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宋文学

    第一章 宋初文学与南朝风尚之转捩

    有宋文学，承东晋之余绪，导南朝之先河，实为吾国中古文学一大转变之枢机。其与魏晋显然大异者有二：即此后诗歌渐变为辞赋，而辞赋复渐变为诗歌是也。盖元嘉以后之诗歌，于文则渐以对偶、声律为精工，于质则务以隶事繁富为可喜。是以声调务求其谐叶，词藻务求其华缛，而内容必极其典重者，与魏晋以前之辞赋何异焉。故斯时诗歌直可谓这辞赋化，易言之，即辞赋式的诗歌耳。而南朝辞赋则不然，声音渐变而柔婉，颜色益趋于绮丽，而内质复力求空灵，是又与建安、正始间之诗歌大致无别。故此后辞赋亦可谓之诗歌化。易言之，即诗歌式的辞赋耳。惟此文学上两种相反之方向，其转变之动机，已远伏于魏晋。如陈思、潘、陆之诗，仲宣、渊明之赋，皆其明征。特其风气至元嘉而始著，迄永明以后而始盛耳。斯文学变迁之恒态也。顾其所以致变而成风气，此亦非偶然。尝考其故，不外三端。

    一曰文笔之区分。晋以前文学所该者广，诗、赋以外，一切论学、论政、述事、记言及诏、令、章、奏之篇，皆得谓之文。晋以后文笔既分，而文学之范围渐狭，文学之意义益明。质言之，即斯时纯文学之独立与其艺术的价值已为一般人士所共认是也。考《晋书·蔡谟传》，称其文笔议论有集行于世。而张翰、曹毗、成公绥诸传，亦均以文笔并举，或云诗赋杂笔，此文笔始分之明证也。自是以降，如《宋书·傅亮传》言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沈怀文传》言弟怀远颇闲文笔。《南史·颜延之传》，记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余如南北朝诸史所载文笔并称，或言辞笔、诗笔者，不可缕述。详见阮元《文笔对》及刘申叔先生《文笔词笔诗笔考》。顾文笔之文界以何者为经界耶？《南史·范晔传》晔与诸甥侄书曰：“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是皆以有韵无韵分文笔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与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此不独以韵分文笔，且当视其颜色之丽，与声音之谐以为断。为昭明所谓“沉思翰藻”之文也。齐梁时文笔诚为二事，然亦对举之而始分耳。若通常所谓之文，亦可以赅笔也。惟其时文家既以藻韵为宗，非此则不得称文，是以孜孜焉，咸竞以讲求乎文章之艺术为能事，流连荒亡而莫知返也。

    二曰声律之兴起。南朝文学之特色厥为声律之讲求。自魏李登撰《声类》一书，以五声命字，而晋吕静仿其法以作《韵集》，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逮乎宋世，遂取为文章之准绳。如范蔚宗自谓能别宫商，识清浊轻重之分，以济艰难是也。然其所谓清浊轻重者，即诗文中之平仄而已。更齐梁而其军愈张，其辨愈微，而拘忌亦愈多。《南史·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而《梁书·庾肩吾传》又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观此则本朝文家之风尚可知矣。《文心雕龙·声律》篇更详论之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亦文家之吃也。按此已引见卷一第一篇。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毫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观此则南朝文家论韵之精，又非徒平仄一事而已。迨风气已成，文体新变，士流景慕，递相师祖，襞积细微，务为凌驾。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由俪偶以进于四六，诗则由声韵以成为律体，皆声律之论有以先之也。

    三曰玄风之衰替。自正始以迄永嘉，文章多平典似道德论。锺记室所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者也。建武以还，玄风之扇尤炽。词人染翰，莫不侈口老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风起云涌，家有其篇矣。迨东晋末造，殷仲文、谢叔源等起而革之。虽影响甚微，然亦物极必反，自然趋势之表现。南朝文学转变之关键于是乎在。故《文心》论之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其谓宋初缛丽之文，实继玄风衰歇而起。则南朝文学所以转变之由，固已意在言外，故曰“体有因革”也。盖自王、何以来，玄风既盛，士大夫竞以名理相标。其在两晋，如乐广之冲旷有理识，裴之善谈明理，卫玠、王敦之少有名理。并见《世说》注随流扬波，并为王、何之余绪。盖其所谓名理者，不外老庄，至东晋而佛乘继起，学者遂又多通释理。殷浩、孙绰之流，其尤著者也。玄风既畅，其流辄及于文学。他勿具论，即以诗赋韵文言之，刘伶之《酒德颂》，孙楚之《陟阳候诗》乃至陶公《神释》诸篇，莫不深受其影响。《世说·文学》篇称：“庾子山信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耶，非赋之能尽；若无意耶，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又言：“郭景纯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称其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然则两晋之文，不但好玄理清言而已，且其时艺林之评赏，亦非此则莫之重也。夫文章之美，贵乎词旨兼备。若徒有其质，则言虽玄远，与道书佛偈何以异？此元嘉以后作者所以力矫其弊，崇尚词华，而有“出水芙蓉”，“镂金错采”之目也。

    又按刘宋文学颇极一时之盛，考其原因，奖劝之功居多。《宋书》本纪记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其事。见《南史·雷次宗传》。本纪又称：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此皆以文学别于众学，提高其他位。故作者时时间出，彬彬焉极一时之选焉。文帝而外诸帝并好文学，《南齐书·王俭传》谓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明帝纪》亦谓帝爱文义，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皆其证也。而临川王义庆，于诸王中尤爱文义才学之士，远近必至。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并以辞章引为僚属，此尤与刘宋一代文学之兴盛有关者也。兹先述宋初之文学。

    宋文帝 帝名义隆，武帝第三子。先封宜都王。徐羡之等废少帝，迎帝入承大统，寻诛诸废立者，后为子劭所弑。在位三十年。《南史·临川王义庆传》谓帝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其文集今不传。有《登景阳楼》及《北伐》诗，并全篇对偶甚工。如《登景阳楼》之“瑶轩笼翠幌，组幕翳云屏”，饶有律诗意味。

    何承天 何承天，东海郯人。宋武起义初，抚军将军刘毅镇姑熟，授为行军参军。宋台建，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谢晦镇江陵为南蛮长史，晦进号卫将军，转咨议参军，领记室。元嘉三年，文帝讨晦，承天自诣归罪，见宥。后兼尚书左丞。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出为衡阳内史。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妳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妳母何言耶。寻迁御史中丞。时魏军南伐，文帝访群臣捍御之略，承天上《安边论》。素好弈棋，又喜弹筝，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而性褊促，元嘉二十四年，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尝删减《礼》论，以类相从，凡三百卷。又改定《元嘉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其文今传者，有《木瓜赋》、《鼓吹铙歌》十五首，颂赞五首。据《宋书·乐志》，《鼓吹铙歌》十五篇，乃晋义熙中承天私造，则此歌竟不得为宋文矣。今考其辞篇名仍旧，或为三言或为五言，或三言七言相杂，文辞清隽，而古茂之气全失。先承天而拟作《铙歌》者，有缪袭、韦昭已见前卷。《木瓜》赋心澹泊，则郭景纯《蚍蜉》类耳。

    傅亮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咸之玄孙也。博涉经史，尤善文辞。晋义熙中，迁中书黄门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为太尉从事中郎。宋国初建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加中书令。从还寿阳，武帝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亮独悟旨，至都，即征帝入辅。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县公，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自此至武帝受命，表册文诰，皆亮辞也。二年，加尚书仆射。帝不豫，与徐羡之、谢晦并受顾命。少帝即位，进中书监，尚书令，领护军将军。少帝废，亮奉迎文帝于江陵，率百僚诣门拜表，威仪甚盛。文帝问少帝及庐陵王义真薨废本末，怨哭呜咽，侍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始兴郡公。元嘉三年诛。亮之方贵，兄迪每深诫焉，而不能从。及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尝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烛，作《感物赋》以寄意。初奉大驾，道路赋诗三首，其一篇有悔惧之辞。自知倾覆，求退无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赞》称其见微之美云。有《喜雨赋》、《登陵嚣馆赋》、《登龙冈赋》、《芙蓉赋》、《征思赋》、《感物赋》及诗四首。文殊、弥勒赞二首。赋惟《感物》为完篇。其自序谓此先师所以鄙智，及齐客所以难日论也。则亮之得祸，初亦未尝不知，特不能勇退以保身，此所谓仁不能守者也。诗亦惟《奉驾道路所赋》五言为全，余皆缺篇耳。

    宋初文士甚众，其重要作家如何承天、傅亮等文多失传，无从窥其全豹。观其见存之作，尚不足以副其名也。自余如王韶之作郊庙、燕射歌辞数十首，见《宋书·乐志》详后章。又有《赠潘综吴逵举孝廉》诗六章四言，《咏雪离合诗》一首骚体，谢晦有《彭城会》诗一首，《怨人道》一篇。见本传。孔欣有乐府诗二首，《祠太庙》一首。其乐府《相逢狭路间》一首，虽似有道之言，然其词亦自可诵。伍缉之《劳歌》二首，如云“月色似冬草，居身苦且危。幽生重泉下，穷年冰与澌”，亦佳句也。郑鲜之有《张子房庙》诗一首，虽非全文，而雄伟之气可见。范泰有《经汉高庙》及《鸾鸟诗》各一首，一则豪宕，一则凄恻。为必当日高手，惜其文不多耳，录其《鸾鸟诗》如下。

    昔罽宾王结置峻卯之山，获一鸾鸟，王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致也。乃饰以金樊，飨以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意，鸾睹形悲鸣，哀响冲宵，一奋而绝。嗟乎，兹禽何情之深。昔锺子破琴于伯牙，匠石韬斤于郢人。盖悲妙赏之不存，慨神质于当年耳。矧乃一举而殒其身者哉？悲夫。乃为诗曰：

    神鸾栖高梧，爰翔霄汉际。轩翼飏轻风，清响中天厉。外患难预谋，高罗掩逸势。明镜悬高堂，顾影悲同契。一激九霄音，响流形已毙。

    第二章 颜延之与谢灵运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元嘉文胜，颜、谢尤为杰出。《宋书·颜延之传》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则颜之与谢，亦犹鲁、卫之政，伯仲之间耳。虽然由今日观之，颜不及谢远矣。虽当时声誉不相上下，并称已非一日，然并时文士，早有定评。故锺氏跻谢于上品，而以颜居其次。又谓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诚公允论，非爱憎之私所得而轩轾也。

    颜延之 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也。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薄。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宋国建，举为博士。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永初中，征周续之诣京师，开馆以居之，令讲经义。延之每折以简要，连挫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嫉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出为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劭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等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怒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既而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与中书令王球善，常罄匮，球辄赡之。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礼，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刘湛诛，起为始兴王濬后军咨议参军，御史史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奉。复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嫉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延之性既偏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与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旁若无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陈，不许。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世祖登祚，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乐王师。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表解师职，加给亲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谥曰宪子。

    延之诗歌，今有《南郊登歌》三首。元嘉二十二年诏延之作，天地郊夕牲迎送神飨神雅乐登歌三篇，见《宋书·乐志》。《秋胡诗》九章、《从军行》《挽歌》各一首。以上乐府诗。元嘉十一年二月，禊饮于乐游苑，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诏会者赋诗，有《诏宴曲水作》诗一首四言八章。二十年三月，作《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四言九章。又有《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为皇太子侍宴饯衡阳南平二王应诏》诗，并四言。《应诏观北湖田收》、《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拜陵庙作》、《赠王太常》、《和谢监灵运》、《北使洛》、《登马陵城楼作》、《五君咏》五首。等数十首。辞赋有《赭白马赋》，其《白鹦鹉》、《寒蝉》、《行殣》、《七绎》诸篇并缺佚不全。又有《祭屈原文》、《陶征士诔》及颂赞箴铭连珠等若干篇。

    《诗品》称：“其诗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其论至确。今观其诗，凝厚典质，钩深持重。词止则意尽，乏清新俊逸之致。盖功力有余，天才不足故也。例如《赠王太常》云：

    玉水记芳流，璇源载圆折。蓄宝每希声，虽秘犹彰彻。玲珑九渊，闻凤窥丹穴。历听岂多士，岿然觏时哲。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耋。侧同幽人居，郊扉常昼闭。林闾时晏开，亟回长者辙。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静惟浃群化，徂生入穷节。豫往诚欢歇，悲来非乐阕。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

    此诗典则厚重，气体魄力则有余，灵爽活俊则不足。“豫往”二句死对尤拙。沈归愚讥其用笔太重，非诗人本色。方植之谓其完密凝厚，可为赠诗之式，然不免方板。比之于谢，几有山无草木、树无烟霞之病。非酷评也。然在延之诗中，此篇尚不失为有生气者，“庭昏”二句，有宣城、水部之胜焉。又如《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一首云：

    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经途延旧轨，登闉访川陆。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囿。清雰霁岳阳，曾晖薄澜澳。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

    此首气象宏敞，波澜稍活。古人登眺之作，似此无可置议。然终觉典则乏味者，则气质之为累也。至其佳篇则当推《五君咏》，录之如次：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阮步兵》）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嵇中散》）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刘参军》）

    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觏。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阮始平》）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向常侍》）

    咏史之作最难以简语取胜，此五首短劲精悍，弥见力量，后人学之良多不逮。史称其遭忌见黜而为此篇，俗恶俊异，世疵文雅，盖自序之意也。余如《秋胡诗》《乐府》作《秋胡行》，虽章法绵密，亦有佳句，然以古乐府较之，则雄浑警健殆弗如远甚。《北使洛》一篇，昔人叹赏《诗品》亦举之，而实无足取。外此则每下愈况矣。昔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年终身病之。《诗品》载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观此则颜谢之优劣定矣。

    《赭白马赋》则文帝元嘉十七年因御马老毙而作，其文为六朝徘体，而总乱则骚辞。虽咏物之篇，而语含讽谏，与祢衡《鹦鹉》、茂先《鹪鹩》诸篇之体物类情、有感而发者稍别。辞亦典重而乏风趣，盖光禄之文类如此。

    谢灵运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父，生而不慧，早亡。灵运幼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那得生灵运”。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袭封康乐公，为瑯琊王大司马行参军。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刘毅以为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毅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高祖伐长安，骠骑将军道怜起为黄门侍郎，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政事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以祖、父并葬始宁县，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每有一诗至，都邑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太祖登祚，征为秘书监，令撰晋书，粗立条流，书注1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会赏，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事佛恳精，而为灵运所轻。尝谓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深恨之。后又与争会稽始宁湖田，言论毁伤之，遂构仇隙。因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乃表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灵运驰诣阙上表。太祖见其诬，不罪也。不欲使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遣使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追讨擒之。送廷尉治罪，论斩。上惜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降死一等，徙付广州，寻弃市，临刑作诗。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