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章 西北风云起（一）

    大明眼下除了辽东用兵、兴建海军、广开海贸以及远去漠北探索极北之地需要花费大半财政收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窟窿就是西北。

    自孙传庭领三边行军大都督以来，朱由校不仅在财政上倾力支持三边治下的一切建设，更是在政治上赋予了孙传庭“便宜行事”之权；再加上朱由校对三边的权力下放从来不是嘴上说说，当孙传庭上任伊始，他为了革除三边弊政，就曾一次性砍了三百七十七个官吏的脑袋，当朱由校拿着老孙的奏报重重压在群臣弹劾他的那一摞奏章上时，整个朝堂都明白，皇帝这是铁了心要对西北下狠手了。

    有了皇帝的全力支持，孙传庭在皇帝授意下先是充分发动陕西境内的延绥、甘肃、宁夏的百姓和流民揭发各地官员和大小地主豪绅不法事；在收拢流民广兴屯田的同时，孙传庭还奏请朝廷将查抄不法地主、官绅的田地发放给了无地自耕农和卫所将士。

    一时间，朝廷内的陕甘籍官员不仅人人自危，对孙传庭更是恨的牙痒，几乎每日都有十几封请求朝廷严惩孙传庭的奏章都会呈至朱由校的御前。

    对此，朱由校不仅将奏章一律留中，还撒出厂卫严查了一大批与地方豪绅有所勾连的朝臣。

    面对血淋淋的屠刀和毫不留情的皇帝，朝臣们最终还是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当孙传庭把整肃吏治的屠刀挥向整个陕西跟河南全境时，朝廷上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几乎第一时间选择了沉默并尽快与这些地方豪绅采取了割裂。

    到秦王、晋王谋反事发，除了早早投纳的周王一系得以保全，孙传庭治下境内的大小藩王被尽数连根拔起。

    靠几大藩王数代积累下的财富和土地，孙传庭不仅暂时稳定住了西北局势，还趁着剿灭流寇的机会，喊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以秦人守秦土，以秦饷养秦军。”

    口号一出，自内阁到地方，百官弹劾孙传庭欲挟地自立、拥兵自重、祸民养寇的奏章又如同雪片般飞进了内廷。

    不想此举反惹得朱由校龙颜大怒，不仅降旨申饬了一众官员，反给孙传庭发下十二道金印，命其“勿受他扰，择选良将，驱练秦兵十二营”。

    正因有了皇帝背书，孙传庭避免了如历史上那样一再遭到传统势力和儒教权威的掣肘，再加上朱由校的从旁提点，陕甘一域的改革并非只是自上而下，而是充分利用、发动起了各地饱受藩王劣绅欺凌的穷苦百姓，三边行军大都督府的军事管理更是以民意为导向，在官府的主持下，针对各地民怨沸腾的不法官吏、士绅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开审判。

    以此为契机，朱由校顺势改三边行军大都督府为西北行军大都督府，更是一口气把陕、甘、宁、豫四省之地尽数划给了孙传庭。

    借着公审为名，朱由校一口气在西北行军大都督府治下提拔了熟悉律法的吏员、士子总计六百九十八人。

    西北行军大都督府依据皇命，直接任命这些人为律法官，平日除了查察乡里不法和向百姓宣教朝廷法律、政令外，这些平日出行仅带两名衙役，靠着一匹毛驴行脚的律法官还有着直接审判、调节乡邻矛盾的职责。

    有别于大明现行的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的三法司体系，这些律法官在履行审判权时并不需要向三司备案，只需将案卷封存，由县、府两级律法院备查。

    又因律法院并不在大明现有的任何行政体制之内，其运营经费和人员调动升迁并不受各级官府的影响，再加上律法官行使审判权时相对公允，一时间，百姓私下都把这些骑着毛驴的律法称为洪武朝时的“骑驴御史”。

    律法官的出现，不仅剥离了原本各级官员审案的权力，更是在现有体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司法体系的独立，各级官员不仅再不需要私人聘请幕僚和师爷在审案时躲在后屋听审，还能把更多地精力投入到民生建设中去。

    可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往往是有人赞同就一定会有人极力反对，有的地方豪强士绅不仅拒不执行律法官的审判结果，甚至还会勾结不法官员去威胁律法官的人身安全。

    有鉴于此，朱由校在大刀阔斧推进西北司法体系改革的同时，拨出帑银五十万自流民、边军和草原投靠来的各族中通过精挑细选并整合各级政府的衙役、差役，在西北数省组建起了第一支人数在三万的警察队伍来负责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

    而警察、律法官的出现，也宣告着大明西北四省地方行政、司法不分的历史正式结束。同时也对维护西北四省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有了警察这个暴力机关，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北四省在打击犯罪、惩治豪强的过程中的阻力。失去了审判、刑名、缉捕权的地方官员也从法理上丧失了勾结地方势力对抗朝廷的能力，客观上给孙传庭后面的改革扫清了不少障碍。

    除了孙传庭，被朱由校超拔成为陕西巡抚的洪承畴对西北尤其是陕西的改革表现得更为激进，其不仅对不法官吏和土豪劣绅丝毫不讲情面，对敢于作乱的流寇更是痛下杀手。

    在赴任伊始，对局势一向敏锐的洪承畴便意识到了陕西饥荒严重，加之疫疾流行，即便朝廷和行军大都督府倾力安抚，可已经积压许久的民怨绝非朝夕可平，于是他一面配合孙传庭尽力安抚流民、饥民，又一面整军经武，时刻防备着各地随时可能出现的异动。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时候就该出意外了。

    大明天启七年八月初八，传说西王母设蟠桃盛会日子。

    此时朱由校和朝廷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草原、辽东大战的结果，而曾为西北边军的陕西绿林道首领王嘉胤则选择了这天在家乡府谷县会同吴延贵等组织当地大批灾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揭竿而起。

    因事发突然加上准备不足，王嘉胤所部很快就攻下县城，并高举劫富济贫的义旗，一时间倒也引得周边不少流民纷纷加入。

    等朱由校收到西北告急，距王嘉胤举旗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那时的朱由校正在应付倭国战事，对于西北，除了一面降旨令孙传庭、洪承畴立刻剿匪外，还把曹文诏所部直接调给了孙传庭。

    在朱由校看来，西北有孙传庭和洪承畴，再加上曹文诏这头猛虎，平息流寇也不过就是时间问题，可万没想到的是，自王嘉胤所部攻下县城，在地方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下，竟有不少流寇全都汇集到了王嘉胤的麾下，而洪承畴虽在第一时间克复了府谷，却也叫这批人彻底成了流寇，直至现在，陕西全省竟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混乱。

    而一向坏事必须做尽好事几乎隐身的文官集团就像一群闻到了新鲜大粪的苍蝇，又对孙传庭开始了新一轮指责。

    “关中岁频饥”、“练兵而乏饷”、“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秦督用法严，民不乐其在秦”等等论调一时间充斥朝野。

    对于这些论调，朱由校压根就没想理会，可对于明末这场发起于陕西、最终席卷全国导致大明亡国的农民起义，朱由校却又不得不重视起来。

    虽然受后世影响，朱由校对于走投无路之下才扯旗造反的农民起义者充满了同情，可毕竟事涉自己小命和坐得舒坦的皇位，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朱由校最终还是放弃掉了招抚的念头，转而支持孙传庭和洪承畴以雷霆手段尽快将其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