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论德国
1933年3月声明[106]
只要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待在这样一个国家：它奉行政治自由和宽容，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政治自由意味着可以用语言文字自由地表达政治观点，宽容则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任何信念。
目前德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在那里，为促进国家间的共同理解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正受到迫害，其中不乏顶尖的艺术家。
个人受到压力会精神失常，社会有机体也会患上精神疾病，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在通常情况下，国家可以挺过这些疾病。但愿德国能够很快恢复健康，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伟人不仅受到缅怀，他们所教导的原则也能在公众生活中得到普及与贯彻。
[106]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与普鲁士科学院的通信[107]
1933年4月1日科学院发表的反爱因斯坦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愤慨地从报纸上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煽动活动。他需要立即对此作出解释。在此期间，爱因斯坦宣布退出科学院，理由是他不能在目前的统治下为普鲁士邦效力。身为瑞士公民的他似乎也有意放弃1913年成为科学院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普鲁士公民资格。
普鲁士科学院为爱因斯坦在外国从事煽动活动而感到痛心疾首，因为科学院及其成员一向认为与普鲁士邦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极力避免一切政治派别，但始终强调并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科学院没有理由对爱因斯坦的退出感到惋惜。
普鲁士科学院
（签字）恩斯特·海曼教授博士
常务秘书
爱因斯坦致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
勒科克海滨，1933年4月5日
据可靠消息，普鲁士科学院在一份官方声明中称，“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煽动活动”。
在此声明，本人从未参与任何恶意煽动活动。还必须重申，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种煽动。人们一般只是满足于复述和议论德国政府负责人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手段来消灭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在报纸上声明，我打算辞去科学院的职位，并且放弃普鲁士的公民身份，因为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在法律面前不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
此外，我还把目前德国的状况称为大众的一种精神病态，并就原因作了评论。
我曾拟过一份文件，可供“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谋求支持之用，但完全无意诉诸报端。我在文中呼吁所有明达之士，倘若仍对危机四伏的文明理想忠贞不渝，应极力防止这种大众精神病进一步蔓延，它在当今德国已经显示出极为可怕的症状。
在发表针对我的声明之前，科学院要找到我的原始文件并不困难。德国报界也转载我故意被歪曲的说法，对于今天受到钳制的舆论来说，实属意料之中。
我愿意为我发表的每一个字负责，也希望科学院能够礼尚往来，将我的这份声明告知各位院士和德国公众，因为我在他们面前遭到了污蔑，贵院也在这件事上插了一手。
普鲁士科学院的两封回信
柏林，1933年4月7日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现任首席秘书，我谨奉告，您3月28日关于辞去科学院院士一职的来信已收悉。
科学院已在1933年3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对此作了通报。
科学院对事态的发展深表遗憾。作为地位崇高的科学权威，您与德国人共事那么久，也担任院士多年，照理说应当熟知德国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出人意料的是，您竟然在这个时刻与国外一帮人搅在一起。部分是出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这帮人散布错误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对德国人民造成了很大伤害。您在本院任职多年，无论本人持何种政治立场，我们当然期望您能站在国家的捍卫者这边，反对别人对它的肆意诽谤。曾几何时，那些恶意中伤既卑鄙可耻又荒谬可笑，那时您哪怕为德国人民讲一句好话，在国外也会产生巨大反响。但您的证词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当今德国政府的敌人，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让我们大为痛苦和失望，即使没有收到您的辞呈，我们也不得不与您分道扬镳。
此致
（签字）冯·菲克尔
1933年4月11日
科学院在此声明，本院1933年4月1日所作的声明不仅是基于德国报纸的报道，更是基于外国尤其是法国和比利时报纸的报道，爱因斯坦先生对此并未加以否认。何况在此之前，科学院已经看到了他向“反排犹主义同盟”发出的那份广为兜售的声明，文中悲叹德国已经退回到远古的野蛮不化。再者，虽然爱因斯坦先生自称从未参与恶意煽动，但科学院认定他并没有驳斥不公的猜疑和诽谤，而在科学院看来，这本是身为资深院士的他所应尽的义务。可爱因斯坦先生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国外发表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个有世界声望的人之口，必定会被敌人利用和滥用，他们不仅是当今德国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普鲁士科学院常务秘书
（签字）冯·菲克尔、恩斯特·海曼
爱因斯坦的回复
勒科克海滨（比利时），1933年4月12日
你们4月7日的信我已收到，对于你们在信中表露的心态，我深感遗憾。
在事实方面，我只能回复如下：关于我的行为，你们的说法其实只是把已经发表的那篇声明换了个形式罢了，在那篇声明中，你们谴责我参与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意煽动。在上一封信中我已讲明，这种指控纯属污蔑。
你们还说，哪怕我能“为德国人民讲一句好话”，在国外也会产生巨大反响。对此我必须回应说：要我像你们建议的那样做证，无异于彻底否认我终生秉持的正义与自由信念。这样的证言不会如你们所愿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而只会为一些人背书，他们正企图破坏曾使德国人民在世界文明中赢得光荣席位的观念和原则。在目前情况下做这样的证词，我就是在间接促进道德败坏和现有一切文化价值的毁灭。
有鉴于此，我感到不得不退出科学院，你们的信只是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107]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与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信[108]
巴伐利亚科学院
慕尼黑，1933年4月8日
致爱因斯坦教授：
您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中声称，是德国目前的形势导致了您的辞职。几年以前，巴伐利亚科学院曾遴选您做通讯院士，本院与普鲁士科学院以及其他德国科学院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您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势必会影响您与本院的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询问您，经历了同普鲁士科学院之间的事情以后，您如何看待与本院的关系？
巴伐利亚科学院院长
爱因斯坦的回复
勒科克海滨，1933年4月21日
我之所以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是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我既不愿做一个德国公民，也不愿与普鲁士教育部保持某种依附关系。
这些理由本身并不会导致我与巴伐利亚科学院解除关系。但如果我希望从院士清单中除名，那是出于另一个理由。
科学院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和保护一个国家的科学生活。但据我所知，许多德国学者、学生以及受过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在德国被剥夺了一切工作谋生的机会，此时德国的学术团体却袖手旁观、默不作声。我不愿属于任何一个这样行事的团体，即使它这样做是出于外界压力。
[108]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对受邀参加反排犹主义示威活动的回复[109]
我从各个方面认真思考了这项非常重要的提议，它与近来我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有关。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无法亲自参加这场极为重要的示威活动，理由有二：
首先，我还是一个德国公民。其次，我是犹太人。关于第一点我须做些补充：我曾在德国机构工作，在德国始终被视为可靠的人。无论我对德国正在发生的可怕事件感到多么遗憾，对政府授意犯下的可怕错误表示多么强烈的谴责，我都不宜亲自参加由外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发起的活动。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请您设想一位法国公民遇到了类似情况，要同一些知名的德国政客联合起来抗议法国政府的行动。您即使承认这种抗议完全正当，大概也仍然会把自己同胞的做法看成一种背叛。假如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110]发生时觉得有必要离开法国，他也肯定不会参与由德国官方人士发起的抗议活动，无论他对此可能多么认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为国人感到羞愧而已。
其次，如果反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完全是出于人道情怀和对正义的爱，这种抗议就要有价值得多。这并不适用于像我这样一个视其他犹太人为弟兄的人。对我来说，对犹太人不公正就等于对我自己不公正。我在自己的事情上不便裁判，而只能等公正客观的局外人做出裁决。
这些便是我的理由。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向来赞赏和尊重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它是法国传统最高贵的特征之一。
[109]以下是爱因斯坦对受邀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一场反德国排犹主义示威活动的回复，收录于1934年《我的世界观》。
[110]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趁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一直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史称“德雷福斯案件”。————译者注
致华沙犹太人区战争中的英雄[111]
在抵抗德国有组织的谋杀过程中，他们作为犹太民族的成员英勇牺牲。这些牺牲加强了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凝聚力，在苦难中共同努力，为实现更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奋斗，先知们明确而坚定地把这种社会树立为我们的目标。
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消失殆尽，那么整个德国民族要为这些大屠杀负责，必须受到惩罚。纳粹党身后是德国民众，希特勒在其著作和演说中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可耻的意图之后，德国民众选择了他。在所有民族当中，只有德国人未做认真抵抗来保护无辜受害者。当他们被彻底击败并开始哀叹自己的命运时，我们绝不能再次上当受骗，而应牢记：他们故意用他人的人性，来为他们对人类犯下的最后也是最严重的罪行做准备。
[111]载《波兰犹太人协会会报》（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olish jews, new york,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