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革命

    会党与政治关系　中国秘密会社，由来已久，潜伏之势力至为强大，历史上之叛乱，往往与之有关，古代固无论已，近代白莲教之乱、太平天国之起、义和团之祸，莫不与之有关，或即借之号召党徒，起而为乱也。其人多为愚民，迫于生计，服从其领袖，铤而走险，常无大志，其领袖亦不过本于取而代之之心，颠覆政府耳。列代剿平匪乱，从不考究其作乱之根本原因，而徒诿为官逼民反，政治腐败固养成匪乱之一原因，而人民之所以为匪者，则多造成于人口增多，生计困难，不甘坐而自毙也。士大夫处于领袖地位，原少与民众接触，不知其痛苦，又囿于忠君思想，多所顾忌，率领贫民而为乱者例实罕见，乃于会党或盗魁起兵胜利之后，屈己奉之，此历史常见之例。其破先例者，其在清季乎？

    思想之剧变　清季外交失败，士大夫深受外国思想之影响，渐而改变传统之观念，主张采用西法，立宪运动则其明证。青年有为之士，勇于进取，对于政治希望太大，失望亦其最甚，终乃以为非革命不足以复兴中国，起而组织秘密会社，潜谋起兵，更为扩张势力及活动之计，与旧有之会党连结。其时风气已变，从前视倡言革命为大逆者，亦变而赞助，尤以华侨为甚。华侨住于外国，常受不平等之待遇，亟欲中国富强，予以有效力之保护，故多同情于革命。其在外国得款较易，往往出款赞助党人。党人多为知识界人，秘密会党始乃改变性质。顾其活动之中心，或在外国，或在国内之租界，而在内地者，仍以旧有会党为有势力。新党活动最力者，当推同盟会。

    孙文略传　初，孙文创立兴中会，举兵失败，逃往外国，其推翻清廷之思想，迄未改变，起兵之时，年尚不足三十，据其自传：生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十二岁读经，十三岁渡夏威夷岛往依其兄，并习英文，留住五年，返国后住香港，入拔萃书室，转入香港书院，再往夏岛，不久即归，二十一岁，始习西医，入博济医校，次年，入西医书院，五年卒业。其言所好曰：“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驳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信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孙氏博览群书，比较中西制度，而欲有所改革，举兵事败，逃亡外国。其在欧、美也，对于华侨宣传革命，初无效果，命遣同志，连合会党起兵，亦归于失败。

    同盟会之活动　革命前途黑暗，拳匪乱后始大改变，政府方奖游学，各省派学生至日，留学生人数增加，分子复杂，而多数固反对政府，各派领袖认为有合作之必要，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成立同盟会于日本，势力大增，发行报章，倡言种族革命，建设共和政府。顾宣传之文字，或在外国印行，或在租界传递，仍未能唤起全国人民之注意。有效之方法，当为起兵。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颇为活动，或联结会党，或运动新军，并得外人之赞助，起兵于广东六次，湘、桂、滇各一次，皆以子弹缺乏，归于失败。其最大牺牲，则为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广州之役。此役也，党中有为之士，集于广州，联络新军，分队出发，猛扑官署，死亡七八十人，归于失败。同盟会外，尚有光复会等，光复会领袖徐锡麟举兵，事败被杀。其受革命宣传之影响，暗杀官吏，或举兵者。亦未成功。

    川路之争　革命迭起，人心已感不安，四川铁路之争，时人对于政府失望益甚。先是，绅士视建铁路可获重利，先未筹足款项，即请政府立案，川汉、粤汉铁路，均其例也。湘、蜀且办苛税，作为筑路经费，完工则遥遥无期。宣统三年，四国银行团借款建筑粤汉、川汉铁路之契约成立，朝廷宣示政策，干路收为国有，支路仍许商办，粤汉、川汉将由邮传部收办。御史有劾邮传大臣盛宣怀者，绅商利益与之有关者，亦持异议。政府发还商股，四川待遇最劣，盖以董事侵蚀太甚也，川绅乃力反对，请愿罢市，而朝廷坚持前议，并命端方统兵入川。总督赵尔丰初原敷衍绅士，为之奏请，而朝旨不许，及闻端方入川，心不自安，转而欲惩首要，将其逮捕，形势日益严重。游民有乘机滋扰者，朝廷得报，诏岑春煊入川剿抚。岑氏旧与奕劻有隙，奕劻遇事沮之，不肯入川，而武昌革命起矣。

    武昌举兵之始末　川路之争与武昌革命原为二事，不相联络，前者之影响，在使人心不安，以为祸患将作，已而革命果起矣。同盟会自广州失败以来，干部人员深为失望，乃谋于长江方面活动，成立中部总会，尤注重武汉。武昌旧有日知会，创于教士，内有报章杂志，新兵常来浏览，渐变为革命机关，与同盟会合作。同盟会员于汉口俄租界设立会所，运动新兵，原定于八月十五日举兵，乃以领袖未至，延期发难。不意会所制造之炸弹爆发，巡捕捕去二人，武昌机关亦被破获，捕去三十一人，并搜得党员名册。同盟会干部人员之在武汉者，急函会员，嘱勿来鄂。顾捕去人员供辞牵及军人，且有名册可凭，湖广总督瑞澄欲兴大狱，饬按名册逮捕。军人闻而不安，工程营兵倡议发难，十九日（十月十日），午后九时戕杀营官，攻据军械局，自城外攻入武昌。瑞澄惊惧出逃，新军主将张彪亦走，城中无主，新军加入革命军，遂据武昌。

    今观武昌举兵之始末，初无一定之计划，发难乃为自救，其能成功者，则因瑞澄出逃也。善如孙文之言曰：“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新军既据武昌，号称革命军，尚无领袖，拥协统黎元洪都督。黎氏初学海军，中、日战后，改习陆军，擢至协统，至是为兵士拥戴，谘议局长汤化龙，亦被举而管民事。

    响应区域之广大　革命军渡江，未遇抵抗，先后占领汉阳、汉口，声势大振。清廷闻报，诏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南下，并调舰队助战。北军迟迟不来。革命军召募新兵，充实战斗力，击败河南来攻之少数军队，距起义时七日矣。此役也，虽非激战，亦未死伤多人，而影响至为重要，盖革命党之活动，如举兵暗杀，久已使官吏惊惶失措。其人囿于见闻，遭遇新时代之事变，往往无法应付，武昌举兵，清兵战不能胜，更足以增加其惶恐，而赞成革命者，胆气益壮，易于响应也。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均告独立，明日，九江独立，八日，山西独立，明日，云南独立，皖北亦有独立者。其他次第独立之省，有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等省。

    响应革命之人物　各省响应革命，初无预定之计划，其主持独立者各自为政，不相统率，其人或为秘密会党之领袖，或为同盟会员，或为清廷任用之官吏与将士，于此期内，新军将士最占重要地位。武昌革命全为新军之力，已见于上，他如山西、陕西、九江等地，亦多由其主持。盖其军官曾受教育，倾向于革命，且驱逐长官之后，即可升至都督。疆吏宣布独立，大都迫于环境，有先独立而后取消者，山东则其明例。同盟会员集中于武汉、上海，黄兴应召赴鄂，统率革命军与北军激战，陈其美无兵无饷，竟能取得上海。秘密会社乘机起兵者，湖南、贵州皆有明显之例。顾其领袖未脱旧日之思想，终不能安于位。

    人心之倾向　士大夫深信中国欲达富强之目的，非政治上有重要之改革，不能成功，而清廷迟迟立宪，重用亲贵大臣，不能餍其所望。凡留心国事者，莫不明了外国富强，远过于中国，对于清廷亦极失望。革命乃应时而生，既为举国一致之运动，且有无穷之希望，青年勇敢之士，莫不兴奋欲有所为。革命口号尝有意外之效力，凡宣布独立之各省，或举兵之城邑，多无战事，其易有如反掌，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兹言一例，以便有所证明。南昌新军独立，推协统吴介璋为都督，就职之后，境内尚安，有教官名彭程万者，捏造函件投递军政府，谓孙文、黄兴开会，公举彭程万为都督，并遣敢死队入城。城中为之不安，忽有一人，自称孙文代表，至军政府宣读彭程万委任状，吴介璋竟辞职去，彭程万遂为都督。事之经过，自今观之，直为儿戏，而在当时足以更换都督，此可见革命宣传之力矣。

    清廷之让步　清廷应付革命军之方略，用兵讨伐，命荫昌督师，忽又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一地二帅，可见监国惊慌无主之情状。袁氏成立北洋军队，负有能名，至是，鉴于前事，托病力辞，而朝廷再三催促，袁尚迟迟其行。会湖南、陕西响应革命，载沣授袁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其时北军援至，会同海军，战败汉口下流刘家庙之守兵。革命军退守汉口，利用民房，狙击北军，北军纵火攻下汉口，荫昌指挥之力也，而朝廷将其召回。时值咨政院开会，通过议案，奏请罢免亲贵大臣，即开国会，人民代表协议宪法，赦免政治犯。载沣方在考虑之中，而山西兵变，人心惶恐，乃下罪己之诏，誓与军民维新，实行宪政，不咎既往。顾革命军之势力日益张旺，问题将决定于兵力，人心趋向绝非一纸诏书所能挽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且屯兵滦州，要求立宪矣。第五镇统制吴禄贞亦于石家庄自由行动，扣留南运军火。

    责任内阁之成立　于此情状之下，京中人心惊惶，不可终日。咨政院草成宪法十九条，采用英制，政权归于国会及内阁总理，载沣即命誊黄宣布，并宣誓太庙，以示遵守。朝廷又许奕劻辞职，诏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咨政院依据宪法，选袁为总理。清廷重行任命，对于张绍曾则传谕嘉奖，改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会吴为人所杀，张亦不见容于部下，于是北洋军队全听袁世凯指挥。袁氏奉旨入京组阁，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六），内阁成立，阁员多为知名之士，中有不肯就职者，实际上袁握政权，阁员多其亲信，且言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值，内外奏疏宜先送至内阁，由其代递，召见官员及奏事处传旨，均应废止，免与宪法冲突。清廷许而从之，亲贵大臣相继免职，禁卫军亦归总理调遣。袁氏掌握政权军权，摄政王俄亦引咎辞职，孤儿寡妇固非其敌，遂得为所欲为。

    汉阳、南京之役　各省响应革命，而战争并不甚多，两军攻守之省，有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湖北，而比较激烈影响重要者，当为汉阳、南京之战。山西、陕西新军无几，势力薄弱，独立后均为清兵击败，形势危险。皖北则两军相持。湖北则北军攻据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值袁世凯南下视师，遣人说黎元洪降，弗应，会湖南军队援鄂，黄兴亦至，黎元洪任为总司令。黄兴召编敢死队，十月，反攻汉口，战不能胜，改自襄河上流进攻，截断北军后路，亦不能胜。北军乘胜渡襄河反攻，迭据要塞，守军逃至武昌，七日（十一月二十七），北军占领汉阳。斯役也，革命军战斗勇敢，冲锋者多为北军机关枪所射杀，军械远不相如，为之奈何！武昌惊惶。黎元洪于城外设立行台，通电暂与政府议和，幸而北军奉令停攻武昌。上游失利，下游则革命军攻陷南京。初南京新军于城外独立，为绿营改编之江防营所败，其主将则忠于清室之张勋也。会南方各省遣军会攻，张勋告急，而援兵不至，战不能胜，率其残部退守江北。此十二日事也，距汉阳之败，仅五日耳。

    国内之情状　战争期内，人心惶惶，商业停顿，学堂放学，殷富之家迁居租界，稍有衣食者亦远避难。其原因则人民之视政府漠然不关于心，久居治安之城邑，平生不知兵革，一旦遭遇事变，自不免于不安，且兵多无纪律，万一败溃，将必大掠。历史上纪载兵灾，死亡至为重多，太平天国之乱，则其明例。革命之役，迥异于先，固未惨杀。其死亡较多者，当为旗人，盖当种族思想发达之时，兵士泄恨，无赖抢劫，均所不免也。战事延长，收入大减，列强借口海关盐税担保外债，将其保管，而双方召兵购械，在在需款，终将难于持久。外人以为战事妨碍其商业，英使出而劝说北方议和，军火商人则贩运军械。要之，外人之在中国，唯利是视耳。其政府且利用事变，扩展权利，接收上海会审公堂，援助外蒙、西藏“独立”，尤其明显之例。公廨向由华官审理本国人民，外官亦出席陪审，至是，官吏逃匿，领事派员接管，不许中国收回。外蒙古、西藏“独立”，已见于第十六章。

    临时政府之成立　南方各省各自为政，乃因事实上之需要，议设临时政府。咨政院议员之未北上者，在上海开会，推黎元洪为大都督，决定赴鄂，及抵汉口，汉阳已告危急，改在租界开会，匆匆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大纲采用总统制，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临时大总统用人行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议员由都督府遣派，每省三人。俄而汉阳失守，代表东下，其留在上海者，忽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等力持异议。及南京克复，代表前往，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黎元洪皆不就职，临时政府无人负责，值孙文自美归国，十七省代表举为临时大总统。孙文于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三）就职，于是临时政府成立，而黎元洪仍称大元帅，政权军权仍不统一，终乃与北方议和，迫而承认袁世凯之优越地位。

    南北议和　袁世凯于汉阳胜后。按兵不进，招回指挥作战胜利之冯国璋，而以段祺瑞代之，亦不派兵往援张勋，其目的则玩弄孤儿寡妇于股掌之上，倾向于议和，以逞其大欲也，乃据英使劝说，奏准朝廷遣唐绍仪南下议和。其部将欲奉为总统，商于南方领袖，黄兴等许之，临时大总统之迟迟选出者，盖虚位以待之也。及孙文就职，北军自汉阳开枪，攻击武昌，称为袁氏而战。南方领袖知力不敌，仍主议和，临时大总统且有让贤之言。袁世凯一面与南方秘密商议条件，一面利用部将胁迫亲贵大臣，一月中，和议将成。袁氏密奏时局危急，讽劝隆裕太后早日决定禅让，且引法国革命为证，曰：“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太后迭召王公会议，无所决定。其反对者有军谘使良弼、恭亲王溥伟等。袁氏阴谋为其所知，对于袁氏将有不利之行动。会良弼遇刺，亲贵大臣不能有为。段祺瑞撤兵后退，联合北方将士，发出通电，主张采用共和政体。

    清帝逊位　北方将士先称誓死反对共和，忽而恫吓清廷，太后以为军心已变，召集王公大臣一再磋商，除逊位而外，别无办法，二月一日，决定逊位。袁奉懿旨，与南方议订优待条件，实则时已议妥，其争执则南方要求黄兴为陆军总长，北方坚持段祺瑞也。南方处于不利之地位，放弃要求，和议遂成。二月十二日，太后下诏逊位，并公布优待条件，诏旨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优待条件，可别为三：一、清帝尊称不废，民国岁给四百万元，保护其宗庙、陵寝及原有私产。二、皇族世爵概仍其旧，民国保护其私产，除免当兵外，许其享受平等之权利。三、满、蒙、回、藏之王公世爵及固有宗教，概仍其旧，民国代筹王公及八旗生计。清帝逊位，中国专制政体，形式上作一结束，而国内之问题尚多，固未随之解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