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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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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录下

    周清叟廉夫所录

    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

    圣人教人只是就日用处开端。如孟子言徐行后长,可为尧舜。不成在长者后行便是尧舜。怎生做得尧舜样事,须是就上面着工夫。

    学者不着实理会,只管看人口头言语,所以不能进。

    知道则末即是本,枝即是叶。

    李伯敏敏求所录

    近日向学者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夫人勇于为学,岂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着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诚悫,言似不能出口者。谈论风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恶之。

    不曾行得,说这般闲言长语则甚?如此不已,恐将来客胜主,以辞为胜。然使至此,乃师承之过也。

    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

    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复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方可谓之学问。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刚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刚制于外,而不内思其本,涵养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当,何须刚制?”

    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其广,吾立身于其中,须是大做一个人。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圣贤垂教,亦是人固有,岂是外面把一件物事来赠吾友?但能悉为发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贵,不失其所以为人者耳。

    伯敏问云:“日用常行去甚处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贵至厚,自然远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

    伯敏云:“非僻未尝敢为。”先生云:“不过是刚制在这里,其间有不可刚制者。如此将来亦费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伯敏问云:“以今年较之去年,殊无寸进。”先生云:“如何要长进?若当为者有时而不能为,不当为者有时而为之,之个却是不长进。不恁地理会,泛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

    格物是下手处。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

    季绎与显道一般,所至皆勉励人,但无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门户,其学为外不为己。

    世人所以攻道学者,亦未可全责他。盖自家骄其辞色,立门户与之为敌,哓哓腾口实,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

    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程士南最攻道学,人或语之以某,程云:“道学如陆某,无可攻者。”

    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

    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使其所变果善,何嫌于同?

    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或言介甫不当言利。夫《周官》一书,理财者居半,冢宰制国用,理财正辞。古人何尝不理会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谓利耳。

    或曰:“介甫比商鞅如何?”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成事,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

    伯敏云:“目今未尝敢废防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

    邵尧夫诗云:“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发光辉。”磨砻锻炼,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进无已。

    今吾友死守定,如何会为所当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友未博学,焉知所行者是为当,是为不当?

    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动心,岂非难事?只是依旧不是。

    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尝硬把捉?

    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

    孔门唯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有心于枝叶,不求实处。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

    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说得,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岂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别。

    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

    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划地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

    当吾友适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

    集义只是积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若行事不当于心,如何得浩然?

    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尝不同。如“未尝有才焉”之类,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我之所无,不敢承当着。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胥为禽兽。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

    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呈所编《语录》,先生云:“编得也是,但言语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

    人谓某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某教他读《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

    包扬显道所录

    一实了,万虚皆碎。

    存养是主人,检敛是奴仆。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

    须是有智识,然后有志愿。

    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

    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虚过日月。朋友讲学,未说到这里,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饭流羹而问无齿决。

    古之君子,知固贵于博,然知尽天下事,只是此理。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巢摸人言语的与他一般是小。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问:“颜鲁公又不曾学,如何死节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将学、将道看得太过了,人皆有秉彝。”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拾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耳。

    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月令人一观,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话闲话,所指人病皆实病。

    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两国讲和。先生因叹不用兵全得几多生灵!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

    显仲问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气禀清浊不同,只自完养,不逐物,即随清明。才一逐物,便昏眩了。”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囗侄问:“乍宽乍紧,乍昏乍明如何?”曰:“不要紧,但莫懈怠。紧便不是,宽便是。”

    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世欲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

    (朱子)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

    古人朴实头,明播种者主播种,是乐者主乐,…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江泰之问:“某每惩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能暂不能久。请教。”答曰:“但惩忿窒欲,未是学问事。便惩窒得全无后,也未是学。学者须是明理,须是知学,然后说得惩窒。知学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常人惩窒只是就事就末。”

    学能变化气质。

    谓天理人欲,非是。人亦有善恶,天亦有善恶,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不是圣人之说。

    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发奋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

    一行数甚妙,聪明之极,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

    优裕宽平,即所存多,思虑亦正。求索太过,即存少,思虑亦不正。

    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学者第一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学便是志此,然须要有入处。《周南》《召南》便是入处。

    《周南》《召南》好善不厌,《关睢》《鹊巢》皆然。

    睢鸠在河之洲,幽闲自重,以比兴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自养亦须养德,养人亦然。自知亦须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外,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

    《汉书食货志》后生可先读,又着读《周官考工记》。

    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扶渡子讼事来。”曾充之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为谁打关节来。”只此是学。

    某今亦教人做时文,亦教人去试,亦好人发解之类。要晓此意是为公不为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

    只要当奖即奖,当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为之,便是私。

    见人收拾者,又一切古执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开。此处难,不收拾亦不得,收拾又执。这般要处,要人自理会得。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只就近易处着着就实,无尚虚见,无贪高务远。

    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

    事好,心却不好。

    王遇子合问:“学问之道何先?”曰:“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请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说性善性恶、伊洛释老,此等话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会此说,所以不答。”

    詹阜民子南所录

    今所学果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阜民既还邸,遂尽屏诸书。及后来其不可,又问。先生曰:“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此后煞有甚事。”

    阜民曰:“昔尝见南轩张先生所类洙泗言仁书,考察之,终不知仁。”

    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今之读书谈经者,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意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

    某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荆州日录

    汤放桀,武王伐纣,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义。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琴所以养吾之德性。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

    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

    人各有所长,就其所长而成就之,亦是一事。

    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

    必至于有诸己,然后为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已知道时也。虽有知,未多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纵,或作或辍。至三十而立,则无出入、明晦、警纵、作辍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见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纯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发一论,无非泛说。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此皆己之不实,不知要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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