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3章 年上海虹口“10·6”特大凶杀案侦破始末
1993年10月6日深夜，上海虹口区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主管刑侦副局长通知侦查员们迅速赶往现场。
现场在虹口区天潼路478弄内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当侦查员们走进一楼的西厢房，扑面而来的是满目狼藉，柜橱的抽屉散乱在地上，旁边的卫生间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浸泡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临终前痛苦挣扎的神情令人不忍目睹……
分局的技术人员在一丝不苟地勘查现场。同时，侦查员开展现场调查访问。脸上挂满了悲伤而悔恨泪水的死者父亲在不断地叙说着事情的经过：那晚，他因邻居秦某之邀去搓麻将。搓到10点多钟，正酣战的他bp机响了，他赶紧请观战的牌客代替，起身回家回电。谁知打开家里的房门，他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预感大祸临头，“涛涛！涛涛！”他大声地呼喊着儿子张海涛的小名。但全然没有回应。他转身冲进儿子的房间，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涛涛！”他急泪夺眶地冲进卫生间。此时，他的腿软了，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躺在浴缸里的儿子再也不会绽露天真无邪的笑容了……
一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结束了，但结果却让侦查员们极度失望和愤怒：
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脚印———说明已被作案者临走前擦拭殆尽；
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指纹———说明作案者很可能是戴手套作案……
未能取得可供确定侦查方向的痕迹物证，留给的线索只是：死者系被他人掐颈而死，然后移尸卫生间浴缸；现场被劫中外货币（计15万元人民币）、大量金首饰和两架照相机。
5个多小时的调查访问工作初步告一段落。
分管局长立即召集侦查员开会讨论。侦查人员以各自的思路、直觉、睿智、经验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被害人的父亲是晚上8点多离家去邻居秦家搓麻将的；而9点左右，死者的婶婶还见过被害人；他父亲10点多回到家，案子已发生，说明发案时间就在9至10点间。而按照当时的惯例，这个时间段很少发生上门抢劫案。由此看来，罪犯是事先摸准了被害人家中的情况才下手的；
案发地是一幢老式石库门住宅，人多嘈杂、结构简陋，在此实施暴力犯罪要冒很大的风险。这说明凶手是胆大妄为的家伙；
现场出人口无撬压痕迹，凶手很可能与被害人相识，敲门入屋；被害人家住在这幢楼的西厢房，而整幢楼住的都是亲戚，各家间的墙壁隔音效果特别差，在如此差的作案环境中，又是在如此容易被人察觉的时间段里实施杀人抢劫犯罪，说明作案人作了精心严密的预谋；
凶手在作案中采取掐脖、绳勒、捂嘴等暴力手段，置被害人于死地，手段极其凶狠残忍，而且在搜寻财物时非常仔细，逃离现场时又放水、放煤气，以破坏痕迹和嗅源等，这些说明凶手作案相当老练，藏在虎狼般凶狠残忍背后的是狐狸般的狡猾。
被害人的父母在日本打工多年，其母现仍在日本。其父张某回沪后好露富，经常骑着一辆光彩照人的“太子”摩托车招摇过市。凶手选择目标如此明确，说明他们和张某熟识。
由此得出：此案系熟人所作，或由“牵线搭桥”者勾结他人作案。
从凶手在预谋、实施犯罪过程中暴露出的思维定势、行为特点、作案习惯等分析，凶手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中青年男性，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作案；
2、具有较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必有前科劣迹；
3、必定与被害人家熟悉甚至有交往。
据此，侦查工作的重点围绕张家的社会关系展开，其中当晚与张某一起搓麻将的人为重点中之重点。
此时，一个硕大的问号始终萦绕在侦查员的脑海里：张某为何偏偏在这段时间里外出搓麻将？是否有人在使调虎离山计？
据张某说，他当晚完全是碍于情面。因为秦家姐妹已经约了他好几次，前几次他都以装修新房太忙而回绝了。当晚的麻将“搭子”中还有一个叫杨国柱的男人，是秦的相好。传唤时恰好杨不在家，而调查结果显示，杨是个“老官司”。会不会是杨指使秦去邀约张，以达调虎离山之目的呢？如果是，那么他又是如何抽身去作案的呢？
姓秦的女人在回答询问时说，两个多星期前，杨国柱就说让我们把张某请来搓麻将，约了几次才约成，谁会想到又会发生那种事。
问她杨国柱搓麻将时，中途是否离开过？
她低着头想了好一会，终于想起来了：“中间出去过几次，第一次出去到附近的烟杂店换零钱作筹码，第二次是帮一个麻将客把孩子送回家，还有两次是去为大家买点心等，第五次说是回家了一次。时间都不长。”
正准备再次传唤杨国柱，他却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分局大门。
未及询问，他就抢着解释道：“1990年底，我住地的户籍警带着两位‘市局’的人来找我，说是了解浙江富阳一起杀人案案发时我的去向。我明明白白、详详细细地说清了，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谁料这次发生了杀人案，又把我牵进去了，岂不是‘触霉头？”天下竟有此等巧事？
专案组马上布置侦查员立即去找杨住地户籍警了解情况，一面与杨周旋，让其说清5次离开麻将桌的去向。
很显然，杨国柱是有备而来，他对答如流：第一次，我见桌上没筹码，就到附近的一家烟杂店去换了点硬币；第二次，是因为我看见一个搓麻将的客人和老婆闹矛盾，老婆把孩子送来往他怀里一塞就走了。为了不影响大家打牌，我抱起孩子帮他送回了家；还有一次出去是回家上了趟厕所，来回大概有一刻钟……
他还强调，张家发生不幸后，是他陪着张某一起到虹口分局报的案。
出去查访的侦查员纷纷回来了。杨国柱的疑点骤然上升。
杨说他那天晚上9点多曾回家上过厕所，但其母却一口咬定他晚上离家后就没回去过。
5次离开麻将桌，前后15分钟。
这矛盾百出的15分钟就成了一个谜团，更何况这15分钟与凶手作案时间离得很近。
据杨住地户籍警介绍，那次，浙江富阳警方派员调查杨时，由于疏忽了警号的地区差别，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刑警，被杨识破，杨便向他们提供了他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一张从浙江开往上海的火车票，而且是从单位财务账簿里找出来的，以证明他那次是因公出差。至于该案的详情户籍警也说不清。
专案组立即派侦查员赴浙江富阳了解当地那起血案的详情。
果不其然。富阳外调带回的消息令专案组顿然振奋：被害人是富阳乒乓球厂厂长李纪仁的妻子和12岁的女儿。李是杨的相好秦某的亲戚，李、杨是经秦介绍认识成为生意伙伴的。案发前一天，杨曾到过李的厂里谈业务，而李那几天都出差在外。案发现场，勘查人员发现，作案人逃离前曾浇水、浇酒，以毁灭脚印等物证痕迹，而且现场也没取到手印。据当地警方分析，凶手是在晚上11点多钟，李家一场麻将大战结束，客人离去，主人熄灯后，才闯进去实施杀人抢劫的。由此看来，作案人事先是经过精心设计预谋的，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简直如出一辙！至此，基本确定杨国柱是凶手之一。但是，他在作案中究竟是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杨很可能是个出谋划策、牵线引路的人物，因为，要在15分钟时间里完成杀人抢劫、销毁痕迹、物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快案情分析会再次召开，侦查员们达成了几项共识：
——浙江富阳“11·29”、上海虹口“10·6”两案肯定与杨国柱沾边，但决非杨一人所为，必然还有一人以上帮手；
——按杨的经历及反侦查能力分析，上述两案极有可能由杨一手策划、导演，甩线头指使他人作案，因而应围绕杨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的狐朋狗友展开缜密侦查；
——针对杨反审讯能力强的特点，采用逐步施压的心理战术，密切注意杨的反应变化，捕捉攻坚审讯击溃他的时机；
——抓住杨可能未具体实施杀人抢劫行为而必然造成的逃避极刑之侥幸心理，展开分化瓦解其攻守同盟的攻势，争取从杨身上牵出实施犯，再从实施犯身上对杨杀回马枪。
经过缜密的分析，专案组制定了分层次的攻坚方案：
首先，抓住杨到案后被关押3天不吵不闹镇静自若这一似正常实则反常的举动，发动第一攻击波；
然后，抓住杨15分钟内上厕所时间的2次不同的解释这个漏洞，发动第二攻击波；
最后，抓住杨可能未亲自实施杀人抢劫作案，故必然存在的侥幸心里，发动第三攻击波。在紧张的审讯中，杨国柱先是木愣，继而眼神中闪现出掩饰不住的慌乱，最后终于克制不住地流出痛苦绝望的眼泪，开始交代了……
半年前，杨国柱和妻子分居闹离婚，同时在外面寻觅“方向”，搭识了被害人的邻居秦某。两人关系很快向纵深发展，如胶似漆地同居起来。对金钱的贪婪使他对周围的人特别“关心”。自从在麻将桌上认识张某后，他就对张某的一副财大气粗的派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对张某进行了一番深人的“考察”，了解到张某去过日本，而且其妻至今仍在日本留学，便起了歹念。
9月29日晚，他来到服刑期间的狱友、家住南市区的马伟民家中，详细介绍了张家的财情后，两人一拍即合。一起商定邀河南来沪打工的宋创业合伙作案，计划由杨设法请张某到秦家打麻将，然后由杨通知马，由马具体实施作案。
9月30日，10月4日、5日，杨连续多次催秦去邀张打麻将，都被张某以家中搞装修没空回绝了，因此一直没有下手机会。
10月6日晚，杨在秦家吃完晚饭后，即催秦去邀张打麻将。不一会儿，秦回来说，张已答应晚些时过来。杨心中暗喜，马上骑自行车赶到马伟民家，让马与宋做好准备，在河南路、海宁路口的车站等候他的行动通知。
一切安排妥当，他赶回秦家筑开方城，不一会儿，就由秦替下他，而他假意忙着倒茶、买烟、买点心，进进出出，不亦忙乎。当牌桌进入酣战的9时30分时，杨趁机溜出，一路小跑将马、宋领到张家，而后于9时45分悄然返回牌桌。
通过对马伟民的外围侦查，发现，他每天上下班很正常，说明他还没有任何察觉。次日凌晨，专案组确证马在家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酣睡中的马堵在了床上。
马伟民自知事已败露，便交代了“106”案全过程，并供出宋创业现在申城贸易公司打工，并说宋身强体壮，会武功。
专案组决定智擒宋创业。布置一名侦查员以马伟民的朋友名义将宋从公司大楼里骗出来。果然，宋中计，待他走出大楼，早已作好准备的我们一拥而上，打了他个措手不及，给他戴上了铮亮的手铐。
至此，“10·6”特大抢劫杀人案已圆满地侦破。
然而，萦绕在专案组脑际的疑问依然没有散去：浙江富阳的那起杀人案难道仅仅是作案手段的巧合吗？杨国柱已经没有余罪了吗？
不，不可能！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
专案组决定实施“离间计”，来个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重任交给了经验丰富的马冬江副支队长。
三个小时后，杨国柱便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浙江富阳那起凶杀案的案情。
富阳杀人案也是经过杨国柱精心策划的。他事先打听到李纪仁厂长出差在外，要好几天才能回家，就和马伟民两人赶赴富阳。他先到乒乓球厂，说是送货，实则是为了露一露面，然后又让人看见他赶回县城了。在县城，他与马会合，乘摩托车赶到轮渡站，乘最后一班轮渡过了江，然后躲在离李家不远的稻田里，等待夜深人静时再下手。
这天晚上，李家麻将大战硝烟弥漫，直酣战到深夜11点才结束。客走人散，李家熄了灯。杨国柱见时机成熟，就上前去敲门。李妻哪知恶神上门，听到是熟人，便开了门。两人闯进去，先将李妻扼死，然后再冲进房间把李的12岁女儿扼死，然后翻箱倒柜，劫得人民币3万元、存折20万元、金戒指一只，之后在房间里洒酒、洒水，以破坏嗅源，毁灭痕迹和物证。
杨国柱事先买好了案发当天回上海的火车票，以证明自己发案时已离开。果真，当浙江警方调查他时被他蒙混过关。从此，此案便成了悬案。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杨国柱只顾自己抢先交代争取立功以免一死，却未考虑过马伟民也会抢“跑道”。一个小时后，当马伟民得知富阳案也东窗事发时，不禁大骂杨国柱“出卖朋友”。在侦查员晓以利害的循循善诱下，他也抢起了“跑道”：“我们还有案子，是杀人案。”
1991年12月初，他和杨国柱瞄上了南市区大华烟杂店的个体业主余某。经过几次“踩点”，他们掌握了余某的起居规律：每天半夜，余某关店打烊，把门板上好后，都要到附近去倒痰盂。
12月19日凌晨1时许，带着铁器潜伏在小店附近的杨、马两人，趁余某出外倒痰盂，悄然潜入店内，当余某返回店里上楼准备歇息时，杨、马从暗处跃出，用铁器将其砸死。行凶后上楼准备洗劫，两人又发现余某90多岁的老母睡在床上，便一不做二不休，丧心病狂地将老太活活卡死在床上。之后，两犯翻箱倒柜劫得现金17万余元。
接着，他又交代伙同杨国柱在江苏南通所做的一起盗窃大案。
至此，在上级部门的指挥、支持下，奋战5昼夜，以准确的判断，精细的分析，高超的技巧，令人信服地一举侦破了3起特大上门抢劫杀人案，3名作恶多端却逍遥法外数年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