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我长达10年的自卑期始于2005年的秋天，而郁盛对我的拯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学校对姐姐的不幸遭遇以及我本人的生活窘境表示同情，很快就组织了募捐活动。一夜之间，我成为全校师生的援助对象，助学金和低保补助也在老师和村民的奔走相助中落实下来，对此我感激不尽。我们攒到了一个疗程化疗的钱，但却远远不够——姐姐的宫颈癌已达三期，医生好不容易冒风险给她做了手术，后面的抗扩散治疗至少还需要三个疗程去巩固。
一落千丈的成绩，随处可见的来自同学的“怜悯”，甚至十六岁的高一新生经过我身边时都要讨论说：“看呐，那个就是父母双亡、姐姐还得了癌症的学姐，实在太惨了。”老师们每天盯着我的课业，医院的一张张收费单等着我去付款，我在学校、家和医院三点一线每天往返，机体能量迅速消耗着。原本身高蹿到160公分的我仿佛停止了生长，体重从50公斤掉到不足45，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才15岁，但我却开始麻木了。
10月底出期中考试成绩，我以数学75的“高分”再次当了全年级最拐的“拐子”。全班46人，我排30名，在年级里排名更不用多说，显然是拉低了学校的一本率。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中的升学率始终居于全市遥遥领先的位置，那几年的一本率甚至能高达60，二本率90。再这样下去，我非常有可能连二本都上不了，因为连历史和政治的成绩也在滑铁卢——我根本没有心思背书和考试。
姐姐躺在床上时被我气得昂起脖子骂我：“我出这么高的学费把你送进一中难道是为了看你上个大专？”
“上大专有什么不好的？读个三年就能出来工作了，厂里上班，朝九晚五。”我改不了贫嘴的臭毛病，“不对呀姐，你不是要教我做面吗？”
姐姐面无血色，连连咳嗽，我知道她不能激动，也不能感染，便好声劝慰她戴上口罩乖乖躺着：“田里的杂草我去拔，老丝瓜架和老扁豆棚我来拆，你安心睡一觉，醒来就能吃到我做的扁豆饭。”
“你不会弄就喊郭婶啊，反正我瘫在床上，她也没啥可说的了，说了我也听不见。”
“我才不叫她！”
说着我从她房里退出来，从廊檐里找了把镰刀，袖套和围裙都没戴就急匆匆往田里冲。下午在她房里待久了，没在意时间，要在天黑之前把架子都拆了才行，不然等到一场秋雨一场寒，田里这些破玩意儿就难弄了。
我在院子里这三四分地穿行，即使只有三四分，也被姐姐整齐划分成了十二块。搭架子的朝西边，矮个时蔬朝东边。昨儿我已经把四季豆和番茄这种矮架都拆了，剩下的大架子，虽然通体枯黄，但还是牢牢地扎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干瘪的豇豆挂着长条随风飘荡，扁豆倒还有一些青紫色的串串，我也将能食用部分摘进盆里，高处够不到的，只能挥舞着镰刀东一刀西一刀地乱砍，不多时就攒了满满一盆的油润扁豆。
干了的老豆一定要留着做来年的种子，因为今年的豆也是去年留的种子种的。姐姐特意叮嘱我，晒的时候别忘了盖个帘帐，否则种子会被饥饿的鸟雀吃掉。于是老豆才能在明年长出新豆，良好的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我每年都能有新鲜的豆角吃了。
可是明年也得有人种啊！
虽然我嘴上嘲笑她是个不修边幅的邋遢鬼，但我内心非常佩服她能从一个时髦的留美大学生积极转变为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果然优秀的人在哪儿都能发光，连种的蔬菜都要比隔壁家的肥/硕一筹。铲枯草的时候我看着边上圆圆的卷心菜这么想着，将来我的生活遇到更大的困境时，我也能像她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吗？
我又想到她的病情，如果像医生所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感染或者复发，我接下来要如何，我能安送她离去并承担起剩下只有我一个人的家吗？
我做不到像她一样，来年把同样的菜都种上我都做不到。
枯死的农作物根茎将竹竿缠绕得很紧，我不得不先挖了根，放倒这几个棚，然后端个凳子坐在田里一根一根地慢慢抽。老宅围墙只有半个人高，外边路过的每一个村里乡亲都能看到我“劳作”的模样，有个大婶经过我家时，说道：“小艾真懂事，在学校学习好，在家里能干活，姐姐真有福气。”
我当然知道她是客气，但我心里不爽快，谁要这样的福气？
竹竿不能扔，和种子同理，第二年它们还是好搭档。我把这些重复利用了好多年的竹竿捆扎在一起拖到廊檐里，整齐码放在墙根，心里好受多了。接下来只要把枯藤塞进麻袋，扔到村头垃圾站里去就行。正当我埋头苦干，收拾院子里这乱七八糟一堆残骸时，院门口忽然站了一个人，我只在疲惫时将将一抬身便看到了他。
——一个完全不应该、不可能、没必要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郁盛。
我的脑海里飘过n个问题：他来干什么？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学校让他来的吗？为什么？他区区数学课代表，又不是班长。要来，怎么不跟老师一起来？
不过，来的不是穿着校服笑容满面、意气风发的郁盛，而是一身黑色夹克裤子，略显郑重的郁盛。他见到我，神色未变。
我本想他看到我现在浑身泥土、又干又瘦小老太太的样子，至少要震惊一下吧，他没有，他让我打开半掩的铁制院门。我非常窘迫地拍干净身上的灰，又不经意间扫视了一番我的院子，这里实在太破了，实在不是郁盛这种精致少爷该来的地方。他来干什么呢，为了让我愁上加愁，窘上加窘？明天去了学校，恐怕所有同学都会知道我礼拜天在家不是看电视，不是学习，不是照顾姐姐，而是有我一堆的农活等着我去做。
我没开，撑着后腰和他隔院相对，走近了才看见他手里有个黑色半旧的小皮箱。金属锈迹在夕阳下呈现金黄，很贵重的样子。
“你来干什么？”我态度并不像对待客人。
“来看你。”他的口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正直。
“看我？我有什么可看的，前天不还在学校见过。”
路上的拖拉机缓缓从他身后驶过，空隆隆的轰鸣声震得我耳膜鼓动。大概注意到拖拉机司机打量的眼神，郁盛终于露出些许不耐烦的表情，大声说：“你先让我进去，我来看看你姐姐。”
“学生有义务探视学生家属吗？”
没等我反抗，他就推门进来了，大步往凌乱的院子里走，我在后面跟着追：“诶你干嘛，私闯民宅！”
他往里走了一半路，脚底下踩着几根干缸豆，朝我说：“夏艾，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拖拉机开过去的时候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他说了什么，只听到了我的名字和“心理准备”这四个字。这是医生在病人病危时会告知家属的四个字，而且他的眼神很复杂，与平日里全然不同，我忽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恐惧，难道他认识我姐姐的主治医生，那个医生说她已经没救了？
不可能，必不可能！
他走进大堂，回头看了我一眼，径直朝向左手边姐姐的卧室，敲门道：“我是郁盛，我来了。”
我惊奇地跟着他，仿佛我才是来探病的亲友。姐姐竟然从床上支起身子，同样并不震惊地看着郁盛。
“姐，这是我班里同学。今天特意过来……”
“这是我家里人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好，积极治病。”郁盛提起箱子，朝着我姐姐扬了扬，“那我就我放这了。”
说完，他把箱子放置在了床脚跟，又问：“化疗结果还好？”
我看着姐姐，她坐了起来，示意让郁盛拿床尾的板凳坐。郁盛不坐，而是恭恭敬敬揣着手端站立。我的疑惑登时达到了巅峰，问她：“姐，你认识我同学？”
“你先出去。”她朝我使眼色，分明有什么瞒着我。
“没关系。迟早要让小艾知道的。”
这里，郁盛用词是“小艾”，而不是叫我的大名，夏艾。语气里含有种长辈叫晚辈的氛围感，很快我就知道他的用词其实是对的。
“我姐姐怎么了，你知道什么？”我盯着他的眼睛，非常害怕他会说出让姐姐彻底丧失希望的话。
“我是郁澜的亲弟弟。我哥哥是你姐姐儿子的父亲。”
我不解地看着他。弟弟？哥哥？儿子？父亲？这是什么意思？一头雾水时，时光猛地拉回到八年前。
原来我还是记得一部分的：
——1997年，我7岁，尚且处在“神童”时期，没上过幼儿园，却能做六年级的题。于是姐姐为把高智商儿童推销出去，在私立小学找了关系，让我从一年级直接跳到了四年级，从而省了三年学杂费。直升四年级那个那个暑假我撒开了玩儿，某天天黑回家时，第一次见到那个从没见过几面的外甥。也就是他口中的姐姐的儿子。
我曾小心翼翼地从襁褓中端详过他，那个白白嫩嫩的小孩五官特殊，眼睛很大，从小就能看出异域风情。姐姐总是抱着他摇来摇去，对他很是疼惜。
家中第三成员呱呱坠地时，我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姐姐才回国两年，与我之间的关系隔着厚障壁。因为她的一句“你怎么不去死”逼死了破产后精神奔溃嗜赌成性的母亲，同一年又送走了生病大姨，好好的一个家，剩下的两个人变得如履薄冰。外加她喝酒后，总是对我狂言怒骂，拳脚相向——亦是我不忍回忆的过去。
她本就不喜欢我，觉得我是她的拖累，更何况又有了她自己的孩子，我很害怕我会变成一无所有的孤儿，所以在新生儿来临时极力讨好，就怕她把我扫地出门。我至今犹记得幼年的担忧，那是非常令人心酸的，每当过着好日子却梦见旧日子的时候，我总能从梦中哭醒。
现在，又轮到我哭了，不是说把孩子送到了乌鲁木齐吗？不是说他们再也不会有联系了吗？为什么我的同班同学、自称孩子的叔叔，却在我姐姐身患重病的生死之交跳出来，说，“我哥哥是孩子的父亲”呢？
你们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质问姐姐：“他说的是真的吗？那孩子人呢，孩子他爸人呢？”
姐姐默不吭声，只有一声叹息。
郁盛走近我，擦去我毫无知觉却已掉下的眼泪，说：“冷静点，也坚强点。我哥哥已经去世很多年，如果你姐姐的身体再不好起来，那我家阿琨，他就连妈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