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
朝鲜之形势 中国藩属次第丧失，多由于不负责任及不问其内政外交，光绪中叶而后，始乃改变传统政策。其时朝鲜尚未丧失，而日本、俄国各有野心。韩王李熙庸弱，受制于妃闵氏。大臣朋党争权，不择手段，甚者勾结外人，或以反对外国为名，以致内乱迭起。韩人以历史上之恨恶，仇视日人。日本又先压迫朝鲜，强其缔结条约。日人时已变法，韩人尚极端守旧。日人施其阴谋，而内乱遂迭起。俄国自订《爱珲》及《北京条约》，得有中国东北之广大区域，进而与朝鲜为邻，并谋于其海岸得一不冻之良港。英称防俄，占据朝鲜巨文岛，形势日急。
李鸿章对韩之意见 日本于朝鲜第二次乱后，丧失政治上之势力，盖日使助乱，深为其君臣所恶，亲日派又亡命于外也。日政府深患韩王亲俄，雇用俄武官练兵，商请中国派遣大员干涉韩政。日本先不承认朝鲜属于中国，此乃承认中国在韩之优越地位，顾仍欲互商办理，不肯放弃其利益也。李鸿章畏难苟安，不肯改变现状，尝覆出使大臣洪钧论之曰：“朝鲜自主其国，由来已久。本非裂地而封，则收回之名为无据。自祖宗之朝不问其国内之政，又不能临以命卿，为置傅相，如周、汉之制也。”其言诚为事实，问题则在维持旧制，是否足以维持藩属之关系，古今形势不同，要当因时制宜，改革朝鲜之弊政，促进中、韩之关系。惜彼失去时机，其办法则送李昰应归国，王父回国之后，一无所补，反而引起其他纠纷。
袁世凯之活动 袁世凯已奉命驻韩，称商务委员。初中国拘捕李昰应，并遣淮军驻于汉城，袁世凯与其主将有旧，佐理营务，平定朝鲜第二次内乱，为李鸿章所信，故有此命。袁氏果决，颇有才能，为韩架设电报，直达凤凰城，并干涉韩政。李熙恶之，遣密使乞俄保护。袁称中国将兴师问罪，韩王乃谓小人假造国宝文书，俄亦不肯承认。其独立之谋，迄未改变，先未商于袁氏，忽派全权大臣出使日、美。中国设法补救，而韩王竟不愿照办，且疏远中国，公然称己纳贿，中国许其停派贡使，实则全为讹言，不过使中国难堪耳。后太妃病死，故事中国吊使至韩，王出郊礼迎。李熙以其有碍自主，托辞拒绝。清廷则欲证明朝鲜藩属吾国，仍遣使往。袁氏在韩颇遇困难，驻韩日使尝欲与之协商办法，而袁谢绝其请，防范其活动甚严，日人亦恶之。
修约之失败 日本对韩表示让步，对于中国邦交较前亲善，乃欲修约。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日使盐田三郎向总署交涉。初中、日条约限制二国商人贸易之机会，日本工商业进步，迭请依照他国条约，改为互惠之最惠国待遇，终无所成，至是，复行提出。曾纪泽自欧洲回国，奉旨在总署当差，主张中、日亲善，许而从之。顾总署人多，意见不一，驻日公使徐承祖初言修约甚为不便，终拒，后忽改称无益，国内固少远见之外交家。修约磋商之际，值长崎日警与中国水兵发生互殴，中国方面死伤五十人，遂作罢论。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盐田再以为请。总署大臣商于李鸿章，李氏犹豫，且信驻日钦差之言，日本国小民贫，东方有变，不能相助，函复总署，称修日约损多益少，不如借词延宕，或改一二无甚关系利害之事。总署接受其意见，故无所成。日本后再要求，亦为李氏所驳。其政府因禁华商入内地办货。
交涉之严重 中日悬案久未妥协解决，终以对韩问题，酿成战祸。日人深恶袁世凯阻其扩张在韩政治势力，驻韩日使大石正己与韩廷忿争，几致严重之形势。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日本外务省商请李鸿章招回袁世凯，外务省即撤换大石，李氏不可。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自作乱失败后，逃往日本，韩廷患其为乱，谋欲杀之。会李鸿章之子经方招之，及抵上海，为韩刺客所杀。中国派舰载送刺客及尸赴韩，值韩刺客又于日本谋刺他人被捕，日警搜查朝鲜使馆，韩使怒而返国。日本舆论大哗，中、日邦交亦颇紧张，乃以东学党之乱，引起改革韩政之争论，造成战祸。东学党为朝鲜民间之秘密会社，韩王不恤民苦，人心思乱，信者日多，光绪十九年聚众数万，韩王将其解散。明年，全罗道古阜郡农民抗税，东学党因而起兵，宣称讨倭斥夷，战败官兵，不受招抚，声势张旺，扬言直攻汉城，匡君救民。
改革韩政之争议 方乱之正炽也，韩臣有请其王向中国乞援者，袁世凯亦以为言。四月，韩王正式乞援，后二日，清廷宣称出兵，驻日钦使汪凤藻通知日本，文有保护属邦之句，外务省不肯承认，并称日本出兵朝鲜，正式通知总署。总署请日不必多派军队，及进入内地，外务省不肯接受此种限制。中、日出兵，党人多逃，余众就抚。日兵驻于汉城，而韩京安堵如常，各国均有非议，其驻韩公使大鸟圭介与袁世凯议商撤兵。五月十三日（六月十六），日外务卿陆奥宗光招见汪凤藻提出整理韩政草案，整理财政，裁冗官，练新兵。汪氏电报总署，总署反对，李鸿章亦言不可。陆奥收得覆文，更照会中国公使，说明立场。其扼要之语曰：“非协定将来，足以保持该国（朝鲜）安宁静谧，并保证政治得宜之办法，则帝国政府决难撤兵。……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坚决至是，将单独行动矣。
调停之失败 大鸟新奉训令，改变态度，要求韩王改革内政，并问其是否属于中国。朝鲜答覆迟延，向中国乞援，李鸿章请俄干涉。陆奥亟致密令于大鸟，日兵于韩自由架设电线，建筑兵房。大鸟遂出积极，要求韩廷令清兵退出境外，宣言废除中、韩通商章程。韩王未有确实之答覆，日军竟包围王宫，拥李昰应出，为所欲为矣！中国方面，李鸿章日知时局之严重，说俄干涉，而俄政府向日提出忠告，外务省保证其无侵略朝鲜疆土之意，遂无举动。英国调停，亦无所成。六月十二日（七月十四），日本警告总署，略谓不理其意见，“今后倘生不测之变，我政府不负其责。”于此情状之下，李鸿章建议让步，而总署不可。德宗年青，不知日本实力，主张用兵。其亲臣交章言战，要多动于情感，轻信浮言，不切实际，而在当时，竟为强有力之清议。
战斗力之比较 日本外交官及武官存心挑战，清廷朝臣则空言战，海陆军之战斗力全不之计。初朝廷创办海军，原拟每年筹银四百万两，而各省报解，远不及额，朝廷严令遵行，始能购置军舰，办理海防。中、法安南之役，朝廷重视海军，新设海军衙门主持，值购买之兵船来华，雇英人琅威理为教练官。顾公布之章程多未遵行，海防费一部分移建颐和园，户部又由尚书翁同龢定停购军火之议，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未买一只新船。陆军则缺额太多，器械恶劣，淮军虽有洋枪利炮，然而军纪废弛，人数不多。其他军队多不足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全用西法，采用征兵制，海军则政府增加预算，扩充实力，甚至与国会冲突，后经调停，始得通过预算。其兵船发炮敏捷，过于我国，而又行驶迅速。总之，日本海陆军均占优势，武人正欲扩张其国力于海外。我国则朝臣疆吏，平素既不努力准备，危急之际，唯以情感妄发议论。误国之罪，其何能辞！
战争之起始 德宗迭谕李鸿章进兵，盖驻韩淮军只有二千余人也。六月中，李鸿章雇英船运兵，更令部将自陆路入韩，而日兵已达一万余人。日本闻知淮军自海上往援，遣舰队出发，并奉有攻击密令。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五），遇见华舰于丰岛洋面，发炮轰击，并沉高升运输船。同日，驻于汉城之日军向牙山出发，其地驻有华军也。明日，两军开始交战，淮军凡四千人，以新得援兵，数有增加也。淮军退出牙山，七月一日（八月一日），两国宣战。淮军败后，退守平壤，陆路来援之兵亦至，人数达一万五千，扼守要塞。日军分路前进，采用包围策略，八月中，开始攻击，占领要塞，守兵于夜间弃城出逃，退入鸭绿江西岸。平壤战败后之二日，两国海军激战于黄海，胜利亦归日本。
朝中之情状 海陆军战不能胜，二者均归李鸿章节制，时人以其主和，又以战败，乃深罪之。实际上平壤败后，陆军无新法操练之精兵，舰队军火缺乏，势难再战。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命传议和密旨于李鸿章，其办法则请俄干涉也。李鸿章商于俄使，未有所成。英使劝李鸿章等早日议和，以朝鲜独立赔偿军费为条件，其政府并商请列强共同干涉，而德宗及其亲信大臣仍持异议，其心理以为日本国贫，不能持久，东北气候严寒，我国士兵力能耐寒，可度其将败也。和议终无所成。朝臣一面大言主战，一面轻信讹言，惶恐之至，远送家眷出京避难，中国所缺乏者，无过于言行一致具有远见能决大计之政治家也。
日军进犯奉天 日本作战之兵，自朝鲜而前，是为第一军。归山县有朋统领，九月末，以重炮掩护，得渡鸭绿江，守兵败逃至九连城。日军乘胜陷之，次第占领奉天东南之城邑。守兵乃守形势险要之摩天岭。日本另遣军队，自金州东之皮子窝登岸，是为第二军，进攻金州，陷之。败兵逃往大连，更退至旅顺，大连重炮反而资敌。朝廷闻报，遣军往援，战不能胜，于是旅顺援绝，人心丧沮，日军进攻，海军助战，一日陷之。日军以守兵戕杀俘虏，捕杀二千人，亦云惨矣。败闻，李鸿章及统兵大员，各得处分，朝臣乃言淮军无用，请用湘军。湘军出关者，亦无战绩。吴大澄所部之败溃，尤其明例。
北洋舰队之消灭 北洋舰队自黄海战后，退入旅顺船坞修理，工毕，驶赴威海卫，盖提督丁汝昌以为旅顺后路警急，各船泊在港内，水道狭隘，不易转动，有损无益，李鸿章且欲保全余舰，不令再战。朝旨调南洋兵船赴援，两江总督刘坤一力言不可，后刘奉命北上，张之洞代为总督，亦奉朝旨，称其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终未北上。十二月末，日军自威海卫东南之荣成湾登陆，从后路进攻南炮台，陷之。丁汝昌初欲毁之，免其资敌，不果，至是乃自毁北炮台。于是舰队困守刘公岛，日军施用鱼雷，兵舰颇有损失，兵士哗噪欲变，离船登陆。外员劝丁汝昌降，日本海军司令先致书说其出降也。丁氏不可，后欲沉船，毁坏炮台，而部将恐其取怒日人，不肯奉行。又欲突围而出，诸将亦不从，遂仰药死。部下用其名义，致书日本司令言降，约其毋伤军民，司令许之，双方议妥条件，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一八九五二月十六）出降，北洋舰队遂无余烬。
和议之挫折 清廷失去早日议和之机会，朝臣请用恭亲王奕䜣。奕䜣初无补救，及奉旨督办军务，而军事日急，乃请驻京公使调停，未有所成。太后遣人密商于李鸿章。李遣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而日本当局不肯接见，外务省向美使表示中国尚无议和之诚意。及旅顺失守，总署主张于上海议和，亦为日本拒绝。德宗仍持战议，但迫于太后之命，诏张荫桓、邵友濂为专使。二人滞留上海，备受匿名揭帖之诋讥，主张和战并行，统兵大员不可意存观望。会日军进攻威海卫，乃奉旨东渡，日皇命伊藤、陆奥为全权大臣，会议于广岛，互勘证书。伊藤称其全权不足，拒绝开议。张、邵二使请换证书，为其所拒，命船送之归于长崎。伊藤私向参赞伍廷芳语，中国宜派恭亲王或李鸿章，外务省亦向美使表示中国宜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素著之员。”
李鸿章赴日议和 会议久未开成，而威海卫已告失守。德宗迫于太后之命，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其东渡也，已知日本主要之条件，赔偿兵费，朝鲜自主，割让土地，及议定商约。总署迭开会议，而终无可奈何。二月中，李鸿章及其属员抵马关，与伊藤、陆奥相见于春帆楼，得知日舰往攻澎湖、台湾。伊藤应李氏之请，提出休战条件甚为严酷，总署得报，商于驻京公使，决定先议条件。李向伊藤要求，日方允许明日提出，会散，李鸿章归馆，狂徒以手枪击之，流血晕绝。日政府大惊，各国皆不直日。日政府为缓和国际间形势计，允许奉天、直隶、山东无条件休战二十一日。伊藤俄提出苛酷之和约，李鸿章电报总署，并请将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及赔款三万万两之要求，密告英、俄、法使，一面饬其属员草成说帖，要求减轻。
《马关条约》 伊藤不为说帖所动，召李经方密谈，大陈利害。李鸿章迭电总署报告交涉经过，对于日方提出修正案，除朝鲜自主外，中国割让奉天四城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日商照最惠国待遇。伊藤不可，另提出修正案。李请再减赔款割地，而伊藤患列强干涉，强迫李氏早日承认，并称无可再议。朝旨初令李氏商减条件，后据其报告，以为事机紧迫，乃许签定条约。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十七），《马关条约》成立。其要款凡六：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二、赔款二万万两。三、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四、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日船得驶往苏州、杭州及四川之重庆，日商得于商埠开设工厂，制造货物。五、二国另订商约。六、日军得驻于威海卫，待赔款付清，商约成立，即行撤退。另订专约，规定威海卫驻兵办法，停战又延长二十一日。李鸿章签约后即归国。
三国干涉 条约损失之重大，引起朝臣疆吏之反对，多请废约再战。张之洞电称连结英、俄，给以西藏、新疆，刘坤一等亦持战议。朝旨饬李鸿章商改条款，李言不可。会俄、德、法提出通牒，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初战事失败，总署商请外国援助，德曾忠告日本不宜要求大陆上之土地，未有效果。及《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又有干涉之意。俄以日据辽东妨碍其前进，商于英、法、德国，共同干涉。德国许之。法为俄同盟国，表示同意。英则拒绝。三国向日要求，日本迫而许之。清廷亦欲保留台湾，不愿换约，并请三国援助，三国谢绝，始乃换约。关于保全台湾，长官商请英、法保护，一无所成。台绅呈请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宣布独立。日遣舰队往攻，占领台北，官吏潜逃，台南尚有刘永福所部防守。秋间，日舰往攻，刘永福亦走。斯役也，日军染疫，死亡颇众。
善后事宜 和议成后善后事宜，有归还辽东及议订商约等。关于还辽，日本要求五千万两，三国定为三千万两，于是中、日议订条约。日本于三月内，撤退奉天驻兵。议订商约，日本要求甚奢，中国则欲挽回权利。争执之问题，日本要求制造之土货不完口岸正税，其商人新得设立工厂之权利故也。中国则欲条约载明领事保护在日华人，久无所成，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订成通商行船章程。争执之问题并未列入。其主要条款，则日人享受列强在华之商业权利也。至于日厂制造货物之征税，则另订成条款。中国承认征税不得多于本国臣民之所纳者，又划给天津、厦门、汉口等地之日本租界。综之，二十四年之中、日交涉所有问题，多解决于《马关条约》，日本地位，自此而后迥异于前，二国之问题益多，中国之损失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