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三马同槽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3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当地汉越两族士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从而为存在95年的南越国奠下基石。南越国的疆土，与秦设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三国交界，东及南面濒临南海，“东西万余里”的广大地域。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今广州市）。

    赵佗被东方大国的开国领袖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他也是中原王朝开发岭南的第一人。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赵佗从公元前219年作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公元前137年（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去世，一共参与治理岭南81年。其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东汉末末期。灵恒二帝昏庸无道，世家大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替这些世家大族充当佃户维持生计，朝廷的腐败，世家大族地主豪强的压迫，再加上接二连三的天灾汉透顶任宦官，逼得普通百姓了无生计难以生存。纷纷杀官起义。最后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天下动荡各路诸侯借机拥兵自立，一年后，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也被破坏无疑。朝堂之上皇亲国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各路诸侯相互征伐，天下动荡，民不聊生。东汉王朝从此进入了黑暗的三国时期。黄巾起义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

    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黄巾起义对于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战事，朝廷将军权下放至地方，使得黄巾起义的浪潮无法快速蔓延至全国，虽然暂时延缓了东汉覆亡的危机。但是也为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拥兵自重，致使东汉名存实亡之势也成为了不可挽回之局面，最终导致三国鼎足立，国家分裂，平民百姓遭受战乱而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军阀相互征战，你来我往，一部三国史并不如同《三国演义》里所说的那样是一部英雄史，而是一部广大平民百姓的血泪史，一部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艰难求生的黑暗史。有史记载，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一统天下，三国时代的终结。中原地区的人口下降了近九成。甚至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借助这样社会动荡的乱局，世家大族依附曹魏、蜀汉、东吴割据政权，大肆扩大家族势力对各个国家政权的影响力。这些世家大族勾结各路诸侯，积极参与各路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混战。而且这些拥有深厚底蕴的世家大族，通常还会向各个不同，甚至是互为敌对的势力输送子弟人才。用各种无不用其所极的各种计谋，帮助这些割据势力收割对手的社会基础，广大普通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的局面。在这其中：诸葛孔明家族中，就分别有三人在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政权中身居要职。其中诸葛亮任蜀汉丞相，长兄诸葛瑾为孙吴重臣。族弟诸葛诞在曹魏官至征东大将军。三方取势方能维护家族兴旺已然成为了这些士族求存于世的基本法则。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豪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故而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曹操不但没有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曹操亡后，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门阀士族”指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形成于魏晋之际，鼎盛于东晋，从东晋末至南朝逐渐衰落，士族享有特权，把持政权，世代为官，严格等级，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

    东汉末期，汝州、颍川两郡也是当时士族集聚的地方。汝州四世三公的袁氏（袁绍、袁术所在家族），颍川荀氏也都是汉晋时期的主要士族之一。当时有&34;汝颍多奇士&34;之说，所谓汝，就是汝南郡，而颍则代表着颍川郡，虽然比不上汝州袁氏一样的声名显赫，颍川荀氏则是颍川众多士族的代表之一。荀氏见于史籍记载者达一百多人，且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荀氏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与皇室联姻，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荀氏的婚媾状况有国婚、身份内婚、地域婚，联姻之家不是皇贵，就是当时一流的士族。

    由于这些豪门望族世世相传的深厚文化底蕴所致，汝州、颍川两郡的学术氛围较浓，在这些豪门望族中：荀，郭，钟，陈等都是极具名望的 ，在三国时代一些有名的谋主如：戏志才、荀彧、郭嘉，荀攸、钟繇、陈群、徐庶、吕蒙等人才都是来自于此。东汉末年的这些豪门望族也是三国后期魏晋门阀的前身。而门阀政治带来的危害，就是豪族愈发强盛，寒门愈发衰弱。最终，权力都被世家子弟把控，像汉末三国时期那种人才辈出的情景再也无法出现。大批昏聩无才的世家子弟把持进阶之路，使得真正具有学识能力者，却无法求得一官半职，只能啸居山林以清谈嗑药来消磨心中的抱负。闻名遐迩的竹林七贤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国时代后期，公元220年魏王曹丕篡汉自立为帝，立国号为大魏，史称曹魏，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定都于此。曹丕是为魏文帝，并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220年十一月一日，曹丕封业已退位的献帝为山阳公。至此，历时一百九十余年的东汉正式结束，三国时代的魏朝正式建立。至此，历12帝，195年的东汉王朝名实俱亡。其后蜀汉、东吴割据政权也相继称帝自立。刘备宣布登基为帝，建立蜀汉政权。紧接着孙权也宣布称帝，建立东吴。

    魏文帝曹丕死后，临终托孤年幼的曹叡给4位辅政大臣，分别是陈群、曹真、曹休、司马懿。历史上著名的“九品官人法”，也称“九品中正制”，就是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与早期两汉的“察举制”及后来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并为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方面解决了自古以来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使当时曹魏政权吏治澄清；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权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为魏晋实现全国统一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随着蜀汉国力日下，景元四年（263年）魏朝司马氏展开攻灭蜀汉计划，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攻伐蜀汉，结果蜀后主刘禅出降，蜀汉亡国。蜀汉灭亡后，钟会密谋据蜀自立，诬陷邓艾谋反，与蜀汉姜维共谋其事，却被众魏将所攻杀，邓艾也遭卫瓘所派遣的田续所杀。

    其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于咸熙二年（266年）逼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曹魏遂亡。曹奂禅让后，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作为曹魏后续的陈留国（265年—479年）历经两晋、刘宋，传至南齐，享国214年。虽然司马炎通过“禅代”的方式获得了政权。但是这样的“禅代”趋势经过由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几代人的布局算计。所以有人对这一事件也称之为“三马同槽”

    西晋司马氏政权是依靠世家豪族官僚的支持取得的，西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世家豪族完全控制的大一统王朝。世家豪族是西晋王朝维持统治的阶级基础。因此，西晋在建国后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都是围绕着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和巩固自身专制统治为前提而制定的。曹魏时期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也被司马政权出于一己之私而改变成为，只为保证士族世代为官的一种政治特权，而荫亲属制则保证了士族的经济利益。之所以制定这些对士族优待的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取得士族对司马氏政权的有效支持。但晋武帝司马炎自己也认识到，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级，其强盛的阶级势力固然可以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很大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但若是任由其势力不断扩大和膨胀，又会构成对司马氏政权的潜在威胁。晋武帝自己就是通过&34;禅代&34;而取得皇位的，自然清楚阶级势力过于强大的危机，他担心自己&34;禅代&34;的故事重演，再加上他认为曹魏政权不长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宗室藩屏的保障。

    为了解决这一隐患，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大封同宗子弟为王。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国之时，晋武帝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咸宁二年(277年)，晋武帝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

    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司马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司马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诸王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晋武帝大封司马宗室子弟为王，其目的便是想造就一个能够藩屏帝室的皇族势力，用以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因此赋予了宗室王很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如裁撤州郡武备，并允许宗室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置军队的权利，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等。尤其是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这一点弊端最严重，因为一旦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与出镇的藩王相勾结，势必会破坏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营机制和运行秩序，再加上有本王国自备军队作为的后防屏障，势必会引起整个局势的动荡。从这些地方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王时，只是看到了宗室的力量，却没有重视宗室王的势力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给叛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