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重印仁学

    自从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斋译书处的工作，离苏州故乡更近了，因此每一个月总要回去一次，留在家里两三天，或是三四天。那个时候虽然苏沪火车未通，小轮船也甚为利便。其时东来书庄还开在那里，由马仰禹在经理，我还在上海尽一些接洽和运输的义务。还有励学社的诸位同志，有的还在日本，有的已经回国，也常常访晤通信，在当时也可以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句诗了。

    在这个时侯，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谱弟戴梦鹤逝世了，他年龄还不到二十四岁，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极可惜而可哀的事。我从上海回苏州时。常去看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从此会好起来吧。我的母亲不是也有肺病的吗？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前五十岁后便称中寿了，梦鹤也能活到五十多岁，其所成就当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马仰禹来信，说是梦鹤病重，已卧牀不起了。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做“痨病上牀”，便是说已无生回之望，因为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间往往好似无病的人，起坐随时，一直到了病势沉重，不能起身，从此就再不能离牀了。不过上牀以后，也还有能淹迟若干时日的。不意十日后，我自沪回苏，一到家里，即见到他们的报丧条子，即于是日就是他的大殓日子。急往吊唁，已陈尸在室，道义之交，知己之感，不觉泪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岁，向以美丽称，伉俪其笃，并无儿女。开吊发讣文期，友朋辈欲我写一文，以志其志行，随讣分发。在从前是越礼的，我写了一文，传记不像传记，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无从下笔。

    写至此，我又回忆到以肺病而杀害许多才智青年的，还有我的表叔吴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梦鹤还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这个肺病，专门向那班富家子侵袭，乡下人种田汉，便不会有这个疾病。他聪明好学，为我吴叶鞠裳先生（昌炽）得意学生。他的病与梦鹤有异，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卧病，不是这里，便是那里，以西医言，则同出一源，所的结核病也。（忆我曾译过一小说，名“结核菌物语”，结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结核，此外如瘰疬、肛痈等等，皆属此。）

    伊耕表叔之内兄，为苏州大名鼎鼎的医师曹沧洲，曾为西太后看病，有御医之称。但纵使此名医，也医不好这个缠绵恶毒的肺病。曹沧洲还归咎于我的这位舅祖清卿公，过于迷信，专吃乩坛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坏。总之这个肺结核病，在号称文明的欧美各国，医学日渐发明者，至今尚束手无策呢。我在八九岁的时候，随祖母归宁，常住吴家，由伊耕叔教我读书，及逝世后，清卿公涕泣语我道：“他生平没有一个学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联上竟以师礼尊之，自称受业。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岁而殇。于是乃以砚农叔之衣子子深嗣之。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时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后，立即从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场。因为我当初从尤宅辞馆出来，到南京去的时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点守旧的，不愿我走新的一条路。就是我在馆的时候，因为我脚头太散，不大认真，也有些不满意，常写一个便条，交子青哥劝告我，我写给了他的回信，充满了穷人的傲气，有些话竟有些顶撞了他。事后也非常痛悔，曾写信去道歉谢罪。及至听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亏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殓之日，我不禁在他灵前大哭起来。

    我姑丈故世以后，子青哥真是哀毁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渐解放了。因为我姑丈还相信科举不至废弃，还希望他作科举中人，所以不大赞成他读新书。自从戊戌政变，康梁逃亡，科举复活，他的信心愈坚了。然而时势所趋，无法阻遏，自从姑丈逝世后，我在上海时时与子青哥通信，凡是苏州所购不到的书，都是我从上海邮寄给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际的，学习的告诉他，与他讨论，与他批评。他也有他的新见解，新议论，有时一封长信，千余字不足为奇。

    有一次，日本的横滨印出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六君子死难之一），我的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了我五本。我寄给了蒯礼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仅剩了两本，但有许多朋友，知道我有此书，纷纷向我索取。我只能说：再托日本朋友寄来。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说：此书出版后一抢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书，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来，未可一定。

    我当时是每天跑商务印书馆的，为了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那天我忽然灵机一动，这部“仁学”，是谭先生的遗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并没有什么版权，只要能流通。既是许多人要读它，我们何妨来重印一下呢。我就带了这部“仁学”，到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商量。我说：“我要印这部书，你们可以担任吗？”他说：“你先生要印什么书，怎么不可以担任呢？”我说；“这是一部禁书呀！”告诉他谭嗣同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为清廷所杀戮的故事。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

    我这时便把那本“仁学”交给了他，请他印刷估价，我说：“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洁白纸张，里面还有一页谭复生先生的铜版照相图。因为我印这本书，不想赚钱，也不想多印，预备半送半卖，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并不，大约连纸张排印，不过一百元左右。他说：“你老兄的事，这是核实估价，不能再便宜了。”

    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想印这部“仁学”，而印书之费，还没有筹到。如果交给东来书庄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禁书，内地不能出版与发行，而且要取得各股东的公意。我私人独资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这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余资。我于是写信给子青哥了，告诉他：我想印这部“仁学”而独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极力赞成，他说：“由我们两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费要一百元的话，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过他要求出书以后，定价要低廉，我们是为尊重谭先生遗著，并非翻印谋利，望弟速与商务印书馆订定。

    我与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学”便立即开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务印书馆去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附带的校对“仁学”的校样。我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后便去，总是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我自觉我的校对很精细，可能不会有错字，我以为校对的错误与不细心，对于作者与读者，殊为抱歉。直到后来，我自己写稿子，对于那些出版家，校对疏漏的，深为难过。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两三个宇，竟使这篇文章大走其样，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学”印好装制的时候，夏瑞芳忽然对我说：“这部『仁学』，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觉得夏君是违约了，我们订定了印一千部的，怎么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担任了印书的职务，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学”里面，讲的是些什么话，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书，而又知道是没有版权关系的（实在我曾写信到横滨，与原出书人接洽过，还允许送给他们若干书的）。或者有人给他说：谭嗣同遗著很吃香，可能多销几百部呢。

    但是既没有版权关系，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还算老实坦白，换了别一个书贾，他也不必告诉我，别说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无从知道。我只能说：我印这书是有后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许你。他见我有难色，便道：“这样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费上，给你打一个九折吧。而且这书也由你精心校对的，作为小小酬劳。”

    这事本想与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于印书事，完全外行，并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问他，他也说由我作主。况且我们印这部书，并无权利就想，只有推广主义，多印五百部，岂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许了夏君，不过向他声明，“我们是做蚀本生意，半送半卖，定价甚低，你不要和我们来抢生意。”夏君答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出书以没，送给了横滨数十部，赠给了朋友的也不少，其余则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旧书摊上，还看见我们所印的那部“仁学”，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销在何处？我偶然问及他，他笑着说道：“不够销！不够销！”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时，曾在英租界当一名巡捕（巡捕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华英印书馆门前站岗。遇到了华英印书馆中的鲍咸昌等兄弟，劝他何必当巡捕（那时租界华巡捕每月薪水不过数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从事于印刷事业。夏亦觉当巡捕无甚意思，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于是便组织这家商务印书馆。因夏甚能干，便举为经理。这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达后，有人谈起的，语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确是习过排字业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虽然那时资本不过三千元的商务印书馆，颇恩有所发展。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而以少年失学，于文字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于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于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被人暗杀了，这是很可惜的。至于为什么被人暗杀，想历史上当有纪载，我这里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