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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在上海，风中扬起不屈的旗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1988年8月17日早晨，我顺利地坐上了从芜湖到上海的火车。19元车费，8个小时后就抵达上海了。当我站在黄昏的上海火车站广场上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5元钱，我的胃里是半斤苏打饼干。大川一路上对我无微不至，比我大3岁的他像哥哥一样，帮我提着行李，带着我倒了三四趟车，终于在夜幕中到达他上班的宝山钢铁公司第十九冶金建设材料处。他在这里做木工。
夜幕下的上海有种神秘的美，那些璀璨的灯光、令人目眩的高楼和马路上奔驰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我不敢过斑马线，不敢东张西望，不敢开口说话。这是个天堂，身边所有人与建筑，汽车与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感到它们的强大，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
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
对上海的第一感觉，是新奇多于陌生，兴奋多于恐慌。上海，能接纳我这只不期而至的飞鸟吗？
我们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大川提着我的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大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
到达大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宵夜的时间，大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在屋外的水龙头上冲了冲，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妈妈的泪眼中为自己的去留而痛苦不堪，而今夜，却已身处千里之外的异乡，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呢？
到达上海的第一晚平淡无奇，我在大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一排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有一张空床，我就在那张窄窄的单人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大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大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叫美萍，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大川的脸都红了。
我就这样在宝冶材料处的一个女生宿舍住了下来。来了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大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他托了好多本地同事帮我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任何工作都行。可一天又一天过去，一周又一周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后来，大川的一个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没想到大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宁愿每天下清水面条给我吃，也不让我出去吃这种苦。
我热泪盈眶。我的到来已经增添了他的巨大压力。材料处领导已经警告过他多次了，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实在没办法时，大川只好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也有惊魂不定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材料处保卫科突击查夜，因为宿舍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人还不少。那夜真是惊险，得到消息的大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拉着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穿过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狠狠罚款的。
白天，为了不招人眼目，我要么躲在大川的宿舍里不出来，要么独自翻过围墙，去江边发呆。我常常在江边的防洪堤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或一个黄昏。我时常远眺长江对面的崇明岛，和不远处的吴淞口，期盼来往的船只能停下来载上我，随波逐流到天涯……我常常在这种幻想中伤感莫名，可滔滔江水带不走我的忧伤。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
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家里不断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后来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我的私奔果然在小荆山闹得沸沸扬扬，继父逢人便说我的不孝，母亲则泪水涟涟、长吁短叹。她抑郁的心情直接影响到伤口的愈合，直到我离家一个月之后，她才去医院摘掉了那根挂在她腹部的胆汁管子。令我稍微心安的是，他们总算没去大川家吵闹，只是一遍遍写信要钱还债。
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川。他当时做木工收入很低，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也就二百多元。原先他是每个月给自己家寄点钱的，我家的催款信来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便每月从伙食费里再挤出一份，给我家寄去。
10月份的时候，家里又来信了，要钱还高利贷，连本带利近2000多元。我捧着信欲哭无泪。债务沉沉，何时才能还完翻身呢？大川安慰我：“别担心，有我呢！”我还是想哭，为他的话。
大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十一”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那个月，我们整整吃了一个月的白水面条和馒头，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大川是最不喜欢吃面食的，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
好容易挨到11月份，大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每次我都把菜汤喝得干干净净。后来打来饭菜，大川总要先把菜一分为二，因为我跟他说我喜欢喝汤，不喜欢吃菜。他不依，一定要跟我对半分。米饭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嚼得很香，像是品味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天渐渐冷下来了，找不到工作，闲不住的我又开始写诗，写散文和小说。然后委托大川帮我带到月浦镇上寄出去。糟糕的是，我的作品要么是退稿，要么杳无音讯。给我退稿最多的是上海的《萌芽》。诗歌编辑孙悦不厌其烦一遍遍退稿又一遍遍鼓励。孙编辑不客气地说我的诗歌写得肤浅而幼稚，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慨，或莫名其妙的忧伤。我大受打击，从此轻易不再写诗歌了。我把所有情绪全都倾泻在了日记中。
为了缓解我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每天晚上，大川便推着他那辆花2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教我骑。在老家，像我这样快20岁还不会骑车的人是很罕见的。不是我笨，而是因为没钱买自行车。在宝钢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我不知摔了多少跤之后，终于稳稳地骑上了自行车。大川说，会骑车，也许会容易找工作一些。他像个无微不至的兄长，细心地安排着我的生活。
就在家中第9次来信催促我寄钱回去还债的时候，我到上海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姗姗来迟。在一家私人小餐馆做服务员，每月工资80元，包吃住。我喜出望外、心花怒放！80元啊，不用风吹日晒，是我在家乡需要砸近100吨石头、在破碎机上拉两个月翻斗车才能换来的。大川送我来饭店的时候，一个劲叮嘱我：“帮人干活，小心着点，如果有什么委屈，就去找我。”
说罢，他骑上车就走。我的心里涌动着感激的潮水——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啊，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
开始工作了，我把这份工作看得极为重要和神圣。当时我天真地想，只要老板不撵我走，我就要一直在这里干下去。我对着天空长舒一口气：上海啊，我像一枚针，终于在你的领地上扎下来了。
上班第一天，我按照老板阿亮的吩咐，5点钟起床，然后骑上自行车去月浦镇的一家面店买30斤挂面。30斤面条压得我的自行车直晃荡，我上了两回自行车，两回都掉了下来。我泄气了，干脆推着车回去。没料到，一回饭店，迎面就见老板大发雷霆，因为我回来迟了，影响到店里做早餐生意。我战战兢兢地将面条搬进厨房，另一个服务员红妹刚刚从宿舍里拎着开水瓶慢悠悠地走过来，我觉得不公平，但我没敢吭声，我必须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要努力表现我除了不太会骑自行车之外，我心灵手巧，并不笨拙。那时已是凉意袭人的十一月，但我已经汗流浃背。一半是走路热出来的，一半是老板骂出来的。
有民工来吃早餐了，老板站在灶台边教我如何下面条，教我放味精和盐，叫我如何根据民工的口味需要，放不同的浇头。一个早晨过去，我已经学会有条不紊地同时下好几碗面条了，老板的面容多少和缓了些。到了上午九点，基本上没人来吃早餐了，我们才自己下一碗面条。老板娘吃大排面，老板吃三鲜面，红妹也吃大排面，而我，什么浇头都没敢放，就夹了一筷子咸菜。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牢牢地记着。
吃完早餐，就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了。已经在这家饭店做了两年的红妹只干切菜配菜的活。剩下的择菜、洗菜、传菜、洗碗等都是我的活。老板娘是主厨，老板是账房先生兼招呼客人。其它菜都好洗，唯有肥肠，让我恶心不已。老板教我，先用盐巴使劲搓洗一遍肥肠，然后再一根根反过来清洗，并把里面的息肉刮掉。然后再放在锅里用开水焯一下，开水煮过的肥肠臭气熏天，头发和衣服上都充满那些挥之不去的怪味。但我还得嗅着那些恶心的气味将肥肠从锅里倒出来，再一根根清洗一番……做过两次之后，我也习惯了这种味道，一个在餐馆做服务员的，还能讲究什么呢？
我们的中餐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的，我早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早上那碗面条早在脚不点地的穿梭中消耗掉了。老板娘炒了一盘咸菜肉丝，一盘青菜，一碗丝瓜蛋汤，这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中餐。我很少去夹那些菜，既觉得不好意思，又觉得菜太少了，大家不够吃。我只能多吃饭。没想到，当我去厨房盛出第二碗饭的时候，老板娘发话了：“小赵，你的饭量不小啊！”我一怔，脸立马就红了。在家里，我就着咸菜也要吃三大碗米饭的，那时干着体力活。到了上海后，大川每次都给打四两米饭，我都吃掉了。
我和着眼泪，默默地扒拉下了那碗白饭。从那之后，我在老板的店里每顿只吃一碗米饭。有时干活实在没力气的时候，我就使劲喝水，可是喝多了又要上厕所，而公共厕所又有点远，次数多了，老板以为我在磨洋工，脸色也不好看。我只好连水也不敢多喝了，饿就饿吧！反正不会饿出人命来。
晚上，当我洗完最后一只碗的时候，往往已经是10点多钟了。当我回到和红妹合住的宿舍时，睡觉都懒得翻身，站了一天的腿脚酸痛不已，手指被洗洁精浸泡得发白，指节肿大。可想到月底就能拿到80元现钱，心情马上舒畅起来。这些苦累和在山上砸石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月做满了，我终于拿到盼望以久的第一份工资。因我洗碗时打碎了一只杯子，老板扣掉了5元钱，剩下的钱，我到月浦镇上的邮局给家里汇去70元，我还在汇款留言里自豪地写下一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挣的上海人的。生活仿佛向我绽开了久违的笑脸。虽是严冬，我却觉得有种春风拂面的惬意。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回家，我在老板的店里加班。因为附近的工地上有民工们在干活，老板的小饭店基本上就是靠这些工人支撑着的。
大年初一老板放了一天假，我去月浦镇给家里寄了点钱。到处是彩灯鞭炮，衣着光鲜的人群。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想起千里之外的家，心一下子潮湿起来。一个人，对家再怨恨，但在某个特定的环境和时刻，还是会无法遏止地思念和牵挂它。家，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能顺着脚印找回去的地方。家，就是一颗心无论飘多远，都会留恋地张望的地方……
大年初一是我生日，我给自己买了一本崭新的日记本和一叠方格稿纸作为礼物。对于写作的梦，我从没放弃。
【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
我以为，这份服务员工作我会干很久的，因为我毫不容易才找到它。
没料到，半年不到，我却果敢地炒了老板的鱿鱼。首先是我实在无法忍耐老板要我把发臭的鸡头和发馊的面条卖给民工吃。有几次，我背着他扔掉了几根臭得不能闻的带鱼，他就暴跳如雷，骂我不会节约。他说用油炸一炸，还是可以卖给民工的。他还振振有词地说：“那帮穷鬼，他们也只配吃这些发臭的带鱼鸡头，好的他们还吃不起呢！他们身体结实，不会生病的。”
那一刻，我好想往这个唯利是图的上海小男人脸上吐口吐沫，我到底忍住了。我需要工作，我也斗不过他。我不想惹是非，只想安分地打工挣钱。
有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个经常来我们餐馆吃面条的本地男人来到店里，像往常一样，要一碗大排面。我认识他，好像就是后面的那家纸厂的工人。平时他来吃面条时，还喜欢没话找话跟我搭讪，但我从来没怎么理他。那天，我转身去厨房里下面条。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晃到厨房，趁我不备，忽然在我臀部摸了一把，一边说：“快点，我饿死了。”我一下子怒火中烧！我从来没这样被人侮辱过！我对这个轻薄的家伙怒目而视，脑子里急遽地思考着是否该往他的脸上甩一耳光。那家伙也许看出我即将发作，识趣地离开了厨房。可我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被轻薄了的浊气，我故意把面条煮得稀烂，并挑了块很小的排骨放在面条上。然后我端着面条，来到餐厅，故意“咚”地一声，把面条重重地放在这个家伙面前的桌子上。
显然，这个家伙被我的举止激怒了。他站起来，用上海话骂我服务态度不好。我正找不到地方发气呢，马上高声回敬他：“就你这种不要脸的色鬼，还配什么服务？”他恼羞成怒，端起面条要砸我。我顺手提起一只圆凳：“你敢砸我？试试？”坐在门口的老板和老板娘赶紧进来拉架。这是我来上海后第一次与人吵架，而且是和一个上海男人。我当时真被气坏了，嘴里乱七八糟地骂着“色鬼、不是东西、无耻的家伙”一边没出息地掉下了眼泪。
那个家伙从那之后再也没来我们餐馆吃过面条。事后，我抱歉地老板说：“对不起，我不该对顾客那么冲动。”老板然而安慰我：“这样的人，活该你这样对他。我们饭店也不在乎他一碗面条。”老板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温暖，几乎要感激涕零了，庆幸自己遇到一个是非分明的好老板，从此干活更加卖力。
我在这家饭店做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先是红妹回江苏老家嫁人去了。于是老板又招了一个女服务员，我便被“晋升”为切菜配菜工，剩下的活归新来的女服务员做。老板私下里对我说，他觉得我干活十分尽心卖力，他要给我发奖金，我很高兴，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的欣赏和承认，毕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没想到，这家伙却另有所谋。有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新来的服务员出去给家里寄信，老板娘回家洗衣服去了，饭店里只剩下我和老板。当我正在窄小的配菜间里整理菜的时候，老板挤了进来，手里捏着两张十块的票子，说是给我的奖金。我坦然地接过来，没料到，他却顺势把我往怀里拉。我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奖金是个阴谋。我像条案板上的鱼一样奋力挣扎，将案板上的碗盆碰得咣咣作响，老板见动静大了，才气喘吁吁地住了手。我将钱扔在地上，咬牙切齿骂了句：“畜生！”这是我们家乡骂人最恶毒的话了。
老板讪讪地说：“这有什么？你太幼稚了，红妹不也要了奖金吗？”
我坚决地说：她要是她的，我不要。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饭店了。至于下一份工作，我相信我会找到的，并且会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更有发展前途。
月底，我义无返顾地炒了老板的鱿鱼。老板以加薪的诱惑挽留我，他以为二十块钱可以买动我卑微的尊严，他错了。
好在我决定辞工之前，已经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到一户农家废弃的厨房，主人家新盖了楼房，旧房子遗留了下来，以低廉的价格租给民工们住。我找过去的时候，只剩下那间拆掉灶台的厨房了，大约八平米，单独开门，房东以每月十五元的价格租给了我。并给了我一张竹床和一床破棉絮，这就是我到上海的第一个“家”。厨房离主屋有七八米的距离，隐身在一片小树林里，白天看起来很清静，晚上就觉得阴森可怕了。第一晚我没睡着，躺在床上才发现抬头可以看见外面的星光。
不知道那个小树林里隐藏着哪些喜欢夜间活动的小动物，它们一直在我的窗前门后弄出令人心头发毛的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在别人熟睡的时候还睁眼想着明天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想着，鼻子就酸了起来……
【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大川得知我辞工之后，也非常焦急，他再一次发动所有同事朋友帮我找工作。不久，他们单位行政科陈科长告诉他：月浦镇有家服装厂正在招工，他让我去找一位姓潘的女副厂长，面试一下。我对如此七弯八绕的关系不太抱有希望，也不太相信好运会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身边。但还是去了。
但令我惊喜的是，这次面试却无比顺利。那是1990年5月21日，一个扭转我命运的日子。我来到了月浦服装厂，我直接来到厂长办公室，找潘祥芬副厂长。潘厂长是个亲切温和的中年妇女，她问我的年龄、学历和会不会缝纫。我如实说了年龄，因为有身份证作证。但在说到我的学历时，我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我说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因为没毕业，所以毕业证也没有。至于缝纫，我说我在家学过用缝纫机绣花，会踩缝纫机。潘厂长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有种满意的表情。果然，她当场就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试用期一个月。”
那时候，正是这家服装厂蒸蒸日上的时候，四个车间排满电动缝纫机，坐满工人。除了小组组长、车间主任、质检员、后勤部门和厂领导都是上海人之外，分布在流水线上的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妹。据说即将与日本合资，所以才继续扩招流水线女工。与我同批被录用的三十多名女工在接受一周的培训后，将会成立一个新车间。能在一家正规的服装厂上班，这是农村女孩子梦寐以求的。
上班第一天，我又就把这份工作当成了永恒的饭碗。那时很天真，以为只要抓住了一个工作机遇，就会一生无忧。那时我真的相信了这句话：命运往往就在你生命的角落里徘徊，它不会挨家挨户地敲门，而必须你自己去寻找。
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月浦服装厂，我在上海的打工经历将是一片苍白。正如我若没有山上的砸石头经历，我的少年时光将没有任何意义一样。之后，在服装厂的七年时光，是我的人生彻底脱胎换骨、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现成的坦途，生活中也没有绝对的顺利一样——当我第二天正式踏进月浦服装厂的大门，开始我的缝纫女工生涯时，我充分领悟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上班第一天，我才明白，这份在我看来如此适合女孩子做的工作其实包含无数看不见的艰辛和劳苦。我们这些学徒工进厂伊始，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学会踩平缝高速缝纫机。但那种通过电压产生动力的机器并不容易控制，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脚尖一点踏板，它就呼呼飞转；脚跟一踩踏板，它就停下来。但是，在它飞转的时候，还要手上配合着缝纫，如果配合不默契，飞速缝纫着的针就有可能将你的手指扎成马蜂窝。
刚到服装厂，对服装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外来妹没少挨师傅的责骂，负责培训我们这些新员工的师傅是个胖胖的上海男人，姓潘，我们都叫他潘师傅。也许是身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使他对我们这些外来妹们充满鄙视。他对我们常常没有好脸色，一点小错就被骂个狗血淋头。每个外来妹听到他训话，个个都噤若寒蝉。
到厂里的第七天，潘师傅让我们每人缝一条童短裤，以检测我们的“技术”。可我不小心把前后裆缝错了，潘师傅拎起我的“作品”，胖胖的脸上挤满嘲讽：“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外地人就是笨……”全车间工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在刹那间火辣辣起来，受辱的感觉烧灼着我的心胸。我想哭，也想反唇相讥，但我没有勇气。
最后我什么也没表示，只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纫。但心里却在咬牙切齿：“总有一天，我也会做师傅的，要让你也听我的！”
出人头地的念头从我的每根头发丝里冒了起来。
可是，才过几天，我就为学会缝纫付出了血的代价。那天，我正好好的在缝着衣服，潘师傅巡视了过来，在我身边停下，看着我缝纫。我心一慌，手脚的配合也乱了，忽然，指尖一阵刺痛，上下飞快行动的针扎进我了的左手食指，殷红的血滴在了布片上。我愣住了，疼和害怕让我不知所措。潘师傅大骂：“侬眼睛瞎特了？弄脏了布料侬要赔！”
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我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窸窸窣窣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6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我终于有勇气给家人写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父母：我永远都不愿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我会把你们全都接到上海来。我还保证，家里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我的汇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我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文，让它震撼了整个服装厂。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厂里，上海本地人一般是不把流水线上的外来妹们当成自己人看的。提到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管质检的老师傅，也许是对我每月的名列前茅心怀嫉妒吧，他对我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负责，扣分罚款毫不手软。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到扣分罚款。每当车间的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去一趟质检车间时，我的心里便开始发毛，不是怕罚款，而是讨厌质检员对我特别苛刻的吹毛求疵。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毛遂自荐，报名表演朗诵。车间主任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会是在食堂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的干部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一开口就让台下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我们是一群外来妹，我们来自遥远的农村故乡，希望在这个繁华美丽的都市里找到我们的栖息地……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但是，从全场的静默程度来看，我多少打动了骄傲的上海人，或是震慑了他们。台下的大小领导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排几个外来妹眼眶湿润，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朗诵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点文墨了。潘厂长对我犹为赏识，亲自到车间鼓励我：“赵美萍，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有没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干的。我得为自己干！
后来，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也许会做一辈子缝纫女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做一名缝纫女工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工厂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了。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比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11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11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唯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好像整个厂里就数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致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这年冬天，就在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冬季的泥水活并不多，因此花娇的丈夫准备早点回家过年，他要妻子花娇跟他一块回去。花娇说，厂里活很忙，不到年三十都放不了假，如果提前走，一年的年终奖就泡汤了。丈夫很固执，坚持要花娇跟他一起走，火车票都买好了。花娇只好去跟厂里请假，车间主任不准。花娇无奈，只好去退了一张票，叫丈夫先回。丈夫很恼火，临走怨恨地对花娇说：“你这次不跟我一起回去，那你就永远不要回去了。”谁知，这气句话竟成谶语。
花娇的丈夫走了之后，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召集了募捐，厂里的每个人都往那个用红纸糊起来的募捐箱里塞了钱，我塞进去五十元。厂里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这件事情给我触动十分的大。我和花娇虽不在一个车间，但曾在一个小组里呆过，我们还曾一起去月浦镇看过电影。她念念不忘她的女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挣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将来脱离农村苦海。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是因为花娇这件意外事件，我决定回家过春节。这是我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决定回家过春节。以前的春节一直没有勇气回去，但是，花娇的离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是回家了。给家里的每个人都带了礼物，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棉毛内衣，给妹妹买了一件漂亮的棉衣。那个春节过得少有的温馨。继父很自豪地逢人就夸我的能干，把我带回去的香烟四处散发。而我每天呆在家里，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年的离家出走曾被村人作为“私奔”话题传得沸沸扬扬，自尊依然有点难以接受。在家里呆到第三天的时候，父母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了唇枪舌剑，吵得鸡犬不宁。我的心渐渐凉起来，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临走的时候，妹妹可怜兮兮地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那里很苦的，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吵架时那种可怕的嘴脸。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做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呢。但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把妹妹也带到了上海。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我把妹妹带到厂里，把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拷边。有了妹妹的陪伴，我不再那么孤单了。写作也更为勤奋。此时，我开始把写作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
颁奖过后，当时还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话音一落，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那些掌声让我泪眼朦胧。我在他们的追问下，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人们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本书，把我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赵美萍，你很聪明，又很能干。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是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才，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订单，订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是地道的上海市人，她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于是，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是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
我的怒气从脚底升起来，一路窜过心脏，怒火烧得我面红耳赤，几乎每一根头发丝都受到影响，麻酥酥的立在头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怒发冲冠。什么叫狗眼看人低，这就是！
但我无法发泄。我冲上楼，在二楼我转身进了旁边的厕所，用脚使劲踢了几脚厕所的门，那门无辜地“咣当咣当”发出巨响，剧烈地一开一合，像是抗议我的虐待。我在厕所里呆了足足有10分钟。本来我想哭的，但是没有眼泪。心里窜来窜去的就是愤怒。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我再次发誓：我一定要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
【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工艺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我知道有些女工图快，有时会擅自调整针脚间距，因为是暗缝，有时会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我对一些容易使员工偷工减料的部位要求尤其严格仔细。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上海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橡皮筋接头一定会扭曲，无法做平整。我也不解释，直接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回到原来的尺寸。接着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上海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我在心里冷笑：有你佩服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狗眼看人低！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唾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炼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尽管一再的小心，还是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的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该是5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该是6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5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厂长和钱先生等人都来到技术科，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5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5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我拿出图纸，几颗脑袋都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6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玻璃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
【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生产错误的。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活儿，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检查一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过了两个月，我用一件“对格事件”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订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我是多么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一个人，十多年的时光居然没有磨灭掉我心头的怨恨；我是多么残忍，多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让亲人带着永久的歉意魂归九泉；】
上海和江苏是紧邻。1994年清明节，我决定带妹妹回老家一趟，给父亲和祖父上坟，祖父是在他95岁那年去世的。妹妹没来上海时，我一个人也在清明节时回去过两次，但每次总是来去匆匆，没在老家呆过一天，也没见任何亲戚。因为祖父的坟是在他的故居的竹林里，如今祖父的故居是小堂哥赵文明住着，所以我无可避免地见过两次小堂哥和堂嫂，其他人都没打照面。大伯和姑妈一家在我们落难时那无动于衷的嘴脸，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多年，我对那些“亲人”的怨恨依然无法抹去。
至今难忘那次返乡。从上海坐长途汽车到南通，再从南通坐一辆到如皋的汽车，中途就可以停靠祖父的老家薛窑。从薛窑下车后，我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很多黄表纸和纸钱，我和妹妹提满了两只手，然后一路往北走，大约走上一两公里小路后，就到了赵家园。家乡的一切那么熟悉而又陌生，还是那样的黄土路，还是那些低矮的房子，十多年了，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大伯家门口的那条河已经越来越干涸了，河边的芦苇丛也不见了。我指着快要经过的一座小木桥，问妹妹：“还记得这座小桥吗？”妹妹说记得，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大伯家了。当年，我和妹妹被大伯和姑妈呵斥着离开赵家园的时候，也是走的这座小木桥。我们怎么会忘记呢！
到祖父的故居，必须经过这座小木桥，也就必须经过大伯家的门口。当我和妹妹走上小木桥时，忽然一眼瞥见大伯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距离我们大概十来米远。那是我离开老家13年后第一次见到大伯，他是那么苍老，原本便有些脱顶的他几乎没有了头发，我小声地对妹妹说：“看，那是大伯。”妹妹说，大伯好老了啊！
大伯的目光也始终紧盯着我们，等到我们走过小木桥，回头看他时，发现他的目光依然追随着我们，不知道他认出我们没有，可我始终没有勇气跑过去喊他一声，潜意识里，我依然恨他，恨他在我们一家落魄时的无动于衷。
祖父故居后面的竹林里，已经有三座坟墓。一座是祖父和祖母的合墓，一座是很早便去世的三叔的墓，一座是两年前去世的大妈的墓。小堂哥文明以杀猪为生，那天正在家里，看到我和妹妹，也没什么表情，简单地寒暄了几句，要我们中午在他家吃饭，我和妹妹拒绝了，因为我们还要往西去，给我父亲上坟，然后还要连夜回上海。小堂哥也不说什么，帮我们在三座坟茔上烧了纸钱，我和妹妹在三座坟前默默磕了几个头。上坟的仪式便告结束了。
当我们再次回头走上小木桥的时候，发现大伯依然坐在门口，依然目送我和妹妹远去。妹妹对我说：“大伯也许认出我们来了，我们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不去！想想当年他是那么讨厌我们，我们现在又何必认他呢！”
我哪里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恒！如果我知道，第二年再回去时，便永远看不到大伯坐在门口的身影，我无论怎样都会喊他一声的。但是，我醒悟得太迟了。
当我第二年再回去上坟时，赫然发现祖父的竹林里多了一座新坟。小堂哥说是大伯的。原来，我和妹妹第一年回去时，大伯便中风了，半身不遂，每天只能躺在床上，天气好时便坐在门口晒太阳。那次他果然认出我和妹妹了。在他临去世前，曾对小堂哥说：“萍后和华后从门口过，看到我也不喊，可见她们还恨我。当年，不是我心狠，是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对她们实在无能为力啊！要是她们能认我，我倒想对她们解释一下的，她们也不给我个机会，我只能到阴间向你的叔叔去道歉了……”
听到小堂哥转述大伯临终时的话，一阵巨大的悔愧涌上心头——我是多么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一个人，十多年的时光居然没有磨灭掉我心头的怨恨；我是多么残忍，多么冷酷的一个人，竟然让亲人带着永久的歉意魂归九泉；我是多么惭愧，多么悔恨，如果时光重新流转，我一定会站在小木桥上大喊：“大伯，我们回来了……”
总是有一些悔恨要等到事后才会发现。从此我明白了：在有生之年，应该把所有恩怨的疙瘩解开，给他人一点宽容，给自己一点豁达。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沾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1000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1000元押金也没要回来，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我自然请假回家将妹妹送出嫁。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1400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不过一点也不后悔。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1500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25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26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情，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再吃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10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25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花两块钱，坐了一辆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招待所。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地方。一问，人家招待所都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住也可以，但没热水。我懵了，没热水怎么住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依然如此。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街上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我想了一会儿，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了。很容易找到一家书摊，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我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西安灰暗的天空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明媚起来。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这里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50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15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勃勃的样子，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亲切的优良品质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当我第二天上午去《当代青年》向王老师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墓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如有时间，陪我一起去一趟临潼。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车站见。
我一下子喜出望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对西安及西安人的好感由此而生。我想，冥冥中一定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明暗暗保佑着我吧！
可是，这天夜里居然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和张占民老师在车站见面之后，坐上了开往临潼的客车。临潼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临潼。张占民老师是个精神矍铄、开朗睿智的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让张老师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缝制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张老师便带我去看兵马俑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遥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临潼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还送了几本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西安那个叫张占民的考古学家，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临潼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在西安那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大雁塔，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本来，我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易虹竟然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我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令我唯一兴奋的是，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不仅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还答应帮我联系回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后来因车票太过紧张而没联系到，但周德东的热情还是令我感激不已。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便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后来应聘到《知音》做编辑，多少也受了周德东的影响。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并娶了一位西安美女。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
那次离开西安，还有个细节十分有趣。我是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的，但是，天知道，那时候的回程车票已经卖到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400多块钱。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300，有人出400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175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要哭疯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这次西安之行让我感慨良多，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有惊喜或奇遇等着你，就看你是否有勇气去寻觅。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时间悄然滑过了1996年的门槛。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我也有了惶恐不安的感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当然这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如不赶紧充实自己，也许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安于现状、也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人，我想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因为该大学设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自考夜校。我比较喜欢写作，自学“新闻专业”应该比较适合。我信心十足地去报了名，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然后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却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有种新鲜感。我唯一的担心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病中的妈妈躺在床上昏睡，我在她的床前一边照应她，一边读书熬夜。那时候感觉读书十分幸福，一点也不觉得苦。而现在，长大后却把读书当成了一种压力。总要等到感觉知识不够用的时候，才想到要去充电。这是成长的悲哀吗？还是成长的幸福？
我并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去听课的，有时候，厂里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只好旷课了。好在老师似乎并不在乎学生是否来听课，学生们也都来得断断续续。大家都是在职的，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来听课。只希望考试时达到60分就万事大吉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奋斗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想换个地方呼吸新鲜空气。
更让我觉得委屈的是，技术科共有三名技术员，我是唯一的外来妹。我和其他两位上海同事付出的责任和辛劳一样多，但是，我的收入却只有她们的二分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找厂长争取过，但无济于事。每到发工资那天，上海同事的信封上写着1500多元，而我的信封上写着700多元。每月如此。即使那个月我的单子比同事的做得多，月底的收入依然没有丝毫增加。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延续了三年多。我的心情日益灰暗。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鼓励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我刚说了我想跳槽，他就说：“你早该出来了，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当年，沈刚是兼职下海，他一边做着《萌芽》的编辑，一边与一个朋友合伙开着广告公司。当我去唐神广告公司报到的时候，内敛低调的沈刚依然是以引荐者身份带我去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员工找沈刚签字，才明白，原来他才是这家广告公司真正的老总。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厂长委托工会主席转告我，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
最让我感动的是石川先生，他居然特意在一家饭店为我饯行。这个慈祥的日本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他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还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米卡，意思是水中的花。每次，只要他在技术科门外，喊一声“米卡”，我就会答应一声。厂里的所有人跟他说起我的时候，也都是以“米卡”称呼。所以，在服装厂里，我基本上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本名，一个是米卡。
每次回日本，石川先生总会给我带来各种礼物，然后悄悄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提一只纸袋给我，那里面，不是一两件衣服，就是精美的日式点心，或是姿生堂面膜。他很风趣，总是用食指挡住自己的嘴唇，“嘘”一声，以此告诉我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说。有一次，他给我带了一条漂亮的格子裙裤，我离开服装厂多年之后，辗转了两个城市，但我一直把那条裙裤带在身边，每个夏季来临时，在每个清风飞扬的日子里，我都会穿上它，就会想起那个慈祥而可爱的日本老头。
为我饯行那天，石川先生邀请了翻译钱先生和我的另两位女同事，与石川先生相处了5年多，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伤感。他通过钱先生对我说：“米卡，你是我见到的中国女孩子里，最聪明、最勤奋、也最刻苦的一个。我相信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会很优秀的！可惜的是，你一直没答应做我的女儿……”
我的眼睛刹那间有点温热，喉头有点哽咽。其实石川先生不知道，我之所以不愿意认他做父亲，实在是我怕被别人说三道四。在厂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明枪暗箭。在做技术员的三年里，因为工作，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嫉妒，我被很多流言蜚语中伤过。为了保护自己，我总是尽量避免给别人制造流言的机会。石川先生会理解吗？
我安慰石川先生：“我还会经常回来看望您的，您永远是我的恩人和老师。我现在出去，主要是想发掘自己的潜能，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的心很野，也很大，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否则一辈子都心神不定。”石川先生点点头，“是的。年轻人，就应该多多闯荡，我很欣赏你的闯劲。但是——”他话锋一转，看着我的眼睛说，“米卡，我还要给你几个忠告：第一，你以后与人面对面说话时，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无论是对方在讲话还是你在讲话，你都要勇敢地直视对方的眼睛。眼神游移不定的人，往往会给人留下心术不正和不自信的印象。第二，在说话时，语速要平缓，声音要柔和，不要急燥，也不要吞吞吐吐，适可而止，不要没话找话。第三，与人握手要用力，让人感到你很热情……”
石川先生的这些话我没有用笔记下来，而是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如今又是7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说这番话时的表情，就像一个父亲在对即将远行的女儿谆谆教诲着，那样推心置腹，那样苦口婆心，琐碎而又温暖。石川先生的这番话在我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告诉了我如何树立自信与尊严，如何与人真诚沟通。
那天饯行到最后，喝了两杯啤酒的我还是哭了。谁也不明白我心里的酸甜苦辣有多重。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
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
如果把我到上海后的打工生涯分为几级台阶的话，到上海唐神文化传播公司无疑是第二级台阶。在这级台阶上，我欣赏到了在相对闭塞的服装厂里所看不到的景色。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800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脚”，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花15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80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7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一个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20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100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辞职后，我在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帮助下，很快在莘庄租了一套房子做办公室，又招聘了几个业务员，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20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个月之内的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张新华成了朋友。
也就是这次广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还有做生意的潜质。那时候，济南这家电子公司刚刚打入上海，正和广东一家同行激烈竞争着。准备在上海各个区设立一个销售部，专门销售ic卡电话和电话密码锁，抢先占领上海市场。在听了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几次游说之后，我的心也活动起来，准备加盟该公司。那时候，上海地铁一号线刚刚通到莘庄，莘庄一下子成了热土。张华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莘庄设一个办事处，租一套房子，再招聘几个业务员，我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至于产品，我可以先赊货，卖完付款。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优厚的条件。我考虑了两天，答应了他。当时，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创业的激情。我想，即使失败了，我也没损失什么，因为我无须投资。而且可以积累经验。
接下来，我要跟沈刚辞职了。写辞职信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沈刚那么赏识我，鼓励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跳槽出来，结果却只在他的公司干了三个月，就要自己出去当“老板”了，实在是令他失望。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能力，但是，要自己做老板，做生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做生意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成功，万一做不好，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辞职后，我在电子公司老板张华的帮助下，很快在莘庄租了一套房子做办公室，又招聘了几个业务员，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就这样运作了起来，我主要负责在莘庄的广告和销售业务。我每月有1200元底薪，完成一定的销售额后，有相应提成。其实，这还是帮老板打工，但至少我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且，我无须为房租、水电以及员工的工资负责，相对比较保险些。
可是，正如沈刚所言，做生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想办法印刷了一些宣传单，派业务员往居民小区里的信箱里塞，但收效甚微。于是，我把几个业务员兵分几路，一个专门跑外勤发宣传单；一个抱着黄页电话本给上海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打电话，搞电话推销；另一个跟着我，提着样品，专门去一些大学或工厂的人事部，上门推销……总之，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每天，倒也能卖出去几台ic卡电话机。但与我理想的销售目标还是差远了。
有一天，我偶尔翻看《新民晚报》，忽然看到“信息之窗”专版，里面刊登的都是一些新产品，还有几十个字的产品介绍。我灵机一动，连忙打电话询问在该版面刊登一则新产品信息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不要钱，因为这不是广告，但产品必须是对老百姓有实际用处的生活用品。我不由喜出望外。对于写软广告，我还是比较拿手的。我很快写好了一则几十字的“电话密码锁”介绍。接着，我来到《新民晚报》社，找到负责编辑“七彩民工”专版的夏连荣老师，请他帮忙联系一下“信息之窗”的编辑。夏老师一口答应，让我留下了那则“新产品介绍”。
两天后，那则“新型家庭电话密码锁”的介绍便刊登在了“信息之窗”里，公司总部和莘庄分部的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自然，我们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最多的一天，我们卖了一百多只密码锁，二十多台ic卡电话机，连业务员都来不及上门安装了。初次涉足商海，我感觉到了一丝“畅泳”的快意。
【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那段日子，我的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发表于1995年7期的《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劳民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对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捡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踏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那时我还是服装厂的技术员，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一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和地址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同时还要打动你们主编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词汇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第一次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山洞。】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路线是香港泰国八日游。
1997年底，我趁着回家办理出境手续，在家里呆了一些日子，还过了一个春节。转眼，我离开家有近9年了。
9年，再鲜艳的色彩都会在风雨的冲刷中变得浅淡，再娇美的花朵都会在风霜的洗礼中变得憔悴，再精彩的人生都会慢慢走远。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令我心痛的是，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那些和我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都结了婚，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庞依然黝黑，但很满足，也很幸福。和我同年的、属狗的庭梅到底还是嫁给了属鸡的小蒋，生了一个像庭梅一样聪明漂亮的女儿，庭梅依然在纺织厂里上班。不过她说现在的效益并不太好，上班时断时续。曾和我打赌爬过山的六九子做了木匠，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曾经与我家“有不戴共天仇怨”的大伯的儿子女儿也都结了婚，都各自有了孩子，那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仇怨”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大后慢慢学会的宽容而冰释前嫌。我给他们的孩子买糖吃，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姑姑”。
而一些村里的老人，却去的去了，老的老了。有些老人走在路上我依然觉得面熟，只是，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称呼。而有些我离开村庄后出生的孩子，更是相逢不相识。不由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
少年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小时候读这些诗，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直到自己长大后，有了背井离乡的经历，回头再吟此诗，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有些事情，总要错过了光阴，才能品味出它最初的意义。这就是时间的魅力与无奈吧！
田里的油菜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微笑着面向天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快快长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在地里种菜的光景。母亲会趁此机会给我输灌一些人生道理，或是朦胧的性启蒙教育等等。母亲总是一再告诫我：没有结婚，千万不要把身子给男人。要不就不值钱了。好像女人的所有价值就在贞操上一样。但母亲的话自有她的道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
我站在9年前站过的田野上，风在田野里自由地散着步，阳光的巨手温和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我已经不再幼稚的脸。眼前的一切依然那么熟悉，9年的光阴对于每年出生的新油菜来说，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我想，它们是因为生命轮回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经历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眼花耳背，脊背佝偻，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家里那台1986年买的二手十四寸黑白电视和父母一样满脸雪花，只能收到三个台。这9年来，父母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学会了打麻将。赌是小赌，但两人时常为了谁去打麻将，谁给妹妹带孩子而争吵。我一回家，母亲和继父便相继对我“告状”，抢着述说对方的不是。心里的酸楚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我终于感到父母老了。9年前，他们只会对我和妹妹呼来喝去，非打即骂。而现在，他们反而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的同情。岁月真是把无情的刀，刀刀催人老。岁月的沧桑变幻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肉体上，更多的却是精神的衰老。
最令我们家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妹妹的宝贝儿子了。这个叫宋文豪的小家伙是全家的开心果，母亲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和小文豪纠缠在一起。有了外孙的母亲像拥有了宝贝的女王，每天抱着两岁的外孙在家附近晃来晃去，给外孙买糖，哄他吃饭。母亲大半辈子灰暗的人生，终于在老年时有了一点鲜活的色彩。
因为我是回来办理出境手续的，我要出国旅游的消息在村里掀起了一股飓风。风自然是母亲放出去的。那时候，去香港泰国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而对有些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母亲整天扬眉吐气似的逢人便夸我有出息，惹得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村民们更是满脸羡慕和向往。
我已经算是有出息了吗？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3月，永远是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季节。每天上下班，乘着95路公交车从长长的共和新路上经过，路边一棵棵整齐排列的法国梧桐像冬眠复苏的美女，一个个睁开了朦胧的眼睛，透过嫩绿的叶片注视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的心也像这些复苏的梧桐，每个毛孔都浸满快乐。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事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在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方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把过去的阴影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励志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和我的责任编辑陈清贫在电话里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拐角处，未必都是灾难和挫折潜伏在那里。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的。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鼓舞精神的话语。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映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的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敢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双手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了：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采访是在我的小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几乎没什么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的王厂长和潘厂长都联系过了。
我一夜未眠。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躁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从此落下祸根，每次头痛，总要服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难道注定所有“天才”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吗？
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料，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着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的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唯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采访过我之后，沙导接着采访了我的两个朋友，毛毛和阿华。毛毛是来自江苏海门的女孩，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身材高挑秀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对爱情的惆怅和忧伤。在上海几年，与上海男人谈过几场有始无终的恋爱，最后都因为自己是个外来妹而无疾而终。
另一个朋友阿华，在我们这帮打工妹里算是十分成功的。来自福建的她不仅在上海开了一家“胎发笔”公司，有房有车，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本来，计划中还要采访我的另一个朋友洪泽的，可惜她是个聋哑人，无法在镜头面前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所以作罢。但洪泽的奋斗故事比我们任何人都值得书写，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她的人生经历也曾给过我巨大的精神鼓舞。
洪泽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市，幼年丧母。从小她就十分聪慧，在做编辑的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和舞蹈，后来她考上了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打工，在浦东一家中日合资的玻璃艺术品公司做刻花工。经过数年努力，洪泽从小小的刻花工慢慢晋升到为高级设计师。她设计的玻璃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圈内人士好评。她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首届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还曾受到过书记的接见。她是继张海迪之后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残疾明星”。我和洪泽在一个外来工的聚会上认识以后，便成了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分开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传呼留言。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永远是淮海路陕西路口的百盛百货公司门口。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她只知道感恩，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善待她人。虽然后来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依然会通过手机短信、qq和电子邮件联系。只要我一回到上海，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
我后来把洪泽的故事写了下来，发表在了《知音》杂志社上。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从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女孩身上吸取力量，得到启迪。
我为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当时，在上海有四百多万名外来工，而我们几个打工妹的奋斗故事只能算是沧海一粟。那时，我也根本谈不上成功。我认为自己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成为《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以后。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打工妹来说，这才是她真正的人生高峰。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了口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当我跟电子公司老板张华辞职的时候，他很吃惊，因为当时莘庄办事处已经比较稳定了，如果我坚持下去，很有机会自己成为真正的老板的。我对张华说，挣钱固然重要，但比挣钱更重要的，是圆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写作，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的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这个城市，处处显示出比上海落后至少20年。
【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看到那些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编辑、记者们，那种亲切与温暖的感觉便回来了。听着陈清贫介绍一个个编辑给我认识，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终于和本人对上号了，既新奇又激动。我原来一直以为，编辑王唯是一位先生，因为“他”编发过不少案件稿，往往在文后还附有深刻到位的编后。可到了编辑部才发现，王唯是位不折不扣的女编辑。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让我们感到惊喜和有趣。
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们已经陆续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面试现场设在二楼的会议室。我离开编辑部的时候，陈清贫伸出右手，对我打出一个“v”字手势，那是成功的手势。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转弯，踏进楼梯左边尽头的会议室。那是我人生的考场。成败在此一举！
9点整，《知音》杂志社总编、社长胡勋璧、副总编雷一大、副社长周未水、知音编辑部主任关前、海外版编辑部主任张艺潇、总编室主任钱钧、等几位主考官鱼贯入场。我平时只是在杂志上见到他们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是期刊界名人，如今面对面，又是关系前途命运的求职考试，心里免不了有几分紧张。
大约近20个人参加面试，第一场考口试，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口试正式开始。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是一所大学的年轻教授，外语相当过硬，给《知音·海外版》写过无数稿件；第二位是一家报社的主任记者，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的头皮在慢慢发麻。原先积累的自信，随着其他应聘者的侃侃而谈在慢慢泄漏。我该用怎样的表达，才能表现得与众不同，才能让这些严肃的主考官们对我这个仅仅小学毕业的打工妹刮目相看？
窗外的梧桐们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阳光像一只温暖的手，正温柔地梳理着梧桐细碎的叶片，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送给每片刚刚苏醒的叶子，像个慈祥的妈妈。这一刻，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联系的母亲，想起贫寒的家境，想起小时候找村里的高中生借书看，想起在上海小屋中的灯下奋笔疾书的日子……点点滴滴，穿越时空，呼啸而来……
我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是与众不同的。世界上有很多大学生出身的编辑、记者、作家，但是，世界上又有几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砸过石头、端过盘子、做过流水线缝纫工的编辑、记者以及作家呢？我就要做那一个！做绝无仅有的那一个！
文凭是别人的财富！而苦难就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大学！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轮到我做自我介绍了。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对着窗外微笑了一下。那些梧桐叶子一定可以感受到我的自信。这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听了别人的自述，有点自卑，因为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第一句话有了效果，所有主考官都从面前的资料上抬起头来，有些讶异地看着我。我受到了鼓舞，口齿变得清晰伶俐起来。我先讲了个“煽情”的小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能看到好书极不容易。村里有个高中生，他搜集了一箱子的书和杂志，每次，我只能找他借一本，就是在他那个小木箱子里，我发现了《知音》……”煽情的开头将主考官们紧紧地吸引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说起自己的经历——从小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靠砸石头养家糊口。19岁时到上海打工，在打工之余自学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发表1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和小说……
最后，我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它会使我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受益无穷。我请求《知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的潜能。因为，苦难就是我的大学！”说完了，我发现主考官们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而我已经没有了紧张。我的视线掠过窗外的梧桐树叶，它们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好像是对我的赞许和祝福。
口试完毕。我们离开考场的时候，一位叫罗志松的某报社主任记者（现为《知音》编辑部主任编辑），走过来对我说：“小赵，听了你的自我介绍，我都自愧不如了。如果这次招聘只有我俩竞争，我一定把这机会让给你！”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我感动莫名。
接下来是笔试，考我们对《知音》杂志的理解或建议，还要现场编辑一篇文章。我以自己这么多年来对《知音》文体与风格的理解，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文章编辑得也很顺利。
考试结束，反馈立即来了。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我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我一次。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抓住机会向胡总保证：“如果《知音》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使你们失望的。虽然我没有过硬的文凭，但苦难这笔财富却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完的，因为有了这笔财富，我会比其他人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人生，更懂得人情和人性……”不知道胡总是否被我打动了。他只是平静地告诉我，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
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至少，我已经心安了。考试后第三天，我飞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及时与沙碧红导演联系，她在电话中问我考试情况如何，有多大把握。我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吧！直觉。”他们也在等待，为我等待奇迹发生。
三天后，好消息从《知音》杂志社传来，我被录取了！并且随时可以报到上班！一个期刊界的奇闻就这样诞生了——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并没有太多的激动。我应该成功的。我相信自己。
4月28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是我对这个城市倾注了太多的感情，是我对这个城市爱恨交加，是我舍不得离开我同病相怜的兄弟姐妹！可终究要离开了。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回首奋斗了9年的上海，禁不住泪如雨下……
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