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留一半清醒一半醉

    如果交齐了房款，就离开机关，看似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实则是不懂人情世故。职场的人脉，需要靠自己去建立，而不是一味的等机会。

    1999年春节以后，就要选房。在公司基地安居的时间，就是三五个月以后的事，我回上海工地的心思，不知何时起已淡了许多。我本来请了五天假的，但来了广州就有归宿感，不想走了。

    安居以后，就是乐业。公司的下岗制度，不是自己想下就下的。以我的专业能力，也可以到外面找事做，但是公司不会同意我下岗。我也不想放弃时人羡慕的铁饭碗。那么，我只有华山一条路：进入机关某科室。

    我还没有转干，是工人身份，但我可以先去机关各科室晃一圈，混一个脸熟。我甚至勇敢地跑到了一把手谭俊峰那里。

    我不是性格外向的人，不喜欢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身上背负着照顾孩子的重任，我不仅是一个职业女性，还是一名母亲。我要争取早日回归基地，陪着松子上学，辅导作业。

    在上海的那个工地，我是融入进去了，但我身在曹营，心在广州。

    我的身上，背负着松子的命运，他的童年，少年，是否有母亲陪伴，就在于我的思想和行动。

    做人，只是骨子里清高，是没有用的。现在的主动出击，是为了以后的十几年，把家庭的小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我先去拜见分管预算这块业务的领导，闫子强。我不知道他的性格，再说，机关有二百多号人，我也不方便带礼物，我就图去他那里刷个脸，留个印象。

    按说，我来了广州，应当去叶白那里一天，但是他出差了，不在，我就一个人晃晃，到了晚上十点多，再坐火车返程。

    闫子强坐的电脑椅沙发，往后靠的多了一点，我以为他见到我，会坐正，然后跟我聊，可是他没有，还把上半身往后靠，听我自我介绍以后，也没有坐正。

    我是有枣无枣先打一杆子的心态，不管他的身体语言如何，我都表明自己的想法，我说：“闫总，我工作十一年了，孩子过两年，就到了上学的年龄，想有机会调回来，不知这两三年，有无招聘的机会？”

    他说：“机关编制紧得很，工地双职工多了去了，哪家都有小孩子，都想女方调回来上班，好照顾家庭。你这个调回来的机会，非常渺小。我们一些项目经理，副经理的老婆，都没有调回来。”

    他说的都是实情，我们单位，也和社会上一样，有时也要讲点裙带关系，解决工地一二把手的后顾之忧。工地上的那些小官太太们，都调不回来，你都没有转干，还想调回机关？

    看来，是我白日做梦了。我也不汗颜，跟他聊几句才告辞。

    他散漫加傲慢的态度，一点没有打击我的积极性，我又跑到预算科去晃一圈。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办公，我走进去，自我介绍完，然后我煞有介事的说：“我要见你们的科长，要汇报一下我们上海工地的成本管理方面的事情。”

    我的手里，的确握着一摞材料。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道具。

    马上就有人领我去了科长办公室。

    “马科长，您好，久仰，现在上海工地的成本预算，是我在负责。”

    “韩小雪，是你啊，你做的报表，很正规，不愧是中专生。”马科长很会鼓励下属。

    我微笑道：“我去年起，就拿到了大专文凭，现在在学本科，还请您多指导我的业务，难得当面向您请教。”

    我们聊了几句，发现口音很像，一问，他也是荆州人，这好啊，攀上老乡了，关系更近一层。我马上要了他的手机号，说今后多联系，并约他过年，去我娘家玩。

    我说了我娘是荆州哪个事业机关退休的，他说，真巧，我家也有亲戚，是打那里退休的。

    我没有说想调回机关的事，我想，等转干了再说吧。然后，我就阳光灿烂地告辞了。

    时间还早，我又晃了几个业务部门，不管认不认识，我都去串一下门。有认识的人，就谈起交房款的事，这样又得到了一些选房的消息，又加了几个熟人的手机号。

    出路出路，真是走出去了，才有路。

    跑来跑去，我性格外向的那一部分复活了，我胆子一抽，决定去会一下总经理谭俊峰。

    直接见他，是见不到的。我到行政办公室去晃，正好有一个打字员，跟我有点交情。我跟她说，想见一下谭总，就上海工地的预算管理，谈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这样的见面汇报是越级的，应当跟项目经理王振谈，但是，我总得找一个正规的借口，才能见到谭俊峰。

    我等了半小时，谭俊峰同意见我。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大大方方的面对他，就优化成本管理这块的业务流程提了几条中肯的建议，又举了几个上海工地成功节约成本的案例，顺带为王振歌功颂德，这样，我里外都好做人。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故意提到了赵雅洁的名字，我说她整理的安质资料水平很高，也方便查阅，我在资料管理这一块，在向她学习。

    在谈话比较愉快，又不宜再多说的时候，我就告辞了。我想给他留下一个干练、思想独立、积极上进的印象。

    他每天接待下属至少十几人，我提到了他曾经的恋人赵雅洁，他不会掉头就把我忘记了。

    后面的事实证明，我在机关半天的晃来晃去，为后面的竞聘成功调回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上的这些想法和言行，属于人间清醒。虽然一开始，就在闫子强那里碰到了钉子，但是不碍于后面的“转圈圈”。

    回到上海，转眼就到了12月份，年底的工作特别忙，叶白的回归也进入了倒计时。他不想回归，因为借下的房款要还，在外面的收入，比内部高几倍。在鱼和熊掌之间，一时很难抉择。

    “这边的老板说了，只要我辞职，马上给我一个队长做，一个月的工资，涨到三千多，每月还配给我两条好烟。”叶白说的都是实情。

    最好的局面，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但是，王振不会让他继续下岗。没有哪个企业，会纵着青年人下岗。我们，也不想占公家的便宜。道理都懂，就是行动上纠结。

    “我再想想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出路。”叶白说。

    我说：“我也想想办法，我在机关晃了左三圈，右三圈，见了大领导，也见了小兵，个个都说，想调进机关，就像攀登蜀道一样，难于上青天。”

    “你都没有转干，想调到大机关，那是没影的事。”

    在一次汇报工作以后，我向王振提出了转干的事，我说：“我做代理主任，也有好几个月了，您看，可否先为我打一个转干报告，走流程批下来，还要几个月。”

    王振这时的表情，仿佛在说：“你是女同志，我能让你当上代理主任都不错了。”

    他思考了一下，说：“至少试用期满一年，还早，你不要急功近利，这个预算室主任的岗位，没人比你强。”

    这种场面话，就像一剂麻醉针，能让人暂时陶醉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