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宣言 二

    写在《植物小世界》创刊号之后

    《植物小世界》是七位小朋友合力编成，今天与大家初次见面，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不久以前，一位先生谈及本校缺少生物学教师，这个需要应待解决。我听见这话，觉得生物学教师未到校前，我们也应该充分运用自然环境来教育我们自己和小朋友。我于是非正式地和几位顶小的孩子闲谈，问问他们南瓜是怎样长出来的，绿叶对于南瓜之长大有什么关系，两种南瓜花有什么作用。这时南瓜的雌花特别少，有几位小朋友自动去找，居然找着了，讨论观察更觉得切实有趣了。于是小同志就由一两人而增加到七位了。我对于植物学的根底最浅而且完全是书本的，对于实物认识很少。所以我和小朋友只可以说是共学而不能说是教导。我们立了几条共学的原则：

    （一）从生物到书本；

    （二）从实践到原理；

    （三）从具体到抽象；

    （四）从个体到系统；

    （五）从近处到远处；

    （六）从用手到用脑；

    （七）从肉眼到显微镜；

    （八）从好玩到学习；

    （九）从不用钱到不得不用钱；

    （十）从不轻采摘到不得不采摘。

    上述原则，着重点虽分先后，但实际是分不清，大部分是交流，是相互发展。我现在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方法。

    一天我说要看看双子叶植物的发芽，请王治平去弄南瓜来培养。王治平问西瓜子是不是好替代？我说可以，他说西瓜子发芽是现成的。三周年纪念时吃西瓜摔的西瓜子正在发芽咧。他说着就走出去拔了一根来————最好的双子叶标本！

    昨天我想到，既有双子叶标本，最好还得有单子叶标本来比较。谷子发芽要等好多天，如何可以快些办到？江贵和走来，我问他，我们要看谷子发芽，你有办法吗？他说：有，买点谷种来，摆在水里。我一个钟头之内就要看谷子发芽，你能想出办法来，就算你本事好。他想了一想，向门外一看，说：田里有，割稻时掉下的谷子都发芽了。我说，好，请你拿个碗去把大的小的拔十几根来。五分钟内，他拿了回来，我看了很高兴，因为这就是不花钱的、不费时、不用等待的单子叶植物发芽标本。这一碗里的谷芽是缺少顶小的一种，仇玉良自告奋勇再去采来补足，经郭富昌整理陈列，构成谷子发芽的活动影片。

    小孩们干得很高兴，有的提议要出壁报。野心真大，学了一个星期的植物学就要出壁报，我虽然觉得他们没有把握，但是相信出壁报发表可以增加他们努力学习的兴趣，所以也赞成。这就是《植物小世界》的发芽的小史，希望大家帮助指点，踊跃参加，使它长成一个植物大世界，那就更庆幸了。

    新中国的新教育

    四种力量联合了，不单可以打退日本，并且可以造成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教育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否则就有教育也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不惟要促成，并且要推动；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斗士。

    我们的目的既定，技术如何？我们技术方面，有四个办法：

    第一，我们应该认社会做学校。破庙、亭子间、晒台、客厅、一片空地都是现成的学校，中国不须再造几千百万的学校，就有几千百万的学校。

    第二，我们应该即知即传。我们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传给别人，我传你，你传他，大家教来教去。同样，学生今日学的，今晚就可教给别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华民族小小的这一点事，你都不肯帮忙，我教了你，将来大了，也是一个败类，实在无须教你。

    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脑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我这回到星加坡，听说星加坡的中国人，十人有八人不认得字。如果十人仅有八人不认得字，有二人认得字，那倒容易。认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个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枪杆对外，大家携手、妥协，等到共同的敌人打完了再说。

    学新文字只要三四分钱，时间不过个把月，学会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报。现在广东话的、客家话的、福建话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当了。文字写出来要可以听得懂，愿意听。不过学新文字，汉字也不能丢掉。

    第四，用汉字写文章，要写得人家听得懂。最好请教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钱的：

    一是耳朵————写了文章，要读给耳朵听，看看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听得懂。

    二是老妈子————写了文章最好读给家内的老妈子听，问她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使她听得懂。

    三是人力车夫————也是一样，读给他听，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还是一样，读给他听，从中改好。

    这些先生，有时可以把我们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记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们成立一所“自动学校”，这名目已经来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诗去送他们，道：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不到三天，他们回信说，好是很好，可是里头有一个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会教大孩吗？“大孩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所以“大”字要改为“小”字，“大孩自动教小孩”一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真佩服极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从行动中生出来！

    文化网

    文化细胞虽是最下层的组织，但是光棍的细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的“文化细胞”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文化网。

    在都市里，每一铺户里的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组织一个生活教育团，继续不断地共同教、学、做，便成了一个“文化细胞”。有了这个“文化细胞”的组织，这一铺户里的人便可以活到老做到老，教到老学到老。如果一条街上之“文化细胞”都联了起来，成了一街的文化组织，再进一步，一区的街文化组织都联了起来，成了一区的文化组织，以至全市的文化组织，那便是有了文化网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称它为街文化网、区文化网、市文化网，乡下的可以称为村文化网、乡文化网等等。

    “文化网”的目的无论在乡下，或是在城里，都是要把单个的“文化细胞”联合一气，把它范围里面的人一齐捞到时代的岸上来，不使一个漏掉。

    “文化网”对于“文化细胞”负有两种使命：一是培养新的“文化使者”去创造新的“文化细胞”。例如这一条街上或这一个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家里没有识字的人，我们就可以叫每一家派一个人来，一面学一面回到家里去创造新的“文化细胞”。二是从外界吸收新血液，向着范围内的每一个“文化细胞”继续不断地灌注进去，使它们可以继续不断地生长。例如某街某村之“文化网”必得运用说书、滩簧、留声机等等，把“文化细胞”的分子每星期号召来开一次会，以磨擦出来新的精神。范围较大的区域，更可运用演戏、电影、无线电话来号召。我们要寓教育于娱乐，才能发挥这“文化网”的作用。如果到会的人觉得是单单来受测验或是受训练，不久将要变成一桩枯燥无味的事情，大家都要望而生畏了。

    文化细胞是基本的组织，文化网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从事普及教育者必须兼筹并顾，方能发生广大深刻的效力。

    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

    假使一个农家有四个小孩，只能给长子上学，余下三个孩子，一个要看牛，一个要耙狗屎，一个要在家里打杂。那个读书的儿子，渐渐地手也懒了，脚也懒了，看不起务农了。种田的爸爸、养蚕的妈妈，打杂、看牛、耙狗屎的弟弟妹妹，都不放在眼睛里了。他把知识装满一脑袋，一点也不肯分给亲人，大家也不以为奇。因为做先生是要得了师范毕业文凭才有资格。他初小毕业，欠人的债已把老子的背脊骨压得驼起来了；等他高小毕业，老子又卖了一匹老牛。他从小学考进初中、高中、师范的时候，他的老子是从自耕农跌到佃农、雇农的队伍里去了。弟弟们有的短命死了，有的长得像茅草一样了。他自己是学了师范弄不到教员做，毕业不啻是失业，老起面皮做“守知奴”，吃着没知识的人的饭，还嫌不卫生，受人栽培还骂人愚笨。这一家是难免家破人亡。

    假使这个长子进的不是消费的传统学校，而是富有意义的工学团，日里从工学团里学了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晚上便和盘托出献与父母，教导弟弟妹妹。他对于学问是贩来就卖，用不着的便不要。他认得一个字便有资格教这个字，便认定是他的责任把这个字教与别人知道。如果弟弟守牛没有回家，他便到草地上去施教。倘使父亲是个种棉花的农人，他一定想法子把种棉学术与他父亲沟通起来，他与其浪费时间学跳舞，宁可去请教人家如何选种条播。他学得几样不费钱的卫生法必定是当天传给家里的人。他是一个社会人，只是从家里出发。他其实是要把他做得到的学问立时贡献给社会。他是与社会、家庭共同长进。学问没有止境，他的进步，他的家庭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都没有止境。他是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教到老。一直到进了棺材才算毕业。一样的穷人，走的路线不同。结果是一个天一个地。

    上面所说的是穷人所走的两条路，即是穷国所走的两条路。第一条是灭亡之路，以前的中国便是马上加鞭在这条路上飞跑。第二条是生命之路，从今以后，中国必须悬崖勒马朝着这条路上走来才能起死回生。其实说破不值半文钱，只要转过头来，即是康庄大道！

    斋夫杂谈

    行是知之始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翁在毕撒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试取演讲“三八主义”来做个例子。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假使内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纱厂做过几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对于这八小时工作的运动的意义，必有亲切的了解。有人说：“为了要明白八小时工作就要这样费力地去求经验，未免小题大做，太不经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已如上述，现再举一例，证明说知也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的。

    《白鼻福尔摩斯》一书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贷的被人打死后，他的房里白墙上有一个血手印，大得奇怪，从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长。白鼻福尔摩斯一看这个奇怪手印便断定凶手是没有手掌的，并且与手套铺是有关系的。他依据这个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个手套铺楼上的科尔斯人就是这案的凶手，所用的凶器便是挂在门口做招牌的大铁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没有铁手招牌的亲知，又如何推想得出来呢？

    这可见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行知行

    谢育华先生看了《古庙敲钟录》之后对我说：“你的理论，我明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下这个知字是安得何等有力！很少的人能喊出这样生动的口号。”我向他表示钦佩之意之后，对他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他说：“有了电的知识，才去开电灯厂；开了电灯厂，电的知识更能进步。这不是知行知吗？”我说：“那最初的电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像雨一样从天下落下来的吗？不是。是法拉第、爱迪生几个人从把戏中玩出来的。说得庄重些，电的知识是从实验中找出来的。其实，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创意的把戏。把戏或实验都是一种行动。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来。那么，它的进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

    “既是这样说，你就应该改名了。挂着‘知行’的招牌，卖的是‘行知’的货物，似乎有些不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自去年以来，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欢喜喊我“行知”。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近来有些人常用“知行”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字，我不敢夺人之美，也不愿代人受过。本来，“知行”二字，不是我姓陶的所得据为私有。我现在所晓得的，在中国有黄知行先生、熊知行先生，在日本有雄滨知行先生，还有几位无姓的知行先生。知行队中，少我一个，也不见得寂寞，就恕我退出了吧。我对于二十三年来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读书与用书

    一、三种人的生活

    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

    三、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从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

    四、吃书与用书

    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何况是连日带夜地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读书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饭吃了。好，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用吧。

    用书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见婆婆。

    五、书不可尽信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书里没有上过大当的人，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论语》的《半月要闻》内有这样一条：

    据二卷十二期的《图书评论》载：《王云五大辞典》将汤玉麟之承德归入察哈尔，张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宫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内”，大明湖移出“历城县西北”。

    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王云五大辞典》，究竟是不是这样，小孩子们的报告是，《王云五大辞典》真的弄错了。只有一条不能断定，南京有内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内，因家中无志书，回答不出。总之，书不可尽信，连字典也不可尽信。

    六、戴东原的故事

    书既不可以全信，那末，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学非问不明。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有一条注解说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写的；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塾师说，朱文公（夫子）是这样注的。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宋朝人。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塾师说是周朝人。“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么，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塾师答不出，赞叹了一声说：“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岁时，母亲叫他到面前说：“儿啊！不是我有心耽误你，只因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年岁不好，柴火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都当卖了。只靠着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说：“娘说得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聚到一两个月，偷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荫树下看。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不，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关在门外的穷孩子，我们踏着王冕的脚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

    要把学习的门打开

    一个文人，不能像过去那样，长头发，衣服脏得很，烂了也不补，爱说点风凉话，这是不对的。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绉绉的样子，更不该钻牛角尖。当我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却写得出名字和样子。所以，你们要把学习的门打开。

    说书

    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因此，我从前在晓庄办了一个图书馆，叫做“书呆子莫来馆”。但是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为什么又要图书馆呢？要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但书是一种工具，只可看，只可用，看也是为着用，为着解决问题。断不可以呆读。认清这一点，书是最好的东西，有好书，我们就受用无穷了。正是：

    用书如用刀，

    不快自须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见婆婆。

    自力更生

    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自力更生’才是中国的出路。”这是多么奇怪啊！帝国主义者要想独占中国，故意制造这个“自力更生”的烟幕弹，我们倒把它用来当作救命仙丹，你能说不奇怪吗？比方有一群人走到荒野里去，遇着几只老虎，有些人被老虎压倒在地，一只特别凶猛的老虎正在那儿把他们大吃、特吃，吃得高兴的时候，还说一句俏皮话：“你们要自力更生啊。”假使这些被吃的人，毫不抵抗，别人的援助也一概拒绝，还跟着老虎瞎说，我要单凭我自己的力量翻身。天下有这样呆人呆事吗？老实说，单靠自力，不能更生。自力更生是一句谎话。中华民族应该走的路线是：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既说联合，便包含着自己应负的责任。纯粹依赖别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和别人联合的。最后我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你每次参加纪念周的时候，大概是在那儿做你的甜蜜之梦吧？不然，你怎么把中山先生的遗嘱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忘掉了呢？”

    学习外国文

    学习外国文好比配一副万里眼镜，这种眼镜，每一位追求真理的青年都应该戴，而且应该自己磨。怎样磨呢？要风雨无阻，行住不停，天天磨，月月磨，磨它五年十载，总会成功。倘一曝十寒，时学时辍，到老无成。

    比牛顿大一倍

    人类生孩子总欢喜孩子生得又白又胖。倘使生得瘦一点、黑一点，父母或朋友们对于他便要减少几分宠爱。普通人大概多少有这样一种心理。稍微懂得优生学一些皮毛的人甚至于根据身体的大小强弱，武断种子之优劣。这是一个错误。人不是一只猪，何能以肥瘦定高下？中国普通孩子生下地大概是八九磅重；新近我们有两位朋友生了一个孩子，称称只有六磅。我怕他们受了一般见解之影响，或者对于他们的小宝宝有所歧视，便写了一封信，恭贺他们说：……听说您们生了一位六磅重的小宝宝，我很欢喜。近二百五十年来领导自然科学之权威牛顿（sir isaac newton）生下地只有三磅重。您们的小宝宝是比牛顿加倍了，将来对于人类的贡献也可比他多一倍。……

    牛顿生时，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派去请医生来救他的是两位接生婆。伊们一面走，一面埋怨说：“我们这样拼命地赶，真是太愚蠢了！他能活到我们回家，就算是奇迹。这样一只小老鼠！他总是不得活的；我们就把腿儿跑肿，也得不着一句感谢。姐姐！我们吃这门饭，是没有法子哟。天老爷选着我们干这件事，也只得干吧。谢天谢地，好容易走到了。”出乎接生婆意料之外，牛顿竟活了，而且活到八十五岁（一六四二年生，一七二七年死）。

    胡适捉鬼

    胡适整理国故，最有见地。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作。但他所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哪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我个人则以为除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外，认为国内还有一个大妖精被适之忽略了。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田不够种、工不够做、饭不够吃；因为多生所以穷，因为穷所以有病不能医，有子女不能教；因为大家多生所以穷亲戚多、穷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贪；因为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为盗、为匪、称兵、构乱。贫穷、愚昧、疾病、贪污、内乱，当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国内若不铲除多生之迷信，国外若不推翻帝国主义，则这五个小鬼必定是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其实，帝国主义之总司令也是多生主义，因为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场。世界最大之乱源便是多生主义。这个妖怪不除，世界哪能太平，中国哪会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适之的一首诗：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大胖子

    去年“新世界”来了一位大胖子，名字叫佐利（jolly ray），身重五百六十多磅，有我三倍半重。我便把伊的照片剪下来题了一首游戏诗，寄给一个小学校去做国语和算术的练习。我的游戏诗是：

    佐利女子胖中胖，

    称称五百六十磅。

    将伊和我比一比，

    三个半！

    这首诗和照片有一封信附去。在信里我希望小朋友们把各人的身体称一称、算一算，和佐利女士比一比，将第四句改了寄给我看，那么我下次还有东西寄赠。

    阳历闹的乱子

    黛玉《葬花诗》里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这是中国普通人对于一年的观念。泰西人民从埃及以及到现在，都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其实，这种通常的口头语都是不正确的。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之时间是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六秒。我们现在已改阳历，对于这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六秒的零头自然不可再像从前那样忽略。埃及人和罗马人当初只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把零头略去，弄得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因为每年差这个小零头，四年便差一天，四十年便差十天，四百年便差一百天，日积月累起来，连四季都弄颠倒了。到了该撒的时代，时令差了八十天光景。他在公元前四十六年把它纠正过来。这年他定了十四个月，四百四十五天，是历史上最长的一年。这是补足从前缺欠的办法。从这年以后，他定了每四年闰一天，把这一天加在二月的日数上。罗马风俗二月只可有二十八天，虽该撒之专制也不敢擅改，所以平常年份的二月总是二十八日。其他月份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闰年照现在看来是二月有二十九天。但是照罗马人的说法，这增加的一天，是称为三月前一日，不称为二月二十九日，所以罗马人的二月二十八日的风俗便被该撒驱过去了。该撒之后，历书为主教pontiff所管。他们把历法弄错，三年一闰，三十六年中多闰了三天。奥古斯都（augustus）为他纠正过来。他是一位好名的人，见着七月，是因该撒得名，而且是月大，便也要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八月（august），且改月小为月大，致使月份大小次序受他捣乱。但是该撒所定四年闰一天的办法，未免长了一点。因为四个五时四十八分五十秒只有二十三时十五分二十秒。每年多算十一分十秒，在一百二十八年内便要多算了一天。一天一天的堆积起来到了格列高里第八（gregory8）（一五八三年）已经是多算了十天。他于是把一五八三年的十月五日定为十月十五日一直推到年终。为了使以后不致再发生这种错误，他规定凡世纪年（centuryyear）如一九〇〇、二〇〇〇、二一〇〇、二二〇〇，删去最后两个圈，用四除得净的闰一天，除不净的不闰。这样一来，四百年中便减了三个闰年。但是格列高里第八的改正还不能算彻底，因为在一万年中还有两三天的错误咧。

    天山虎

    平生见虎，只有纸上虎、幕上虎、槛中虎罢了，以未见山中虎为憾，屡欲画吾心中虎以寄山中虎之思。古人说：“画虎不成，反类犬。”我画虎未成，像猫不像狗。今弃虎写诗，不知可像诗猫否？

    您看天山虎，

    庄严而神武。

    一啸震天地，

    狂风追骤雨。

    野性未消磨，

    森林可自娱。

    夜宿山之崖，

    朝游水之浒。

    好听鸟唱歌，

    百兽为之舞。

    饱时不伤人，

    饿时吞水牯。

    曾过浣纱溪，

    不恋浣纱女。

    归来明月下，

    卧对白云语。

    五毛钱的总司令

    日本，东京一处有图书馆二十七所。规模大的有两所：一为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一为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上野图书馆藏书六十七万册，东大（即前文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藏书六十万册。这两个图书馆比了巴黎国立图书馆之五百万册、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之五百万册和华盛顿北美合众国国会图书馆之四百四十万册，还不免有小巫见大巫的样子，但在文化贫穷的东方实在可以雄视一时了。东大图书馆为美国煤油大王创立之洛氏基金会捐款所建筑，共费五百五十万日金合华币一千一百万元，洛氏基金会捐款四百万日金，余一百五十万日金为国库支出。这个图书馆不许校外人阅览。我得到洛氏基金会兰安生介绍信，可以设法进去看书，但因回国期迫，没有受用。上野图书馆是公开的，只要出五分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看书。阅书人每天平均约一千二百人。若有专门问题，可以费五毛钱买张研究券进入研究室阅览。这样不但该馆自有之六十七万卷书可以听你调阅，馆外的书，也可代你借用。这个办法对于学术的研究可算是便利极了。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对我说：“你花五毛钱便捐得这个百万卷书的总司令，是可以自豪了。”

    芭蕉先生

    芭蕉先生以扇芭蕉扇得名。扇芭蕉扇的人多着咧。茅草棚前赤膊乘凉的农人，谁不扇芭蕉扇？何以都无名而名独归先生？这不是偶然的。都市中众人都扇团扇折扇，而先生独扇芭蕉扇，人见先生即见芭蕉，见芭蕉即见先生，便不知不觉地将先生与芭蕉结了一个不解缘，久而久之，连先生的姓名都忘了，而芭蕉未忘，想到先生便想到芭蕉，想到芭蕉便想到先生，不得已，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大家便称先生为芭蕉先生了。先生之所以在团扇折扇丛中扇芭蕉也并不是故意立异，实以芭蕉为用至大，不甘使它埋没。客有问芭蕉扇于先生的，先生说：“我在烈日下跑路用不着戴帽；中途遇雨，不必张伞；走倦了随地坐下有现成的垫子；半夜凉了盖在小肚上比被儿轻便；热得不可耐，一人扇扇而众人共得清风。都靠着这把芭蕉扇。”芭蕉先生有友，在乡下教孩子，平日不好管闲事，但乡下阿斗受人欺负，问计于友，友必尽心为他们尽策。友常摇芭蕉扇散步于山林中，故乡人常呼他为芭蕉孔明，以示别于扇鹅毛扇之孔明。芭蕉孔明卒以屡打抱不平，得罪权势，下狱，狱卒索钱，身边无余物，割爱以芭蕉扇送他。这芭蕉扇特大，先生路过狱卒家，作见狱卒方摇扇乘凉，认识扇为友物，以数倍之价向狱卒购来。今先生拿着在繁华都市中作逍遥的便是这把扇子。

    一碗面的代价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带着饿肚到新爱伦影戏院看影戏，乘着休息的十分钟，走到门口，下了一碗面吃。这碗面费了十四个铜板，连煮带吃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看看还有五分钟便乘机问问面摊营业的情形。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我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他说“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今年想起此事，发生无限感慨，便写了一首诗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摊贩名字叫老沈，

    自做伙计与老板。

    每月可赚三十元，

    教师不如摆面摊。

    哪知他说“苦来些，

    一夜只睡三点钟；

    若要多睡一刻儿，

    儿女冻饿谁做东？”

    将他从头望到底，

    一株枯树立秋风。

    面儿代价我知了，

    不是紫铜是血红！

    老吴的白话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见老吴摆着一个山芋摊子，备有马、牛、羊、鸡、犬、猪六种竹签代表六等奖品。我看见那个猪字，疑他已经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却又见那犬字便疑他对于老文学还有眷恋之情。我因好奇心便问他改“豕”不改“犬”之缘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不彻底之文学改良家。这是我送老吴的一首游戏诗：

    老吴卖山芋，

    抽签定赢输。

    签分“马”“牛”“羊”，

    又有“鸡”“犬”“猪”。

    劝将“犬”改狗，

    他说要依书。

    我说书中“豕”，

    不是你的“猪”。

    好像小脚婆，

    想做大脚站。

    今日学生中，

    老吴有门徒。

    数数桃和李，

    老吴胜老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