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求友时代
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后，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蠭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份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于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补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毫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于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后，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的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徵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徜被磨磡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到后来，那种书坊店的奇诡的书都出现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书”，好大的口气，真吓坏人。我极好奇心，去买了一部，薄薄的两本，翻开来一看，尽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为的应试文，还有许多名人的应试文，我可不记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后来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号万里，在北京开报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为张宗昌所杀。
此外，清代的许多禁书，也渐渐地出现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书，关于种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满思想。可是苏州那个地方，到底还是范围狭小，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数），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帆，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内地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馆东是巡抚衙门里一个书吏，家道小康，这位先生难得见面，所以他的大号，我也不记得了。教三个学生，他们脩金较丰，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张家。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已十四五岁了，名为开笔作文，出了题目，难得交卷，强迫着他，东抄西袭，不知涂些什么，而且虚字不通，改笔也无从改起。三天两天，不到学堂，家里也放纵他。这种抚台衙门的书吏，也是世袭的，大概他们也不想在科举上求取进，这个馆地，只处了一年，我实在敬谢不敏了。
我从家里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么远啊！而盛家浜的朱师处适在中心点，因此常到朱师处打尖歇脚。顾氏表姊，视我如胞弟，有时不住在馆里，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馆。朱先生依然在家开门授徒（闻曾有一度馆在严孟繁“家炽”家，旋即离去）。其时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为知己，曾订金兰之谱（当时所流行的，俗名换帖弟兄），他比我小三岁，温文尔雅，词笔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为与这位盟弟的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驎、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己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后），而我则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苏州从前吃茶的风气，我也颇得力于此种茶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茶会，在胥门养育巷的一家茶馆里，每月约定日子，至少聚会两次。在聚会的时候，便无天无地的讨论一切，有什么新问题、新见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辩难，居然是一个学术座谈会了。那个茶馆里，往往有一种圆桌，我们便开了圆桌会议，笑语喧哗，庄谐杂出。后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文会，轮流当值，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属于文史的，或是属于时事的，大家回去写了一篇，特地送给当地名人去指点批评。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与通谱者二人，一为戴梦鹤（昌熙），一为杨紫驎（学斌）。紫驎与我同庚，却比我小几个月，叔良，梦鹤都比我小几岁，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梦鹤最聪明，十五岁就进学，文章斐然，兼擅诗词，年十八九岁，所写的字妩媚绝伦，虽老书家亦叹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绶卿，为一孝廉公，现在盛杏荪（宣怀）处当文案，也算是一个通晓洋务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时迁居沪上，往依其兄，并时预备进上海洋学堂，不作科举之想了。
当时为了国家变法，国内要开学堂之说，也盛唱一时。外国人在中国来开学堂的，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都是外国的教会办的，这些学堂，国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当时也怦然心动，想我也可以进那种学堂，从新做起学生来吧。但是我的环境不许可。第一、我现在是要瞻家的了，虽然现在所得馆谷不多，但如果连这一点也去掉了，家用更难支持，而我的母亲要更苦了。第二、进学堂要学费、膳费（苏州无洋学堂，非到上海不可），既无进款，反加出款，这笔钱从那里来呢？三则，祖母年老，孙承子职，我不能离开苏州，出外就学呀！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覩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
我把这信息告诉了子青哥，他也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种旬刊，每十天出一册，还是线装的，用中国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每期中粱启超必定自写一篇，其余也有许多别人所写的，以及欧美的政论，并且还有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国的翻译国外侦探小说，也是从时务报首先开始的。（后来梁启超又办了“新小说”杂志，写了“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中国人写小说，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我不曾定“时务报”，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于是兴女学咧、劝人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于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关于各种学业的，也有“农学报”、“工商学报”，吾乡的汪甘卿先生（是个举人），在上海办有“蒙学报”，以为启蒙之用。不独是上海，渐渐的有各省开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许多杂志，如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之类，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变，汪康年改办了“昌言报”，“时务报”也关了门。后来国事愈演变，思想愈前进，辛亥革命以后，以康、粱主张君主立宪，国民党诟之为保皇党。可是平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粱启超的“时务报”，对于开风气一方面说来，不能说没有大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