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截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斩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份。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他说：“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法科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荒忽，当蒙鉴察。”

    这一段帽子是个“金钟罩”，是跟吴景濂捣乱，而先堵住吴景濂的嘴。以下叙入本题：“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本科科长是指议事科科长，拉出证人，更见得捏报人数，确凿无疑。

    下面是抒述见解：“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下来是表明立场：“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

    最后却还有几句皮里阳秋、绵里藏针的话：“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惟退唯命。”

    通电是发了，报纸的冷嘲热讽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但吴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对于议员的书面质问亦置之不理，照常发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次选举会。

    这次会议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了。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六项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金钱承诺外，并许以政治上的优缺。”最后一项是：“如果前述五点均无效果，则出以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反正唯一的原则，是将曹锟捧上台为止。

    事实上人数是可以凑得起来的，只是条件问题；条件亦好说，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够保证对方确实履行条件。

    说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钱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过票再付钱；一方面怕投票以后，来个不认账，所以坚持先拿钱再投票。就为了这个各顾自己的立场，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时议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三五成群，推一个为头的人。小组织既无宗旨，更无章程，甚至名称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三龙坑一号”之类。这种雨后春笋般的小组织，实际上就是贿选的交易团体，为头的便等于是经纪人，此辈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触，谈行情，讲交易。就这样逐步解决，慢慢有了具体的结果。

    首先是“票价”，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经纪人的那一票，则视其所能掌握的票数而定，至少八千，高则两万。其中有特殊关系，或者特别出力的，甚至金钱以外，另有各种的酬庸。

    至于付款的方式，亦已达成协议。原来津保派提出的办法是，每人发给一个存折，但须将印鉴送交甘石桥“俱乐部”保管，等大选过后，由“俱乐部”将印鉴式样送交银行，那时存折方能生效。许多议员觉得这个办法缺乏保障，纷纷表示不感兴趣。

    以后改正的办法是，每人发给支票一纸，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选之后，填上日期并加盖出票人印鉴，方能兑现。换句话说，大总统如果没有选出，这张支票就跟废纸一样。

    设身处地想一想，亦只能争到这样一个条件，因此好些议员，以个人或者集体去领支票。打磨厂大有银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洁记”，知道是直隶省议员边守靖的户头，因为他别号“洁卿”；此外还有盐业银行、垦业银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记”，是吴毓麟，有“效记”，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当然答复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只要选出大总统，支票一定兑现。我们银行的信誉也是要紧的。”最后这句话尤见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几天，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南下的议员，见猎心喜，被说动了回京的亦复不少。有个议员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车到了北京。记者在车站截住，做了访问，问得相当率直：“议员先生，你回京是否为了贪图票价，来做猪仔议员？”

    美国修横贯大陆的铁路时，利用少数不肖华侨到广东台山一带招募华工，事实上是贩卖人头，当时称被贩卖的华工为“猪仔”，以此名词移用于议员是极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为忤。

    这个议员姓陈，未当选议员以前是律师，辩才无碍。他答复记者说：“我此来确是为了五千元的票价，这件事亦不必忌讳。那班人历年贪污，宦囊甚丰，这样的倘来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绝无仅有的机会，哪里能拔他一毛？”

    “这样说，你是甘心做猪仔？”

    “不然。”陈议员虽不以记者的话太质直而不悦，却否认愿做猪仔，“金钱可以要，猪仔不可做。这是我要特别声明的。”

    “拿了钱就是卖身，卖身就是猪仔。”记者咄咄逼人地问，“既然要钱，何能不做猪仔？”

    “老弟，”陈议员拍拍记者的肩说，“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你已经知道，所谓猪仔因为甘于卖身而得名。如果得了钱而不卖身，自然就不是猪仔。这是‘理论学’上的最简单的法则，你当然了解。”

    “是的。不过我不了解，如何得了钱而可以不卖身？”

    “钱不能不要，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这就是不卖身，也就是不做猪仔。”陈议员又说，“照这个样子，似乎有过河拆桥之嫌，不过取之于盗，不为伤廉。”

    这名记者大为诧异。“议员先生，你不是过河拆桥，是在打如意算盘。”他问，“这是一笔交易，你讲明了不交货，人家肯给你钱吗？”

    陈议员笑了，“我又要叫你老弟了。”他说，“如谈交易，你知有个千金市骨的典故吗？”

    这是很熟的典故，有人愿出重金想买骏马，久无反应，后来此人听说某处有一匹千里马，可惜老病而毙，他立赶了去，以千金买此马的骸骨。这个故事一传，代州、西域的马贩子闻风而集，终于让他买到了最好的马。

    “议员先生，你的意思是津保派为了招揽起见，明知你不会投票，也愿意付钱给你？”

    “可以这么说。”陈议员点点头。

    “事实上恐怕不这么容易。”那记者好心提出警告，“你刚刚到京，恐怕对津保派部署贿选的情形不太清楚。他们的办法是责成各小组的负责人，到那天召集属下议员，一起行动，吃饭拉屎都在一起，直到同车进议院为止。到时候你恐怕逃不了。”

    “我不到时候就要走了，钱一到手，立刻迁眷南下，即或暂时不能脱身，六国饭店、法国医院都可以住。将来仍旧要南下，贯彻先修宪、后选举的政治主张。老弟，我索性跟你说个明白，我的办法，反直派是完全谅解的，此即所谓‘资粮于敌’。经过天津时，我曾跟反直派的中坚分子谈过，他亦很赞成。”

    那记者认为这是奇闻，亦不免将信将疑，但还是据实报道了。到得第二天消息一见报，津保派大为紧张，因为这个陈议员创造一套拿钱不投票的理论，倘或人人学他的样，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钱、不投票是办不到之事这一点，光靠口头上说，不会有多大效果，必须有行动上的表现，才够力量。

    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陈议员自己来说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盘算，他的做法是失败了。

    陈议员是山东人，因而由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找得他的一个好朋友————财政部的王科长，专诚到六国饭店跟他展开谈判。

    “老兄，”王科长说，“你这个玩笑开大了，简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长特为托我来问问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说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军头，荷包太肥了，肥到想买个大总统来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开开玩笑。”

    “你是真的开玩笑，还是假的开玩笑？”

    陈议员深深点头，“你这真假二字问得好，”他说，“我倒要请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开玩笑，预备来拆台的，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是假的开玩笑，那么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尽管直说。熊省长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报命。”

    听他说得很恳切，陈议员便老实答说：“《官场现形记》上常用一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如今要改作‘千里开会只为财’。听说这一次的‘票价’高下悬殊，有这话没有？”

    听他这一问，王科长肚子里雪亮，“你的话对了一半。”他说，“高下是有的，却不甚悬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间，至多一万。至于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长去说，送你‘两草’，够意思了吧？”

    陈议员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难得承你来看我，这‘半草’我承认而不收，是你的好处。”

    “承情之至。”王科长说，“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人家肯这样迁就你，自然是有所图的。”

    “我知道。你说，是何条件？只要办得到，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于是王科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招待记者，或者发布书面声明，说他的想法错了；二是参加投票，并迁出六国饭店，住到指定的旅馆。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陈议员问，“住到指定的旅馆，是不是你们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们指定的旅馆。”

    “投票呢？”王科长紧盯着问，“怎么样？”

    “既然住你们的地方，行动受你们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说它了。”

    王科长亦是玲珑剔透的人，心知他不愿投票，但选举那天一定会出席。反正只要凑足法定人数，他投不投票，问题不大。不过有句话，一定要问清楚。

    “老兄，你捧直系也好，反直系也好，我都不管。现在缩小范围，只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的条件我尽力替你去做到，不过，你无论如何不可害我将来不好交代。”

    “当然当然。”陈议员说，“到那天，我一定出席签名。这样，你能交代了吗？”

    “能交代了。”

    “好，一言为定。”陈议员说，“我还不致为两万元出卖朋友。”

    这一说，王科长放心了。第二天就取来一张汇丰银行的两万元支票。陈议员倒也很漂亮，愿将支票由王科长保管，直到大选过后，再行交付。

    “不必，不必！我相信你。”

    “不要那么说。”陈议员摇摇头，“换了我，心里也会嘀咕，势必影响情绪，你先收着，晚上好睡得着觉。”

    “既然如此，我就暂且保管。”王科长又说，“旅馆替你预备好了，在樱桃斜街，‘逛胡同’也方便些。”

    十月三日晚上，甘石桥“俱乐部”统计，领支票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人，另外有一批南下而尚逗留在天津的议员，派代表跟王承斌接头，愿意“合作”，条件是当天早车到北京，一出车站便去投票，投了票领款，领了款上车回天津，不得宣布姓名。王承斌欣然同意。这一批约二十名，加上已领款的人，总数超过大总统当选所需的五百八十票。因此，吴景濂连夜发出通知，定在第二天上午十时，举行宪法会议。

    这是一次试探。宪法会议须有五分之三的议员，亦即五百二十二人出席，方能开议。结果是流会了四十四次的宪法会议，终于开成了，到会的人在五百五十人以上。大选派奔走相告，欣然色喜，都认为选大总统有把握了。

    但吴景濂虽已发出定在十月五日上午举行大总统选举会的通知，却丝毫不敢怠慢。最要紧的是安全问题，怕反对派捣乱，决定调集大批军警保安队，在象房桥国会所在地一带布岗；同时规定，入场旁听，一律搜身，对有问题的议员，则采取严密监视的措施。

    这一夜，甘石桥的“俱乐部”通宵达旦，热闹异常，五间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支票一共发出六百零五张，会应该可以开得成了，但仍旧需要盯紧。吴景濂在这天一清早到院，第一件事就是查问有没有请假的议员，如有其人，立即派人用专车去迎接，言明只要投了票，立即可以回家。

    旁听的人，从九点钟开始，陆续都到了，但大部分无法进场，因为规定旁听须有议员介绍，而且要请介绍议员到大门口来认人。有些议员尚未到院，就只好等了。

    这样扰扰攘攘，直到十一点五十二分，方由吴景濂宣布开会。

    首先报告人数，签名报到的参议员一百五十二名，众议员四百四十一名，总计五百九十三人，已足法定人数。

    “主席，主席！”

    有人举手高叫，不待吴景濂准许，便已站起身来，预备发言。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议员，便使劲拉着他的衣袖，要他坐下来。

    “你干什么？”想发言的议员，用力一甩衣袖，大声说道，“我发现许多陌生面孔，请主席裁定，要验明正身。”

    “混蛋！”另有个议员站起来，戟指怒斥，“又不是绑上法场，要验什么正身？”

    “当然要验！”被斥的议员脸都气白了，“你什么东西，直系走狗！王八蛋！”

    “老子要揍你！”

    相隔既远，又有人拉架，当然打不起来。扰攘之中，“验明正身”的事，也就不提了。

    “现在，”吴景濂大敲议事槌，“要推定检票员十六位。预备用掣签的办法，大家同意不同意？”

    他的第二个“同意”尚未出口，席次中已有多人高声响应：“同意，同意。”

    于是吴景濂喊一声：“郑秘书长，请你主持掣签。”

    郑秘书长名叫林皋，派人抱出一个马口铁的大圆筒，撸起衣袖一掏，掣出一支签来，高声唱名：“参议员吕志伊！”

    “不在北京。”有人接口，“重新掣。”

    这一回掣出来一名大选派议员，再掣又是。说也奇怪，中签的都是与直系有密切关系的大选派。倘为反对派，则多不在京，重新再掣又是大选派。

    十六名检票员产生，主席宣布：“下午二时投票。”

    于是议员一哄而散，但不能离开议院————无论议员还是旁听者，一律准入不准出。旁听者更为苦恼，因为临时规定，未投票完毕，不准入场，在院子里枯守，发给两个面包充饥。深悔不该来此挤热闹的，大有其人。

    议员的待遇自然要好得多，有午餐、茶点，免费享用；有鸦片烟瘾的议员，另制一份名册，册上有名，可以请准议长，发给临时通行证，由警察护送出场，过瘾之处在议院左侧的大中公寓。这个公寓已由直系包了下来，作为临时指挥的总机关，由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坐镇，每人手边一本名册、一支笔，翻来覆去地检点人数。

    “江苏方面的情形不妙。”吴景濂走来，悄悄向高凌霨说，“浦口上专车的，一共四十二个，车到天津，走散了一大半，只到了十五个人。”

    “不要紧，不要紧。”高凌蔚安慰他说，“一定可以凑足。”

    “王幼山呢？”边守靖插进来问说，“有没有消息？”

    “没有。凡是他会去的地方，都找到了，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吴景濂愤愤地说，“出尔反尔，太不够意思了。”

    王幼山就是现任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他是浙江绍兴人，留日专攻警政，回国后创办浙江高等巡警学堂，为人精明强干，熟于法制，因而加入参议院，被选为议长。他在派系中虽属于梁启超、汤化龙的“宪法研究会”，但身为议长，对各派各系都有接触。直系要捧曹锟，当然非拉他不可。他原来亦曾答应帮忙，只是各方攻击，越来越烈，他又不像吴景濂那样不惜羽毛，结果只好躲了起来。

    可是直系却认为非找到他不可。因为他一出现，不但可以号召好些个虽拿了钱，托病托故不出席的议员，而且曹锟之当选，若说连参议院议长都未投票，显然不够光彩。

    无奈九陌红尘，茫茫人海，仓猝之间要把他找出来，实在不容易。不过，好消息也还是有，安福系的十几个人，由天津分乘五辆汽车，已经赶到————此辈就是约定一到领钱、领钱投票、投票离京的人，坐来的汽车就停在大中公寓门前，只当十几分钟即可毕事，原车回津。哪知人数还是不够————宣布开会时，可以马马虎虎虚招，正式领选票时，可不能假冒，否则一闹开来，后果极其严重。

    到了午后一点钟，检点人数还只有五百六十二名，依法定人数，尚差十八人。于是，高凌蔚与吴景濂联合召集紧急会议，商讨最后对策。

    “十八个人，只要不离开北京，一定凑得齐。”吴景濂说，“现在寄望在一点半钟往南开的火车，大概总可以截几个人回来。”

    “请病假的是哪几位？”吴毓麟说，“也要看看真请病假、假请病假。”

    “查过了。有四个是真的病了。”

    “哪四个？”

    “名册上注的有。”

    查名册是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最后一名下面注着“病甚重”三字。

    “只要他有口气，就要他来投票。”吴毓麟说，“不过费点手脚而已。”

    这一说，提醒了吴景濂，立即找了总务科长来，要他接头医院，派医生、护士，将生病的议员，用担架抬到议院来投票。

    “报告好消息。”警察总监薛之珩兴冲冲地跑了来说，“前门车站截回来五位，其中两位，说什么也不肯走，只好用强了。这得吴议长派人去讲几句好话才行。”

    原来薛之珩派了“便衣”在前门车站守候，发现“临阵脱逃”的议员，先是低声留驾，倘或不听，便扭在一起，假装打架，由穿制服的警察，将两造带至局内，好言慰劝；如果连打架这一着也失效，挣脱了往火车上走，“便衣”就立即大喊“抓小偷”，诬指那议员是扒手，立即被捕，押到局中。薛之珩那里就有这么两名假扒手在。

    “好！我马上派人去。”

    派的是众议院的一名交际秘书，与议员个个熟悉，人缘极好。到了局里，千不是、万不是地打躬作揖，到底把那两名议员的气平下去了。

    “你们押我到这里来也没有用，我不投票！”

    正谈到这里，听得议院那面传来一片喧嚣，其中还夹着清晰可闻的笑声，似乎出现了很有趣的情景，令人忍不住走到窗前去张望。

    这一望，好笑是好笑，可也不免羞惭。原来为了拉票，直系与吴景濂等人，无所不用其极，有人献计，还应该走内线，凡是惧内、姨太太当家、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议员，倘有不驯服的迹象，都列入“内线监视”之列。办法很简单，一部分票款之外，另送衣料化妆品、名贵食物之类，拜托到了投票那天，务必把你们“老爷”押了来。

    此刻就是“内线”发生作用的时候，不过上了年纪的太太，绝无仅有，因为一则好好出身的“官太太”，毕竟忌惮礼法，不愿也不敢如此抛头露面；再则既说“阃令森严”，只要严厉告诫，亦不怕丈夫会临阵脱逃。有些当家而能干的姨太太，亦可收到这样的效果。唯独在八大胡同有相好的议员，不致连自己的政治行为都要受窑姐儿支配，所以无不唯唯否否，口头敷衍。议院中承办此事的职员，当然再清楚不过，所以千叮万嘱：“你不要听他说得天花乱坠，甚至于跟你起誓，一定会来投票，那都是骗你的。到时候你替他上上劲，陪了他一起来，等他一进议院大门，你马上到大中公寓来，把送你的大红包带回去。”

    如此说辞，没有一个受托的姑娘不愿听的，此刻纷纷“押”到。有些议员不肯下车，有些议员说面子不好看，要相好不必下车，让他自己进议院。结果都失败了，不肯下车的，被硬拖了下来；不叫她下车的，偏要下车，而且虎视眈眈，非要眼看着垂头丧气的议员进场不可。这就是引起轰然哗笑的缘故。

    “行了！”吴毓麟说，“法定人数够了。”

    其时正是钟鸣两下，吴景濂登上主席台，宣布投票开始，请检票员上台，执行任务。

    于是十六名检票员，从会场各方集中到主席台，彼此心照不宣，守住了两只大票匦。

    接下来便是点名发票。四名病者已用担架抬到，其中三个勉强可以扶进场，易宗夔则病得连坐起来都办不到。于是议长裁定，请两位检票员将选票拿到摆在休息室的担架前面，请易宗夔填写。

    “是不是秘密投票？”

    “是的，无记名投票。”检票员回答。

    “那么，请你们回避。”

    两个检票员便都背转身去。易宗夔持笔的手颤巍巍地写了三个字，将选票折好交回检票员。

    “可以请回府了。请多保重。”检票员之一交代议院职员，“小心护送。”很殷勤地帮着照料，借以遮人耳目。

    另一个检票员便乘大家看护病人时，很快地将折好的选票掀开一角，但“五千元”三字赫然在目，是一张废票。

    但是到了投入票匦，易宗夔的一票，三个字变成只有两个字：曹锟。当然是调包了。

    到得三点半钟，投票完毕，主席宣布四点钟开票，有半个小时的工夫，放旁听者入场，同时也要做一番必要的准备。

    当然，票匦最要紧，由吴景濂亲自贴上封条，并推检票员八人，会同军警，严密看守，然后赶到大中公寓。捧曹的要角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熊炳琦、王毓芝、边守靖、刘梦庚都在。

    “情况如何？”吴毓麟首先发问。

    “还不错。”吴景濂答说，“捣蛋的人不多。今天最大的胜利是，检票员都为理想推出，开票应该没有问题。”

    “莲伯兄，”高凌霨立刻提出警告，“不能说‘应该’，要绝对没有问题。”

    “一点不错。”王毓芝附和着说，“一开了票，如果出了问题，再无补救之道，趁这时候，还可以做最后检点，筹一条万全之计。”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检票员得力，我预备了一个人在那里，保险做得漂亮。”

    “是个怎么样的人？”

    “此刻没工夫说。总而言之，只看郑秘书长掣签，不出岔子，诸公就大可信任我了。”

    这一个实例说明很有力，大家都放心了。“不过，”高凌霨说，“票子要尽量多争取。”

    “我想能‘争’到四百七十票以上。”

    照大总统选举规定，须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始可举行选举；得票四分之三，才算当选。这天实际到会人数五百九十人，已超过议员总数三分之二。五百九十人的四分之三是四百四十二，能“争”到四百七十票，亦可算是相当“漂亮”的。

    因此，大家都表示满意，对吴景濂少不得慰劳几句，以为激励。其实吴景濂本人，比谁都来得开心，因为他后半世的功名富贵，即系于未来开票的个把钟头之中，王毓芝所说的“万全之计”，他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