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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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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慢慢明朗了,政府外交失败,备受国人指责,总得有认错的表示,才能平息风潮。于是徐世昌的智囊献议,牺牲几个人以为赎罪的羔羊。首先想到的是曹、陆、章三人。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是上过辞呈而蒙慰留的。如果再要示意这三个请辞,这话说不出口。恰好钱能训倦勤,坚辞阁揆,于是决定不必跟曹、陆、章商量,径自发布命令。反正有钱能训陪同他们去职,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事先,徐世昌又作了一个抚慰性的表示,派吴笈孙去看曹汝霖与章宗祥,各赠现款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钱刚收下,段祺瑞来看曹汝霖,知道了这件事便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曹汝霖如言照办,将钱退还吴笈孙,请他代为致意:心领谢谢。于是吴笈孙又衔命来访,钱既不受,为他新置一所住宅如何?曹汝霖当然亦婉言谢绝。

    到得第三天,曹、陆、章辞职照准的命令发表,段祺瑞一早就赶到团城,大为曹汝霖不平。他说:“辞职已经慰留,没有第二次的再辞,捏造辞呈照准的命令,天下还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忠厚,以前的举动,或许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次命令,难道还能推卸责任?这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因为目的没有达到,到处煽动,唯恐天下不乱。东海明知其事,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成日本方面的债款,竟有这种过河拆桥的举动,以后还有什么人肯替他出力?他对我为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真正岂有此理!”

    段祺瑞说完,不等曹汝霖有所表示,气冲冲地就走了。竟不知他是特意来发这顿牢骚,还是来慰问曹汝霖?不过段祺瑞一向对徐世昌很尊敬,像这样指责,而且措词尖锐,让曹汝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只怕从此政坛要多事了。

    当天下午,访客不绝,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一说钱能训已提出辞呈,一说徐世昌亦要辞大总统职务,一说徐树铮将公开倒阁,并有跃跃欲试之意。

    这三个说法,证实了两个。钱能训在下一天果然请辞,徐世昌没有批钱能训的辞呈,自己反向参众两院提出咨文,“声请辞职”,同时通电各省军民长官,照叙咨文全文。其中有两句话是:“虽阁制推行,责任有属,国人或能相谅。”这等于为自己开脱,而将外交失败、全国学潮的责任,推向“责任内阁”。因此阁员亦不能不辞,表示与总理同负责、同进退。

    于是参众两院,退回咨文,道是“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恭赍缴还,请大总统照常任职”。盛铎是李盛铎,接替梁士诒的新任参议院议长。

    既然责有攸归,钱能训的辞呈就不能不批准了。改派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于是学潮、政潮渐渐平息。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参战工作,亦因德国战败,告一段落,目标转向西北了。

    曹汝霖的官是不做了,但仍保留着交通银行总经理的职位。他久在膏腴之地,不必贪心,宦囊便已很丰。为了颐养老亲,在佟公府夹道买了一座废园,大兴土木,极其讲究。废园中原有一座戏台,居然完好,亦就不必拆除,修葺得焕然一新,预备替他父亲做六十岁,唱堂会之用。

    为了安慰老父在“五四”所受的惊吓委屈,所以在他生日那天,曹汝霖大为铺张,但正当高朋满座,堂会将要开始时,交通银行的协理任凤苞神色慌张地奔了来,将曹汝霖拉到一边,开口就说:“不得了!不得了!”

    曹汝霖心中一跳,急忙问道:“什么事?今天是家父生日,不要再让他老人家受惊。”

    “是啊,今天老伯的好日子,我本来不想来的,但这件事太严重,我不能不来报告。”

    “到底什么事?”曹汝霖着急地说,“你倒是说啊!”

    “今天从中午开始,也不知怎么回事,发生挤兑。中国银行亦是这样。到银行打烊,人还没有散。”任凤苞又说,“我为了表示镇静,中午不休息,半天工夫,兑出七十多万。这样下去,一定支持不住,是不得了的事。”

    中交两行有发行钞票之权,规定随时可以兑换银元。但“准备金”并非十足,大家都要“挤兑”银行,到无以应付时,非逼得银行倒闭不可。所以办银行的人,一听“挤兑”二字,无不心惊肉跳,但曹汝霖却是例外。

    “不要紧!”他很轻松地说,“有一千万日元借款在那里,索性敞开来兑,风潮自会平息。”

    “没有了。”任凤苞答说,“哪里还有日元?”

    “咦!”曹汝霖诧异,“到哪里去了呢?”

    “借给财政部了。”

    曹汝霖既惊且诧,“什么时候的事?”他问,“我怎么不知道?”

    “那时总经理在医院里。”

    “就在医院,你也可以来告诉我啊!”曹汝霖越想越光火,厉声叱斥,“你也太随便了!我再三交代你,这一千万日元,绝不可动用,以备万一,你还是不声不响借了给财政部。我倒问你,你眼睛里还有我吗?”

    “这,这,”任凤苞嗫嚅着说,“是我的错。”

    “现在不是认错可以了事的。”曹汝霖顿足搓手,恨声不绝,“真是倒霉,怎么办呢?”

    这时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克敏也赶到了,拉住曹汝霖说:“走,去找靳翼青。”

    原来此时龚心湛已由于财政困难,坚辞代理内阁总理。而陆军总长靳云鹏活动了张作霖与曹锟,联名力保组阁,经徐世昌提名,国会通过,已当了两个多月的内阁总理了。

    于是相偕到了总理的官邸,只见靳云鹏口衔长旱烟袋,一双斗鸡眼斜睨着曹、王二人,先就予人一种严密戒备的神色,令人不快。

    “总理,”王克敏私下叫他的号,当面不能不用官称,“今天中交两行,同时发生挤兑风潮,这件事不能拖长,一拖长就不得了。请总理先拨还两行一部分借款,救了眼前的燃眉之急,再作道理。”

    “你们,”靳云鹏一字一想,声音极低,一副上海人所说的“温吞水”模样,“自己贪得厚利借出来的钱,现在有什么办法?”

    一听这话,曹汝霖的气就不止打一处来了。龚心湛之辞职,是为了财政困难,连学校教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但那时当陆军部部长的靳云鹏,在阁议中索薪,对龚心湛破口大骂。及至他自己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部部长,而以心腹潘复为次长,想尽办法替他弄钱,银行生怕血本无着,拒绝之不能,哪里去贪什么厚利?

    因此,他不客气地抗声指责:“总理,你这话太没有道理了,哪一家银行不是为图利而开?财政部向两行借款,订有合同。财政部不顾信用,到期不理,而且屡借不还。两行在宽裕的时候,亦愿替政府帮忙,现在发生挤兑,如果不从速拨款,镇压下去,市面金融,亦要大受影响。”他略停一下又说:“总理,请你弄清楚,我们是来向政府讨债,不是来请政府救济的。总理说这种话,似乎太不负责任了。”

    话很锋利,王克敏生怕靳云鹏恼羞成怒,赶紧婉言接口:“这次忽然起此风潮,不知道是何缘故。如果两行挤倒,金融一乱,市面上大起恐慌,政府亦不能置之不问。现在风潮刚起,还容易办。一拖长了,捉襟见肘,窘态毕露,后果不堪设想。请总理仔细考虑,无论如何,先拨若干,以济眉急。”

    “没有办法!”靳云鹏不假思索地摇着头说。

    “总理,”曹汝霖说,“两行挤倒了,这个责任谁来负?”

    靳云鹏不作声,只“吧嗒、吧嗒”使劲抽旱烟。曹汝霖真恨不得上前揍他两拳。

    “总理,”王克敏催促着说,“请交代一句话。”

    “没有钱,说十句也没有用。”

    见此光景,曹汝霖忍不住了,一拉王克敏说:“走!咱们见大总统去。”

    话虽如此,家有喜庆,满座的宾客不能不应酬。一回到家,只见戏台上已经在收拾砌末。贺客大多告辞,只留下少数至亲好友,陪着寿星在闲谈。

    曹汝霖自是不安,向神情落寞的老父,略略说了经过的情形,陪着吃完了一顿沉默多于欢笑的寿宴,早早关门熄灯。那况味比酒阑人散不知凄凉多少倍。

    下一天一早约齐了王克敏去见徐世昌,说明实情,也发了些牢骚。徐世昌问道:“你们跟靳总理说了没有?”

    “报告过了,”王克敏答说,“总理的态度冷淡得很。”

    “靳总理的回答,”曹汝霖说,“太不负责任。”

    “他怎么说?”

    曹汝霖将靳云鹏那种阴阳怪气的语言神态,形容了一遍,接着提出请求:“务必请总统切切实实交代靳总理,责成财政部先还一部分。”

    徐世昌想了一下答说:“财政部到底向两行借了多少款子,请你们先开一张单子来。”

    这总算是有点希望了。曹、王二人辞出公府,赶回各人的银行,找会计部门立刻查账,开出清单,第二次去见徐世昌。

    一看单子,徐世昌亦吓一跳,财政部欠中国银行两千多万,欠交通银行则三千万出头。看完发愣,不知该怎么办。

    “这些都是百姓的存款,财政部吃银行,就是吃了存户。财政部不顾信用,银行不能不顾。”曹汝霖反复声言,财政部现在能筹还一部分,还有平息风潮的把握,迟则不及,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来跟翼青说,先想法子筹一部分款子接济。”

    说要想法子,自然要等待。一等等了三天,毫无消息,曹汝霖便又去看靳云鹏,问他,大总统有没有交代筹款还一部分垫款的事。

    “有。”靳云鹏说,“财政部穷得军饷薪水都发不出,哪里有钱还你们。我听说叔鲁很有钱,赌起来,一把牌就是上万进出,如果他肯垫借若干,你不就可以维持了吗?”

    一听这话,曹汝霖啼笑皆非。辞出来去看王克敏,将靳云鹏的话,告诉了他,叹口气说:“你看,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当国,时局怎么会好转?”

    “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王克敏笑道,“他跟我说,曹润田很有办法,他替合肥借款,动辄几千万,他不肯想法子罢了!”

    “你我不能受他的挑拨,只有开诚布公合作,勉渡难关。”曹汝霖说,“看样子,恐怕非设限不可。”

    “有了限制更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其时阴历年关已近,各学校、各机关的薪水亦都欠发,挤兑的情形亦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两行负责人真怕一旦撑持不住,在阴历年前倒闭,市面会引起极大的不安。但如能撑到除夕,新年有五天的时间可以喘口气,或者有奇迹出现,亦未可知。

    也有人提议,不妨再向日本三家银行探探口气。曹汝霖听了只是摇头。“前债未清,免开尊口。”他说,“我有什么脸再向他们去谈借款?”

    仰屋兴叹之余,又归咎到任凤苞。由任凤苞又牵出一个人,财政部次长潘复。部长李思浩是安福系健将,潘复却完全是靳云鹏捞钱的爪牙。

    此人字馨航,与靳云鹏是小同乡,都是山东济宁人。他的父亲叫潘守廉,光绪十五年的进士,在河南做过知县,笃信佛教,别署对凫居士,人如其名,“守”得一个“廉”字,相当正派。

    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潘复却是个小人。他的资质本来不坏,笔下很来得,仪表尤其俊秀,看来是个金马玉堂的人物,无奈科举已停,只好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分发南京候补。当时藩司是潘守廉的同年陆钟琦,照看故人之子,邀他入幕,是很红的一个“文案委员”。

    南京是全国候补道最多的地方,两江总督端方称之为“群‘道’如毛”,流品混杂,什么人物都有。潘复既是藩司面前的红人,自然是这些候补道结纳的对象,秦淮河畔,夜夜春宵。潘复貌如潘安,生性风流,着实享了些艳福。无如“姐儿爱俏”以外,还有“鸨儿爱钞”。潘复的束脩有限,为了筹措缠头之资,在他那些酒肉朋友设计之下,什么钱都要,品行就此搞坏了。

    以后陆钟琦调升山西巡抚,潘复也跟着到了太原。武昌起义,山西响应。陆钟琦阖家殉难,做了大清朝最后的一个忠臣。潘复回到济宁,不知怎么结识了靳云鹏,臭味相投,合资办了一家鲁丰面粉公司。未几进京,在财政部当科员,浮沉下僚,很不得志。

    靳云鹏却慢慢得意了。潘复刻意逢迎,竟成了靳云鹏的心腹。奉军中山东人很多,潘复为他拉拢中下级军官,以及在京里的一班小政客。靳云鹏之能脱颖而出,得力于张作霖、曹锟的力保。而张、曹认为靳云鹏不坏,自然也得力于潘复为他制造的口碑。为了酬谢起见,靳云鹏未经李思浩同意,便发表了潘复为财政部次长。明令见报之日,政要相顾愕然,不知这名不见经传的潘复是何许人。

    李思浩任财政多年,自然晓得他的出身,认为靳云鹏做事太离谱,恃有安福系的后台,据理力争,拒绝潘复到部,事情成了僵局。

    于是靳云鹏找人出来调停,由潘复请假二十天,李思浩派一个姓钱的代理,然后由靳云鹏发表姓钱的为烟酒署长,潘复方能到任。

    一当了次长,场面自然阔了,每夜在家宴客。北京的规矩,“条子”可以叫到家来,所以潘公馆莺莺燕燕,比八大胡同的“小班”还要热闹。酒食征逐之余,继以通宵豪赌,但潘复自己却不入局,只是拥妓作壁上观。

    任凤苞便是此时为潘复所勾结,将交通银行所存的准备金,一千万日元借了给财政部。大部分发了军饷,包括徐树铮所练的边防军在内,李思浩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发军饷之中,却大有花样。军阀吃了空缺,自然要分润各方面,潘复则进一步讲条件,照领据打七折或八折实发,便有两成到三成的好处。一部分孝敬靳云鹏,一部分作为应酬费,一部分便入潘复私囊。当然,任凤苞如果没有好处,岂肯担此风险?谣传任凤苞买了曾为吴梅村所歌咏的、铁狮子胡同明朝田皇亲的住宅,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肉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穴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来,到他家要求开兑。这些煽动的话,虽太过分,还不算荒唐,但最后加上一个尾巴,却露马脚了。

    这个尾巴是狐狸尾巴。他说:“如果曹汝霖不肯开兑,存户即不妨取曹家的陈设及藏金作抵押,不怕他不赶紧开兑。”这等于公然教人做强盗,岂有此理。因此,明眼人,哪怕是受了“五四”宣传的影响,骂曹汝霖“卖国”的人,亦都知道,这是邵飘萍挟嫌报复,而煽动他人为他去做打手,陷人入罪,其心尤为可诛。

    因此,曹汝霖仅是生气,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不过,两行挤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汝霖先还期望内阁无论如何会有办法拿出来,及至听到与直系往来密切的王克敏告诉他的一个内幕消息,不能不死心了。

    王克敏所带来的内幕消息是:安福系正在倒阁。

    事起于直、皖两系的不和,已发展为表面化。当挤兑风潮正开始时,冯国璋一病而亡,得病的原因是抑郁,他放弃了刮地皮带做生意,一年可以收入两百万的江苏督军,来当空头的大总统,受尽了段祺瑞、徐树铮的气,原指望着代理期满,还可以正式当选连任一次。但先是因为财权在段系手里,他们可以用“参战神秘费”的名义,每月列支十四万元,作为安福俱乐部的经费。冯国璋却无法提用任何公款来组党,以致在国会方面,一无凭借。后来看看形势不对,大破悭囊,加上长江三督的报效,共凑了两百万元,交王克敏去“运用”,却是为时已晚,“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段祺瑞硬逼下台,不得已而求其次,想当徐世昌的副总统,却又因梁士诒的反对,以及徐世昌的不愿开罪段祺瑞而成画饼。

    冯国璋一死,曹锟便成了直系的首领,于是久戍衡阳,与西南已通款曲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同属下三混成旅旅长,联名电请曹锟转呈当道,要求撤防北归。皖系得到秘密消息,吴佩孚已收受了西南所送的“开拔费”,总计毫洋六十万元,先送半数,到开拔时再送半数。事既如此,吴佩孚撤防已势在必行。但这一来,对皖系大为不利,因而压迫靳云鹏更换河南督军赵倜,代以段祺瑞的至亲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这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河南这个地盘在手里,可以阻遏西南方面进军。

    但是,徐世昌只同意任命安福系的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拒绝了吴光新的新任命。因为赵倜是比较中立的,跟阎锡山一样,只求保持自己的地盘,可以成为南北之间军事方面的缓冲者。如果一换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湖北就处在夹缝中了。因为吴佩孚自衡阳撤防,仍处湘南,一向受两广支持的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必然麾军北上,接收第三师的防区,湖南督军张敬尧必非敌手。这一来南北隔着湖北而成为对峙之势,吴光新如借道湖北攻湘,就会替河南带来战祸。

    徐世昌虽是天津人,却久居卫辉,在那里有住宅、有田产,且在苏门山中筑有避暑的别墅,所以已视河南为故乡,自然不愿桑梓蒙受战火,所以坚拒更换豫督的任命。

    这一来靳云鹏无法对“老师”交代,只好请辞。当然,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安福系则决定倒阁,仿照日本军部杯葛首相的办法,不出席阁议。靳内阁中有安福系所推荐的三总长:财政李思浩、交通曾云霈、司法朱深,在三月三日的阁议缺席,第二天递上辞呈。而且安福系表示,靳云鹏辞职后,可以同意徐世昌一度提议过的,他的同年周树模组阁,并照日本组阁的惯例,推荐徐树铮出任陆军总长。

    哪知曹锟为了分化皖系,决定支持靳云鹏,跟张作霖亦取得协议。及至听说徐树铮要入阁,更加强了支持靳云鹏的决心。有此有力的奥援,靳云鹏亦就不管“老师”了,就在李、曾、朱的辞呈送到时,他突然到国务院办公,宣布打消辞意。

    这一来安福系倒阁的行动,形成僵化,于是张作霖派人劝段祺瑞让步。其实河南督军赵倜,本来是守中立的,看皖系要取而代之,一气之下,倒向直系,公开通电,反对皖系所主张的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同时在河南调兵增防,准备反抗吴光新武力接收。见此光景,段祺瑞只得撤回更换豫督的要求,安福系三总长亦收回了辞呈,倒阁风潮表面算是平息了。

    但直、皖两系的裂痕,已无法弥补。直系积极联络张作霖,预备打倒安福系及徐树铮,所以曹锟在保定召集八省同盟会议。八省是东北的奉、吉、黑,长江三督的地盘,加上赵倜与曹锟自己,秘密做成以强硬手段解散安福俱乐部及拥靳但不反段的决议。

    见此光景,靳云鹏大伤脑筋。他在实际上早已背叛师门,投向直系,但表面上还算是段祺瑞的人。一旦直、皖开战,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能不预先做个姿态,因而在四月初请假,意思是局势继续恶化他就只好辞职了。

    其时段祺瑞负气,迁居南苑的团河,一面准备跟直系开战,一面仍旧要求政府责成曹锟禁止吴佩孚撤防。但曹锟是一味敷衍,吴佩孚目空一切,更不会重视徐世昌的命令,按照预定日程,由水陆两路撤军北归。他自己由水路自衡阳启程,经株洲、湘潭到长沙,沿途接受地方士绅欢迎、欢宴、欢送。这样一路到了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招待尽礼,奉送军饷六十万元。吴佩孚踌躇满志,诗兴大发,作了一首五古,题为《回防途次》:

    行行重行行,日归复日归。

    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

    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霏霏。

    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

    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

    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

    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

    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

    春满潇湘路,杨柳同依依。

    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

    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

    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

    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

    军中名将在,江上昔人非。

    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机。

    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

    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

    丈夫贵兼济,功德及巍巍。

    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

    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

    春日雁北归,万里动芳徽。

    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

    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

    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这首诗传到段祺瑞手里,一看“孰意辇毂下,奸孽乱京畿”,勃然大怒。恰好曹汝霖去看他,便劝他不必生气。

    “吴子玉自命儒将,其实不通,这首诗乱七八糟,不知说的什么。一会儿写景,一会儿抒抱负,与触景生情,全不相干。既自命‘名将’,又要‘兼济’,成就一番‘巍巍功德’的相业;一会儿‘止戈以为武’主张和平,一会儿又说‘同仇复同仇’,自励敌忾之志。撤防而用祖逖击楫渡江的典故,情事全不相类。‘何日摧狂虏’亦不知指的是谁。”

    听得这一说,段祺瑞的气略微平了些。“吴某人撤防,不遵命令,擅自行动;徐又铮收复库伦,外蒙撤治,重归版图,贤愚不肖,大不相同。现在直、奉两方面,都视又铮为眼中钉,天下还有公道是非吗?”

    曹汝霖没有搭腔。因为徐树铮筹边,其志可嘉,手段上操之过急,很可能留下了隐患。同时,这也不是徐树铮一个人的功劳,不过段祺瑞对徐树铮近乎“溺爱”,见事不明亦是必然之理。

    “芝公,”曹汝霖是怕见战火,特来相劝,“曹仲珊、吴子玉实在也太难了。不过芝公总要以北洋团体为重,无论如何,相忍为国。一旦火并,不论胜败,外人看起来总是自相残杀,北洋团体是分裂定了。现在南北对峙,北洋再一分裂,又怎么要求南方讲和?”

    段祺瑞不作声,是不接受但也不反驳的态度。于是曹汝霖再鼓余勇,慷慨陈词。

    “现在民穷财尽,我以局外人,不免抱杞人之忧。芝公是北洋元老,对曹仲珊总还有交情在;至于吴子玉是后辈,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他有轨外行动,你以元老资格,无论用什么方法制裁都可以,就是不能兵戎相见。北洋团体如果由你手里毁掉,这件事是交代不过去。”

    “毁北洋团体的不是我,”段祺瑞愤愤然,“润田,你还不明了内容,吴佩孚自通电言和,擅自撤兵,早已目无中央,纲纪荡然。而且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哪里还像军人?曹仲珊庸才,受吴利用,逼我太甚;如今竟挟制东海,下令免徐又铮的职。又铮何负于国?东海只图两面讨好,受曹仲珊的挟制,于国事有害无益。”他停了一下,态度更显得坚持了:“我已忍了好多时候了。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让步,人家进步,逼到我忍无可忍,只好直道而行。是非功罪,我一身承当,决不逃避。”

    其时张敬尧不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鲁涤平,节节败退,自长沙逃向兵州,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也算是段祺瑞的部下,恰好给了直系渲染的资料。因此,直皖之战,虽还在密云不雨的酝酿时期,但舆论已经做出判断,同时也是希望,皖系必败。

    皖系自认为是有把握的。段祺瑞亦是如此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实力,自己知道,尤其是徐树铮与段芝贵,新型大炮的威力有多大,步枪的射程胜过对方几许,重机枪的威力可以发生怎样的作用,经过演习,曾有纪录。直系仅靠第三师吴佩孚,何足为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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