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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金粟斋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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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粟斋译书处的不能维持下去,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不曾打好。当时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业,都是为了开风气,并不是为了谋利润,因此便不在经济上打好基础,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礼卿先生办这个金粟斋译书处,最初的动机,便是严又陵向他惜了钱以译稿为抵偿,后来又有了叶浩吾的几种日文译本,如果不印出来,不是把它们冻结起来,成为死物吗?所以他筹出一笔款子来举办,最低限度也要使严又陵、叶浩吾的几部译稿,可以早日出版。

    这个译书处,只有他个人的资本,并非股份性质。而且没有规定应用多少钱,没有固定资本。用完了钱向他说话,又像是一种无限性质的,这个基础就不稳定了。真是当时说的只能耕耘,不问收获。蒯先生是世家子,虽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带点公子脾气,他不知现代的出版事业,已成了商业化了。还像从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诗文集,赠送给人的这种玩意儿吗?

    但是我们当时对于这个译书处,也寄以无限的希望的,鉴于严又陵的“天演论”足以哄动中国的文学界,以后关于严译的书,一定可以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便是叶译的几部书,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由日本文中译出,而日文的译本,不是现在正风起云涌吗?并且我的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听得我在译书处,他们也来承揽生意,愿意给金粟斋译几部书,只要开出那一种类。如果出版的书,源源不绝,收回成本,继续出书,不是便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吗?

    原来他们那些当外官的人,经济是流动的,尤其像那班候补道。有了差使,可以挥霍;没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时蒯礼乡的十二圩盐务差使,听说要交卸了,继续有什么差使,却还没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紧缩译书处的意思。可是金粟斋的开销也不小,除了关于印书费用以外,我们几个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还常常要当码头差使。有许多当时的维新党人物,都跑到金粟斋来,是一个文星聚会之所。热闹是热闹了,花钱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两人,是不管金粟斋的经济的,管经济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丧着脸向我们道:“老头子(指蒯公)写信来駡了,说我们费用太大,要我紧缩,但他又常常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到上海来,要我们招待请吃饭,太太又要在上海托买东西,我都是有账可查的。但漱六的账,我们从来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亲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诉我们:“老头子有补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说:“那就好了,金粟斋当可发展了。方漱六摇头道:“更糟!谁不知道金粟斋是蒯光典办的,没有得缺的时候,尚无所谓,得缺以后,京里那班都老爷,参你一本,说你『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那就是革职查办了。”后来蒯公果然被补授了淮扬道,金粟斋却早关门了。

    可是金粟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也不能辞其责,这便是当时我们对于出版事业实在是外行。不比那些旧书坊,它开好了一家书肆在那里,基础已立,看机会刻几部书,与同行交换销行,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和汪尤中两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书事,如何发行,并未计议及此。汪允中还主张印好几部书,一齐出版,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也合算些,体面些,或可以轰动一时,那真是书生迂腐之见。当时还以为一出书,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自己既没有发行所,须向各书店推销,这时上海书店还不多,对于出版的新书,信心未坚,不肯大量来批发,至多来批十部五部,试为推销。出版家没有办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卖出还钱,那实在不是生意经。一般书贾,售出了十部,只报告五部,有的还是三节算帐。他们当然不能给你登广告,即使书价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鸡零狗碎,增添许多麻烦。书已寄去了好多时,钱老不回来,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鸿一去,永不回头,谁花了路费,去讨回这些微的书价呢?所以不单是金粟斋,当时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团高兴,到后来半途而废,便是这个缘故。

    金粟斋译书处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成了个无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这个两年来,蒯先生已经花了不少的钱,怎能教他再维持,就说开风气,也要有个限度呀。不过金粟斋所存留的译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暂时停止了。既已准备结束,也须有个善后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遗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经印好的几部书,如何发行出去,难道束之高阁吗?

    后来我们决定办法了,和中外日报馆商量,金粟斋已印就出版的几部书,托中外日报馆代售,一齐交给他们经理。汪颂阁为人诚恳,而且在他的报上,常年登出义务广告(几年以后,严译的几部书,如“原富”等等书的版权都归入了商务印书馆了。这个交涉,不知何人经手,我未知道)。至于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总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善后未了事宜,日后自回南京去。不过汪允中和我,与金粟斋脱离关系,便无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说你们不妨仍到南京来,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情形,不同往日,从前是为了刚卸高等学堂的任,他有培植后进之意,招留几个青年,此刻恐没有这个意味了。况且我们也不能长此倚赖他,一无所事,白白的受他供养呢。汪允中也不愿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动,卖文亦足以度日,并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苏州去,再想办法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有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听得金粟斋办理译书事,也要求译一些书,以补助学费,这事通过了蒯先生,他也应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译费,有的订了约,未付款,但是对方已开译了,此刻金粟斋结束,如何办理呢?我便请命于蒯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此辈都是苦学的青年,不能使他们受亏,我可以照约收受,这不过三四百元的事罢了。”因为我是介绍人,蒯先生不使我为难,我也深为感谢他。

    不过我想这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岂非埋没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译稿,多少是有些时代性的,譬如厨手做菜,要博个新鲜,徜成为隔宿之粮,有何意味。这时我在上海,已认识了好几家新书店,他们都向我徵求书稿,那时的所谓书稿,自以译本为多,但那时出版的书,以文言为正宗,也没有人用语体文的。译笔则以严又陵所标榜的信、达、雅三字为宗旨。我那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他们是在课余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来到了金粟斋后,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计算了,既是那几家新书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学日本朋友的译本,介绍给他们。便可迅速出版,岂不是好?那时我便开出书名,略述大意,向这些新书出版家一一兜售,他们正值出版荒,都愿意收受。于是我便写信到日本去,向他们说明,已约定的译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斋虽结束,由我负责。他们当然很满意,不过这些译稿甚为草率,实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润色不可。幸而他们把原本,也随同译稿寄来,我也懂得一点日文,有什么错误之处,也可加以校正。不过我虽加修润,不附己名,仍用译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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