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永嘉之乱 胡族崛起

    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改元永嘉，大赦囚犯，废除诛三族刑。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辅政，掌握了朝廷大权。至此，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八王之乱历时达十六年，期间时有战乱，后期朝廷已无法掌握全国，受战乱影响地区亦愈来愈大。除了诸王互相攻伐的战事外，期间还有氐人齐万年的变乱，以及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针对西晋朝廷的一系列战争，南方亦有变民杜曾、王如及张昌的起事。

    这些战事都对全国不少地区都造成严重破坏，饥荒、疫病频生，亦令不少人被迫离开家乡求活，成为流民。成汉的领导者李特、李流、李雄皆本住洛阳，就因逃避齐万年叛乱而入蜀，但就因为益州刺史赵廞见八王之乱的局面而有自立之愿，就任用了他们为爪牙，及至后来赵廞以及下任刺史罗尚的处理失当而令李氏叛晋自立，建立十六国中的成汉割据政权。

    早在东汉末年南匈奴诸部就因黄巾之乱内迁河内郡，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时，各部人亦都聚居在并州一带，直至晋朝。匈奴族人刘渊在八王之乱中与成都王联结，并借此联结匈奴诸部，壮大实力。成都王被王浚等击败后，刘渊就乘势而起，建立汉国，更是日后灭亡西晋的力量。魏晋年间，除匈奴外其他外族亦有内迁，而八王之乱期间及后续亦屡见外族参与中原战事，如并州刺史刘琨曾多次与代王拓跋猗卢联结对抗汉国的进攻;王浚与司马腾亦曾与乌桓人及段部鲜卑联手对抗成都王。这些促成五胡乱华及十六国时代。

    晋初体制本将地方军事及民政分开，分别由都督及刺史掌管，而在灭吴后撤去地方军力，更让各都督无法成为地方军事后备力量。到了八王之乱后期，地方无法抵抗变乱，遂令制度失效，刺史再兼领一方军政及民政，如兼领幽冀的王浚、领并州的刘琨及领青州的苟晞都是一方的军镇，在北方抵抗汉国的侵袭。苟晞甚至曾出檄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永嘉之乱后洛阳朝廷倾覆，据有一方的王浚甚至有自立之愿。但这些自成体系相互并无连结的兵镇，其后都为匈奴人刘渊的赵汉国所灭。

    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后掌握朝权，但期间不但无力控制日益壮大的匈奴汉国政权，更排除异己，杀害中书监缪播、散骑常侍王延等人，大失人心。后更在永嘉四年(310年)以讨汉国为率领行台出京，带着大批军队及王公大臣离开首都洛阳，致令洛阳防御薄弱，盗贼横行。在其死后，他带领的大军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大批王公大臣在苦县宁平城遇敌时完全无法抵抗，被汉将石勒屠杀，不久之后。处处和东海王司马越作对的晋怀帝非但不为司马越十万大军的覆亡和大批的王公大臣的被杀而感到痛惜。相反却感到非常高兴。失去民心守护的晋怀帝终究无法守住洛阳而使得这一座西晋王朝的都城在永嘉之乱中陷落。终日只知勾心斗角，内斗不休的愚蠢皇帝晋怀帝司马炽也随着洛阳的陷落而被俘，最终只落得被杀的下场。

    秦王司马邺在晋怀帝遇害后于长安即位延续国祚，但也在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城被匈奴刘氏建立的赵汉攻破被俘，后被押送至平阳。并在平阳被杀、自此西晋王朝正式灭亡。

    而早在荡阴之败后，东海王司马越东走并在徐州收聚兵众，及后更起兵讨伐河间王，迎帝东归。当时东海王就留了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后来琅琊王就移镇建邺，在江左发展，奠下了东晋的基础。晋愍帝死后，琅邪王司马睿即位，是为晋元帝。

    八王之乱的十六年中，参战诸王都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之后&34;五胡乱华&34;，西晋灭亡，八王之乱是其重要原因。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崩溃，把所有的人推向动乱的深渊，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永嘉之乱，是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队在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击败西晋京师洛阳的守军，攻陷洛阳并大肆抢掠杀戮，更俘掳晋怀帝等王公大臣的一场乱事。 及后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

    西晋八王之乱，政权衰弱，经济残破，社会矛盾尖锐，蛮族趁机发动战争。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起兵，建立汉赵政权。永嘉三年(309年)，汉赵两次进攻洛阳，被击退。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杀晋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十万余人。

    永嘉七年(313年)，晋怀帝被杀死，司马邺于长安即皇帝位，改元建兴。 后建兴四年(316年)， 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318年初，晋愍帝被杀死。

    &34;永嘉之乱&34;致使中国再次走向分裂。中国北部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南方则建立起东晋政权，史称&34;衣冠南渡&34;。

    晋武帝灭亡东吴政权，成功统一三国，开天人之功，成霸王之业。 但是，他完成大一统之后就开始纵情声色，又无远大眼光，拒绝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归附。&34;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34;。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即持这种观点。 同时，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却引致持续十六年的大混战八王之乱，令晋朝实力严重下滑。 八王之乱战火东起河南邺郡，西至长安，范围不限于中央，导致生灵涂炭，盗贼四起。中原地区虽然经由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尚未完全重建，逢此变故，人民战死饿死百万以上，令晋室国力大减。八王之乱后期，晋室分裂，匈奴刘渊占据平阳、氐人李雄占据成都。羯人石勒、王弥等率军队乘虚流窜，转战大河南北。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将八王之乱视作永嘉之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西晋政治黑暗，士大夫虽身系国家要职，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谈，相率鄙弃政事俗务，以此为清高，如王戎、王衍、乐广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论世事。

    钱穆《国史大纲》谓西晋由君主至世族皆无气节。因此钱穆评谓:&34;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犹不如胡人略涉汉学，粗识大义。&34;

    在永嘉之乱已露端倪时，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司马越着意于晋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晋惠帝中毒身亡后，司马越拥立司马炽、杀司马覃，借以打压羊皇后的势力; 不久司马越与晋怀帝司马炽又矛盾激化，于是他在外安插党羽、在内威逼晋帝，结果既因所托非人使洛阳失去屏障，又因心怀不臣加剧晋廷内部矛盾，并且未能及时对刘渊和石勒进行有效打击，对永嘉之乱的扩大起到推动作用。

    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34;柔远人也&34;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如汉文帝时，晁错建议用重赏厚酬招胡民实边;汉宣帝时，纳呼韩邪&34;保塞内附&34;;东汉光武亦曾徙南匈奴数万人居西河。凡此种种，都是&34;容胡&34;的措施，即使曹操也将降附的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居于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势。到晋武帝的时候，郭钦指出&34;西北诸郡，皆为戎居&34;。 惠帝时的江统也强调关中百多万人口中，&34;戎狄居半&34;，并州匈奴五部之众，人至万万。随时会引发变乱。

    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形势极不利。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求徙胡族于塞外，并让汉人充实边境以对抗外族的祸患，然而晋武帝并没有采纳。晋惠帝元康元年，江统作《徙戎论》，讲述胡人的隐患，主张徙胡。晋惠帝也没有采纳。当时形势已积重难返，即使要他们&34;各附本种，还其旧土&34;，也不可能，因此徙胡的论述到最后都成空谈。加上政府允许胡人移入，最终只能加深胡汉两族的矛盾。

    东汉末年，朝廷与州郡为挽救战乱的颓势，于是招募胡兵，如汉灵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黄巾。魏晋也继承这&34;用胡&34;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将匈奴编入军队，增强战斗力。晋武帝任命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34;用胡&34;的策略在八王之乱时更为普遍，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用匈奴。然而用胡的同时，胡人也知道了晋王朝的虚实，只要时机一到，一呼百应，便能起兵作乱。

    与此同时，胡族的军事实力也逐渐显现出来。晋武帝时发生的秦凉之变中，秃发树机能屡败晋军，动乱持续十年。晋惠帝时又有齐万年起事，晋廷主帅昏庸，折损大将周处。

    据《晋书》当中记载称:&34;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34; 司马炎吸取前朝教训，罢除州郡的郡兵，削弱收回了州郡刺史太守的募兵统兵权力。同时又加强宗室的权力，《晋书·地理志》描述&34;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34;。 地方势力间兵力差距巨大，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此当战乱起，地方无兵可守，城池迅速沦陷。&34;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34;而地方却无力阻止这些异族的的迅速壮大入侵。

    并州(河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缘环境成为汉武帝&34;制天下命&34;的基地。至&34;(东)汉末大乱，匈奴侵边，云中、西河之间，其地遂空，迄于魏晋，不立郡县&34;。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的伏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4;五胡&34;中，有南匈奴、诸部鲜卑和羯等三个胡族是从并州入塞或发迹的，其余的氐、羌二族也曾进入并州，因而使并州很自然地成为民族大熔炉及中转站;另一方面并州的地缘环境和情势，决定了并州在地缘政治地位中的重要性。并州骑兵虽然在东汉末年失去北部养马之地，但是魏武侯在东北方面北征乌恒与公孙康缔约;在西北方面稳定凉州。是时，三北中西汉断匈奴左右臂的东夷校尉、戊己校尉皆在魏武侯手中得以保全。但司马懿联合慕容鲜卑、乌丸、高句丽在魏灭燕之战后，屠戮辽东士人，又内迁辽东民众，导致幽州东北诸郡人口大减。随后司马家族以其军威建立西晋，仅五十余年，时至华北并州、东北幽州同时震荡，西晋无险可依逐灭亡。

    西晋自武帝太康二年(282年)开始的十年间，每年都有干旱、饥荒发生， 以致&34;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34;此后又发生蝗灾瘟疫，引发大规模的灾民流徙。西晋王朝对天灾应对乏力，对天灾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对失当，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义在内的一系列反抗运动 ，进一步削弱了晋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大范围的饥馑也造成关中和晋都洛阳粮食紧张，削弱了其抵抗外部进攻的能力。

    晋武帝废除屯田制，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再加上西晋战乱灾害不断且频繁，对中国的小农经济打击极大，频繁的灾难摧毁了社会财富，均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存环境，削弱了政府和人民的承灾能力，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