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帝国
一、藩镇的割据
（一）藩镇的强大
唐的由盛世突然步入衰运，关键在于安史之乱。这场大叛乱虽被讨平，但它给予唐帝国的创痛，真是至深且巨。它直接间接遗留的若干困难症结，使唐室始终无法解决；不特促进唐帝国的衰落与乱亡。某些方面甚至影响唐以后数百年的政局。藩镇的跋扈，便是安史之乱留给唐室的若干重大难题之一。
唐室于安史之乱平定后最大的失策，是对安史的降众以及在战争期间过度扩充的政府军，没有一个适当的安排。政府军方面，除了开元时代所设的九节度使外，战争期间又在内地增设不少兵镇。乱平后，安史余孽并未完全消灭，仍然盘踞黄河下游南北地区，唐室为防备他们，也就不敢撤销内地的兵镇，因此兵镇几乎遍及全国。这不但使唐室的财政陷于困境，更平添若干据地自雄的军阀。
安史余孽之所以无法完全消灭，是由于他们的实力坚强，不易征服。在战争期间，唐师屡遭败创，赖回纥人的助战，才击败叛军，而回纥人的纪律极差，唐室又不敢过分倚任。加以肃宗、代宗，缺乏远见和魄力，只求早日结束战争，而不计后果。因此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以招降叛军。安史部将归降的，唐室并不惩处，也不解散他们的武力，反酬以广大的地盘和节度使的官位。安史余孽的实力，就这样被保全下来，终成为帝国内部的巨患。
叛乱的初期，安禄山部下平卢镇将刘客奴、王玄志、董秦等降唐，唐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辖平卢旧境（今辽宁省南部及河北省东北部一带地），以抗禄山，他是安史降将为节度使的第一人。其后王玄志酖杀客奴，唐复于肃宗乾元元年（758）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同年，玄志死，军士拥镇将侯希逸为主，唐室又委任希逸为节度使。这是节度使擅自攘夺和私相授受的开始。宝应元年（762），侯希逸因孤军无援，率所部二万人南下，渡海至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据有其地。唐复以之为平卢淄青节度使（简称淄青节度使），辖有十州的地盘，成为黄河以南的强藩。
到代宗即位，史朝义失败，仆固怀恩进兵河北，安史部将薛嵩、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率降唐。据说怀恩恐怕乱平宠衰，因而奏请以嵩等分帅河北，以为党援。唐室也因厌战，竟然允许。以张忠志为成德五州节度使（大致辖今山东省北部及河北省中南部地区），赐姓名李宝臣，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县）；田承嗣为魏博五州节度使（大致辖今山东省西北部及河北省西南部地区），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李怀仙为卢龙六州节度使（大致辖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地区），治幽州（今北京大兴区）；薛嵩为相卫六州节度使（即昭义节度使，大致辖今河南省北部及山西省东南部地区），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而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于永泰元年（765）为部将李怀玉所逐，唐室乃以怀玉为节度使，赐名正己。以上五镇，都是安史余孽，他们占据了唐帝国的整个东北部地区，渐成为唐室的大敌。
五镇的首领，大都是胡人或胡化甚深的汉人，例如李宝臣为奚人，李怀仙为柳城胡人，李正己为高丽人，侯希逸母系出于高丽，田承嗣、薛嵩则为胡化的汉人。诸镇互为婚姻，与中央抗衡，渐至形成割据的局面。而诸镇将士，既多胡人，他们所控制的地区，也逐渐胡化。胡化的主要特征，是卑弃文教而崇尚武力，养成一种好勇斗狠的风气。所以当时军人第一的黄河下游南北与以诗赋取士的长安，文化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上述安史系的藩镇区，不但土地肥沃，民风朴勇，自然形势也非常险要，唐帝国的东北天然国防线，便在这个地区中。这个地区与唐室对立，不但使唐室失去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同时牵制住唐室大量的兵力和财力，几乎使整个关东地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中。
安史系藩镇区中的统治组织，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其辖区中的军事统帅，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其私人委任的镇将来统率。镇将有镇遏将、镇使、镇遏使、镇遏兵马使、镇遏都知兵马使等名目，其中镇遏使又常兼任洲刺史。节度使的地位，并不巩固，常为他的部将所攘夺。如果节度使因死亡而出缺，便由他的子侄或为众所推举的部将继任为“留后”，等到中央的正式委任状到达，再称节度使。此外，节度使在他的辖区中可以自由委任官吏，扩充军队，征收赋税，中央政府一点不能过问。至于中央系的藩镇，在唐朝中叶，还没有这样凶横。
藩镇的兵，可以说完全是强迫征调的。藩镇区中的壮丁，大都被征为士兵，老弱则从事农耕。同时对人民的生活管制甚严，若干藩镇如卢龙、淄青等，甚至禁止人民偶语于途，夜间不准燃烛，并不准以酒食相过从。节度使从军队中抽调其精壮者，充当卫队，叫做“牙兵”；又有所谓“养子”，乃是精锐中的精锐。节度使对这类亲军，备极爱护，但他们日趋骄横，动辄发动叛变，驱逐主帅。这种现象在藩镇间愈演愈烈，直到五代。
（二）诸镇的连兵
安史诸镇，以田承嗣为最强。他有兵十万，对唐室也最无礼，代宗对他加意笼络，但他骄傲如故，大历八年（773），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唐以嵩弟崿为留后。十年（775），承嗣夺取昭义一部分地盘。唐遣兵伐之，不能取胜。次年，承嗣谢罪，唐赦免之，但承嗣所占的昭义地盘，并不交出。唐室另派李承昭为昭义节度使，统辖其余地方。至此，黄河以北的安史系藩镇，仅剩魏博、卢龙、成德三镇。这时黄河以南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已拓地至今山东省的西部及南部，他共辖十五州，也拥有强兵十万。这四镇名义上虽是唐室的藩臣，实际上等于敌国。十四年（779），承嗣死，由其侄田悦继承其位，藩镇世袭的恶例，由此开端。
同年，代宗死，子适继位，是为德宗。他即位之初，颇能励精图治，藩镇对之深为敬畏。但他为人刚愎忌刻，没有充分的知人之明。建中二年（781），他引用奸臣卢杞为相，政治日非，渐引起藩镇的轻视。因此在一段极短暂的安静之后，又掀起了战乱。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惟岳自称留后，田悦为其求节度使，唐室不允，悦乃联合惟岳及李正己，举兵叛唐。既而李正己死，其子李纳擅领军务，仍与田悦等联合。唐以马燧、李晟等讨田悦，悦败归魏州，唐军围之。李惟岳则为部将王武俊所杀。
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于代宗大历初为部将朱希彩、朱泚等所杀，二朱相继为节度使。大历九年（774），朱泚入朝。次年，泚自请留长安，唐乃以其弟朱滔为卢龙节度使。至田悦等叛，朱滔以讨叛有功，希望唐室增其辖地，未能如愿。王武俊则求为节度使，谋亦不遂。因此二人怨恨，乃发兵共救田悦，解魏州之围。既而三镇与淄青李纳联合，同时称王。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共推朱滔为盟主。他们并与淮西节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勾结，希烈是安史降将李忠臣（原名董秦）的养子，忠臣于代宗时为淮西节度使，大历末为希烈所逐，唐室便以希烈继为节度使。德宗时，希烈因求增地不遂，乃与四镇相结，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淮西也可以算是安史系的藩镇，它仅辖三州之地（今河南东南部），形势也很孤立，但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建中四年（783），希烈遣兵四出抄掠，东都大扰，唐室派泾原等镇兵讨之。同年十月，泾原节度使（辖泾、原二州；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姚令言率兵五千到京师。因未得赏赐，军士在进发至长安以东的浐水时哗变，鼓噪而还，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入长安后，推举废处京师的朱泚为主，百官留在京师的，多受其委用。朱泚自称秦帝，不久改号为汉。当时中央大军正攻打魏博，闻变后由李怀光、李晟率师还救长安。朱泚率军自长安围攻奉天，幸李怀光赶至，击败叛军，朱泚始退回长安。奉天解围后，德宗听信卢杞谗言，竟不召见怀光，怀光乃顿兵抗表，论卢杞之罪，德宗不得已将杞贬逐，但怀光仍不满意。
兴元元年（784），德宗用朝臣陆贽之策，下诏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惟朱泚不赦；并免除若干苛捐杂税。于是人心大悦，田悦、王武俊、李纳也都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唐室恢复田悦的官爵，并以王武俊、李纳分任成德、淄青节度使。只有朱滔、李希烈不听，滔仍引兵南攻，希烈则自称楚帝。李怀光屯军于咸阳（今陕西成阳市东），暗与朱泚相通，并阴谋袭取奉天。德宗闻讯，又急忙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县东）。既而李怀光以实力不足，决计先据河中（今山西永济县），于是大掠而去。同年，李晟收复京师。朱泚、姚令言率余众西走，均为部下所杀。德宗还长安后，命马燧、浑瑊等讨李怀光。贞元元年（785），马燧等进逼河中，怀光兵败自杀。次年，李希烈为其将陈仙奇所杀，唐乃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仙奇又为部下吴少诚所杀，唐室又以少诚继其位。
田悦于兴元元年（784）为田承嗣子田绪所害，唐室乃以绪为魏博节度使。朱滔则于朱泚称帝时，起兵南下，想西入潼关，但为王武俊所拒，败回幽州，上表待罪。贞元元年（785），滔病死，唐室以其将刘怦为卢龙节度使。同年，怦又死，唐复以其子济为节度使。
德宗返跸后，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当时全国藩镇共有四十余处，布列四方，大的辖有十州之地，小的也辖三四州，大都在半独立状态中。而德宗又以奸佞裴延龄用事，并昵近宦官贪吏，因此政绩日衰。贞元十四年（798），吴少诚于淮西举兵，侵掠邻州。唐室讨之不利，终于赦免其罪，因此藩镇的气焰更盛起来。
（三）宪宗的征讨
宪宗初期主要藩镇割据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太子诵继立，是为顺宗。他因夙患风疾，于同年八月，传位于太子纯而自号太上皇，并改元永贞。太子纯即位，是为宪宗。次年，改元元和。元和共有十五年（806～820），在唐史上号为“中兴”时期。宪宗最可称述的中兴事业，便是打平若干抗命的藩镇，使国家再度统一。但这次中兴时期是非常短暂的，只与宪宗本人相始终。
宪宗初立时，与宰相杜黄裳谈到藩镇问题，黄裳认为要振举纲纪，制裁不法藩镇是第一要务。宪宗采纳其议，决心以武力解决骄蹇的藩镇。当时全国藩镇四十八处，凡辖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其中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达十五镇七十一州，每年向中央输入财赋的，只有浙江东西的八镇四十九州。［见《旧唐书》卷十四《宪宗本纪上》］诸镇仍以安史系的藩镇为最强，但宪宗对他们并不轻易起衅，而先拿较弱的“开刀”。
永贞元年（805），剑南西川节度使（辖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成都府。肃宗时，分剑南为东西两川，各置节度使）韦皋死，其部属刘辟自为留后。宪宗立后，以辟为节度副使，不久他又因兼领东川未遂而叛。唐以高崇文讨之，击擒刘辟，其乱乃定。这是元和元年（806）的事。同年，夏绥留后（治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杨惠琳抗命，唐室又讨斩之。次年，镇海节度使（辖今太湖流域地区；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李锜自请入朝，以试探中央意旨。宪宗征其至京师，锜乃反。唐遣兵讨之，锜部将擒锜而降。锜为唐远支宗室，卒被处死。三镇既平，中央的声威大震。
宪宗对藩镇最艰苦的战斗，要算元和十年至十二年（815～817）的讨伐淮西之役。此役以前，唐室曾于元和四年至五年（809～810）讨伐成德的王承宗（武俊孙），因未获胜利而予以宽贷，至淮西乱起，承宗又叛。这里先叙述宪宗讨伐淮西的经过。
唐室所以必欲讨伐淮西，主要目的是在解决兵财两大问题。因为淮西牵制住唐室数十万的军队，军费的消耗极大，同时它的形势孤立，较有战胜的把握。但淮西节度使辖区内的人民，受安史胡人的影响，风气异常犷悍；加以李希烈、吴少诚等人的长期割据，人民与中央的情感渐渐消失，竟至视同敌国。因此唐室调用十六镇的兵力，以三年的时间，才得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少诚于元和四年（809）死，大将吴少阳自立为留后，当时唐室正用兵河朔，不得已以之为节度使。九年（814），少阳死，子元济匿不发丧，自领军务。次年，元济纵兵旁掠，侵及东都。唐以李光颜、严绶率诸镇兵讨之，一时未能奏功。但宪宗用兵之意甚坚，以宰相武元衡主持军事。不久，元衡为贼党刺杀，复以裴度为相，专主讨淮西事。十一年（816），唐以李愬（晟子）率兵讨淮西。次年，李愬用计连擒淮西将丁士良、李祐等，委以腹心。既而李愬用李祐之计，于雪夜奇袭元济总部所在地的蔡州城（今河南汝南县），擒获元济，诸州相继归附，于是乱平。
淄青节度使李纳，死于德宗贞元中，传子师古。元和元年（806），师古死，部下拥立师古继母弟师道继位。当时宪宗初立，不得已承认之。及淮西乱起，师道暗中出兵助元济，并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吴元济被擒后，师道才起恐慌，上表愿纳质献地，既而反悔。唐室决计用兵，以李光颜、李愬等统军进讨，屡败师道兵。十四年（819），师道为其部将刘悟所杀，淄青遂定，唐分其地为三镇。自李正己以来，割据五十四年的淄青节度使区，至此重新归命。
李愬袭蔡州作战经过示意图。自元和九年（814）十月始，朝廷对淮西用兵，但连连败绩。元和十一年（816），朝廷以李愬出任唐随邓三州节度使。次年正月，李愬到达唐州。此时唐北路军李光颜在溵水与淮西董重质相持，并于三月渡溵水西进，败淮西兵于偃城，董重质走洄曲，唐军蹑踪而至，吴元济被迫从蔡州调兵北援洄曲，蔡州城内空虚。李愬固此有袭蔡州之意。九月底，李愬攻占吴房外城。十月初十，阴晦风雪，李愬利用这一天候，自文城栅，以九千人东行。至夜袭占张柴村委点，分兵五百守之。余部继续东进，天明前抵达蔡州城下，随即登城攻击。吴元济猝不及防，又兼兵少，接战不久即被擒，随后洄曲守将董重质亦归降，淮西遂告平定。
河北方面，魏博节度使田绪死于德宗时，节度使一职，经其子季安、孙怀谏，而于元和七年（812）落入田承嗣的侄子田兴之手。田兴对中央甚为恭顺，唐室便正式以他为节度使，赐名弘正。他喜好收藏图籍，时与宾佐谈论古今；馆宇服玩，也谨遵法度；这是胡化藩镇首领的创举。他又以兄弟子侄在中央任职，以防他们效法河北诸镇世袭的恶例。他对唐室的忠诚，是胡化藩镇中所仅见的。
成德节度使王武俊死于贞元末，由其子士真继位。元和四年（809），士真又死，子承宗自为留后，同年，承宗起兵叛唐，唐以宦官吐突承璀统军讨之。次年，承璀屡战屡败，承宗遣使谢过，唐乃赦之。十年（815），淮西乱起。武元衡被刺，王承宗亦阴与其谋。次年，唐以田弘正等讨之，但旋即罢兵，并力以取淮西。及淮西平，承宗惧而请罪，纳质献地，唐始复其官爵。不久承宗病死，唐室乃以田弘正移镇其地，而以李愬为魏博节度使。
卢龙节度使刘济，对中央甚为恭顺。元和五年（810），刘济为其子刘总所弑，唐室不知底细，复以总为节度使。其后王承宗再度抗命，总虽出师助征，但阴持两端。及吴元济平，李师道、王承宗相继死，总党援尽失，乃上表向唐室输诚，从此卢龙也接受中央的命令。
到元和十四年（819）春，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中央，这时可算宪宗中兴事业的最高峰。但宪宗对国事已有些荒怠，渐着意于池台馆宇的营建崇饰。同时他又染上迷信的恶习，祈求长生，服“不死”之药。他服药后，性情暴躁，常罪责近习，终于十五年（820）为宦官陈弘志所害。他死后，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又乱，唐室从此未能收复。
（四）藩镇的复盛
宪宗死，子恒立，是为穆宗。他即位后不久，河北藩镇又叛，最先叛变的是卢龙。卢龙节度使刘总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请求弃官为僧，唐室许之，改派张弘靖继其位。弘靖出镇卢龙后，不知适应当地的风习，例如旧日的节度使，大都亲冒寒暑，与士卒同甘苦，弘靖则不常与部下接触；又如卢龙人习于早眠，夜不燃灯，而弘靖的僚佐，多嗜酒放纵，有时深夜归来，烛火满街。这些都是镇人所不习惯的。此外，安禄山、史思明在当地仍深受信仰，俗称“二圣”，弘靖到卢龙后，发墓毁棺。而弘靖的僚佐，又常以“反虏”诟骂当地军士，因此激起镇人的怨愤。同年，卢龙军叛，将士囚弘靖而迎立朱滔的孙子克融为留后，于是卢龙再与唐绝。
成德、魏博也接着叛变。田弘正移镇成德时，曾携带魏兵二千人以自卫，请中央供粮，中央恐开例而不给，弘正不得已遣回魏兵。长庆元年（821），卢龙叛后不久，成德旧将王庭凑乘机作乱，攻杀弘正。庭凑自称留后，唐遣兵讨之，并委朱克融为节度使，以分其势；但以进战无功，不得已于次年命庭凑为节度使。魏博方面，当王庭凑叛时，节度使李愬正谋出兵，因染病未果。唐室乃起用田弘正子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并命其讨王庭凑，为庭凑所败。诸镇逼布“行河朔旧事”，布不从而自杀，部众乃拥戴牙将史宪诚为留后。宪诚所统为全军精锐，唐室怕他生事，乃以之为节度使。宪诚表面服从中央，暗中则与卢龙、成德相结。于是河北三镇又成割据之局。
河北乱事的无法收拾，与当时中央政府的裁军政策颇有关系。穆宗即位之初，两河平静。大臣萧俛、段文昌等认为国家安定，应大举裁军。唐室采纳其建议，密令全国军镇，每年将其部众每百人中，裁去八人。河北诸镇军士被裁者甚多，大都相聚为盗，终为朱克融、王庭凑等人用为叛乱的资本。及至遣兵讨叛，又派宦官监军，主将无法专决机宜。而中央又好遥授方略，朝令夕改，以致将士不知所从。河北便在这种情形下，再度失去。
自穆宗时河北再失，其后经敬宗（825～826）、文宗（827～840）、武宗（841～846）三朝的二十余年间，卢龙、魏博二镇，内乱相继。卢龙朱克融于敬宗时因乱被杀，其后节度使一职，更易频繁，但皆由镇将充任。他们对这个职位的获得，全靠军乱。魏博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成德则最为稳定，王庭凑死于文宗时，其后节度使一职，始终由王氏子弟充任，直至唐亡。武宗以后，河北三镇虽然仍为中央政令所不及，但它们的首领，因受制于强兵，有些自顾不暇，已远不如初叛时跋扈。
河北诸镇虽叛，但其他各地的藩镇，依然听命于中央。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自立为留后，唐室于次年讨平之，中央的威令颇行。同时河北诸镇，又日渐衰弱，因此藩镇已不是严重问题。而武宗以后的宣宗（847～859），唐室更一度有复兴之象。但继之以懿宗（860～873）、僖宗（874～888）的狂暴童昏，加以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败，又造成普遍的流寇之乱，尤以僖宗时的黄巢之乱，为祸最烈。唐室利用外族沙陀的军队讨平黄巢，乱平后，又以节度使的名位和广大的地盘，来安置沙陀首领和黄巢降将。因此黄河南北，又崛兴了两大割据势力：黄河以北的是沙陀部酋李克用，以南的是黄巢降将朱温。黄河南北原有的诸镇，其后渐被这两大势力所并吞。
关中地区的藩镇，本是属于中央系统的，但到唐朝末年，其中若干藩镇也同样与中央对立。最著名的有长安西面的凤翔节度使（辖今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西部、南部地区；治凤翔，今陕西凤翔县）李茂贞，北面的静难节度使（即邠宁，辖今泾水沿岸地区；治邠州，今陕西彬县）王行瑜，和东面的镇国节度使（辖今陕西省东部地区；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国都的四面，有了这么三个强大而敌对的藩镇，唐室的危殆自不难想象。中央政府的军权操在宦官之手，军力无法与藩镇抗衡。而宦官与外廷的士大夫，又相互水火，各以勾结藩镇为慑服对方的手段。最后，士大夫派的藩镇战胜了宦官派的藩镇，宦官终遭消灭，但唐室的政权也随即为藩镇所接收。这些还要在后面详述。
二、外族的猖獗
（一）回纥的渔利
回纥自天宝初年尽占东突厥故地，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后，与唐室大体相安。安史乱起，回纥曾四次遣兵入援，助唐收复两京。但回纥是个贪财的民族，自然不能白替唐室打仗，因此每战必索报酬，甚至于克服城池后大肆杀掠。此外，回纥又与唐室开展一种国际贸易，以它特产的马，来换取唐室的绢。它以一匹马换四十匹绢，而马的体质弱劣，没有用处，但唐室以其助战有功，只好与之交易，于是回纥马便大量向唐倾销。据最慎重的估计，仅代宗一朝的十七年间，唐室因买马用去的绢，便有一千五百万匹以上。此外回纥并欠了许多马债，一直未能清偿。以四十匹绢换一匹马的规定来算，则代宗一朝，至少购进回纥马三十五万匹。但事实上唐室并没有买到多少有用的马，代宗大历中，号称“国之北门”的朔方节度使区（辖今宁夏东部及内蒙古西南部地；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仅有马三千余匹，由此可见回纥的欺人。但唐室仍不能不维持这项交易，一来唐帝国内部不产马，国外的来源只有回纥；二来安史之乱后，吐蕃猖獗，唐室必须以回纥为外援。因此从代宗时起，唐室就确定了一种外交政策，它的基本方针是联络回纥，抵抗吐蕃。这个外交政策的建立人，是朔方军人的领袖郭子仪。［参看拙著《回纥马与朔方兵》（载《边疆文化论集（中）》）］
开元时，铁勒尚臣服于唐，回纥等部，都隶属于河西节度使（辖今甘肃省西部及新疆东部地；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它们又邻近朔方军区，因此与朔方的关系也很密切。肃宗时，唐以仆固怀恩主持向回纥借兵的事务，怀恩系出铁勒，同时是朔方的大将，因此唐室以他联络回纥。而郭子仪个人的德望，也极受回纥的敬仰。这些都可说明，朔方军人与回纥之间，有着相当浓厚的情感。安史乱时，吐蕃于数年之间，侵陷唐西北数十州，而与朔方比邻。朔方节度使的任务，本是“捍御北狄”，至此又添了一个“西戎”，责任更加沉重。而朔方军力更远不如吐蕃雄厚，当时吐蕃沿朔方边境的驻军，共有兵四万人，马十六万匹；而朔方仅有兵一万人，马三千二百匹。朔方军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因双方的实力过分悬殊，以致与吐蕃对抗，时常失利。朔方统帅郭子仪（子仪于玄宗末年为朔方节度使，其后虽屡次升迁，朔方军始终受其节制），权衡时势，力主备御吐蕃，笼络回纥，以免使朔方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这政策终于为代宗所采纳，因此唐室对回纥一切忍让，换取两国之间的和平，以专意对付吐蕃。而双方绢与马的交易，也就更加畅行无阻。
但到德宗时，这个政策一度受到阻碍。因德宗为雍王时，曾受回纥的侮辱，因此极恨回纥。同时一部分唐军将领，对回纥人在中国的骄横极感不满，也思加以制裁。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之初，振武留后（辖今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及陕西省北端）张光晟，即擅杀过境的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余人。当时幸因回纥合骨咄可汗新立，不敢与唐为敌，才未成大衅。继而德宗一面与回纥绝交，一面归还吐蕃俘虏而与之议和。但吐蕃对和约绝不遵守，照样入侵，直到贞元三年（787）德宗吃过一次大亏后，才对吐蕃绝望，因而采纳宰相李泌的建议，恢复联回抗吐的政策。于是唐室又与回纥和亲，回纥上表对唐称“儿”及“臣”。次年，回纥改名为回鹘。由于回鹘与唐和好，吐蕃对唐帝国的寇扰，乃受到极大的牵制，有时回鹘并出兵助唐，唐对吐蕃的战争，才渐由劣势转居上风。吐蕃虽曾多次入寇，但始终未能再予唐室以严重威胁，直至其国家衰乱而后已。以代、德时期唐帝国内部的紊乱，如果唐室不把握这个政策，其结果将不堪设想。代德以后，唐室与回鹘的修好，历经顺、宪、穆、敬、文诸朝而不辍，前后数十年未启边衅；但唐室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可观。
文宗时，回鹘因遭遇疾疫和大雪灾，羊马多死，国势大衰；又因外受黠戛斯部落的攻击，益趋没落。黠戛斯初居于西域伊吾（今新疆哈密市）以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以北的地区，古称“坚昆”，唐初叫“结骨”，后又改名为黠戛斯。它从肃宗时起便与回鹘为敌，为回鹘所败，其后双方连兵二十年，回鹘渐次失利。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以十万人攻回鹘，回鹘诸部逃散。其众西奔者凡三支：一支奔葛逻禄（时居伊犁河与吹河之间；一支奔安西，居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及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及鄯善县）；一支奔吐蕃，居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另有一支南逃至今内蒙古南部，武宗时，进窥边境，屡为唐兵所破，降者数万人。宣宗时，黠戛斯尽取南逃回鹘的残部，移至漠北。此后，回鹘与唐没有再发生什么重要外交关系。
（二）吐蕃的寇侵
安史乱起，唐帝国西北空虚，给予吐蕃一个寇侵的良机。它于数年间，把唐河西、陇右两节度使所辖的数十州的地盘，尽行占去，势力扩展至今陕西省中部，随时可以进攻长安。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率党项、吐谷浑等族二十余万人入寇，进陷长安，代宗逃至陕州（今河南陕县）。不久吐蕃自退，代宗始得还京。次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与河东节度使（辖今山西省北部地；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辛云京不合，愤而叛变，联络回纥吐蕃。自灵武南逼京师，因唐室有备而退。永泰元年（765），怀恩又引回纥吐蕃等数十万人分道入寇。怀恩中途暴死，吐蕃回纥合兵围泾阳（今陕西泾阳县），赖郭子仪冒死说服回纥，与之订盟，共击吐蕃，才解救这次危局。此后代宗始终把握着联回抗吐的外交政策，屡次坚拒吐蕃的寇侵，郭子仪麾下的朔方军人，乃成为吐蕃的死敌。
到德宗，因仇视回纥，转与吐蕃亲善。建中四年（783），唐与吐蕃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西），唐室正式承认吐蕃对兰、渭、原、会、成等州（今甘肃省东南部）和维州（今四川理县西）一部土地的所有权。当时帝国的西部地区，只有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赖回纥的支援，尚能困守；其余地盘，大都为吐蕃所囊括。但吐蕃仍不信守条约，依然入寇。这时郭子仪已死，继起的名将有李晟、浑瑊、马燧等，吐蕃大臣尚结赞，对三人甚为畏忌，时思以计除去他们。当时李晟为朔方军统帅，对吐蕃主战最力，尚结赞乃首先散布谣言，中伤李晟，使多疑的德宗对他不敢信任。继而尚结赞向马燧求和，并表示愿于修盟后，归还所占去的唐室土地。马燧和宰相张延赏与李晟不合，均主张与吐蕃和亲，德宗也想联合吐蕃进攻回纥，因此解除李晟的兵权，决心与吐蕃结盟。贞元三年（787），唐派浑瑊与吐蕃盟于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平凉川。其实吐蕃想在结盟时，乘机生擒浑瑊，然后进兵长安。幸而浑瑊自盟所单骑逃出，使吐蕃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当时唐的官兵在盟所被杀的有数百人，被擒的达千余人，马燧也因而失掉兵权，这自然是吐蕃的极大收获。
此后德宗对吐蕃完全绝望，宰相李泌乘机进言，主张恢复联回抗吐的政策。德宗采纳这个建议，一面与回纥和亲，一面坚决抵抗吐蕃。贞元三年（787）以后，吐蕃仍有多次寇侵，唐室最大的损失，是安西、北庭两府于五年（789）为吐蕃所陷。从此唐帝国的西疆，仅及于今陕甘交界的陇山一带，陇山以西的领土，全部丧失。至于吐蕃向帝国内部寇侵的范围，除了北及长安外围的诸州，并南及今四川西部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不过始终未能给予唐室严重的威胁。从九年（793）起，唐室对吐蕃改变战略，北守南攻。一面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联络云南（即南诏），捣吐蕃的腹心；一面命朔方大将杨朝晟等，在西北地区先后筑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方渠、合道、木波（均在今甘肃环县一带）等城，扼吐蕃的东进要路，以资防守。此后唐与吐蕃虽然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但渐渐转居优势，战争的重心也自北方移到南方。韦皋自与云南合兵，共击吐蕃，总计前后破吐蕃四十八万，擒杀吐蕃军官一千五百人，斩首五万余。直到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又求盟于唐室，唐室允许，但结盟后，吐蕃仍作小规模的入寇。
文宗时，吐蕃开始衰乱。吐蕃彝泰赞普多病，委政于大臣，因而许久不为边患。开成三年（838），彝泰死，弟达磨立，荒淫残虐，国事益紊。武宗会昌二年（842），达磨死，无子，佞臣谋立达磨妃綝氏兄子为赞普，由佞臣与綝氏共专国政。吐蕃边将论恐热因而叛变，从此连年构兵，国内大乱。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所有今甘肃省东部的泰、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投降唐室；南方的维州，也为唐收复。五年（851），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人张义潮率众据沙州，奉表归唐。其后义潮并略定沙州四围的十州之地。这个地区包括今甘肃大部、青海北部和新疆东部，唐人称为“河湟”地区。但这个地区的居人，因为长期沦于吐蕃，业已染上深度的胡化。［司空图（？～967）《河湟有感》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可为唐帝国西部胡化之证］十一年（857），吐蕃酋长尚延心又以河（今甘肃临夏市西南）、渭（今甘肃陇西县西南）二州部落来降，吐蕃至此，业已衰微不堪。宣宗并派毕瑊招抚党项，帝国的西北边境，总算得以平靖。到懿宗咸通七年（866），唐擒杀论恐热，迁其部众于岭南。从此吐蕃衰绝，与唐室不再往来，而唐室也以内乱，无暇顾及边疆。唐末，河湟地区遂为寄居甘州的回鹘所占据。
（三）南诏的叛服
南诏即蒙舍诏，本是在今云南省西部居住的蛮族六部之一，这六部由六个渠帅分领，自号“六诏”（蛮语称王为“诏”）。六诏之地，两汉时虽列入版图，但其族在当时并无史迹可寻，旧史只说三国时，诸葛亮曾远征至此。至唐初，蒙舍诏兴起，才有较详的记载。蒙舍诏地居六诏的最南部（今云南巍山县一带），故又称南诏，意思是“南方之王”或“南方王国”。旧史又说南诏为“乌蛮别种”（乌蛮即今乌爨族，以倮罗为代表），近人则认为它是藏缅族的一种。［参看芮逸夫《南诏史》（载《边疆文化论集》下）］
《南诏图传》中的白蛮人形象，南诏中兴二年（899）南诏大臣王奉宗、张顺两人奉旨绘制，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此为宋摹本。
《南诏图传》中的乌蛮形象
南诏的国王姓蒙氏，唐初，其国主为蒙舍龙。下传至其孙细奴逻，曾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遣使入朝。至玄宗时，南诏开始强大，其他五诏微弱。南诏国主皮逻阁（细奴逻曾孙），贿赂唐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国。唐室应充，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封他为云南王，赐名归义。此后归义徙居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北），威服群蛮，击破吐蕃，渐成为唐室南陲的边患。归义死后，子合罗凤嗣立。天宝九载（750）因受云南太守（治所在今云南祥云县南）张虔陀的欺侮，发兵反叛，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次年，唐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结果大败，死六万人。从此合罗凤北臣吐蕃，吐蕃以他为“赞普钟”（“王弟”之意），号称“东帝”。鲜于仲通为杨国忠党，虽然兵败，国忠仍为他铺叙战功。其后唐室大举募兵，以击南诏，国忠更派人四出强行拉夫，但终不能取胜。十三载（754），唐又派剑南留后李宓，率七万人伐南诏，结果全军覆没。杨国忠又以捷闻，更发兵进讨，总计因伐南诏而丧失的士卒，前后达二十万人。不久安史乱起，南诏又乘机扩展了不少地盘。
代宗时，合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立，因苦吐蕃赋重，乃脱离吐蕃而独立，但对唐也不恭顺。大历十四年（779），吐蕃、南诏合兵寇维（今四川理县西）、茂（今四川茂县）诸州，为唐将李晟等所败，异牟寻又附吐蕃。德宗贞元初，命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并诱之脱离吐蕃。至贞元十年（794），南诏与吐蕃交恶，归附唐室，此后南诏成为吐蕃的敌人。南诏自天宝中叛唐，与唐离绝者四十余年，至此再度附唐。异牟寻四传至丰佑，其间南诏向唐室朝贡不绝者凡二十年。文宗太和三年（829），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减削部下衣粮，戍卒衣食不足，多入南诏境内抄掠。这时丰佑在位，权臣王嵯巅谋大举入寇，便以这批戍卒为向导，连陷嶲（今四川西昌市）、戎（今四川宜宾市）、邛（今四川邛崃市）三州，进围成都。唐室贬元颖而以郭钊代之，南诏兵围成都十日而退，掠去男女百姓数万口及不少珍货。次年，李德裕继郭钊节度西川。德裕至成都后，练兵储粮，以备边患，并索还南诏所掠成都百姓四千人，此后南诏与蜀人相安无事者达三十年。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丰佑死，子世隆继立。唐室以他的名字与太宗、玄宗讳相近，因而不行册礼（唐人改称世隆为酋龙）。世隆乃于同年自称皇帝，国号大礼，并遣兵攻陷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懿宗咸通元年（860），唐克播州，南诏改向东南方发展，与安南人士合兵攻陷交趾。次年，唐夺回交趾。四年（863），交趾再陷于南诏。至七年（866），又为唐将高骈克复。十年（869），世隆又倾国入寇，连陷嘉州（今四川乐山市）、黎州（今四川汉源县）、雅州（今四川雅安市）等地，于次年进围成都，不克而退。其后南诏于僖宗乾符元年（874）再寇西川，唐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高抵任后，大修守备，南诏遂不再寇蜀。高骈以南诏崇信佛教，乃遣僧人景仙出使南诏，劝世隆归附中国，世隆从之。南诏于世隆在位期间，两陷交趾，两寇西川，因而国力疲弊，亟需休养，也是南诏不再入寇的原因之一。
乾符四年（877），世隆死。其后南诏与唐帝国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关系。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为其臣郑氏所篡，持续二百五十年的蒙氏王室，至此结束，而唐室也同样面临着最后的命运。
三、宦官与党争
（一）宦官权力的膨胀
大体说来，唐室中央的政治大权，从高祖武德到玄宗天宝期间，操于宰相。自然其间仍不乏专断独行的皇帝，如太宗、玄宗等（武后也包括在内），但他们与宰相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国事虽由皇帝作最后决定，但仍少不了与宰相商讨，征求宰相的同意。同时执行之权，也操于宰相，因此宰相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天宝以后的中央政局，便与以前大不相同，大体可以说是皇帝与内廷宦官的联合。皇帝本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与他联合，谁便可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天宝以后的政治中心是宦官。外廷的宰相，变成政治上的二流角色，他们的权力，仅是一部分国事的执行，已无权参与国家的最后决策。
宦官势力的膨胀，主要由于宦官参与唐室皇位继承的政治斗争。唐朝的皇帝，从太宗起，直到最后的哀帝，几乎每一朝都发生皇位继承问题，甚至引起政变。盛唐时期皇位继承斗争的参与者，大半勾结宫廷卫军，在京师发动政变，虽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大体不出这个办法。像太宗、中宗、睿宗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皇位的。玄宗以后皇位继承的斗争，大半由参与者与宦官合谋而达到目的。如肃宗之立，便由于宦官李辅国的效力。肃宗以后的皇帝，除德宗外，无一不由宦官拥立，因此宦官逐渐成为中央大权的掌握者。其次是宦官掌握中央的军权，这现象也是玄宗以后发生的。安史之乱造成若干武人的拥兵割据，唐室中央，不能不在首都建立一支坚强的嫡系队伍。对于统帅的选择，也不能不审慎从事，至于选择的标准，则不在才勇而在可靠程度，宦官较武人自然可靠得多，因此中央军权便渐渐转入他们的手中。军政两方面的大权既然都归宦官，中央政局遂为宦官所操纵。
唐室宦官的揽权，从玄宗的高力士起。他因参与诛除太平公主的政变，深受玄宗的宠信，当时的朝臣大都与他结纳，李林甫与他关系尤深，安禄山也是他引荐的。虽然他还不算强横，但不能不负一部分祸国之罪。此外宦官杨思勖，也为玄宗所亲信，曾数度掌专征伐。开元以后，因募兵制兴起，兵与将的关系较府兵时代密切得多，朝廷对握兵的将领不敢放心，遂有监军制度的出现。及安史乱起，政府积极扩军，监军制度也大为兴盛，大致每一个节度使的兵团中，便设有一个监军。这种制度，虽然对战争的进行有弊无利，宦官的气焰，却因而大张。
中央政府也于安史乱时渐为宦官所把持。原来肃宗的北走灵武以及即皇帝位，实是一种不露痕迹的政变，宦官李辅国便是这次政变的发动者。肃宗回长安后，命辅国专典禁兵，四方的章奏军符，都由他全权处理。既而肃宗又以辅国为太仆卿，他并与肃宗的张皇后勾结，权势益大。后来辅国渐与张后不合，当肃宗病危时，张后召越王系（肃宗次子）谋诛辅国及其同党程元振等，事为辅国所知，他伏兵宫中，迎接太子豫以待变，结果杀掉张后和越王系。肃宗死后，太子豫立，是为代宗。李、程二人联合，气焰更盛。代宗因辅国统领禁军，对之只好隐忍，事无大小都请他参决，并尊他为尚父，封博陆王，比之为吕尚霍光，真是宦官空前的荣宠。其后程元振对李辅国甚为嫉妒，代宗乃利用二人的不合，逐渐免除辅国的官爵，并命他出居外第，然后派人把他刺死。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代掌禁兵。他较辅国尤为凶决，握权后，以私嫌陷杀襄阳节度使来瑱，贬逐宰相裴冕，因此四方藩镇对中央都表不满。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元振不及时奏闻，以致代宗狼狈幸陕（今河南陕县），诸镇因痛恨元振，大都抱观望态度。至此唐室才削除元振官爵，放归田里；后来又把他流放远州，途中死去。代宗离京时，仓促间禁兵不集，其时宦官鱼朝恩正统率神策军镇陕，闻讯亲自率军迎驾，声势始振。因此代宗对朝恩深加宠异，回京师后，列神策军为禁军，命他专典此军。他始终嫉视郭子仪，屡次与之为敌。此外他与另一宦官刘希暹合谋，在禁军中置狱，召集坊市凶恶少年，罗织诬陷城中的富人，以收没他们的财产。代宗忍无可忍，乃于大历五年（770），把朝恩召入宫中缢杀之，希暹也下狱赐死。
鱼朝恩死后，唐室暂时不以宦官典掌禁兵，宦官的凶焰，平息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但到德宗时，因泾原兵变，德宗不愿武臣典禁兵，改以宦官统率保卫宫廷的神策、神威诸军，于是禁军军权又归于宦官。代宗初年，曾置枢密使一官，以宦官任之。枢密使职司承受表奏，出纳王命，于是宦官获得参与国家大政的机会，其后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的实际主宰者。他们又利用各地的监军，与藩镇勾结，因此权势更为稳固。
（二）宦官与外廷的冲突
由于宦官政治势力的日益膨胀，难免要与外廷士大夫发生权力的冲突。若干士大夫想从宦官手中夺回政权，使他们自身重新成为政治的中心。但敢与宦官冲突的，只限于少数有胆识的人；大多数朝臣，则怵于宦官的淫威，俯首听命而已。宦官既握有军政大权，又处于“挟天子”的优势地位，因此在与外廷的斗争中，占尽便宜。代、德以后，宦官与士大夫的最大冲突共有两次：一是“永贞内禅”，一是“甘露之变”，这两次事变的胜利者都是宦官。
“永贞内禅”发生于顺宗时，顺宗于贞元十一年（805）即位后，以旧日东宫僚属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参与大政。叔文好言治道，用事后，密结另一翰林学士韦执谊，以之为相，其本人则于幕后策划。他并汲引了一批朝中的名士陆淳、吕温、韩晔、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叔文等得志后，急于求功，举动不免操切，因此虽有不少善政，但终不得人心。继而叔文想夺取宦官的兵权，以韩泰等统率中央诸军，宦官大为不满。同年，叔文以丁母忧去职，宦官乃乘机施以反击。宦官的首领俱文珍利用太子纯想早日作皇帝的心理，外结藩镇韦皋等，先后上表，以顺帝有疾不能视事为辞，请太子监国。顺宗不得已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并改元永贞。太子即位，是为宪宗。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贬逐王叔文，于次年赐死；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皆坐叔文党贬放远州。这是宦官与外廷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宪宗对宦官相当亲用，对外廷大臣的选拔也很慎重，总之他对宦官和外廷颇有驾驭和调协的能力。但他晚年因性情暴躁，为宦官陈弘志所弑，这件事的主使者，则是郭妃（穆宗母）和宦官王守澄。宪宗死后，王守澄奉太子恒即位，是为穆宗。穆宗在位四年而死，子湛立，是为敬宗，仍由王守澄专权。敬宗待宦官甚严，在位二年，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克明并矫制以绛王悟（宪宗子）暂掌军国事，准备夺取王守澄等人的权力。王守澄闻讯，以兵迎立江王涵（穆宗次子），杀克明及绛王。江王即位后，更名为昂，是为文宗。当时宦官中权势最大的，首推王守澄，其次为陈弘志、仇士良等人，都是弑害宪宗、敬宗的逆党。
文宗本人是深恶宦官的，他随时想联合外廷大臣以诛除宦官。太和五年（831），他曾与宰相宋申锡合谋行事，因谋泄失败，申锡被贬死，株连者数十人。其后文宗又与廷臣李训、郑注连络，准备发动政变，使他本人脱离宦官的控制。李、郑二人都富机智，李训尤有胆略，文宗曾称他是“天下奇才”。他们最初都为王守澄所引荐，因此宦官对之并不畏忌。二人为文宗划策，第一步先对宦官实行分化。王守澄与仇士良有隙，他们劝文宗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并杖杀元和逆首陈弘志，贬死若干秉权的宦官。九年（835），文宗以李训为宰相，并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呼应。继而文宗密遣中使酖杀王守澄，于是元和逆党被诛杀殆尽，宦官的势力稍衰。李训更积极扩充势力，以亲信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命二人以赴镇为名，在京师召募壮士，待机而动。并以罗立言为京兆尹，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至此，除了宫廷的禁旅依然为宦官所掌握外，都城的卫戍部队以及都城以外的一些据点，则为李系的人所控制。李训准备以这些力量来对抗宦官的军队，但皇帝在宦官手里，必须先将文宗抢出，然后一切行动才能名正言顺，因此发生了震动朝野的“甘露之变”。
这次政变，发生于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地点在大明宫中。大明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北近郊，南面紧靠着长安城，宫城的五个南门均直接与城内相通。那天早朝，韩约奏称甘露降于左金吾卫（在大明宫南不远）的石榴树上，李训率百官称贺，并劝文宗前往观赏。文宗先命李训去看，回来说不是甘露；于是又命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往验。事实上这是李训预先布置的圈套，准备仇等到达左金吾卫，即加以逮捕，然后以兵抢出文宗。郭行余、王蹯并未赴镇，这时他们的兵已列于宫外，仇等去后，外兵随即入宫。仇等到达左卫，发现伏兵，因而迅速逃回，并率领宦官，急以软舆迎文宗回后宫。李训率金吾卫士与之争夺，罗立言也以京兆逻卒数百人助战，宦官死伤十余人，但文宗终于被宦官抢入后官。接着宦官所统辖的神策卫士五百人赶来，杀金吾卫士及诸司吏卒千数百人，李训、郑注也先后被杀，郭行余、王璠、罗立言等均被处决，亲属皆死。朝臣受牵连而遭诛贬的，为数极多。各地藩镇，除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曾上表宣扬宦官之罪，其余大都无所表示。
甘露之变后，文宗心灰意冷，数年后郁郁而死。宦官的权势，则较前更为扩张，国家大事全由他们决定，外廷的宰相一点不能过问。文宗以后的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莫不由宦官拥立，其中武宗和宣宗是唐室后期的令主，却无法消灭宦官的势力。宦官本来也分党派，互相攻击，因此皇帝和朝士尚可对其采用分化政策。宣宗以后，宦官自觉内部不合的危险，遂团结一致，对抗外敌。另一方面，国内寇乱迭起，皇帝时常出奔，中央的军力大损，宦官的势力也因而渐衰。但外廷仍无力与之抗衡，最后只有召藩镇入援的一途。这办法在昭宗时为宰相崔胤所采用，结果只是把皇帝从宦官手中，转让与藩镇军阀。
（三）外廷的党争
所谓党争，是指外朝士大夫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唐初到唐末经常发生，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要算“牛（僧儒）李（德裕）党争”。这次党争，起于宪穆，终于武宣，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党争的起因，虽是私利意气多于政见，但双方分子出身与习尚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在叙述这次党争之前，有几点须要注意：一、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是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都没有对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二、在宦官政治之下，外朝的士大夫如果不冒险与宦官斗争，便得依附宦官，因此牛、李两党各有自己的“后台”。三、宦官也分派系，互相斗争，其结果往往直接影响外朝党争的胜负。
说到两党人士的出身，不能不上溯到唐初的政治情形。在武曌以前，外廷士大夫的分子，其主干是西魏周隋一脉相传的统治阶级的后裔，此外尚有一部是北朝以来的关东世族。唐初，关东世族的优美门风与家学仍然保持着，在政治及社会上仍有相当的潜势力。虽然唐初中央有意贬抑关东高门，但因关陇人士的文化水准较差，所以仍不能将关东世族完全排除于政坛以外。到高宗、武后时代，唐室又以进士科提携起一个新兴阶级。由进士科进身的士大夫，虽有许多是关东人，但与出身关东世族的士大夫，好尚大不相同。大体说来，在唐朝中叶以后的士大夫中，主张以经学为正宗而以进士为浮冶的，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关东的世族旧家；以文采华丽、行为放浪著称的，多半属于高宗、武后以来由进士科出身的新兴统治阶级。李党的分子，大半出自关东世族，例如李党的领袖李德裕是赵郡（今河北赵县）人，郑覃是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人，两家都是北朝数百年来著名的世族。牛党的分子，则大部出身于进士科，他们以座师门生的关系，互相援引，造成新的政治势力。
政见方面，两党都没有系统的政纲，且有若干歧见。例如李党对藩镇和外族（主要为吐蕃）主张用武，牛党则主和平。宪宗时，主张对藩镇用兵的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的李党；反对用兵的，则多属于后来的牛党。内廷的宦官，也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前者便是李党的支持者。双方的冲突，起于宪宗元和初年，当时李吉甫（德裕之父）为相，主张对藩镇用兵，有李宗闵者，于制举对策时讥讽吉甫。穆宗初，李德裕任翰林学士，李宗闵任中书舍人，德裕为报夙怨，因事攻击宗闵，结果宗闵被贬于外。从此双方各树朋党，互相倾轧。德裕一派的廷臣，有裴度、李绅等；宗闵一派，则有李逢吉、牛僧儒等。宪宗一代，主战派的宦官始终柄权，因此李吉甫派得势，用兵的政策也维持不改。
穆宗时，主战派宦官的首领吐突承璀为反对派的宦官王守澄所杀，外朝的反李吉甫派逐渐得势，因此宪宗时的用兵政策不但被取消，且有裁军的措施。牛僧儒也于此时做了宰相，他与李逢吉、李宗闵等联合，形成所谓“牛党”。李德裕势衰，被放为外官，历久不迁，党争乃愈演愈烈。两派既然势不两立，乃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对政治地位的竞争，越来越趋于表面化。当时的士大夫想置身局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敬宗时，内廷宦官仍是王守澄等柄权，因此外朝仍是牛党得势。文宗初年，王派宦官的权位仍未动摇。李宗闵、牛僧儒同居相位，李德裕、裴度等均被排斥于外。太和六年（832），牛僧儒因文宗的不满而罢相。次年，李德裕为相，李宗闵也遭罢免，这事显然与王守澄放弃支持牛党有关。其后守澄积极支持李训、郑注，二人想独霸朝廷，因此于得势后，对牛李两党同施攻击，两党的重要人士，皆被贬逐。到“甘露之变”，李、郑被杀，王守澄的势力也已消灭。王的敌对者仇士良继起秉权，因而武宗时，李德裕能再度入相。武宗把国事专付于德裕，李宗闵、牛僧儒均被贬于远方。武宗死后，宦官马元贽等拥立宣宗。宣宗名忱，宪宗子，武宗叔父，他是以“皇太叔”的名义即位的。但武宗并非无子，由其子所以不得立者，可知当时内廷宦官之间必有争执。而翊戴武宗即与外朝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必是当时政争中的失败者。因此宣宗即位后，相位政权便从李党转给牛党，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东南）司户，后来死于贬所。
综计两党的斗争，从宪宗到文宗朝，双方斗争虽烈而互有进退；武宗朝李党始终当国，宣宗时则牛党秉政。宣宗以后，唐室外朝便不再有剧烈的党争，那是因为宦官的派系间已不再生冲突，而不必与外朝的士大夫分别连结。士大夫的党派既失去各别的内援，其斗争也不得不归于消灭，因为他们本不过是宦官的从属而已。［参看陈演恪《隋唐政治史论述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四、唐帝国的灭亡
（一）懿僖时代的寇乱
唐自宪宗平定藩镇，已有复兴的气象。但唐室中央，内则宦官专权，外则朝士相争，整个朝廷忙于内讧，政决始终不能步入正轨。宪宗以后，武宗尚称有为，李德裕也颇有长处，因此政治一时甚有起色。但武宗在位仅六年，到宣宗立，德裕被贬，外廷大臣几乎无人才可言。宣宗为人多疑苛察，而致上下相率以诈，惟以粉饰太平为务。史书虽盛赞宣宗时代政治的修举，但无疑含有相当成分的虚美。因为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寇乱即行爆发，这可充分证明宣宗时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
宣宗死于大中十三年（859），太子漼继位，是为懿宗，时年二十七岁。懿宗在位十四年，他为人好佞恶直，滥用刑罚；并且笃信佛教，不惜削减军费，搜括民财来崇饰佛寺。由于政治苛虐，他即位后不久，南方便发生寇乱。唐自安史乱后，中央的财赋收入，大部仰给东南。但懿宗时，南方叛乱迭生，彻底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央政府的收入，因而大受影响，唐室政权也自此开始动摇。
懿宗咸通元年（860），浙东人裘甫因为官府所虐，聚众作乱，连陷象山（今浙江象山县）、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中原震动。同年，唐以王式讨平之。到九年（868），又有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戍兵的叛乱。懿宗初年，南诏陷交趾，唐室在徐泗（今江苏、安徽二省北部地）募兵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戍期三年。到咸通九年，桂州戍卒的戍期已满六年，屡求北归，中央不许。戍卒怒而生变，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自动北还。他们沿湘江至长江，然后顺流东下至浙西，复北上渡淮，攻陷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附近的盗匪群来归附。次年，唐以康承训讨之，承训奏乞沙陀部众，以其酋长朱邪赤心率领，随军助战。沙陀为西突厥别种，宪宗元和初，与吐蕃交战失败，其酋长朱邪执宜率残部归唐，唐室把他们安置于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设阴山都督府以统之，以执宜为府兵马使。其后唐徙之于定襄神武川（今山西山阴县一带）。执宜死，子赤心继统其众，至是助讨庞勋。同年，唐军先取宿州（今安徽宿州市），继取彭城，庞勋逃走，为沙陀骑兵追及，还战而死，乱事乃平。此役沙陀功劳最大，唐室赐赤心姓李名国昌，并以他为大同节度使（宣宗时分河东置，辖今山西省北端及河北省西北部地）。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死，子俨立，是为僖宗，年仅十二岁。僖宗乾符二年（875），东南又发生大规模的变乱。当时浙西节度使赵隐的部将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因嫌赏薄而叛，他们收众万人，攻陷苏州（今江苏苏州市）、常州（今江苏常州武进区）等地。又泛江入海，转掠两浙，南及福建。至四年（877），始为唐师讨平。但规模更大的王仙芝和黄巢的叛乱，又发生于北方。
懿宗以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为灾，加以政治败坏，因而盗匪蜂起。僖宗乾符元年（874），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人王仙芝，聚众起事于长垣（今河南长垣县西南）。次年，仙芝连陷曹（今山东菏泽市西北）、濮二州，继而流窜于河南淮南一带，声势益盛。五年（878），仙芝战死于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余众溃散。但另一支以黄巢为首的叛众，却正在迅速的扩大叛乱中。
黄巢进军路线示意图。乾符二年（875），王仙芝在长垣起义，进占濮州，同时，黄巢也在冤句起义。两军合股后，在黄淮地区发展迅速，随后转战湖北、河南。乾符五年（878）初，王仙芝战死于湖北黄梅，余部北上至毫州与黄巢会合，公推黄巢统一指挥。于是年二月自毫州北上，下沂、濮，随即沿黄河西进进攻洛阳，失败后，转至淮南。在和州以西渡长江，下虔、吉、饶、信等州。八月，北攻宣州不利，于是经杭州趋越州，被唐军击败，遂转战福建，下福州。次年九月下广州，占领闽广地区。休整扩充后，于十月自桂州沿湘江北上，一日即克潭州。渡长江后，入江陵空城，在攻荆门时失利，立即放弃从荆襄北上的企图。返渡长江，攻鄂州不克，即沿江东进，下饶、信、歙、宣、杭等州后，准备伺机经江淮北上。广明元年（880）三月，朝廷以宿将高骈领诸道精锐在江淮布防，接连击败黄巢，义军退回信州。黄巢见势不利，一面以财货贿唐将领，一面向高骈请降，趁高骈疏忽之机，突然发起进攻，在信州大破唐军精锐，乘胜渡过江淮。此前，朝廷对黄巢军布防全集于汉水、淮河一线，义军既渡淮水，其势再不可当。十一月十七日迫降洛阳守敌，十二月初三下潼关，初五即入长安。僖宗逃入蜀中，唐廷再次流亡。
黄巢，曹州人，家世业盐。他曾屡应进士科不中，因而蓄养亡命，图谋不轨。王仙芝攻陷曹、濮时，他举众响应。其后他与仙芝分道窜扰，仙芝败死时，他正攻毫州（今安徽毫州市），仙芝余众投奔他的甚多，因此势力大盛。继而他率众南下，攻夺江西诸州，转入浙东，剽掠福建，并南陷广州（今广东广州市）。乾符六年（879）夏，黄巢因部众遭遇瘟疾，复率众北还。自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沿湘江而下，攻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然后东向流窜于今湖北、江西、江苏诸省境。广明元年（880），黄巢北上，攻陷洛阳；接着突入潼关，进逼京师。这时宦官田令孜专权，闻讯奉帝逃往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其后又南避成都。黄巢入京师后，大肆屠掠，继而入宫即皇帝位，国号大齐。这时各地勤王之师赶到，于中和元年（881）克复长安。黄巢率众东走，途中探悉诸军号令不整，于是还师再陷长安。唐室无可如何，只得又借重沙陀兵。
黄巢反击长安示意图。黄巢进入长安后，以为两京既下，唐王朝已被摧毁，天下可传檄而下，遂于长安称帝，设置百官。对入蜀的僖宗及各地藩镇均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唐残余势力得喘息之机。中和元年（881）四月，唐延在关中大集兵马：唐弘夫屯渭北，王处存屯渭桥，郑畋屯盩厔，拓跋思恭屯武功，由郑畋统一指挥，不断向长安进逼。黄巢见势，主动向东撤出长安，屯驻灞上。唐军见黄巢撤出，蜂拥而入长安，并四处抢掠，一片混乱。黄巢侦知唐后续各军离长安尚远，立即还师西返，从各门分道突入长安，唐军突遭打击，军人又挟带大量财物，行动不便，几被全歼于城内。黄巢重新控制长安及周边地区。
李国昌（即朱邪赤心）于咸通十一年（870）改任振武节度使，其子克用，则统兵戍蔚州（今河北蔚县）。乾符五年（878），国昌父子因扩充地盘未遂，合兵叛唐，唐室讨之，国昌父子逃入达靼（属靺鞨种，时居阴山一带）。到黄巢陷长安，唐遣使赦克用之罪，并宠以官爵，命其入援。克用乃于中和二年（882）率沙陀兵一万七千人南下，会诸路援兵，进攻长安。克用入援前不久，黄巢部将朱温，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降唐，唐赐名全忠，其后唐室又以全忠为宣武节度使（辖今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安徽省北部地；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次年，唐师克长安，黄巢东走，攻取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降。朱全忠的地盘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也为黄巢所围，贼势又盛。四年（884），李克用率兵赴援，解陈州之围，追击巢，大破之。黄巢逃入泰山，其甥林言斩之降唐。
黄巢退出长安后行动示意图。自广明元年（880）黄巢入长安以来至中和三年（883）三月，态势颇有变故：唐廷启用善战的沙陀兵，义军重要将领朱温投敌，再加关中粮食断绝，形势已然不能支持。四月，唐军攻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撤出关中，进入河南。五月，黄巢前锋下蔡州，转攻陈州，进至项城时，遇袭覆没。黄巢闻讯，全军进围陈州，屯兵城周，三百余日不能下。此时唐廷以朱温、周岌、李克用各部救陈州。朱温于鹿邑败义军，进占毫州，李克用在西华、太康亦连败义军。次年四月，李克用会同各路合攻义军，黄巢遂解围北撤，向汴州移动。五月，义军行至汴州以西、中车以北王满渡，李克用赶上，趁义军半渡击之，义军大败，余部往山东转移。李克用以精骑蹑踪紧追，在封丘又败义军。追至冤句时，追骑粮尽回返。然又有李师悦部追来，六月败义军于莱芜，黄巢仅与数骑逃入虎狼谷，为部将所杀。
黄巢死后，秦宗权的势力日大，他遣将进寇荆襄，并曾一度攻陷东都，所至屠杀焚烧。当时关中及关东地区，因连年寇乱，残破不堪，竟至“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境况。光启元年（885），僖宗自成都返跸，怕宗权为患，下诏招抚，但他悍戾益甚。直到昭宗初，宗权才为朱全忠所消灭。
（二）藩镇的交兵
流窜遍全国的黄巢之乱甫告平定，继之而起的，便是藩镇的交兵。唐朝中叶的藩镇，大都互相联合，以抗中央；至此，藩镇之间又因利害冲突而展开恶战，中央政府虽居中调停，却不能息止。这是因为唐朝中叶的中央政府，还有相当的力量，可以与藩镇对垒；至此则连藩镇对手方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作藩镇战争的旁观者。
唐末藩镇的战祸，肇端于朱全忠李克用的交恶。李克用追击黄巢时，朱全忠款接之于汴州，克用因酒醉语侵全忠，全忠怀恨，夜间发兵围驿馆，克用发觉后逃出。当时克用任河东节度使，他逃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后，上表唐室，控告全忠。唐室不辨曲直，仅下诏和解。于是双方视如仇敌，待机而战，并各与其他藩镇联络，以增声势，因此危机日深。
僖宗于光启元年（885）返跸后，仍信任宦官田令孜。令孜与河中节度使（大致辖今山西省西南部地；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王重荣交恶，重荣上表数令孜十罪。令孜联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重荣相抗，重荣则与李克用相结。同年，朱玫、李昌符出兵讨王重荣，李克用引兵救之，败二镇之众，进逼长安。次年春，田令孜挟僖宗幸宝鸡（今陕西宝鸡市）。朱玫、李昌符耻为令孜所用，转与克用等联合，追逼车驾，于是僖宗再幸兴元。二人于长安别奉襄王煴（肃宗玄孙）暂监军国事，以朱玫为宰相。既而二人发生裂痕，昌符暗中通表兴元，唐室乃乘机说王重荣讨朱玫，李克用也上表请讨长安的伪组织，以自湔洗，于是克用、重荣再度出兵西向。既而朱玫为部将王行瑜所杀，煴则为王重荣所杀。唐室以王行瑜为静难（原邠宁）节度使，以酬其功。三年（887），僖宗自兴元返长安，途经凤翔，李昌符与禁军发生冲突，起而叛乱，保据陇州（今陕西陇县）。同时河中军乱，王重荣为部下所杀，唐以其弟重盈代镇，而遣扈驾军将李茂贞讨伐昌符。昌符败死，茂贞代为凤翔节度使。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始得回京。三月，僖宗死，宦官杨复恭拥僖宗弟寿王杰即位，更名晔，是为昭宗。而朱全忠、李克用也于这时展开恶战。
文德元年初，河南尹（治洛阳）张全义袭河阳节度使（治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李罕之而并其地，罕之逃走，求救于李克用。这时克用雄踞河东，并有大同，势力甚强。他遣将助李罕之反攻河阳，朱全忠也遣兵援张全义，结果河东军败，河阳、洛阳皆入于全忠的势力范围。继而全忠击灭秦宗权，土地大扩，与克用的对立，乃更形尖锐化。这时宦官杨复恭擅权，与宰相张濬不协，李克用与复恭相结，朱全忠则与濬交往。大顺元年（890），朱全忠上表请伐李克用，张濬力加赞同。昭宗乃以濬统军讨克用，结果大败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唐室不得已复以克用节度河东，并贬窜张濬。克用并乘机并吞昭义节度使辖区的泽（今山西晋城市）、潞（今山西长治市）二州，声威益振。不久，昭宗因恨杨复恭专擅，乃信用复恭假子李顺节以分其权。次年，诏复恭致仕，复恭逃往兴元，依其兄子山南西道节度使（辖今陕西省西南部及四川省北部地）杨守亮，既而起兵叛唐。唐以李茂贞、王行瑜讨之，复恭等兵败，奔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东）。其后复恭欲北投河东，为镇国节度使韩建所擒斩，克用在唐室中央的势力，因而大弱。
杨复恭乱定后，李茂贞因求扩充地盘，未能如愿，乃上表责骂昭宗。景福二年（893），唐室遣军讨茂贞，茂贞与王行瑜合兵，大败唐师于兴平（今陕西兴平县）。继而茂贞等进逼京师，唐不得已以茂贞兼山南西道节度使，以行瑜兼太师。从此朝廷的动息，都得禀知二镇，宦官与外朝诸臣也往往依附二镇，以挟制朝廷。这时中央政府的地盘，仅剩一个首都，一出都门，便等于走入敌国。
乾宁二年（895），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王重荣子珂与重盈子珙争夺继承权，王珂求援于李克用，王珙则厚结关中的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克用请以珂继任，唐室应允。三镇不服，王行瑜乃遣军攻河中，自与李茂贞、韩建入京，擅杀宰相韦昭度、李溪，并谋废昭宗，幸李克用入援，始得无事。克用自河中进克邠州，王行瑜为部下所杀，唐室以克用为晋王，罢归其军。事变后，唐室建立殿后四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统领。李茂贞认为唐室有意对付他，又于三年（896）领兵进逼京师，昭宗逃奔华州，往依韩建，但建暗中与茂贞相结。次年，韩建逼昭宗免除诸王兵权，于是宿卫尽撤，皇弟通王滋等十一人，都为建所杀。既而韩建闻李克用、朱全忠均将西迎车驾，甚为恐惧，乃于光化元年（898）送昭宗返京。昭宗所以能脱离韩建的掌握，与当时藩镇相互牵制的形势颇有关系。
（三）中央政府的解体
昭宗自华州返京后，总算稍为安定了三四年，但到光化三年（900），唐室中央又发生剧烈的政变。当时的宰相崔胤，素以朱全忠为外援，昭宗与他谋去宦官，因而外朝与宦官如同水火。僖宗以前，宦官是唐室的主宰，绝对控制着中央政府。但自僖宗起，因内乱频仍，皇帝屡次出亡，中央禁军的军力大损，宦官的凭藉渐失；加以藩镇的势力介入中央，宦官的势力乃大为削弱。是年，昭宗听崔胤的建议，杀掉专权的宦官宋道弼、景务修。既而宋等的党羽刘季述等谋乱，矫诏以太子裕监国而废昭宗。昭宗与皇后何氏被幽于东宫达两月之久。季述等畏惧朱全忠，不敢杀崔胤，仅免除其职务。胤致书朱全忠，请其入援，但全忠未能即时出兵，胤乃与神策军将孙德昭相结，谋使昭宗复位。天复元年（901），孙德昭联合一部分军将，迎昭宗及皇后复位，诛季述及其党二十余人。崔胤也恢复相位，较前更为专擅。
刘季述等被诛后，宦官用事者仍然不绝，其主脑人物为韩全诲等。他们对崔胤甚为敬畏，事无大小都禀命而行，但崔胤以宦官终为腋肘之患，想把他们完全消灭，因而与朱全忠相结益深。他建议昭宗尽诛宦官，并秘密准备一切，以待时机。事为宦官探知，乃联李茂贞以图抵制。崔胤密致朱全忠一信，称得昭宗密诏，命他以兵迎车驾，全忠果率兵自汴州西向。宦官听兑全忠将至，便劫昭宗往凤翔，依李茂贞，崔胤则留居京师，朝臣亦多未从行。朱全忠大军进至华州，韩建出降，朱军于是顺利进入长安，西指凤翔。天复二年（902），朱军加紧围攻凤翔，茂贞无以取胜，乃于次年杀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二人，与朱全忠和解，既而全忠又捕诛九十人。昭宗返京师，仍以崔胤为相。崔朱二人又奏罢宦官的一切职务，再杀大小宦官三百余人，并命令全国藩镇，将监军的宦官就地正法。于是内外宦官屠杀殆尽，皇帝宣传诏命，以宫人担任。唐室并封朱全忠为梁王，全忠乃还军镇汴。
这时朱全忠的势力，远较李克用为大，他的性情也远较克用为狡狯。他密结中央政府的士大夫，致使唐室始终不敢亲任克用。同时他乘克用与关中藩镇对抗的机会，一意扩充地盘。在他统兵入关之前，业已威服河北诸镇，并于天复元年（901）并吞河中节度使王珂的辖地。三年（903），又攻取黄河以南的重镇淄青。此外，关中地区除李茂贞远处凤翔外，其余地区也大致是朱全忠的势力范围。李克用的军力虽强，但形势甚为孤立。他的东、西、南三面，都是朱全忠的势力，而北面又受契丹的威胁，可以说是四面受敌。所以就当时的形势看，李克用显然处于劣势，因此朱全忠遂有觊觎唐室政权的野心。崔胤发觉朱全忠对唐室有不利的企图，乃又密置兵备，以防万一。事为全忠得知，遂先发制人，于天祐元年（904），密表崔胤专权乱国，昭宗不得已免崔胤职，全忠乃将胤杀掉。同年，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并将昭宗的侍从皆换为己党，至此昭宗又落入军阀的掌握。
昭宗至洛阳后，李茂贞等各举兵讨朱全忠，均以兴复为辞。全忠出师西讨，以昭宗有英气，恐于中途生变，因而想立幼君以谋禅代。于是派人弑昭宗，废太子裕而立昭宗的另一儿子辉王祚，更名曰祝，是为哀帝，年仅十三岁。哀帝即位后，以昭宗何后为太后。天祐二年（905）二月，朱全忠又杀裕及昭宗诸子八人。全忠的幕僚李振，因曾屡举进士不中，深恨以科第或门阀进身的士大夫，至此乃劝全忠诛除有声望的朝士。同年六月，全忠杀朝臣裴枢、独孤损等三十余人，遭贬逐的为数更多，外朝的士大夫阶级，至此也步了宦官的后尘，归于消灭。此后唐室中央政权，便直接操在朱全忠以及他的部将和幕僚手中。十二月，朱全忠又把何太后杀掉，仅剩一个哀帝是皇室的孑遗。四年（907），哀帝下诏“禅位”于朱全忠，唐室乃正式灭亡。哀帝被废为济阴王，迁居曹州，于次年被害。
朱温篡唐后，改国号曰梁，并改元开平，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是为梁太祖。梁虽然推翻唐室，却无法取代它的共主地位，更谈不到恢复盛唐时代的功业与荣誉。梁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藩镇型政府，除了军队，并未具有一个中央政府所必要的其他条件。换句话说，它只是一个割据中原的藩镇。这种割据性的政府，自然无法来收拾唐末那种率土分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