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24章
自沙门乐僔于公元366年开窟以来，莫高窟经历了初创、发展到逐渐衰落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千余年来，先民们创造并小心地维护着这座文化圣殿。但后来有百余年时间，莫高窟如同消失了般，在历史记载中难寻踪迹。
直到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意外”，让敦煌的名字传遍寰宇。
一切的源头，则来自于一名道士王圆箓的意外发现。
王圆箓是出生于陕西的湖北麻城县人，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
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走进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随后，他定居此地，看护莫高窟，还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清理洞窟积沙。据传，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他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此揭开了莫高窟新的历史篇章。
王圆箓的墓志明确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自此，莫高窟引起世人关注。可惜，首先到来的多是疯狂的“掠夺者”。
按说，王圆箓还算是个尽责的人。发现藏经洞后，他徒步数十里，赶往县城找到敦煌县令严泽，还奉送了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
可惜，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竟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
1902年，王圆箓又向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的知县当即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却也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番未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再后来，刚完成《语石》一书初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便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寻找一些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却未下令对藏经洞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只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仅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只好又“搁浅”，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据考证，王圆箓还给‘老佛爷’写过信，但并未寄出去。”著名敦煌学者赵声良告诉记者，但并非像传说那样，王圆箓斗胆写给“老佛爷”慈禧的秘报信泥牛入海，而是偏居一隅的一介道士根本没有渠道把信寄出去。
王道士与藏经洞频遭“冷遇”，可有人却视莫高窟为宝地，不远万里而来。
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水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再后来，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以四块马蹄银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当时王道士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让他灰了心。
二是急着筹款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完成自己的宏愿。
三是斯坦因的“探险家精神”触动了崇尚唐玄奘的王道士，虽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却让了步。简言之，王圆箓贱卖珍贵敦煌文物是“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三大原因导致的。
此后，西方窃贼接踵而至。
当时，西方人到中国带走文物时，都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且一路官兵保护，一介道士根本就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客观地讲，王圆箓到达莫高窟时，莫高窟处于“废弃”的无人管理状态，王圆箓四处募捐，清理积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看护莫高窟的第一人”。据考证，“王圆箓生活很清贫，募捐以及贱卖敦煌文物所得均用在‘功德’上。”
引起争议的，还有第17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
第17窟原为唐代高僧洪辩的修行禅窟。洪辩去世后，族人及弟子为示纪念，将禅室改为影堂，内塑洪辩塑像。
但不知何时何因，这个洞窟存入了大量古代写经和艺术品，直到被王圆箓发现。
对于藏经洞封闭原因及时间，由于缺乏明确记载无法确知，但近百年来众说纷纭，并渐渐形成“避难说”和“废弃说”两种流派。
“避难说”人士认为，在西夏入侵沙州时或在1006年为防御信奉□□教的黑韩王朝进攻沙州时，三界寺僧人有计划地封存了经卷、佛画、文书等。
“废弃说”人士则认为，在11世纪初叶，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作为敦煌寺院的“神圣废弃物”而封存。
历史的争论继续留给历史，高主任等一众研究院大佬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揭开尘封的宝物身上的谜底，是每个敦煌人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