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叙传
章氏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其先世由浦城迁居山阴，再徙而籍道墟称道墟，章氏；（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三《家谱杂议》。）后又自道墟迁居绍兴府城，至学诚盖百年矣。（见《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仲贤公三世像记》。）父镳，字骧衢，号励堂，乾隆壬戌进士，官湖北应城知县。少孤，喜读书，而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钞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义意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氏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然聚书无多，仕官所历，随身三数千卷，（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最重余姚邵廷采念鲁《思复堂文集》。廷采尝及事同邑黄宗羲黎洲，讲肄宗阳明，而学问则贯串群史，盖衍浙东学术之绪。（浙东学术语详《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而为镳家学之所自出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
浙东学术，始余姚黄宗羲，盖出山阴刘宗周蕺山之门，而开鄞县万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兄弟经史之学；再传而得鄞县全祖望谢山，三传而得余姚邵晋涵二云，皆以史学有闻于当世；而晋涵，廷采从孙，与学诚欢好。学诚之学，可谓集浙东学术之成者焉；其好学深思，于史学盖有天授，一本之于父镳。镳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而学诚时年未弱冠，亦议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亦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然幼而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无两月功，资又椎鲁，日诵才百余言，犹汲汲不中程，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顾拙于记诵，神于解会。初镳之聚徒授经也，评点诗文，为及门称说，深辟村塾传本之胶执训诂；独究古人立言宗旨。（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三）听者罕会。而学诚尚为群儿嬉戏左右，闻父言，则私心称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年十六，侍镳应城官舍，童心未歇，从学于江夏柯绍庚公望；绍庚工书，善举业，而学诚则无意于应举文，独好为诗赋，绍庚意以为恨；曰：“文无古今，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顾学诚不屑其言！春秋佳日，宾从联骑出游，归必有所记述，见者相与叹赏；学诚益喜自命。（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又取《春秋左氏传》删节事实。镳见之乃诲曰：“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日夜钞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凡百余卷（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又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见《章氏遗书》卷十七《文集》二《柯先生传》。）
自以读书当得大意，方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独怪休宁戴震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既骇其说，就而问焉。震应之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学诚闻震言则大丑。（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徒以天性高明，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古人所未到处！年二十岁，购吴兆宜注《庾开府集》。中有“春水望桃花”句；注引《月令章句》“三月桃花水下”；既为镳所见，则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学诚读之，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三、《家书》六。）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尝谓“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自称“廿三四时所笔记者，后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迨老不能易者！”（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六。）年二十三，始游北京，应顺天乡试。自是三应举。三报罢！年二十八，始读《史通》。既累举不得意，肄业国子监，乃问学于大兴朱筠竹君。筠既通儒硕望，一见许以千古！独言及时文，则曰：“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学诚请益，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筠对曰：“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与曩者所闻柯绍庚言不同。学诚则大服！（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汪龙庄简》。）顾旅困不能自存，遂依筠以居，咤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闻人之所习业；（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任幼植别传》。）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证曩昔之所治学，有幼时所见，至是证其至当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小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致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序》。）
年三十一，实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中顺天乡试副榜！而国子监司业仁和朱芬元春浦为同考官，见学诚对策言国子监志之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名稍稍闻！（见《章氏遗书》卷十六《文集》一《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既而朱筠以翰林侍读学士出提督安徽学政，与偕者胥一时名士，而学诚与焉，所与上下议论，欣合无间者，最称邵晋涵；时学诚方学古文辞于朱筠，苦无藉手，晋涵辄据前朝遗事，俾学诚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与晋涵论史契合隐微（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没齿不贰！然晋涵长于学，而学诚善于裁。（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家书》五。）方当乾隆御宇，四库馆开，广献书之路，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贵与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应麟之所为考逸搜遗。独学诚语于晋涵曰：“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晋涵闻之，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修宋、辽、金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晋涵遂慨然自任；尝据宋事与史策流传大违异者凡若干事，燕闲屡为学者言之。学诚因言：“俟君书成，余更以意为之，略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之《晋书》，各自为家，听抉择于后人！”晋涵曰：“何如？”学诚曰：“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晋涵曰：“如子所约，则吾不能！然亦不过三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专家之体也！”学诚曰：“愿闻立言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世之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一代，而于辞受取予、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其言而耸然！
学诚尝盛推晋涵从祖廷采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晋涵则谦挹之甚！疑学诚阿私所以及其先也！学诚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独君家念鲁先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办此！”晋涵虽诺，未深然也，久之，乃过学诚曰：“近忆子言，熟复先念鲁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书，竟不易读！子乃早辨及此！”学诚因为言曰：
思复堂文，全氏祖望著书尝排诋之！然以余所论：全氏通籍馆阁，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以视念鲁先生终老诸生，穷伏海滨；闻见自宜有进，然论文章则不如思复堂远甚！何者？盖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有所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往者王弇州（太仓王世贞）之雄才博学，实过震川（昆山归有光），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服于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过弇州；而《思复堂集》高过震川数等，岂可轻相非诋！是全氏之过也！
晋涵深契其论！（见《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及其子贻选跋。）
晋涵尝为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沅秋帆定所撰《宋元通鉴》以续司马光书；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义。”宛转迁避，盖取不敢遽续司马光书，犹世传李焘所续，谦称为《长编》尔！而学诚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祖谦撰辑之《宋文鉴》一书，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晋涵又仿司马光例，年经国纬，以为事鉴目录，而学诚则曰：“纪传之史，分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晋涵就求其说，则应之曰：
纪传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马、班篇叙之法亡，而后史乃于篇首为目录。倘作史者诚取目录子注之意，而稍从类别区分，著于编首以为别录焉；则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矣！大抵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混矣！盖枉欲矫而直欲揉，归于相济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著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也！倘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别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两国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要使入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司马光目录举要诸编，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司马光书以为编年者法！
问何所昉？学诚则言“其意盖本于杜预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编一《史篇别录例议》，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沅善其说而不能用也！
学诚尝以马班而后，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其间独推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明古人大体！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固、刘向，溯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约为科律，为《文史通义》一书。（见《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与严冬友侍读》、外编卷十六《和州志》一《志隅自叙》及《补遗》。）大指以为：“撰述欲圆而神；记注欲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后世袭用其体，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尚书》训诰之记言，必叙其事以备所言之本末；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事实乎？《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著于编；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尚书》讫平王，而《春秋》托始于平王；明乎其相继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贾、董二传，仿《尚书》训诰之记言，叙贾、董生平行事，无意求详，前后寂寥数言，不过为政事诸疏、天人三策备始末尔，则以《春秋》之学为《尚书》也，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逮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一出董子天人性命之学；则是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本《尚书》之明效大验也。《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神奇。《纪事本末》之作，本无深意，而因事名篇，不为成法，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吾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诚窃以为当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推论甚精徒以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常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中下，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卷十八《文集》三《邵与桐别传》。）而薄出其技以治方志。
初学诚随父镳客湖北天门，适改修县志，请镳主其事，为撰《修志十议》；时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学诚之二十七岁也。其后二十六年间，历修成和州、永清、亳州诸州县志，所自得意者，莫如《亳州志》，言：“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亦《文史通义》中之上乘也；回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编三《又与永清论文》。）盖学诚方志之学，于是为大成也！居常持论，谓：“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其要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鉴》、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六经演而为《三史》，亦一朝典制之巨也。方州蕞尔之地，一志足以尽之，而必取于备物者。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纪载而籍备也。州县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借资于《百宝书》，何可忽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积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文例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载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用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薄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见《章氏遗书》卷一《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照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教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独断之学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管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中，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时虽称善。顾莫之大用！
尝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代州冯廷丞子弼所，遇戴震，震自负高名，见《和州志例》，乃曰：“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学诚曰：“不然！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且古今沿革始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而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震拂衣径去！学诚又以震出示所撰《汾州府志》有古迹一门，谓：“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往复辩难，终不为屈！（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既，毕沅延撰《湖北通志》，又出其余力以修常德、荆州、石首诸府县志，皆有成书。独《湖北通志》，书未成而论者诋；既不得行其意，重自审订，成《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大要参取古今史志义例，剪裁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政略、五十三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而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叙其因革条例，以为《掌故》。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别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以为《文征》。勒成三家之书，而推本于六经；《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至于畸说剩言，采摭所余，虽无当于正裁。颇有资于旁证，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书之目而称四者；三书皆经要，而丛谈则非不可阙之书也；《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街谈巷议，亦采风所不废”云尔！（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方志立三书议》，卷二十四《湖北通志检存稿》一《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即此可概见其义法焉，学诚地产霸材，天挺史识；（见《两浙轩录》补遗《章学诚传》后王宗炎曰。）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刘氏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见章氏之子华绂《文史通义》跋。）尤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
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所咸被敬礼，而所学异趣。学诚则谓戴震功力不浅而无得于性情。汪氏聪明有余而不足于识力。何以言其然？散万殊者为聪明。初学之童，出语惊其长老，聪明也。等而上之，至于学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闻，犹聪明也。定于一者为识力：其学包罗富有，其言千变万化，而所以为言之故，则如《诗》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识力也。今有文章如入万花之谷，学问如窥五都之市，可以窥奄陋而箴鄙僿矣！问其何以为言，不能答也，盖与荒经灭古，舍学识而空言一贯者，其功虽有难易之殊，其于无当则一也。舍学识而空言宗本；是窭子据空室而指其门闼以为家也！是宋学末流之失也。博学能文而不知宗本，是管库为人守藏多财，而不得主其财也！是汪氏之学也！古人著书，各有立言之宗。而推本所自：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今观汪氏《述学》所为《内篇》，大约杂举经传小学，辨别名诂义训，初无类例，亦无次序苟使全书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鲜助也；杂引经传以证其义，博采旁搜以畅其旨，则此纷然丛出者，亦当列于杂篇；不但不可为内，亦并不可谓之外也！古人著书内外分篇盖有经纬。内篇必立所言之宗，而外杂诸篇，取与内篇之旨相为经纬，一书只如一篇，无泛分内外之例。汪氏之书，不过说部杂考之流耳，何以为内篇哉！观其外篇，则序记杂文，泛应辞章，斯乃与《述学》标题，如风马牛，列为外篇，以拟诸子，可为貌同而心异矣！然汪氏工辞章而优于辞命，苟善成之，则渊源非无所自，古者行人之遗，流为纵横家学，其源实出于《风诗》也，引申比兴，抑扬往复，可以穷文心之极变，达难显之至情，用以规谏讽喻，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使不分心于著述，固可进于专家之业也。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识力暗于内，而名心骛于外也！（见《章氏遗书》卷七《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淳邃，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矣！然戴氏不能无过焉！戴氏之过，在诋宋儒之躬行实践，而置己身于功过之外！费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于休、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骂朱子，不得为通人；则戴氏实为作俑！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沈、黄幹；再传而为真德秀、魏了翁；三传而为黄震、王应麟，其后为许谦、王柏、金履祥；至国初而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之学，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此饮水而忘其源也！（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书》、《朱陆篇后补遗》，又《与朱少白书》。）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而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即如王应麟搜罗摘扶，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诸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多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勉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秣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人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今之学者，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应麟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趣，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而世之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狥风气；（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博约中》。）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与陈鉴亭论学》。）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见《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今之攻小学者，以为六书不明，则言语尚不可通；况乎义理！然韩愈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未如今之辗转攻取，毕生莫能殚也！以其毕生莫殚也，故终其身而无可属辞之日；然不应妨他人之属辞也！韩子立言如《五原》、《禹问》诸篇，昔人谓与孟、扬相表里者，其中仁义道德诸名，修齐治平诸目，不知于六书音画，有何隐奥未宣究也？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读《易》而知寡过；读《书》而得知人安民；读《诗》而知好善恶恶；读《春秋》而论其谨严名分；不待穷《说文》之偏傍，辨《广韵》之音释，与夫诸子之纷纷考辨，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月，虽使许慎复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于此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朱先生墓志书后》、《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所贵君子之学术，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特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于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析向贵有耑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淳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然而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要之议论不为苟同。又以并世学者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往往劝人多作古文，而衡之以文律，曰清，曰真，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与邵二云》。）
所自著书以《史籍考》为最博，而《文史通义》为最精。金坛段玉裁若膺读《通义》有精深者，相与叹绝！而文句有长排作偶者，则曰“惜杂时文句调”！学诚闻之不服！曰：“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被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未可以绳吾《通义》也！”（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史余村简》。）《史籍考》代毕沅撰，一踵秀水朱彝尊竹垞《经义存亡考》例，凡十二纲，五十七目，三百二十五卷；大指谓史部虽占四部书之一，其实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故范围广博，竭毕生心力，厪乃成之！今也则亡！仅存《释例》！独《文史通义》盛传于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