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求进取 学涯思变
休息的间隙,我赶忙回家看看。
当时全国农村已经都实行了公社化、大食堂。桥靠的村民也实施同劳动,同在大食堂吃饭。
我回到家时,屋里院里冷泠清清。几件生锈的旧镰刀、旧镐头、破铁锅,用绳子穿在一起,挂在仓房的门头上,大概准备上缴顶任务。
不多时,母亲和弟弟妹妹回来了。饭篮子里是他们的午餐。每人半斤面的大馒头、一碗大炖菜。
继父是贫雇农,成份好,分配了个好差使,在食堂做饭、打饭。
有这个条件,弟弟妹妹打饭时不用排队等候,而且菜饭总是满满的。
我问为什么不在食堂里吃饭?妹妹说刚开始是在食堂一起吃,后来大伙反映,人多饭桌少,晚来的人了净吃冷饭凉菜,后来社里允许把饭打回家去吃。
五六、五七、五八这三年,全国粮食大丰收,所以当时公社食堂的饭菜都很好。白米白面管饱,菜里还能有点肉。在吃喝上人们不太计较,认为好日子已经到来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高度的政治热情让人变得头脑发涨,所以当饥饿即将来临时,人们根本没有那种危机感,也不知道是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苦战终于叫停了。
据说,全国已经完成1070万吨钢,不用再炼铁了。
我们也开始复课,调整状态。
长时期的劳动反而让人不愿意再拿画笔了,音乐科的说弹钢琴手指都不会打弯,拉二胡手臂都发抖。
这段时间我一头扎在书堆里,看了不少古今中外名著。
师院图书馆是全自治区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一个书证每次可以借十本书,可能是受教学思想的影响有关。什么都学苏联的。
我草草地浏览了几部中国古典名著。什么红楼梦、水浒、醒世恒言以及茅盾、巴金及鲁迅的杂文,便集中精力攻读了一些俄罗斯文豪的名著。像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湟夫,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颇喜欢契诃夫的作品,几乎把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搜索光了,翻译的太好了。
后来又把一些现代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卫军》, 绥拉斯贵兹的《铁流》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一本挨一本贪婪地咀嚼着,像给自己补充营养似的兼蓄并收。
继而,又扩大了些视野,选读了一些欧美的大文豪的代表作,啃了几部有:沙土比亚的戏剧本,巴尔扎克、莫泊桑、塞万提斯、狄更斯、雨果、海明威等,都是厚厚的大部头。
这是一本有着红色封面由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著的《金蔷薇》 歆文集子。先是在系里老师之间神秘的传阅,后又罕见的传到学生手里。
我看这本书就是马得林专门推荐给我的。马小声神秘地跟我说:“看看吧,写的棒极了,比你看十本小说的收益不在以下”。接着又略带炫耀的说:“这书是高老师借给我的,老师说咱们班太可怜啦,专业基础那么差,文学艺术理论底子又那么簿,接受能力差异很大,不是老师不教,而是没法教,光知道死抠课堂那点东西,不知道功夫在身外的道理”。
当我细细地阅读这部珍品时,真像马得林所说那样那么感人。都是描写音乐家、画家、艺术家的趣闻轶事。有贝多芬的、有莫扎特的等。
一篇篇散文故事,每个故事文笔都是那么优美流畅含蓄,给人以温馨睿智富有哲理的启迪,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马得林向我示好是有缘由的。马得林、马振祥这两个回族学子均是赤峰上来的,经过三年寒窗的磨砺在专业上是脱颖而出的两匹黑马。
马振祥岁数较小,比我还小一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大小孩。性格绵柔内向,一头天生的浓密的卷毛黑发,更像是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跟人说话时总是怯生生的谦逊地微笑着,很招班里大女生们的喜爱,都叫他“小马”。
因为这一头让人误会的卷,曾引出一段悲情史。
记得是在一年级的后半学期,在一次全系师生生活会上,老革命系主任张继堂严厉地批评了音乐科和美术科的年青教师在着装上有的是太讲究、太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其实是暗指冯凤先生又抹口红又穿高跟鞋。美术班的年轻老师又太不讲究,奇装异服拉拉塌塌。穿花格衬衫还留小胡子、披长发,有的学生还模仿老师把头发卷得乱七八糟,像羊羔子皮不男不女。其实就是在指马振祥。
小马蒙冤背着大伙哭了一场,一咬牙推了个短短的平头,让同学们吃惊不小。但事与愿违,三几个月,头发长的更茂密卷更盛。大家明白了,这是遗传基因,不争的事实,改变不了。至此小马算是维护住了尊严。
马振祥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过人的能力,有着超常的记忆。他不常看书,但是每天必光顾一次学校的报刊阅览室,而且是专门浏览各大报时政要闻,重要事件过目不忘。
一次我问起马得林一件时事旧闻。他说这事你得问小马,他是这方面的百科专家。我问及小马,果然毫不迟疑地把时间地点,以及有关人物准确无误的告诉了我,令我赞叹不已。
再说说马得林,他比马振祥要大两岁,五短身材大脑袋,据说也是家境不佳,性格磨练的少年老成,工于心计。
他和小马都来自赤峰,又是同族同姓,又住在同一宿舍,同一食堂,时时可见马得林在呵护着小马,而小马也显得事事依顺,所以都认为他们可能有亲戚关系。
故称马得林老马,马振祥小马。
二年级时全院搞教学改革,名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除了扩大农场外又投资办了个生化肥厂,各系师生轮流参加劳动。
艺术系师生也不甘落后,请来个调琴师兼制作修理钢琴。买了不少制琴专用的珍稀木材,砌了烘干炉,在烘干木材的期间,制琴师制作了第一台小钢琴,请来了院领导剪彩验货。
小钢琴外观造型优美,喷漆考究。冯先生当场演奏了一曲,验证了小钢琴优良的音质。院领导拍手称赞连声说:“好!好!艺术系自制钢琴看来路子走对了”。
音乐专业独领风骚,美术专业的只有埋头苦干了。
系里高薪从荣宝斋挖来了个装裱师傅,从我们班女生中挑选了几个伶俐的给张师付当助手做徒弟,学习拓画、裱画。
跟了很长时间,也只是学会了些打浆蝴、裁纸之类的普通打下手的活。想跟荣宝斋师傅学手艺太难了,几乎每道装裱的程序都有秘诀,岂能轻易传授。
张师付在作坊里不过是个中上水平的匠人,多是做些大路活。精致、名贵的还有手艺更高师傅做,轮不上他了。不过张师付的手艺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张师付初到时,卢宾主任安排了一个观摩表演,只限美术专业老师和部分学生观摩。是两幅书法作品开幅都很大。开始至终只师傅一人干活。
前期的准备工作似乎很磨叽,不紧不慢。抽着烟,端着小茶壶一边和卢宾说着话,一边手里娴熟而精准的剪裁着画面和拓纸等。其实到他们这级别,不用亲自动手,都是徒弟的活。
一切都就绪了要开始托画了,以下每一步都带有表演的性质。预先将桨糊稀释好过滤到一个钵子里,用大号的羊毛排刷蘸几下放在一旁,将画扣放案子一头,然后端起一碗清水含了一大口猛的向画面的上方喷了去,形成一层网状的雾珠均匀的洒落在宣纸上,宣纸着湿后平展地浮贴在案上,这时张师付已拿起羊毛排刷,在钵子里转了几下清彻如水的桨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疾速地横竖交叉地刷刷几下,动作干净利索。
片刻间,一张经糊水浸透字迹清晰可辨的书法平展展的没一丝绉褶的渐显在案上。随后用一块净布拭去了溢出的余液,然后移步到放宣纸的案边,揭起一张闷潮了的四尺生宣,用一根比筷子稍长的竹纤轻轻一挑,将纸搭在右肩臂上,走到画面前将宣纸一抖一轮,宣纸平平稳稳地盖在画面上。
上下左右均匀余出二指到三指宽的白边,不偏不倚、整整齐齐。这就是功夫。
随即拿起棕帚又是横竖交又刷刷地几下,扫平了托纸,用棕刷压了一遍又用光滑的木托左右反覆碾压一遍后,缓缓地揭起画纸,用牛皮纸条将托好的书法封固在一块竖立直的板面上。
整个前后过程不足十分钟。真是看的让人叫绝,简直跟变魔术一般。
下边一张似乎比头一张要快的多,转瞬间还没看仔细便告成。
张师付说荣宝斋像他这样的师傅不下几十个,手法慢的是待不住的。还说看功底还是在拓画这块,后面复背、裱绫子装轴那是精细活是另一种路子。
遗憾的是因是画未干,后面的几道工序没看成。
美术科随即成立了个模具装裱车间,高帝老师和其他几个年轻老师担任技术指导,又抽了几个体格好的学生当徒工干粗累活。
马得林就是这时跟着高帝学翻模的。我和熊文义、罗大业等六七个所谓基础较好的被外派到内蒙教育出版社,给小学低年级课本作插图,就是画点小猫、小狗、桌椅板凳之类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学习、运动、学校、社会大冲撞时期,深感到自己知识的缺乏,求知欲望很强,所以挤时间看了不少书。
学院搞了个校刊,由学生会主办,聘我为通讯员,给刊物搞点插图,花边设计什么的。
所以系里的美术资料阅览室是我课余必眷顾的地方。把资料室里的书刊画册几乎翻遍了。
国内名画家的画册至到国外的画册,特别是苏联的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画派的油画翻来覆去的欣赏品味着。
马得林也是资料室的常客,偶尔两人交流几句,发现其见解不俗,颇有独到之处。
一次我在翻阅《特列恰科失画廊藏画集》时,我俩评论着列宾和苏里科夫的画的色彩时,马得林低声地对我说:“列宾的徒弟谢洛夫的色彩比他厉害多啦”。我反问他:“听谁说的?”马环顾了四周凑近我悄声说:高老师说谢洛夫、柯洛文他们都是到法国学过画,受过印象派影响,色彩方面比他们老师不知好多少倍。巡迥画派是好,但不是最好。只是代表俄罗斯的一个流派,当时主流派是法国印象主义。他们的色彩和绘画观念都是超前的。
当年还是处处学苏联,什么都是老大哥的最好,涉及到点西方现代派的东西就谈虎色变,老师是绝对不敢向学生灌输这些的。
我们经常在阅览室见面,交流的机会也多了。我看我的油画册,他寻找版画集。
一次他拿着德国女版画大师柯罗惠支的版画集走到我跟前说:“其实绘画就是两种美,一种色彩美,一种黑白美。黑白美更能给入无限想象的空间,比色彩更具魅力。”
我问他听谁说的,他说是胡老师说的。“我正跟胡老师讨教版画方面的知识,胡老师让我多看看古元、颜函还有柯罗惠支的作品,特别是克罗惠支的版画。虽然出自女性之手但气度和刚济远在男人之上。能读懂了,说明你已有很大进步。
我听他说的有点玄乎,便问他:那你是读懂了?他摇摇头说:目前还是似懂非懂。
我们又把话题转向了两位插图画家,一个是苏联《星火画报》的平基塞雄奇,一个是中国《新观察》的江滢。
平基塞维奇的风格粗犷老辣,多用软笔黢擦,黑白关系处理的非常巧妙,人物形象刻画非常好。
江莹作画时是钢笔和毛笔并用,人物造型很准确,在表现人物体积感和光影关系时,明暗交界线找的很准,暗部即用优美的竖排线概括处理下,虚实关系显得很舒服,不舍其为独特的风格特点。
有时,我在课余模仿他作过几张练习,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是学平基赛雄奇的画法觉得难多了。
我和马得林为此切磋了多次,一遍一遍地临摹着还是不像。忽然一天马得林找我说他找到感觉了,他说原来这是个作画习惯。我们中国人用毛笔是直握笔,笔杆是垂直的,讲究中锋运笔,线条要园润厚实饱满。而外国人画油画都是横握笔。使用园头软笔,也是横摄着笔杆,用偏锋,笔锋粗犷苍糙。
认识统一了,再以实践演练一番,真是立竿见影,一下子平氏的风格就显现出来了。
马的悟性之高让人佩服。我说;“行啊老马,你是才不外露啊。”他故作谦虚地说到:“那里那里,我不过是只笨鸟,得比别人多一花点功夫,你才是无师自通。”
两人互相吹捧几句后,老马从兜里掏出一本《草原》杂志。这是内蒙出版社主编的唯一的一本汉文文学期刊,刊物的封面都盖着内蒙师院图书室的印章。我知道阅览室期刊是不外借的。
他见我眼盯着封面审视着,诙谐地说:“秀才偷书不算偷,用完归还。”不以为然地干笑了两声,然后用商榷的口吻说:“里面有哈斯乌拉的一篇短篇小说,写的不错,咱俩合着搞一套连环画你觉得咋样?”“我没啥异议,这不是好事吗!说说你的具体想法。”我回答道。
老马把他的想法细说了一遍,意思是他负责文字编写,我负责绘画。在人物造型和构图上我远在他之上,是我的强项,这是他恭维我的话。他说他还可以帮我勾勾墨线定定稿,我说先试着搞搞看。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浏览下小说内容觉得蛮有意思的,萌动了一次创作欲望。着手前,老马说画连环画时一定要避开众人耳目,隐秘的进行。
我搞草图一支铅笔几张稿纸,我睡的是上铺,爬着勾画了几个中午搞出来了。
老马用墨笔定稿,又是墨盒又是毛笔,还得用桌面,目标太大了,难免要被同学发现。他早有安排,疏通了他们回民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在食堂一块僻静的角落支了摊,既清静又安全。
稿件寄出后,我是不抱什么太大希望的,倒是老马显的有点焦虑。每天都往校院大门的传达室跑两趟,查看下有没回信。他说必须得第一时间取回信件,晚一步通告栏的小黑板就给“曝光”了。防微杜渐,小心为是。真是有心计。
终于有一天,他兴冲冲地把我领到宿舍外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我说:“选上了,有两幅需要改改,改动不大,我来办吧。”
半个月后,连环画报社给我俩寄来了两本期刊,上刊登了我俩署名的一组黑白连环画。画幅不多,只十三幅画。稿酬也很少。但对我俩来说已很满足了,一种沉甸甸的获得感。
我俩暗自庆幸,直到此时尚无一人晓知此事,就连跟老马终日形影不离的小马也被蒙在鼓里。
我俩趁热打铁,又如法炮制地制作了第二套,也是反映牧民生活的连环画。
很快又给发表了,而且连环画编辑部还给我们寄来了一个脚本。内容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巴林旗的摔跤手的传说,还附一页便函征求下我俩的意见,是否有兴趣跟他们合作,出版一本连环画册,名字叫《巴林摔跤手》。
我当时的心态是比较平静的,搞亦可,不搞亦可,都无所谓,不就是画本小人书嘛。
可老马表现的很亢奋,再三向我解释,这个机会可不一般。这是国家级别的出版社,如果画册出版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了著作,有了版权所有权。这可就不是那星星点点的稿费能比的了。
又跟我讲了一些出版方面的事。真可谓姜还是老的辣。
他跟我商榷了一下,随即给出版社复了一封欣然接受的信函,准备尽快投入创作。
有一句在当时很流行的哲理名言叫“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我俩正信誓旦旦着手准备构思未来的大作时,突然学院的勤工俭学活动来了个急刹车。
据传勤工俭学搞了两个月,效果并不好,学院投入不少财力,却入不敷出,亏损不小。荒废了学业还造成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浪费。
系里的两位高薪聘用制琴师和装裱师供养不起,经上级领导部门协调回原单位去了。
但勤工俭学的方向是不能否定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所以学校准备举办个大型的成就展。各系都要有展馆。
艺术系全体师生,肩负起最大最主要的综合馆的设计、制作、装裱等主要任务。加班加点、挑灯夜战,一干就是二十多天,展览终于如期举行。
主展馆设在综合楼一楼大厅,大厅布置的气势恢宏。有不少领导的题词。其中央位置悬挂着年过七十的邱石冥教授的一巨幅丈宣大写意:一个个硕大的大南瓜,爪蔓爬满藤架。题款是勤工俭学硕果累累。装裱的精美大方,篇幅接天连地气势浩大。
院领导们观赏时连连称赞。国画老师张杨系中央美院毕业的高材生,赞叹道:“邱先生年逾古稀尚有这般大手笔、高境界,真是令晚辈汗颜。”
邱石冥是我国国画界元老派人物,差不多和齐白石、陈半丁、缚抱石等齐名。民国时期曾任北京京华美专校长,传说和齐白石是把兄弟。中国画造诣很深,特别是在花鸟画小写意上颇有建树。
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总是挎个小篮,内放笔砚,从不用黑板讲课,而是任意坐一位学生课桌上,铺上宣纸边示范边讲解。
只要有学生讨教的,即刻坐下边辅教边演示,一堂课下来很少间歇。
身教重于言教,学子受益匪浅。特别是国画专业的学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两张邱先生的辅导作画时留下的手迹。
跟邱先生脚前脚后调过来的高令教授,还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王之江教授和音乐学院的何教授。
他们情况是年事已高,精力所限,得给年轻人让路,所以跑到边疆发挥余热。
当时国家还没有形成退休离休的政策法规,来到内蒙古区,教育厅如获至宝,给予很高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