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

    我到桂林以后，听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谈到历史学的基本功问题。我觉得基本功是要学的，但这个提法不大全面，全面的提法还是要讲“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我所知道，现在讲的基本功，主要的是讲如何读书，如何查字典，如何找材料，不包括基本理论在内。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

    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这种理论去指导研究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因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今天，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和老师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如果马列主义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一点，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制度，就是替这个历史制度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作总结不容易吧！我们搞了一年工作和教学，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一年的历史都很难总结，那么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就更难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那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要总结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我们打开“二十四史”，有许多历史人物，都要作总结。毛主席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总结，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给他们评价；也告诉我们如何研究，如何评价。但是，他没有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间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都作出总结来。我们也不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总结都依靠毛主席去做，我们坐享其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任务。对一个人要作出总结就很困难吧。大家在解放以来经过很多次运动，很多同志都曾经作过总结，对于一个人要作总结尚且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人作总结，如果没有理论能行吗？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现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都需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进行研究，来作总结。没有理论，就不能开步走。马克思讲，学自然科学的人，可以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细菌，也可以用化学反应药来识别。学历史的人，用显微镜不行，用化学反应药也不行。你把“秦始皇”这三个字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也看不出他这个人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所以，研究历史科学，还是必须学好理论。

    学理论不是那么简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很困难的。孔夫子的学生就觉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可以学得到，讲性命的、讲天道的这些理论就不容易学到。理论的学习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忽视理论学习的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觉得我只要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不学理论，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这很危险，恐怕至多只能做资料工作，不能做历史学家。退一步说，就是收集资料也要理论的指导。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什么资料是次要的；什么资料是典型的，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资料是真的，什么资料是假的，这也要理论的指导。所以不学会理论，连资料工作也做不好。学好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资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凸出来；那些次要的资料就会回避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学好理论，从收集资料、研究资料到写成文章、写成书，都要资料，都要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只是史料的堆砌，怎能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只学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资料，只放空炮，那也不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搞历史不要资料，我们是说要重视史实；要掌握大量资料；但是，我们说，更要重视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学不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难学；但是也懂得一些。凡是讲阶级关系，骂地主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是站稳了立场；讲到民族关系，骂汉族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会不犯大汉族主义了；讲到国际关系，作一点自我检讨就行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某些统治者曾把军队越过了今天中国的疆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我曾经讲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一直到前年我写那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又说过：我们很多同志连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没有搞清楚，好像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但是，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基本矛盾，有些时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些时候，民族矛盾也会成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有些同志没有搞清楚。好像讲这一段历史，要不讲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丧失了立场，认为必须如此讲；纵然情况不是如此，也要这样讲。这就是简单化。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学到的一些理论，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可以不必再学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找一点资料，那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最近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也没有学好，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我说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测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出几个题来考一下：何谓奴隶制度？何谓封建制度？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叫“萌芽”？只出一个题，请大家来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难得五分。的的确确，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地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并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学好，表现在哪些地方？表现的地方很多。我为了检查《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写了几条要求，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就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很多的历史剧，都有现代化的倾向，总是正面人物不像共产党员就像青年团员，甚至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正确。因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哪怕他是汉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确；而且他的阶级意识，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现在的戏剧，有些就是这样。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应该肯定。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写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教书也好，写戏也好，是不是要贯彻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当然要贯彻。但是历史首先是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如果讲科学就不能讲革命。我看，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完全可以统一，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有一个时期，有很多教师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贯彻到古代历史里去。我们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这个号召塞到古代史里去；提出一种什么政策，也就把这种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像古代的人就提出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就实行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你说那行不行？那样，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哪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秦始皇、汉武帝都不拥护呀！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都要求照万隆精神，这哪里行呀？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讲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牢狱，共产党来了才变成民族大家庭。

    理论没有学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讲书的时候，先讲一堆史料，然后讲理论。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人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变成历史学的花边，变成资料的花边。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他说，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这是他的思想。画家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你离开了颜色，离开了这张画，到哪里去找画家的思想呢？雕刻家雕出来这块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劳动人民，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不画农民，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这与雕刻家、画家的思想有关系。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要写这些题材，而不写那些题材？又为什么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这就是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家，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这就是你的思想。要在你叙述这件事、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去理解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然后再把自己的话、把材料摆出来。这样材料是材料，理论是理论，材料与观点分家，而不是材料和观点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政策同理论要统一，并不是说要我们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要犯错误。但是，它还要根据国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现实、当时的条件、民族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制定的。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点、时间的限制。在古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同一个王朝，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个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汉朝，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亲”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亲”。到了汉武帝时候，变成了战争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回到了“和亲”政策，因此，我们恭维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33年。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欢她。我前年到内蒙古，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乡。直到现在，内蒙古的人民还都很喜欢她。这说明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王朝来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用这样的办法古为今用，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为政策服务，就帮了倒忙。我们要真正做到让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就不是仅仅用某几个历史人物来服务，也不是用某几桩历史事件来服务，而是要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这样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性或历史的倾向性来为政治服务。例如，我们能够指出，历史一定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研究，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成功、胜利的必然性。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不要重复。用这样的方法为政治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卧薪尝胆可以为政治服务，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践是不是个英雄？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我看他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何况他还曾带着他的王后，带着他的大臣，带着他整个的国家，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变成好的了；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坏就全坏。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还要有个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须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就是要典型化。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但是，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进了，应当研究。

    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

    基本知识包括掌握基本的资料。资料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学历史如果不掌握资料，光有理论，那是不行的。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历史家有三长：才、学、识。没有资料光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结论到结论，那是讲空话。恩格斯讲，专靠几句空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一定要掌握资料。我们要反对轻视资料。有一个时期，有这么一个提法：史料即史学。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我们找材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像盖房子必须准备砖瓦，做衣服必须准备布帛。哪怕你是个最好的工程师，要是没有砖瓦，怎么盖起房子来呢？最好的裁缝，没有布帛，怎么做出衣服来呢？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我们有一个时候反对把史料当作历史，有些同志反得过火了，连史料本身也反对了，这是错误的。史料不能反对。当时好像这样讲：谁要搞史料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画一个等号，这太恭维资产阶级了。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封建社会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没有掌握史料，他就写不出《史记》、《资治通鉴》来。司马光不是写完了《资治通鉴》还剩下几大房子的史料吗？资产阶级史学家既掌握史料，无产阶级史学家更要掌握史料；而且真正忠实于历史资料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历史，为了辩护他们的阶级统治，甚至于歪曲史料，捏造史料。如果说史料就等于资产阶级思想，那岂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研究历史才是有凭有据的，而无产阶级研究历史，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乱讲？这个说法不好，必须改正。我们要有历史资料，但反对把史料当成历史。我们在史料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除此以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他要这个史料，我们也要，甚至所用的史料是一样的。我们的古代史料，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留下来的，过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史料？因此，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史料，什么阶级留下来的史料，它是用什么阶级观点写的，这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一千五百多种资料，没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以前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呀？都是资产阶级的、封建的。但是，马克思就用封建的资料、资产阶级的资料，写出了《资本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这证明了史料的阶级性没有危险。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不稳，才易发生危险。危险不在于史料本身的阶级性，而是在于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毛主席讲过，列宁也讲过，马克思也讲过。对一个人物的评论也好，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能够多掌握些资料，做出来的结论的准确性就大一些；少掌握资料，做出来的结论就比较有点危险性。从收集资料到掌握资料，不是一件事情；收集了资料不等于掌握了资料。首先要知道研究哪个问题，到哪里去找资料。因此我们现在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要给同学们引路，最好把研究某一些问题要用的参考书给他们开出一个书目来。他现在没有时间看，毕业以后可以去看。找到这些书以后，有哪些资料要抄下来，哪些可以不抄下来；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别人加进去的，这又是问题。辨别了资料的真伪，辨别了资料的重要不重要以后，工作还没有完结，还要把资料写成历史，那你就必须要把整个的资料在你的头脑中间完全溶解，变成自己的，那才叫占有资料。否则你就没有占有，只是从书里抄到你的笔记本子上，资料移动了位置而已。占有了资料，你是不是就掌握了呢？没有掌握。可见从找资料，到占有资料，到掌握资料，是一个过程。学理论也是一样的。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第三要会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等于会用。马克思的话，毛主席的话，背得不一定都懂，懂得不一定都会运用。从学理论来讲，从记得到懂得，从懂得到会运用，这又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史论结合，如果理论没有学好，资料又没有，那你拿什么东西同什么东西结合呢？不能拿一个零同另外一个零来结合，零加零还是等于零。所以首先要有史料，要有理论，然后才能谈到史料和理论的结合问题。

    历史学有理论的问题，有政策的问题。要懂得理论，也要懂得政策，然后才能谈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现在审查教材，第一是资料的审查。资料对了，就有进一步审查的基础；资料如果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你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说第一步是要严加审查资料。第二，资料对了，根据你的这些资料，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是理论的审查。根据这个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到底你现在的这个结论对不对？要审查理论。第三，资料、理论都对了，但是你的这个说法现在暂时不说为佳。因为如果说了，可能引起民族之间的误解，引起国际之间的误解。这是政策的审查。第四，文字的审查。有的文章，写得很长，废话很多，我是反对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写长文章。但是我思想上总是不想把它写长。文章不是愈长愈好，书也不是越厚越好，而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自己多看几遍，看有没有废话。有就删掉，需要加进去的话就加上。

    三　关于基本技能问题

    基本技能，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写文章。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学，文章写得很好；也有些同学，还没有学会写文章，或者写得不好。中国古代是文史不分，史学家就是文学家；现在的同学也要练习怎样写文章。基本技能还包括查字典、查辞典、看地图、制年表这些东西。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入学就给他们讲这个问题：你怎样到图书馆去借书，怎样查四角号码，怎样查年表，怎样查地图，等等。如果是学考古的，还要学会照相，学会绘图，学会测量。基本技能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学历史的人，还要学外国文。外国文懂得愈多愈好。当然时间有限，四五年纵然学不了太多，还是要学。恩格斯对学外国文是非常认真的。他为了研究一个东方的问题，学波斯文。他就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专门去学那种文字。现在外国史学家研究我国历史的很多，有些人歪曲我国的历史。因此，现在的历史科学有国内的战线，还有国际的战线。我们不懂得外国文，那就没有办法，而且懂少了都不行。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外国的汉学家会议，我到荷兰去过一次，到巴黎去过一次。有几百位外国教授，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在那里就要和他们进行争论。因为他们的报告有德文的，有法文的，有英文的，又有意大利文的。我们晚上不能睡觉，要翻译。有的外文我也不懂，就去找外国的共产党员同志帮我们翻译。译好了，第二天才好回答他们。这还不行，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开讲稿，给你提出问题来。有一个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中国人就不懂写人物的传记，因为你要写传记的时候，你不会写蒋介石，不会写胡适之（胡适）。他是法国人。我等他讲完了（他临时提出来的，他的讲稿上没有），我说你是法国的一位宋史专家，我看你没有读过《宋史》。因为《宋史》上写了岳飞，也写了秦桧。我们写好人，也写坏人；怎么会放过蒋介石和胡适之呀！一定会写，请你放心。我说，要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你能讲出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完备的传记体裁？法国有没有？没有吧？他没有话说了。

    我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是最近我们党提出的几个要求。我们要根据这几条来检查自己的教学计划，是不是贯彻了这三个基本的要求，是不是给了同学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可以用这三条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讲稿。当然，要求百分之百地贯彻也很困难。在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事是很少的，只是看贯彻了若干吧。总之，贯彻得愈多一些就愈好一些。这三个问题中间最重要的，还是基本理论。如果你没有基本理论，只掌握了一些资料，掌握了一些技能，那你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我们现在并不培养书呆子，我们要培养的是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战士，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战斗，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战斗！

    （1963年3月29日在广西师范学院所作报告《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张传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