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1994年的第一场雪 19野草地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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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地开出的奇葩

    10天后的一个周日下午，宣传部办公室弥散着一股特有的芳香。面对刚从印刷厂领回的两千册杂志，大家欣喜不已，只差没拥抱在一起。

    “终于成功了！”林晨枫抱起一大摞刊物，当作舞伴，跳起了自由步。

    江雪拍手笑道：“老大，你看凌晨的风要发疯了！”

    高放笑道：“她疯算什么，我也高兴得只想把明天的课都放羊了！”

    抚摸着崭新的封面，楚天阔欣喜之余，却是百感交集。东大第一本由学生自办的大型综合性思想类刊物终于问世了，多年来的梦想一朝成真。他心中透亮：如果不是大家尤其是这三位好友不遗余力地支持协助，《围墙》即使办成，质量也要大打折扣。从某种程度上说，《围墙》的出版，也标志着他们四人友谊圈的真正形成，对他们个人而言，其意义不亚于杂志的问世。

    记得高三毕业时，天阔给余晖远的留言册上只写了一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但楚天阔没想到上大学后，能一下子结识到这么多高素质的朋友，看着他们仨一个个神采飞扬的脸庞，他很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有找着合适的词。也许，此刻再说什么，都是多余。

    江雪第一个沉静下来：

    “天阔，你都半个月没刮胡子了！”

    楚天阔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果然很扎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些天来，他忙得早忘了还有这一档子事。

    “就是。你可得抓紧处理好这些皮毛问题，要不就赶不上小孬主持的庆功宴了！”林晨枫兴奋之余，并没有忘记给江雪温柔一刀。

    楚天阔又摸了摸下巴，正要替江雪主持公道。高放却先说话了：

    “我看现在庆功为时过早，杂志还没有发下去，到底反响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楚天阔点点头：“高放说的对。创刊号是出来了，但不等于围墙精神已深入人心——林晨枫，这下又到考验你的时候了。”

    林晨枫轻轻一笑：

    “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想到这点。不忙着把杂志发到各个宿舍去，先只给本校和外校的校报记者和社团负责人人手一份——之后，我们搞一个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高放和江雪异口同声地重复一遍，都吓了一跳。

    “没错。”林晨枫胸有成竹，“等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老大和小孬各带一班人马，赶紧把杂志发到男生和女生宿舍去。这样效果肯定会更好。”

    高放和江雪一齐看着沉吟不语的楚天阔，都觉得林晨枫的构想虽妙，但未免太匪夷所思。

    楚天阔想了想，非常简洁地说：

    “主意不错，完全可以试试。”

    江雪还是有些犹豫：“会不会太张扬了？”

    楚天阔笑道：

    “没事。反正又不是我们来唱主角，当然也不能是小卢和王书记，到时我们请钱校长出面——”

    林晨枫会意：“日月的涂总也可以请，怎么着也不能自己夸自己。”

    见大家不再有异议，她和天阔对视一眼：“那就这样决定了，具体工作由外联部的人来办。”

    林晨枫在外联部日久，几乎从一进校开始，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并以其人品才华和形象，于内既深孚众望，在外更是如鱼得水。《围墙杂志》社居然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是身兼总编的林晨枫主持，大家深感新奇，自然更要来捧场。一时间，本校、外校众多学生记者和社团负责人云集于此。钱伯钧校长和涂总经理的应邀出席，则倍加引人瞩目，连始作俑者的林晨枫也没料到，这场别开生面的招待会竟如此盛况空前。

    招待会在学术会议中心举行。那天，主持大会的林晨枫依然穿着她喜爱的红毛衣和蓝色牛仔裤，只是把飘到腰际的长发剪到及肩，显得更加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按楚天阔事先部署，在王书记和小卢依次发言之后，林晨枫便巧妙地把聚光灯打向钱校长和涂总。学商联合，搭台唱戏。他们的即兴发言和问答很快成为大家目光的焦点和整个招待会的重心。

    “涂总，我们冒昧地问一句，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帮助《围墙杂志》的呢？”

    提问的是隔壁师大的一名文学社长，对于楚天阔和林晨枫的“遭遇”，他一直羡慕不已。

    “刚开始我可没想到要帮助他们，是他们自个儿找上门来的。”涂总第一句话就引得大家会心微笑，——机会从来都不会自己找上门来——“在我们这个社会，商人好像总给人在商言商的俗气印象，其实干什么不是服务于社会呢，所以我们日月希望趁帮助他们办好《围墙》的同时，冲击一下某些人心中的围墙。如果效果不大，我们就再来一下，一定要冲垮它！”

    大家哄然大笑。

    “那您有没有考虑过广告效益呢？”

    “说没有那是骗人的假话(众人笑）。酒香也怕巷子深呀，大家只要去过日月，就知道这广告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又笑）。而且广告效益也是双方的，你们看，我今天不就是代表日月来给《围墙》作广告吗？”

    与涂总的轻松风趣相比，钱校长却是一反常态地语重心长。

    “作为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校长，您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能抽出时间来关怀一个学生刊物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也很让人感动。这里，能不能谈谈您的初衷？”

    提问的是师大校报记者。其实也只有外校的人才会这么大惊小怪；对于东大师生来说，早已习惯了钱伯钧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尽管他对《围墙》的关心颇有些不同寻常。

    “首先，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从来就没有把《围墙》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学生刊物；内心深处，我把它视为我校学生在思想上的一个创造性的重大突破。为什么这样说呢——

    今年春天，我刚接任校长职务不久，就收到一位学生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厌倦了漫长的大学四年，不知怎样才能熬完——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使得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成了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一维化生活，不知不觉中，个性和创造力在逐渐消退……

    这是个有头脑，爱思考的年轻人，他坦率得近乎尖锐，给我震动相当大。

    不可否认，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过去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今活跃在各大行业的骨干，大都是当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问题是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长期陶醉在往日的辉煌之中，而不肯正视数十年来，对创造性思维有意无意的禁锢这个现实，恐怕很难有更大的作为。

    不过说句心里话，如何在大学里倡导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以促进广大师生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长时间来都在困扰着我这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唯一的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前一阵子，针对我校偏重理工科的历史状况，由教务处牵头，连续举办了一系列的人文讲座。大家反响不错，评价颇高，让我们深感欣慰。但不能回避的是：人文讲座只能给大家以人文知识，而不能给大家以人文精神。作为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人文精神只有经过实践，才能真正融入到大家的血液中去。

    就在这时，围墙杂志社的两位负责人找到我，请我为刊物题词。听他们讲自己的创刊初衷，又看了其中的几篇让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活力。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强调指出一点：围墙并不是一个纯文学刊物，而是综合性偏重思想类的杂志；并且是由电子工程学院和人文学院的同学一同牵头办起来的，这个很有冲击力的行为，本身就是我校广大同学创造力与个性的充分体现。

    《围墙杂志》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就是，人文精神的灌输要和敢于创造、勇于突破的新一代大学生结合起来，才不会变成海市蜃楼。反过来，同学们也要认识到，没有丰厚的人文精神支撑，所谓创造力所谓突破迟早都会变成空中楼阁或无源之水。”

    讲到这里，钱伯钧深有感触地说：

    “所谓大学，不仅仅是向大师学习，更是大家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甚至可以说，师生之间的传道授业解惑已经退居次席，同学之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切磋探讨，更有利于培养大家的独立人格，更能促进独立思考，从而更有利于大家成长。具体到《围墙杂志》而言，毕竟才出了个创刊号，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我欣喜地看到已经有一批同学聚集到它的周围，假以时日，《围墙》一定会开辟出一方精神的乐土。”

    正当林晨枫楚天阔为钱校长的精采发言欢欣鼓舞时，招待会突然冒出个不和谐的音符：

    “钱校长，《围墙杂志》虽然得到您的大力支持，可据说也碰到过不小的阻力，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件事？”

    楚天阔吃了一惊，下意识地看了看王书记，对方脸上果然闪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林晨枫暗自叫苦，提问的是财大的校报记者，与她私交甚好，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但林晨枫没料到她竟如此不知轻重，在这种场合下提出这种问题。其实要说她也是出自好意，想借此机会替他们出一口气，哪里曾想到其中的诸多微妙利害关系？

    尽管楚天阔林晨枫对此事讳莫如深，钱伯钧仍然敏锐地洞察出一二。此时此刻，面对大家一双双纯真的眼睛，他只能这样坦言相告：

    “我个人始终相信，办刊的几位同学，对于明天、对于大学，都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当然也许是个太理想的梦，面对现实，它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对此，历史是有责任的，我们这群教育工作者也是有责任的，我们这一代以及稍后一代人都是苏联模式培养出来的，或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的，从知识结构到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缺憾。现在要面对思想这么活跃、这么敢想敢做的年轻人，多少会有些力不从心。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错一些事情，但出发点还是爱护大家的，所以，也请同学们能充分理解。”

    话儿既然说到这份上，此时钱伯钧想到的已不仅仅是王书记的保守，而是学校高层领导的不同音，他觉得很有必要借此机会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体会，有一种情况其实更令人深思。那就是，我们在抱怨同学们缺乏创新意识的同时，是否考虑过，在目前的教育过程中，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到底得到过多少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获得过多少思考的空间？我们的教学制度又在多大程度上为教学平等、自由思考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我担任校长职务的时间不长，却深切地感到，如今的高等学府，已经快成为蔡元培校长当年所批评的‘养成资格之所’。大家目标出奇地一致，都在为自己的职称和学位奔忙。自由主动、创造性的教育实际上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挺身而出，尽力而为。”

    看到平时和蔼可亲的钱校长如此激动，楚天阔也不禁耸然动容。

    “钱校长，您刚才用了不合时宜这个词，是否暗指目前盛行的以市场服务、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为基本方针的办学思想？如果是，那么，钱校长有没有注意到，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经济的今天，实利主义的教育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已经是当务之急？毕竟，为国家输送实用型人才也是现代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请问您是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此人的提问有如连珠炮，一下子捅到了问题的关键层面，相形之下，前面的问题有如隔靴搔痒。楚天阔暗吃一惊，定睛一看，竟是高放。原来他在台上听得刚才的提问有点离谱，心中着急，悄悄溜下来临时客串了一回记者。

    钱伯钧也认出高放，心里微微一惊：不愧是《围墙杂志》社的发起人，提问很有水准。

    他稍一思索，随即答道：

    “我一向认为，如果教育家没有机会担任大学校长，那么，大学校长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教育家，使得外部社会大环境再怎么变化，大学仍然是一个精神的岛屿。

    这里，岛屿跟围墙是一个意思。围墙仿佛是一种像征，也许它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冲出去，外面的人想闯进来；但它也是长城，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流行风尚的诱惑隔绝在外头，把学术精神和知识风尚保护在里头。

    然而，中华民族的二十世纪，是个空前急功近利的时期。而九十年代，我们更是踏上了西方国家当年就走过、如今却后悔不迭的老路——学校和学生都依附于市场的商业化教育，完全忽略了青年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潜在的创造力。

    回过头去看，十九世纪的德国跟二十世纪中国目前的形势差不多，发展都是头等大事。当年德国腾飞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办教育。他们创办新式大学，将旧式大学取而代之。

    作为德国现代大学的先驱，洪堡一直深为我国老一辈教育家，如蔡元培、梅贻琦等先生所景仰。而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初衷，一则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批判者；二是培养学有专长的特殊人才。

    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后者指的是专家。这两种人都是社会需要的，只不过不同的大学侧重点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时代发展到今天，独立思想和意志已不应仅仅为知识分子所专美，更应为专家型人才所兼备。只需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二战期间，许多科学界的精英却甘心为德国纳粹卖命而屠杀犹太人，另一个是前几年，日本臭名昭著的奥姆真理教中，竟有不少成员出身于日本名牌理工大学，我想大家就会同意我的观点。”

    这番话说下来，大家都为钱伯钧的学识和思想魅力深深折服，台下一时出现了短暂的沉静。直到东大一名学生记者从人群中站起来：

    “钱校长，您给《围墙杂志》题的词是：独立思考，面对挑战。不过，您有没有担心过，一块园地如果没有园丁的严格管理，说不定会长成一片野草地，真正的花朵反而被埋没其中呢？”

    钱伯钧一改刚才的语重心长，轻松微笑道：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这时侯还让我们动不动就跳出来指手划脚一番，说这个是好的，那个要不得，你们能听进去吗？（鼓掌）搞不好还产生逆反心理。

    大学毕竟不同于中学，我们只在大方向上引导一下大家就够了。况且，我们可没打算培养温室的花朵，你如果在野草地里存活不了，那就自生自灭好了（众笑）。再说，野草地里并非就不能开出奇葩，我倒担心荒漠里什么也不能发芽！（长时间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