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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三百九十八章 南京风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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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辩论之前,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在这方面,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举不出多少实例来,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

    在后世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将这一段时期确定为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而这一次南京的辩论,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

    言必称上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同社会,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

    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但在辩论时过程中,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有理有论,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

    而在辩论的同时,《中华时报》也不忘利用这次辩论,为商毅造势,称赞商毅的胸襟开阔,能广开言路,察纳善言,并不独断专行等等,因为有事实为证,因此对商毅的声望,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安抚地方的反对情绪,也起了不少作用。

    但对这一点,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于是也引经居典,开始了辩论。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请愿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毕竟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己经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还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但己对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造成了相当的冲击,而经济的发展,也就需要新的思想基础,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己经发生了动摇,因此新思想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而且商毅需要没有利用政治权力强行推进新思想,但却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引导。更为重要的是,新思想并不是要彻底放弃旧思想,只是拋弃旧思想中一些保守、落后、迂腐的东西,加入一些开放、积极、先进的观念。因此这场辩论的成败,其实是早就注定下来的。

    但等请愿者各自回到地方之后,才发现今年的省试早己经结束了。但这一次,民间的情绪也明显平稳了许多,毕竟谁都知道了这个大势己经不可改变,因此也有不少学子终于开始认真的学习自然科学,以便在下一轮科举中有所表现。毕竟十年寒窗苦溪,不就为了一朝蟒袍玉带,出人头地吗?既然科举要考自然科学,那么就好好的学习吧。

    而这时有一些倾向于请愿一方的国会议员也来拜访请愿者,教了他们一些辩论的技巧,并且制定了辩论的基调,首先就要尽量放弃那种绝对对立的态度,尽可能模糊自己的观点,寻找对方的弱点。同时也有支持请愿方的学者也纷纷为他们出谋划策。

    第四场辩论在五月五日举行,而应各方的要求,这一场辩论设在南京工程大学举行,并且随后的辩论,将轮流在南京、杭州的大学中循环举行。而每一场辩论的谤听人数不能超过八百人,而请愿一方只能出席二百人。但在每次辨论之后,将在第一时间将辩论内容张贴出来。

    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交流、沟通的辩论,但这一次辩论最终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范围之深远,参与的人员之多,在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的决突之大,都远远超出了商毅的预期目标。

    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在辩论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施行古制”这一点中的“古制”两个字,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古代”,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还是以传说中的“上三代”才算古代。

    随后在四月份里,南京师范大学又继续举行了两场辩论,由于有第一场打底,而且各家报纸也都大加宣传,因此傍听的人员也大大增加,在第三场辩论的时候,傍听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三百余人,有一半都在会场以外傍听。其他学校,包括在南京周边地区的许多学者也都赶来傍听,而且每一场辩论之后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都会被抢购一空,一时也是万人空巷,洛阳纸贵。

    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质问请愿代表,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权力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根本就答不上来。

    而这次辩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由南京一直影响到周边地区,由其是那些请愿者来自的地方,对这次辩论犹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这一次请愿行动的成败。另外不仅仅是在南京,在许多地方,也针对这一次辩论的内容,展开了讨论,并也进行了不少的辩论,尽管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不能与南京辫论相比,但对于扩大这次新旧思想的影响力,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有众多的学者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著书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一场新旧思想的大争论,也在中国展开。

    而请愿者虽然离开了南京,但这次新旧思想的辩论却并没有结来,而是从南京一直发展到了各地方,新旧思想的碰撞,也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其中也几经起伏反复,前前后后一共进行了七十余年,一直到中华帝国的第四任皇帝继位期间,新旧思想的争论才基本结束,新的思想体系才基本形成,从而中国也正式进入到近代国家时期。

    不过由于请愿一方在大道理上确实是占不住脚,而且辩论的经验和技巧也都不如内阁一方,结果这三场辩论中,尽管请愿的一方每一次都更换了参与辩论的人员,但都明显处于下风,因此请愿的一方也有些着急了,于是也向内阁提出要求,停一段时间,好让自己一方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收集足够的资料。而内阁一方也表示了理解,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

    在南京的辩论一直到十一月十日才结束,其中一共进行了二十三场辩论,有七场在杭州的大学里举行,并且还有两场应商毅的邀请,在皇宫里举行。

    最终请愿者虽然还有所不甘心,但还是只能老老实实的各自返回地方,毕竟辩不过内阁,留在南京也没多大的意思。而内阁也好说好散,还给每人返回的路费,一切也都做到仁至义尽,也让这些请愿者没话说。

    而请愿者将“施行古制”列为第一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百废待新,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只好推到古制上面,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结果弄得十分难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以仁义礼信治国”上。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

    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其实谁都知道,所谓“上三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一是时代久远,二是史料缺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因此就全部推到“上三代”上面去,“上三代”就是这样做的。就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是假借托上三代。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说都行。

    因为做足了充份的准备,因此请愿一方的表现就好多了,至少己经可以和内阁一方有来有往,争上几个回合,不致于全无还手之力。但在无形中,请愿一方的所持的观点已经缓和了许多,至少不和朝廷针锋相对,同时在辩论的话题上,也更多的偏向于学术思想方面,而减少了许多政治方面的味道。

    按照内阁的计划,这一场辩论是在四月十日,定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辩论的题目就是请愿的第一条: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双方各出五名代表出场辩论,而傍听的人员约有八百余人,除了请愿人员全部出席之外,其余的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南京学术屇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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