张勋半晌作声不得。

    “不过，绍轩，你这趟来，能够调停成功，亦足以增添声光。听说你昨天晚上，已经发了一个电报？”

    “是的。”

    “国会非解散不可。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徐世昌说。

    话中似乎也带着暗示，如能解散国会，复辟就未始不可商量。张勋对这件事虽有些灰心，但绝不会就此放弃，只是一时不免困惑，还要再看看局势的发展。

    不过，有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徐世昌所说的“声光”。报上连篇累牍的消息：“辫帅带兵进京”“各方瞩望辫帅调停时局”；还有些小报上说俏皮话：“一‘辫’系天下之重望”。不管国会是不是有理，不能解散，便是自己的一炮没有打响，声光顿减。倘能解散，将段祺瑞所做不到的事做到了，让黎元洪以前不肯听段祺瑞的，现在听他了，这番威望，岂非凌驾北洋元勋而上之？

    因此，从徐世昌那里回去，马上又发了一个电报，催逼黎元洪，重申限期，三天以内必须解决问题。

    接到这个电报，黎元洪找了智囊团来，表示除了辞职，无路可走了。

    “大总统一辞，冯河间马上会要进京。”金永炎说，“李秀山此来，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结果。”

    “不光是南京方面有这么一个结果，段芝泉更希望有这么一个结果。”哈汉章取出来一个电报，“这是云南唐蓂赓刚来的通电：‘效忠元首，拥护民国。’大总统不能为亲痛仇快。”

    “亲痛”犹在其次，黎元洪想起“仇快”————段祺瑞那张从无笑容的脸，胸膈之间，顿时有股突兀之气。

    一个一个问过来，赞成解散国会的多，赞成辞职的少。最后问到饶汉祥，他也赞成解散国会，不过理由不一样。

    “大总统一辞职，冯河间一时抹不下脸来，自然有一番做作，这就是一个‘真空’局面了。复辟派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说法，仓猝之间，推逊帝临朝，此事不可不虑。”饶汉祥摇头晃脑地说，“窃以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国会解散，犹可重组，害之轻者也。故宁取解散，不取辞职。”

    此言一出，黎元洪倒是当机立断了，“请伍总长来！”他说，“再通知乾若，补送解散国会的‘府稿’。”

    “何必一定要国务院的稿？”哈汉章说，“咱们自己也可以办。”

    因此，当伍廷芳到达总统府，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已早就预备在那里。黎元洪将张勋的电报拿给他看，也讲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要求伍廷芳副署。

    “报告大总统，我是代理国务总理，无非‘看守内阁’，照民主国家的常规，我无权作此重大决定，请原谅！”说罢，伍廷芳深深一鞠躬。

    这话就在不懂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人，听来亦觉得理所当然，不易驳倒，黎元洪只好放他走路。本还想找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向乃翁去疏通，作为英国留学生的郭泰祺劝说不必。

    “与其找旧人，不如找新人。何不请李仲老副署？”

    这是说李经羲，他字仲仙，连黎元洪都尊称他“李仲老”。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冒昧，特意写了一封信，约他小酌；却又怕碰钉子，不敢开口，因而席间愁眉苦脸，食不下咽。

    “大总统的胃口好像不佳？”李经羲关切地问道，“何事忧烦？”

    当他侧脸相问时，坐在次一席的哈汉章，赶紧从李经羲背后，递过一个眼色去。黎元洪会意，正好借此诉苦。“仲老，有件事我想跳火坑，伍秩庸不肯，我岂止吃不下饭，简直连觉都睡不着。”

    “噢，”李经羲已知不是好事，但不能不问，“什么事？”

    “仲老，”黎元洪灵机一动，“我想请教，你看是解散国会好呢，还是复辟好？”

    李经羲心里一跳。原来他先跟张勋已经取得默契，由张勋支持他当国务总理，复辟之事，见机而行。随后又听了高人的劝告，保持现状，待时而动。因此，他这样答说：“两样都不妥。”

    “比较起来呢？”

    “无可比较。”

    不想李经羲如此圆滑，真像十几年前，大家形容军机大臣王文韶的话，“油煎枇杷核”，怎么样也抓它不住。

    哈汉章看黎元洪有词穷的模样，便接口说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有前例可援。”

    “是的、是的。有前例可援。”

    “仲老赞成了？”金永炎冒冒失失地说，“解散国会的命令，就请仲老副署吧！”说着便要起身去拿公文。

    “且慢！”李经羲急忙说道，“我此刻就签，有效吗？”

    “怎么没有效？”

    “尚未就职，何能副署？”

    “此刻便就职好了。”

    “这是什么话？”李经羲怫然不悦，“唯名器不可滥，体制不可慢。国务总理，等于宰相之任，且不说唐宋‘宣麻大拜’，就在前清，亦未有如此草草者！”

    金永炎知道错了，急忙逊席谢过，站起来拱拱手说：“仲老，我失言了！”

    “好了，好了！”黎元洪打圆场，“都只为事情是燃眉之急，言语不免欠检点。仲老也是能谅解的。”

    谅解归谅解，这顿饭吃得大家都不落胃，副署的事，当然不便再提了。

    到得将近午夜，突然传宣官通报，海军总长程璧光求见。黎元洪颇为讶异，料想必有机密大事，毫不迟疑地吩咐：“请、请！”

    到得小客厅中一看，程璧光全副戎装，手捧军帽，伫立以待。看到黎元洪行了个军礼，率直说道：“请大总统左右回避。”

    黎元洪点点头，大声说道：“你们都出去，走远些。”

    左右一齐退出，将客厅大门也带上了。程璧光便用广东官话轻声道：“张勋的五千辫子兵，决定先派两千进京。大总统受北洋军阀挟制，势必身败名裂，请大总统马上走，我保护大总统，先到上海。上海就是大总统的‘行在’。”

    黎元洪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回事，怔怔地看着程璧光的一身军装，突然醒悟，大沽口的军舰，一定已经升火待发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走？”

    “此刻就走，先到天津。”

    果不其然！黎元洪想到上次郭泰祺等人安排他坐日本船出走，亏得事未成功，后来袁世凯一死，安然做了大总统。看来“吉凶悔吝生乎动”，一动不如一静，于是在此一念之间，做了很果断的决定。

    “玉堂兄，”他很客气地说，“多谢好意。不过时间太匆促了。这样匆匆忙忙出亡，一切没有交代，我良心上、责任上说不过去。段芝泉一时闹意气，只好各行心之所安。‘将军休下马，各自奔前程。’你请吧！一路顺风。”

    这是暗示程璧光，他虽不走，但也不会泄他的底，免得引起麻烦。程璧光看看再劝亦是无用，只好行礼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午，正在跟智囊们商谈，如何打开僵局时，丁世峄来回公事。主要的是两件，一件是伍廷芳请辞代理国务总理的职务；一件是张勋打来的电报，不问可知，又是催促解散国会。

    “事实上，”金永炎说，“国会议员也都走光了，解散无非是个形式。既然是形式，随便找个人副署一下就行了。”

    “行吗？”黎元洪问。

    “事贵从权，没有什么不行。伍秩庸不肯，李仲老不肯，总有肯的人。”

    “那么，你说是谁？”

    金永炎想了一下问：“大总统决定了，随便找个人来副署？”

    “不决定怎么样？”黎元洪说，“‘扯皮闹绊’缠不清，我都要‘派拉马子’了！”

    “大总统绝不会‘派拉马子’，等我来找个喜欢‘甩牌子’的人。”

    一个说惹厌得快要死了，一个说替他找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来。显然，这确是一件出风头的事，因为副署大总统命令的身份是国务总理。换句话说，不管是谁，要他副署就得先派他当国务总理。而这道命令，不比什么授某人一等嘉禾章的“大总统令”，仅是见报，不会有人看；一发表了，必定人人注意，“大名”一下子通国皆知了。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金永炎带来一个人，身穿古铜色缎袍，玄色团花马褂，年纪六十开外，而精神十足，进门站定，取下咖啡色的礼帽，捧在手里，然后只听“吧嗒”一声响，立正鞠躬，敢情缎袍里面穿着一双马靴。

    此人是步军统领江朝宗，“大总统！朝宗给你老请安！”亏他穿着马靴，居然能蹲得下去。

    黎元洪一见是他，不由得记起一段往事。袁世凯“登基”以前，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辞而不受。但饶汉祥、夏寿康等人却劝他应该受此“荣衔”，黎元洪心思倒有些活动了。

    于是黎元洪的幕僚长瞿瀛，请出一个人来劝黎元洪，是刚卸任的平政院长周树模。他正要出京向黎元洪去辞行，到得东厂胡同黎宅，已是近午时分，黎元洪留他便饭。

    “副总统要请我吃饭，就在‘葡萄亭’吃吧！”

    原来这座巨宅，大有来历，是明朝天熹年间，势倾中外的太监魏忠贤的遗园。到得清末，是荣禄的住宅，有个洋人由于荣禄的关照，做内务府的生意发了一笔财，替荣禄在明朝所遗留的楼台木石中，建一座西式亭子。特色是一盏大吊灯，做成一串葡萄的形状，所以都叫此亭为“葡萄亭”。黎元洪跟人谈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密，总在此处。所以周树模这一说，黎元洪便知道是有要紧话，连陪客都不邀，只宾主二人在葡萄亭小酌。

    “听说副总统决定辞武义亲王。有没有这话？”

    “有啊！”黎元洪说，“我想不受。”

    “这是替湖北人保全了武昌起义的面子。前清变民国，民国没有皇帝，我们虽是清朝旧臣，出来做官，也不算‘贰臣’。如今项城称帝，我们弃旧臣而事叛臣，何以自解。”

    “嗯，嗯。”黎元洪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敷衍地答应着。

    “我在前清，由翰林转御史，不过做到巡抚，尚且要避开，副总统在前清虽是混成协的协统，在民国可是位居第二。倘遇变故，就是中国的第一人。”周树模很恳切地说，“副总统，为民国、为湖北、为本身，应坚决不受这个王封。”

    黎元洪很重前清的科名，一向敬重周树模，现在听他说得大有道理，越发佩服，顿时将饶汉祥、夏寿康的话都丢开了。

    因此，袁世凯第二次再封，黎元洪仍旧决心不受。大礼官到门，黎元洪躲着不肯出来。随行的江朝宗不识趣，手捧诏令，跪在厅上，大喊：“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认为江朝宗简直是在“开搅”，不由得勃然大怒，大踏步出得厅来，左手撸起了右手的袖子，戟指骂道：“你在弹什么‘野棉花’？简直‘不要鼻子’！”

    气急得将湖北乡谈都急出来了，是骂江朝宗：“你在胡扯什么？简直不要脸！”江朝宗看“菩萨”竟然“金刚怒目”，知道动了真气，急忙赔罪：“王爷别动气，王爷别动气————”

    “还要‘王爷’！”黎元洪跺着脚骂，“‘清晨八早’的，你跑来‘嚼牙巴骨’‘狗扯羊腿’！替我快滚！”

    江朝宗狼狈而遁。黎元洪却又不免歉疚，觉得自己太过分了。这份歉疚，留到此刻，越为浓重，所以十分客气地拉着他的手说：“宇澄，你请坐下来谈。”

    “是！”江朝宗坐下来，只是臀部挨着椅子边缘，上身斜倾向前，“有话请大总统吩咐。”

    “噢，”黎元洪问金永炎，“你没有跟宇澄把话说明白？”

    “说了。不过，这应该大总统当面交代。”

    “不错，不错！”黎元洪连连点头，“宇澄，我想请你代理国务总理。”

    “是！”江朝宗很快地站起来请了一个安，“多谢大总统栽培。”

    “少礼、少礼。你请坐。”黎元洪又说，“不过，宇澄，锣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代理不过代理副署一道命令。永炎跟你说过了？”

    “说过了。朝宗明白。”

    “明白就好。”黎元洪问金永炎，“还有什么话要我交代宇澄？”

    “没有了。”金永炎答说，“大总统请休息吧！我邀佛言一起跟宇澄办手续。”

    手续是江朝宗领受两道命令：一道是“派步军统领江朝宗暂兼国务总理”；一道是“江朝宗着免兼国务总理，仍回步军统领本职”。江朝宗所要做的事是，在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

    与此同时，饶汉祥正在大伤脑筋，如何拟一通电文解释解散国会，出尔反尔的苦衷，以期能够邀得国人的谅解。他说：“国会再开，成绩尚鲜，宪政会议于行政立法两方权力，畸轻畸重，未剂于平，致滋口实。皖奉发难，海内骚然，众矢所集，堵在国会，请求解散者，呈电络绎，异口同声。元洪以约法无解散明文，未便破坏法律，曲徇众议，而解纷请难，智力俱穷，亟思逊位让贤，还我初服。”

    辞职不成，又当如何？不能不归罪于督军团。饶汉祥想了一会儿，接着写道：“乃各路兵队，逼兵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自由号召，并间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人心浮动，讹言繁兴。”

    以下要谈到张勋了。问题是，张勋之来，要不要说是自己请来的。

    因为如说是自己请来调停国事，结果是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不免同谋之嫌，至少也要落个无知人之名的讥评。所以考虑下来，饶汉祥决定不提张勋入京的由来，甚至连名字都不必提。

    因此，堂堂大总统的通电，竟如有所忌讳：“安徽督军北来，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迭经派员接洽，据该员复述，如不即发明令，而行通电卸职，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等语。际此危疑震撼之时，诚恐藐躬引退，立启兵端。靡特国家政体，根本推翻，抑且攘夺相寻，生灵涂炭，都门首善之地，受害尤烈。外人为自卫计，势必始以交涉，终以保护，亡国之祸，即在目前。”

    写到这里，饶汉祥搁起笔来，细看一遍，对于“立启兵端”以下一段话，颇为得意，因为这不但暗示他一辞职，立即便会有复辟的局面出现，而且可能引起义和团之祸。

    解决了这个说恋栈为不能辞职的难题，下面的话就好说了。饶汉祥振笔疾书：“元洪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祸，为保存共和国体、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得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忍辱负重，取济一时，吞声茹痛，内疚神明。”

    写完再看，自己在“实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祸”这两句上，密密加了圈，然后送到黎元洪的办公桌上。

    向来读饶汉祥的通电，是黎元洪的一大享受，摇头晃脑，回诵多时，才交下去照发。

    及至通电发表，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知道再住在京中，有为“辫帅”抓去的可能，所以留下一封信给黎元洪，离京南下。而就在同一天，康有为北上抵达天津了。

    原来张勋由于徐世昌兜头浇了冷水，对复辟一事，有些不大起劲。这一来真如俗语所说的，“皇帝不急，急煞太监”，胡嗣瑗与万绳栻商量，只有搬一个人来，才能鼓起张勋的兴致与勇气，这个人就是康有为。特地请了个他的世交，到上海去迎接。

    康有为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两个人，一个叫王乃澄，字病山，是陈散原的同年，一直在上海做遗老，但“首阳山”居亦不大易，听说要复辟了，跟着康有为来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弄几文做遗老的本钱。

    再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与他的胞弟沈曾桐，都是前清的名翰林，一时有“双丁二陆”之目。他是康有为特地约了来的，由于他做过安徽提学使，所以康有为预备保荐他做“学部尚书”。复辟以后的“大臣”，内定的只有他跟张镇芳、雷震春与朱家宝。张镇芳抓财权，度支部尚书；雷震春抓军权，陆军部尚书；朱家宝抓官权，当专管地方、可以放县官的民政部尚书。

    此外自天津同车进京的，还有李经羲。他在黎元洪邀宴以后，第二天就溜到天津，避免纠缠。不过，对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仍旧很热，所以一到天津，即投张勋。因为眼前没有张勋的支持，他的“地狱内阁”是组织不起来的。

    张勋当然也乐得利用他做个过渡，所以邀他同车。车上看报，发现江朝宗居然也发通电了，一开头说：“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一身，特为依法副署，借负完全责任。”

    “妙文，妙文！”李经羲大声说道，“责任还有‘借负’的，真是闻所未闻。”

    “这必又是饶大秘书的手笔，此公善造新名词。”万绳栻接口，“不知还有什么妙语。”

    下面倒是很老实的文章，说是：“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

    “自承违法，老实得可爱。”李经羲对张勋说，“绍轩，你倒不可不好好酬庸他。”

    因此，到了北京前门车站，张勋对于特地来迎接的江朝宗，颇假以辞色。江朝宗倒并不因为他眼前是“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理国务总理而有骄色，礼貌称呼，依旧非常客气。

    他管康有为叫“康先生”，由于事先已有联络，康有为、沈曾植、王乃澄的行馆，已经预备好了。“康先生的公馆，备在贤良寺。”他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岂止合适？简直喜出望外。原来贤良寺本是清朝雍正年间，怡贤亲王的府邸。怡贤亲王病殁，袭爵的怡亲王迁居新府，原处改为怡贤亲王的专祠。余屋甚多，宏敞幽静，而且近在东华门外，进宫极其方便，所以曾国藩平定洪杨，入京就大学士之职时，便借住贤良寺；李鸿章亦复如此，每趟进京，都喜欢以贤良寺为行辕，庚子年入京议和，竟死在贤良寺。康有为从戊戌政变时，仓皇出京，此番重到京华，竟能如曾、李之以贤良寺为行馆，自是踌躇满志，不胜之喜了。

    张勋在京中是有住宅的，地址在南河沿。万绳栻、胡嗣瑗都住在他家。访客陆续不绝，臣门如市，胡同两端都派警察站岗。加以满街的辫子兵，三五成群，或则游荡，或则聚赌，随便就在路边坐下来，盘起辫子，解衣磅礴，呼幺喝六地赌得兴高采烈。北京的百姓，见过各式各样的兵，洋兵都见过八国之多，只有对张勋的部队，诧为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