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同治朝之内政
文宗之家庭 文宗患英、法联军之逼，逃往热河。及《北京条约》成立，英、法撤退军队，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而帝以为外使要求觐见，不欲即归，明年（咸丰十一）欲返，一再延期，据后诏旨，乃肃顺等力排众议，坚持不可也。会帝得病，七月病死，只有一子，名曰载淳，时年六岁，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出。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幼尝读书，以秀女选入宫中，为帝所爱。妹为帝弟醇郡王奕 之妃。文宗北逃热河，后妃偕行，那拉氏与焉。说者谓帝晚年，那拉氏干涉政治，宫中之事要不可考。所可知者，那拉氏异于寻常女子，对于政治饶有兴趣，并能批读奏疏。帝崩，肃顺等谋揽政权，那拉氏先已为之备。
政变之始末 文宗亲信大臣多为宗室，肃顺尤负能名，说者称其善揣上意，恃宠立威，尝兴大狱，诛杀大臣，故为清议所恶。文宗出狩，肃顺等扈从，益见信任。奕䜣初任军机大臣，时留京办理外交事宜。清初亲王多居要职，圣祖子多，互相争位。世宗嗣位，恶其兄弟，另设军机处，慎选大臣入值，拟定诏旨，议商政策，亲王独不与选，渐而成为惯例。文宗命弟入值，盖当大乱之时，非常例也。当时大臣可分两派，一在热河，多属肃顺党羽，一在北京，以奕䜣为首，反对肃顺等专政。初文宗病危，肃顺等称受顾命，谓帝命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遗诏究为帝意与否，今不可知，顾此实非太后之所愿闻，八人之中无一近支亲王，且皆肃顺党羽，既为近支王公所恶，又为在京朝臣所疑，由是酿成政变。
载淳于热河行宫嗣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揽政权，尊皇后钮祐禄氏为慈安皇太后，生母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阻遏恭亲王奔丧。朝臣疑之，御史董元醇奏请三事，一、皇太后听政，俟帝年长，再行归政；二、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三、简派大臣充帝师傅。奏上，帝谕王大臣著照所请，盖两宫太后主张垂帘听政也，而王大臣奏称不可，竟改谕旨。九月，梓宫返京，王大臣护送，太后及帝先归，颁发前在热河拟定之殊谕，赞襄政务王大臣解职议罪，俄再降旨拿问肃顺等三人。肃顺不服，被捕入京，家产奉旨查钞。上谕宣布其罪状，并令斩首，远支亲王二人赐令自尽，余党各有处分。太后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行走。
太后听政 今观政变之始末，起于太后权臣之争权，权臣失败，太后临朝，为当然结果。清帝自入关以来，年幼嗣位者，有大臣辅政，从无太后听政之例，自此而后，竟为常例，其原因则穆宗早死，尚未有子，太后迎立奕 之子载湉为帝，是为德宗。帝又无子，迎立其弟所生之子溥仪为帝。数十年中，正当国际关系剧变之时，需要强有力之皇帝，认识新时代之情状，决定大计，而妇女性情偏于守旧，对于新事业之创办，不能有所决定，军国大事亦无适当之解决，迟延犹豫至于覆亡，固清室之不幸，亦中国之不幸也。
亲王宦官之重用 中国习俗男女授受不亲，中等之家妇女从不轻出门外，光绪中年（十九世纪末），诏旨迭禁妇女入庙烧香，或在茶肆吃茶，违者捕罚。太后听政，乃以男女之别，悬帘或幔以自蔽，遂不得与朝臣自由问答，势乃迫而重用亲王，信用宦官。亲王养尊处优，类多不学无术，奕䜣于诸王之中较有能力，然已忧谗畏讥，迭受申责，不敢尽言，后且不安于位。在其下者，何足深论，唯求贿赂而已。朝廷之败坏，多由于此。宦官愚蠢放纵，久在宫中侍奉，深知皇帝太后所好，为其所信，得揽大权。世祖鉴于前事，削减其权，子孙亦未重用宦官。太后听政，始改祖制，初用安德海，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遣之南下，织办龙衣。故事宦官不准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捕之，奏言安德海僭疑招摇，太后诿称不知，下诏杀之，此不过一例耳。其他收贿乱政者尚多。
中兴时期之政治 穆宗嗣位，明年，改元同治，值当内乱正急之时，恭亲王辅政，小心翼翼，凡统兵大将有所奏请，类皆准许，叛乱故能次第平定。李鸿章追念前事，深有所感，尝书告友人曰：“中兴之初，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所谓中兴者，乃沿用历代平乱之故事，实际上政治未有改革，外交未闻胜利，又无重要新事业之创办，固不足称为中兴也。其异于先朝者，则为两宫太后听政，慈安为一寻常女子，对于政治并无兴趣，说者以德称之，除大赏罚或有意见而外，余殆不问。慈禧颇有才能，判阅奏疏，裁决政事。凡臣下入见，慈禧一一询问，慈安独无一语，皇帝亦然。
穆宗家庭之祸 两宫太后听政已久，渐相疑忌，恭亲王后谏复修圆明园，几获重罪，乃不敢多言。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帝年十八，两宫太后为之选立皇后。慈安主婚尚书崇绮之女，慈禧欲立侍郎凤秀之女，各不相让，最后帝自决定，选崇绮女阿鲁特氏为后，以凤秀女富察氏为妃，慈禧因之不悦。秋间，大婚礼成，相传慈禧戒帝毋常至中宫，并令皇后学习礼仪，帝遂郁郁不乐，常独住乾清宫，明年春，亲政，乃微服出游，太后并不之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染得天花，御医医治，痘已结痂，倏变为剧，十二月遂死。慈禧立奕 子载湉为帝，其母则其妹也。
地方官之权重 太后临朝，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已言于前，其初太平天国及诸方祸乱，旗兵绿营不能平定，满员之任统帅者，未有功绩，朝廷乃变政策，重用汉人，统兵平乱之诸帅，朝廷初未授以军队，给与饷粮，不过与以名义而已。兵勇募自其家乡，将士由其擢用，饷则于其驻防之地百方筹募，甚至榨取，清代重文轻武，一品武官几同于督抚之侍从，高宗尝下诏严禁，固不能有所改正。至是，平乱之钦差大臣，多为文人，且兼总督或巡抚之职。其人新立功绩，负有时望，朝廷亦优待之。恭亲王小心谨慎，遇有大事，不肯主持，往往征求其意见。其中尤负盛名者，当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左氏后言朝廷情状曰：“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以为设施。”此种现象之造成，始于同治初年。军机大臣虽多满人，疆吏则多汉人，满人之居高位者，未有才能杰出之士，宜汉人渐居要职也。
军功保举人员 本部十八省之纷扰，凡二十四年。朝廷为鼓励人心之计，厚赏作战之将士，统兵之将帅亦欲多所保举，甚者掩败为胜，冒夺军功，部议不能多所驳斥。保举之数，据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左宗棠奏称各省军营所保武职，无虑十数万员。其时太平天国新平，捻、苗、回犹炽，保举武官，竟如此之多，其保至三品以上者，据曾国藩言，不下数万人。战争之际，虽无实缺，尚可于营中效力，领支饷银，及后乱平，多遣散回乡。其人狃于得官取财之易，不知营生，一部分投入会匪，乘机为乱。其有奥援者，则有差委，顾此为极少数之幸运分子，其随旧日长官而冀谋得一差或一职者，则数甚众，生计困难，自不能免，乃屡有造谋，发生巨案。
捐输 其他政治上之不良影响，则政府因乱收入锐减，而军费浩繁，支出增加，官吏一再减成发给俸金养廉，固仍无济于事，乃广开捐输。捐输由来已久，清帝亦常开捐，要当灾乱或财政困难之时，收入年约三四百万两。无奈内乱正亟，人民救死不暇，各业停顿，现金自不易得，且政局尚未安定，倘或叛人攻陷城邑纳捐者危险孔多，故开捐之后，收入并不甚多，乃改例减价，降级者亦得捐复，富人且可为其已死之父祖捐得追封。据浙江巡抚王凯泰奏疏，出银三四千两，即得道府，千余两即为知县，百余两即为佐杂。会内乱次第平定，热于入仕者，因而利用事机纳赀为官，同治中叶捐输一途，年约百万，可见入赀者之多。各省候补者，莫不有人满之患。其人视官同于投资求利，他日得一实缺，何能责其善治其民？
候补官之窘状 军功捐输深受内乱之影响，造成仕途冗杂之现状，二者自时人观之，得之均属甚易，正途出身仍极高贵。士子按期应考，每科必有录取，院考乡试固无论矣，会试录取二三百人，其授官者，在京或一二十年不得补缺，其入翰林院者或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俸金又少，难于维持生活。故京官多望外缺，无如缺少官多，甚者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非善于钻营或有奥援者，盖不易得。候补官员居于省会，每逢初一十五，例须亲至督抚衙门行礼。其人多无进款，衣食艰难，甚至自杀。正途出身者，尚能作文，应付月课，优得津贴。于此穷迫生活之中，而捐输者并不减少，盖居官致富者，常为人所论及，而失败者无人注意也。清季吏治之腐败，此其原因之一。
军队之未改革 内乱之久，军队战斗力弱，不足以平乱，实一主要原因，其造成者，一则武举不适于用，将士多行伍出身，兵士未受严格之操练。一则兵丁饷银太少，尚不能全数发给，将士吞没缺额之饷，乃听其营生。一则器械多为古代遗物，外国枪炮之威力，不为国人所信，双方以刀相杀，勇者胜耳。内战之平定，非旗兵绿营之力，乃临时召练之乡勇。其人饷银较厚，作战勇敢，又有智谋之士指挥，故能胜利。然时所谓精兵，操练不过数月，军器仍为刀矛鸟枪，是以老师糜饷，历久始平内乱。战后，乡勇一部分解散归农，朝廷恢复旧有兵额，余则未有重要改革。左宗棠奏请裁减福建额兵，增加饷粮，实有所见，无如朝廷上无人主持，为之奈何？乱前腐败之情状，一一恢复。
外人明了中国情状者，莫不主张改练军队。其来中国初为商业，内乱妨碍商业之发达，英于广东代练军队，则其例也。其有政治野心或欲见好于清廷者，亦欲代平内乱。朝廷疆吏多所疑虑，外国又相疑嫉，未有所成。外兵参与战事者，固多有功，外人统率及操练之兵，亦多胜利。常胜军于东南作战，法国洋枪队于浙东作战，均其例也。其胜利之最大原因，则为炮火摧残之威力。李鸿章统帅淮军，驻于上海，书告曾国藩，言外兵进攻嘉定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后又书告曰：“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其意则欲其师倡用，开通风气也。而曾国藩始终坚持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无所改革。常胜军解散，淮军收用其炮手，故战斗力强于他军。关于雇用外人练兵，曾言愈少愈好，李称费用过巨，征调且有掣肘，恐有尾大不掉之虑。朝廷接受其意见，雇用之外人均先后解雇，新军毫无影响于时。
舰队之解散 关于水师，沿海诸省多有兵船，然皆有名无实，不敢驶出外海，追剿海盗。湘军作战颇赖水师，水师船少炮劣。恃风力人力而行。太平军于南京一带之沿江要塞，筑有营垒，水师无法通过，亦不能断外船私运接济。恭亲王初欲购买外国军舰，未有所成，及太平军攻扰浙江，始诏购买船炮，筹银八十万两，饬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购兵船七只趸船一只，雇用英国武官兵丁水手六百余人，用银共一百零七万两，船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到华。其时形势剧变，太平军迭次败挫，已近灭亡时期。军船原为助攻南京之用，而曾氏兄弟坚决反对，乃因统管权之争执。曾国藩建议将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船为英国所得。中国先后用银一百四十五万七千两，未一利用，诚一骇人听闻之事。
海军及机器局之创办 顽固之士大夫反对调遣兵船助战，多出于私心，轮船行驶迅速，便于交通，亦为其所知悉。上海购置轮船二只，归总督曾国藩节制，则其明证，曾于安庆招工试造轮船，固未成功，派员出洋购办机器，后于上海扩充机器局，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造一轮船名曰恬吉。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于福建马尾创设船厂，雇用法人主持，会督师北上，疏请诏授沈葆桢船政大臣，并得会衔奏事。惜其办理未能得法，糜款多而造船少。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中、日台湾交涉案起，朝臣力言筹办海防，始乃积极筹办海军。关于军械，李鸿章久知外国枪炮之威力，先于上海设局仿造子弹，后并制造枪炮，及代理两江总督，又于南京设局制造军火，迨任直隶总督，扩大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之机器局。他省亦有仿办者，顾多规模狭小，任用非人，未有昭著之成绩。英使初荐英官监理军火，兼铸大炮。恭亲王奏言费多，未悉其人，不宜遽假以管理火器制造炮位之权，竟托辞拒绝。此新事业创办多无成效之一主因也。
同文馆之创立 同文馆之创立，亦新事业之一。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未有精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而外国译员能读我国经史，恭亲王等请设同文馆教授英语。馆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明年，添设法文、俄文二馆，共学生三十名。上海、广州各设学馆，亦偏重语言。恭亲王后请再添一馆，学习天文算数，考收翰林及由进士出身之官员。朝臣倭仁等反对奉夷人为师，力持不可。会天变诏求直言，言者诋毁恭亲王，几兴大狱，应考者七十余人，考取三十一名。其人多八旗子弟，正士固不愿入馆，设备较善之学校，竟无若何重要之影响于国中。马尾船厂附设学校，教授英文、法文，亦无若何成绩。国中需要切实有用之人才，而时未有学校可以养成，曾国藩、李鸿章接受粤人容闳之建议，书请总署访选幼童赴美读书，总署从之。原议年派三十人前往，以四年为限，十五年后返国。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出，其人年龄太小，乃于美国兼学国文，政府后得监督不满意之报告，将其招回，学生初未为人所重视。其他新事业之创办，尚有招商局等，亦无重要成绩。
改革失败之原因 总之，中兴时代政治上未有改革，反受内乱之影响，积弊增多。时当世界交通日趋便利，中国闭关墨守成法，决不可能，而朝廷上未有果断能决大计之君主，认识新时代之大臣，不能辨别是非轻重，有适当之决定。其困难之症结：（一）朝臣疆吏思想浅陋，明知己不如人，既不努力有所建设，又不虚心学习外人所长，自欺自蔽，其人盖古所谓绝物也。（二）士大夫夷夏之别太严，怀疑外人，成为普通心理。长官雇用外人者，又常冒夺其功，外人不服，乃称其不受羁勒，心不可知。李鸿章书告曾国藩曰：“洋人横戾，断不能操纵由我。”又尝曰：“我辈尚不能提调洋人，委员何能提调？”此足以见时人之态度。列强在华，又相忌嫉，互进谗言，益足以坚时人之信心，终遂未有重要之改革。近代中国恶劣现状之造成，原因虽多，而昏庸无识见之士大夫，负有重大责任，实一明显事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