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2008年，值得一写的事，还有一件，得说下。
那一天，我和一名女同事去锦华酒店吃晚饭，刚过马路，就发现几名城管骑着摩托车往“云南过桥米线”的店门口冲去，仿佛如临大敌似的。
我要看看他们要执什么法。在过桥米线的门口，八名城管包围了一名中年妇女，我认得她，是仙桃的一个老乡，叫张秀英，经常在我们公司门口卖货。
她的三轮车，是卖豆腐花和发糕的。一会儿，紧贴着三轮车，站了三名男城管和一名女城管。
一个男城管问张秀英：“你是交罚款还是收东西？”
张秀英求着他们：“罚款，少罚点，我一个下午也没卖几块钱。”
男城管说：“本来要罚两百元，罚一百！”
张秀英再求：“罚五十元好吧。”
女城管直接去解她三轮车上固定铁桶的绳子，作势要拉走。
张秀英连忙求情：“别拉别拉，我交罚款。”
她打开装钱的布包，我以为她会拿出一百元，或者两张五十元的钞票出来。结果，她拿出来的都是毛票，一元的，五元的，一角，五角的，面额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元。她边往外拿钱，边默数，我以为她会哭，可是她很坚强。
我都要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看不下去了。我抬头打量那七男一女八个城管，个个穿着整洁的制服，四辆公家配的摩托车，把女贩的旧三轮车早给比了下去。而张秀英，穿着地摊品质的旧衣服，一脸被生活折磨的沧桑。
我上前对城管们说：“她就走街串巷卖点货，图个养家糊口，也方便了我们，自古以来，那个城市没有流动摊贩？你们少罚点，给她指定固定摊点，一直赶来赶去，罚来罚去，能治根本吗？”
那个女城管马上指着车上的一次性杯子说：“你们看，多脏啊，蚊蝇都在飞！”其实，用来装豆腐花的一次性杯子被装好在塑料薄膜内，没有蚊蝇飞。
我说，你完全在睁眼说瞎话，欺负老百姓！
城管们也是人，当然看出了围观群众对小贩的同情，对他们的不满。他们收了那堆毛票，快速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我和女同事也走开了，往锦华酒店走去，我说：“小贩不是用来赶的，更不是用来罚款的……”刚想发表高见，背后响起一个声音：“老公，我刚才被罚款了！罚了一百元！”我回头看去，是那个张秀英在打手机，此时的她已是满脸涨红，在哭！原来，她在人前是不流泪的！泪水只在背人处，往心里流啊。
“我怎么不跑？你不知道，他们人太多，我跑不了的，好像有八九个人吧！”张秀英继续跟老公汇报被抓被罚的情况。
我和同事说：“其实罚个二三十元差不多，人家要做几天才赚得到一百元，再说，罚款也不能解决流动推贩的问题。”
然后，我走过去，劝慰了张秀英几句，并要到了她的手机号，我说要帮帮像她这样的人。
张秀英的事，被我写了下来，投到本地的报纸民生栏目，由专家进行了解答，提出了解决措施。
后面，我特意在大街上观察流动小贩的经营情况，他（她）们被城管联合驱赶、罚款的状况好转了很多。
我也把报纸拿去给张秀英看了，我说，我们的城市管理，还需要完善一些制度，社会要发展，肯定有一个调整磨合的过程。
她说，你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有公德心，我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从这一年起，我还爱上了写散文，发表的多了，引起了身边同事的不满。有竞争关系的同事，还告到了分管经营工作的黄处长那里，说我上班都在想写文章的事，还说我经常当班时，跑掉半天，不知去了哪里。
原来一直关怀我的马科长，已经成了开发部的部长，他是知道我去了哪里的，只是没有广而告之。
我和马部长约好，广东省评标专家库，每月抽到我去评标时，我就去，评完标，我再回来上班。
如果抽到了我评标，超过三次不去的话，以后就不会抽我了。
每次去评标，也会得到一笔评审费用，所以，被抽到的专家，都是很乐意去评标的。
那个去告我状的同事，长得像一名快递员，叫张文彬，对于女同事，一向看不起，几次换灯炮，换水，他都张嘴叫我去做，把我当成了打杂人员。
张文彬还到处说我爱多管闲事，对于社会上的事，也要管。
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磁场的，有的人，就天生的磁场不和。在三年前，张文彬升职为副科时，他请全科室的同事吃饭，唯独没有请我。但接下来，他办结婚酒席，却又请了我，因为需要收红包。
我回想了一下，从五年前，打从认识他起，他就想压住我一头，生怕我过得比他好，升得比他快了。
2008年起，我又在考一级建造师证，他看到了，心里急得跟猫抓的一样。他把我的几本书拿起看过，说多半看不懂。
这一年起，公司出台了奖励政策，考到建造师证，造价师证的，取到证，就会奖励五万元，然后按月补贴一千二百元一个证。考到的证书多的，每月补贴三千元封顶。
像我前年取得的注册造价师证，就补奖了五万元。
为了拉拢张文彬，少在背后说我坏话，我鼓励他一起报名考证，我说：“考哪个证都有培训的，公司会有安排，不要你出学费，去听了课，就容易懂了。”
他听了我的话，一起报了名。
我和张文彬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那天，是同一个考点，到了那里，我停好电动车，对他说：“人帮我看着东西，我去前面蛋糕店买我们两个人的早餐，你等我一会。”
我的东西，是考试要用到的文具，证件之类的，搁在车篓里。
他说好，我就放心地去了。
十分钟以后，我回来了，和他一起进了校门，他在三楼，我在四楼。
把早餐吃完以后，我的手机响了，显示是张秀英打来的，她说：“妹子，你在哪里，我捡到了你的身份证。”
我说，啊，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还好，她就在考点附近。离开考，还有半小时，不急。
找到她，问她在哪儿捡的，她指了一下我的电动车，说就在这个车篓下面地上，被一张破报纸盖住了，风吹起来时，给她看到了。
我明白了，这是张文彬搞的鬼。
他如果把我的准考证丢了，我肯定会怀疑他，如果只是丢了身份证，可以说是我停车时，无意中带出来的。
考完试，我托了一个相熟的记者帮忙，又找了警察帮忙，获得了我停车位置的监控，确认是张文彬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故意丢掉的。
他希望我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浪费一年时间，明年再考。
我当时庆幸自己爱管闲事，不然怎么能认识记者，又认得小贩张秀英呢？
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帮别人，就是帮到了自己。
我拿着拷到优盘的监控录像，跟马部长汇报了这个事，他说：“我们的开发部门，不能用他这样的人，居然坑害身边的同事，哪天把你写好的标书改动几个字，我们就不好投标了。”
后面，张文彬就被调配到一个山里的工地去了，让他去管安全，改了行当。
因为调去了山里，张文彬也照顾不了城里怀孕的妻子，业务又要重头学起，真是害人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