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志第三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作《禹贡》。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汤归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太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作《大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邦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周公作《无逸》。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成王将崩，命毕[1]公、召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吕侯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断自唐、虞之际，下迄秦穆，芟烦翦浮，举其宏纲，定为《尚书》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或说：“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此据《尚书纬·璇玑钤》文也。谓之《尚书》者，梅赜伪孔安国《传》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子夏问《书》大义，孔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谟》、《皋陶谟》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太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吕刑》可以观诚。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矣。”三千之徒，并受其学。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汉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独济南伏生名胜字子贱者，故秦博士，名能治之。欲召，而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颍川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2]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载《尚书经》二十九卷，盖即伏生书也。生以教于齐鲁之间，博引异言，援经申证，撰次《尚书大传》，凡三卷八十三篇。其书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可据者，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狩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开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解，而或者以为伏生弟子记也。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而晁错传伏生书，以教汝阳何比干少卿。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最先出者，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皆伏生弟子也。欧阳生，字和伯，传伏生之学，以授同郡兒宽。而宽又治古文《尚书》于鲁国孔安国，有俊才，举侍御史。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皆出于宽，传伏生书而说多违异。如大夏侯说万方之事，大录于君，见《汉书·于定国传》。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小夏侯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见《地理志》。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夏侯说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见《白虎通》。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见《续汉·舆服志》。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按兒宽为伏生再传弟子，欧阳、大小夏侯之所自出，而欧阳、大小夏侯说多违异伏生者，或者以宽受孔安国古文《尚书》而杂用古文之说也。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济南林尊长宾者，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传平陵平当子思、梁陈翁生。武帝时，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由是陈山川言治河者，别出《禹贡》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平当发之。当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传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君宾。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而平当传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鲍宣子都。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宣与龚胜，皆著高节，知名者也。济南张生为博士。鲁国夏侯都尉从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之族子曰胜长公者，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同郡简卿。简卿者，兒宽门人，而胜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熟，非一师也。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王怒，谓胜袄言，缚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厌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言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由是推阴阳言灾异者，别出《洪范》五行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夏侯胜发之。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3]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联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以自专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用《尚书》授上官太后，官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太后赙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齐人周堪少卿、鲁人孔霸次儒，皆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太子即位，为元帝，累擢堪为光禄勋。堪传牟卿疑或牟融之同族。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子夏，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许商明《洪范》五行，善推阴阳灾异，著《五行传记》一篇，见《汉书·艺文志》。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此大夏侯之学也。传小夏侯之学者，有平陵张山拊长[4]宾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子长、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宽中以博士授太子，即位为成帝，赐爵关内侯，迁光禄大夫，领尚书，甚尊重。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传东郡赵玄，无故传沛唐尊伯高，恭传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至宣帝乃增立大小夏侯。夏侯《尚书》依伏生篇数，而欧阳氏则分《盘庚》为三，故《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与伏生经二十九卷同，而《欧阳章句》得三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是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而藏之者，或说孔腾，或说孔鲋，未详孰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孔安国者，孔子十一世孙也。得其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十六篇，曰《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内《九共》分为九，则出八篇为二十四篇，而又增析伏生二十九篇之《盘庚》、《太誓》皆为三，《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者是也。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安国献之，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以传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撰《史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采今文而不用古文说[5]。都尉朝传胶东庸谭，谭传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传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传河南桑钦君长。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求《尚书》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篇征，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为最先出之伪古文《尚书》。而中古文者，盖即安国所献者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成《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者是也。自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歆，向之子也，受诏嗣父领校秘书，贵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博士或不肯置对，歆移书太常切责之。诸儒皆怨恨，卒不果立。王莽时，诸学皆立，而王璜、涂恽之传古文《尚书》者，皆贵显矣。由是《尚书》有古文之学。时世祖龙潜在野，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未详今古文谁宗。既中兴汉业，立五经博士，《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而古文不与立焉，疑亦习今文《尚书》也。今文欧阳《尚书》，后汉传习最盛。自显宗以下，诸帝者罔不习欧阳焉，则桓氏之故也。沛郡桓荣春卿，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教授徒众数百人。世祖即位，既立显宗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选荣弟子豫章何汤仲弓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皇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事沛国桓荣。”帝即命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议郎，入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谦对：“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作明、扬州从事皋宏奉卿也。”帝曰：“俞，往，汝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宏为议郎。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恩赏，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能得出，旦一入而已。累擢太常。显宗即位，尊以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南，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会三雍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门徒多仕公卿。颍川丁鸿孝公、赵国张禹伯达、汝南张酺孟侯，皆至三公。荣少子郁字仲恩，少以父仕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袭爵。显宗以郁先师子，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太子即位为肃宗，累迁屯骑校尉。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帝舅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宜令郁入教授。”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郁教授二帝，恩宠甚笃。门人弘农杨震伯起、京兆朱宠仲威，皆至三公。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三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以父任为郎，能世传其家学。永初元年，入授安帝。而侍中南阳邓宏，亦以帝舅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然不如焉之三代帝者师，推世儒宗。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顺帝即位，累官太尉。弟子传业者数百人，江夏黄琼世英、弘农杨赐伯献，皆至三公，最知名。孙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桓氏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而学最高，称儒宗者，莫如丁鸿、张酺及杨震、杨赐祖孙父子也。张、杨两氏，家世传经。张酺、杨赐先后帝师，胥足绳徽师门者焉。考之于史，丁鸿年十三，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累擢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陈留陈弇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鸿，仕为蕲长。而鸿累转司徒，行太尉。张酺祖父充，与世祖同门学，通《尚书》。酺传祖业，又事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尝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侧侧，有史鱼之节。”会东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吏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累转太尉司空。子藩，曾孙济，亦世其学。杨震父宝，本习欧阳《尚书》，而震又受欧阳《尚书》于桓郁，明征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夫子杨伯起。”仕至司徒。中子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仕为任城相。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将，累转太尉。子即赐也，少传家学，笃志博闻，仕为侍中、越骑校尉。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迁少府[6]、光禄勋，累转司徒。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又拜太尉，封临晋侯。初，赐荐张济明习典训，因与济及太尉刘宽并入侍讲，至是辞不宜独受封赏，愿分户邑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隅、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而以明《尚书》与赐同入侍讲。赐子彪，字文先，亦传家学。此桓氏门下生之传欧阳《尚书》最为高第者也。其他后汉经师之世传欧阳《尚书》者，曰乐安欧阳氏。自前汉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字王思，八世皆为博士。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世祖即位，累仕迁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而汝南高获，字敬公，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亦尝师事歙焉。歙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曰上党鲍氏。自前汉鲍宣受欧阳《尚书》于平当，传子永字君长，少有志操，能习欧阳《尚书》。世祖即位，累仕至兖州牧。子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东平，累官太尉。子德，修志节，亦有名称，至大司农。凡此诸儒，皆授受有原，师承可考者。至师承不可考者，乐安牟长君高，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言，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而敦煌张奂字然明者，常[7]受欧阳《尚书》于朱宠，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顾以为《牟氏章句》浮辞繁[8]多，减为九万言。《后汉书·张奂传》章怀太子注：“时牟卿受《书》于张堪，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不知何据。倘参观范《书》诸传，当知《牟氏章句》自指牟长所撰者耳。且牟卿之师系周堪，非张堪，而《张堪本传》亦不言。堪习欧阳《尚书》也。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与牟氏并。牟长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此外又有颍川太守京兆宋登叔阳、太尉河内杜乔叔荣、处士豫章徐穉孺子、汝南太守南阳宗资叔都、处士汝南廖扶文起、侍中蜀郡董扶茂安，皆习欧阳《尚书》，教授数百千人。盖东汉《尚书》今文之学，罔有盛于欧阳氏者矣。其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三人：曰辽东太守南阳宋京及子司隶校尉宋意伯意，曰太尉北海牟融子优，曰大司农济阴张驯子俊。以小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一人：曰大司徒司直东海王良仲子。以夏侯《尚书》相传而未详大小何所属者，曰广汉杨统仲通、杨厚仲桓父子。未若欧阳《尚书》传习之盛也。时亦有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曰谏议大夫南阳尹敏幼季，世祖初即位，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曰大中大夫陈留杨伦仲理，史称“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然余考丁鸿习欧阳《尚书》于桓荣，具如所记，不闻其通古文。倘伦亦如尹敏之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耶？古文《尚书》之专习者，曰汝南周防伟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累仕至陈留太守。又有鲁国孔僖仲和、孔昱元世者，安国后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有孔氏，比之欧阳《尚书》之有欧阳氏矣。其他汝南周磐坚伯、蜀郡张楷公超、颍川刘陶子奇、济阴孙期仲彧[9]、中山刘佑伯祖，亦皆习古文《尚书》。而楷作《尚书注》，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三百余事，名曰中古文《尚书》。然后汉之言古文《尚书》者，胥推扶风杜林伯山为继别之宗。方王莽之败，林则辟兵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既还三辅，世祖征拜侍御史，问以经书。京师士大夫咸推博洽。河南郑兴少赣、东海卫宏敬仲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出漆书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因为作训注。于是古文遂行。林同郡贾逵景伯，亦为作训，而逵之父曰徽者，受古文《尚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能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撰集为三卷，又为杜林传古文《尚书》作训。林同郡马融季长又为作传。北海郑玄康成先受古文《尚书》于东郡张恭祖，既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子干事马融，受杜林漆书古文，为作注解。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受古学，好研精，作《尚书章句》，其书皆不得，独马融注十一卷、郑玄注九卷著录《隋书·经籍志》。古文之得大显于世者，则马融、郑玄之力也。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疋材好博，既宣之矣。”《书赞》见《正义》。云“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经注》二十六卷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云“子安国”者，尊之为师，故子之也。又云：“欧阳氏失其本义。”则是郑玄者固渊原于孔安国氏，而又津逮夫杜林漆书者也。乃马融《书叙》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岂都尉朝、庸生等所传，但习其句读而不解其文谊欤？抑岂先有其说而后亡之欤？彼张楷之注，卫、贾之训，并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欤？《书叙》亦见《正义》。厥后郑玄作注，可谓集诸儒之大成矣。其书分《盘庚》、《太誓》皆为三篇，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计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岂二十四篇之谊未有闻于师，而不敢以己意说欤？陆德明《经典释文》首卷云：“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郑注《尚书》篇数并与三家同。”是郑未注二十四篇也。抑岂残缺失次，不可读欤？既议郎陈留蔡邕伯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光禄大夫杨赐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其《尚书》则今文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也。据《尚书正义》孔颖达序。东海王朗景兴以通经师太尉杨赐，而赐则受欧阳《尚书》于桓焉者也。则王朗者，焉之再传弟子，而亦治欧阳《尚书》者矣。后为会稽太守，为孙策所俘。魏太祖辅汉政，征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建，累转司徒。子肃，字子雍，累官中领军，加散骑常侍，以儒宗为名臣，撰《尚书注》十一卷、《尚书驳义》五卷，载《隋书·经籍志》。及高贵乡公讲《尚书》，荥[10]阳郑冲文和以司空执经亲授，与侍中高密郑小同俱被赏赐。郑小同者，郑玄之孙也。则是高贵乡公者，当是治郑注古文《尚书》者矣。既幸太学，与博士论《尚书》，问三事。一事曰：“郑玄云：‘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是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耶？”峻对曰：“臣奉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此高贵乡公之申郑黜王也。然王肃之说与贾、马不违，盖肃善贾、马之说，而不好郑氏，非不通习古文者也。此以知魏以古文《尚书》立博士矣。吴国士大夫之通《尚书》者，独称琅邪诸葛瑾子瑜、广陵张纮子纲。纮治欧阳《尚书》，而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独《尚书》不详何家。然以《毛诗》、《左氏春秋》皆古文推之，当是古文《尚书》也。蜀士无得而称者焉。晋世秘府所藏，有古文《尚书》经文，后无传者。及永嘉之乱，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传《尚书洪范五行传论》是其本法，而又父子乖戾。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汝南梅赜仲真奏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而《儒林传》亦但称“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不云安国作传。则是安国作传，已嫌羌无依据，而其书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傅合于刘向《别录》言“《尚书》五十八篇”之数，散百篇之叙，引冠篇端，而亡篇之叙，列次其间。其篇章之离合，篇目之存亡，绝与两汉所传不合，而立说多本王肃。赜自言：“古文《尚书》受之城阳臧曹，而曹受之城阳太守天水梁柳洪季，柳受之扶风苏愉休预，愉受之太保公郑冲。”授受渊原如此。然考郑冲在魏授《尚书》高贵乡公，而高贵乡公讲《尚书》太学，乃据郑注以难王谊，具如前载。然则冲所授高贵乡公者，当是郑氏《尚书》，何缘传自冲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而转本王谊立说者耶？后儒谥之曰伪，非苛诬也。安定皇甫谧士安，梁柳之从舅子也，亦受孔传之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伪孔五十八篇之说。谧高名宿学，儒者宗之，既相赞述，遂翕[11]然信奉，以为孔氏古文于是复出。其书复阙《舜典》一篇。齐明帝时，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然郑义兼行。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北朝惟得郑义，至隋初，始行《孔传》。其为义疏者，有梁兼国子助教孔子祛撰《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二十卷，国子助教巢猗撰《尚书百释》三卷、《尚书义》三卷，国子助教费甝撰《尚书义疏》十卷，司徒蔡大宝撰《尚书义疏》三十卷，隋太学博士刘炫撰《尚书述义》二十卷、《尚书义疏》七卷，秘书学士顾彪撰《尚书义疏》二十卷、《尚书文外义》一卷，具载《隋书·经籍志》，皆据梅赜上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也。隋太学博士刘焯亦为伪孔作疏，聪明博学，与刘炫齐名，时称二刘。刘焯，字士元，信都人。刘炫，字光伯，河间人。至唐孔颖达奉诏纂《五经义疏》，乃因梅赜之伪孔、焯、炫之义疏撰定《尚书正义》二十卷，序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者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扬榷诸家，傥亦辞严予夺，具有裁断者也耶。惟颖达误以梅赜以上之书为壁中古文，而为之《正义》，反斥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为张霸伪造，而不知世所传百两篇者出张霸，载《汉书·儒林传》甚明，而非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二十四篇者，合今文为五十七，并叙为五十八，与《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皆符，而合《九共》为一，则十六篇，又与《汉书·艺文志》相应，是实出于安国，自都尉朝以下，递有师承，信而有征者也。乃颖达云：“《艺文志》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是直斥安国所得之壁中古文为伪书矣。夫梅氏之书，不知谁何妄人伪作以诬安国，为安国子孙者，当力辨其非，乃颖达竟信奉以为先祖之书而曲为回护，反斥其先祖之十六篇为伪，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国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孙哉！由是梅赜之伪孔《传》行，而孔安国之古文《尚书》，马融之所传，郑玄之所注者，胥偕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以俱亡。夫《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诸家聚讼，不外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汉儒发其端，而宋儒演其绪。然宋儒持论多与汉儒不同者，盖汉儒重师法，宋学尚独见；汉儒好附会，宋儒病师心也。《洪范》畴数之说，始西汉今文家，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以阴阳灾异附合《洪范》五事庶征之文，而宋儒又流为象数之学，惟图书同异之是辨，经义愈不能明。独泰州胡瑗翼之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撰《洪范口义》二卷，务在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尚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谓五行次第为箕子所陈，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寡；谓五福六极之应，通于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驳正梅《传》、孔《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其要皆归于建中出治，定皇极为九畴之本，辞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远胜汉儒托圣经而演祥也。惟瑗明天人合一之旨，立说尚本汉儒，而临川王安石介甫则直持天人不相与、天变不足畏之论，以破伏生、董仲舒、刘向言《洪范》五行灾异之蔽，撰《洪范传》一卷，以庶征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盖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炀寒燠风而已。安石说经好为新解，类如是矣。神宗初，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12]元泽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成《新经尚书》十三卷以进，诏下其说太学颁焉。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自是朝廷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迨徽、钦之际，说经者宗焉。独眉山苏轼子瞻，撰《东坡书传》十三卷，多驳异其说。今王氏《新经尚书》不传，不能尽考二家同异。但就《东坡书传》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玄，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于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侯官林之奇拙斋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建阳蔡沈九峰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被轼讥诃之故，与轼水火，独于此书有取焉。盖宋儒之说《书》者，实推轼及林之奇最条畅云。之奇之持论，力排王氏《新经》，与苏轼同指。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累转校书郎。南渡以后，王氏《新经》之说已替，而朝廷欲令学者参用其说。之奇上言：“王氏三经，率为新法也。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在孔、孟书，正所谓邪说诐行，淫辞之不可训者。”虽深文周内，未为实录。然之奇说《书》颇多新解，撰《尚书全解》四十卷，虽止《洛诰》，不为全解，而中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皆未尝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异同，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吕祖谦之《书》学，即受诸之奇者也。龙游夏僎柯山虽不及之奇之门，然撰《尚书详[13]解》二十六卷，反复条畅，博采梅氏、伪孔、孔颖达、王安石、苏轼、林之奇及诸儒之说，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灿然明白，而其中取林之奇之说者，实十之六七，盖渊源在是矣。至金华吕祖谦伯恭初本受学于之奇，撰《东莱书说》十卷，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于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于览习，而优游餍饫以蕲深造自得也。讫于《洛诰》而遂以绝笔者，盖之奇书以是终，而祖谦即以是始，所以终始师说，为《尚书》一家之学也。虽然，凡此诸儒，皆据梅赜伪孔《传》而莫适疑为伪者。疑之，自武夷吴棫才老始。其言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撰《书裨传》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惟其书始出，未为世所深信，故新昌黄度文叔名辈虽视棫差后，吴棫，宣和六年第进士，绍兴中为太常丞，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而度绍兴间登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劾宰相韩侂胄等。而撰《尚书说》七卷，其训诂仍以伪孔《传》为主。独朱子超然远览，亦疑孔《传》之伪而著其说于《语录》曰：“某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书如此高简，大段争[14]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却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是其抉摘孔《传》，视棫尤精确不磨者矣。顾朱子晚欲作《书传》，未及为，遂以属门人蔡沈。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元定本名儒，尤精《洪范》之数，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沈也。”沈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集传》六卷、《洪范皇极内篇》五卷，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其辨今古文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古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饰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15]，则赖安国之序而见。”可谓阐明师说，渊源有自者也。其论《洪范》数曰：“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数之所以立。偶者，数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畴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为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又九九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乃衍《洪范》九数为八十一章，而配以《月令》节气，欲以拟《易》，实本《易》家焦、京之术，特变《易》数为《洪范》以新耳目，盖开演《范》之一派者，实自沈始焉。惟朱子之说《尚书》，主于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见于《语录》者不啻再三，而沈之撰《书集传》，于殷盘、周诰一一必求其解。自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而究其实，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兰溪金履祥仁山及元儒休宁陈栎定宇、鄱阳董鼎季亨，皆笃信朱子之学者，而履祥作《尚书表注》，栎作《书传折衷》，鼎作《书传纂注》，咸于沈《集传》龂龂有辞。其说《禹贡》，大率用衢州毛晃之说。盖晃撰《禹贡指南》四卷，其书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虽生于南渡之后，僻处一隅，无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统核其真，而援据考证，独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沈《集传》多用之，亦言《禹贡》山水者所当考证矣。然宋儒言《禹贡》山水者，莫详于休宁程大昌泰之，莫卓于义乌傅寅同叔。盖大昌喜谈地理之学，尝以吏部尚书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是《禹贡》实为大昌专门之学。所著《雍录》及《北边备对》，皆刻意冥搜，考寻旧迹，而《禹贡论》六卷，证辨尤详，其中《前论》五卷，于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皆纠旧传之误。《后论》一卷，则专论河水、汴水之患，而殿以《山川地理图》二卷。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大昌生当南渡，地非亲历，不能阙疑，以此为孝宗所斥。要其援据厘订，实为博洽，后世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说也。至傅寅所撰之《禹贡说断》四卷，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集前人。其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古沟洫之法，尤为诸儒所未及，可谓卓然能自抒所见者，足与毛晃之《禹贡指南》、程大昌之《禹贡论》骖驾而三矣。特毛晃之《禹贡指南》见采于蔡沈《集传》，而程、傅二家则蔡氏采者少耳。宁宗之世，正蔡氏《集传》初出之时，而安福陈经显之撰《尚书详解》五十卷，独取古注疏，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虽援后世之事以证古经，或以驳杂为嫌，然赵歧注《孟子》，汉儒已有此例，于经之说《书》奚病？句栉字比，疏证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实足与林之奇、夏僎诸家相为羽翼，固无庸拘蔡氏之学，执一格以相绳也。蒲江魏了翁鹤山者，尝问业于蔡氏之同门建昌李燔敬子、赵州辅广汉卿[16]，而为朱子之再传弟子也，然仍笃信梅氏伪孔《传》之说，摘梅《传》、孔《疏》精要之说，标以目次，撰《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十卷，未免拘虚。然梅赜当东晋之初，去古未远，先儒旧义，往往而存，注《尚书》者要于诸家为最古；而孔颖达《正义》诠释谨严，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谓“《尚书》名物典制，当看《疏》文”。然《尚书》文既聱牙，《注疏》又复浩汗，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汰其冗长，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一切考证之实学，已精华毕撷，是亦梅《传》、孔《疏》之功臣矣。宋儒疑梅传孔氏《古文》之非真者，自吴棫、朱子、蔡沈始。既并伏生今文而疑之者，自赵汝谈始。汝谈，字南塘，宋之宗室，撰《书说》三卷，中疑古文非真者五条，盖吴棫、朱子、蔡沈之所尝疑，而未若汝谈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觝排，倘亦变本加厉者耶？然而勇于疑经，师心自用，未有如金华王柏鲁斋之甚者也。盖柏勇于疑经之不已，抑又勇于改经。撰《书疑》九卷，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其并《舜典》于《尧典》，删除姚方兴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皋陶谟》，此有孔颖达《正义》可据者也。以《大禹谟》、《皋陶谟》为《夏书》，此有《左传》可据者也。以《论语》“咨尔舜”二十二字，补“舜让于德弗嗣”之下，其为《尧典》本文，抑或为他书所载，如《鬻子》述帝王遗语之类，已不可知；以《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敬敷五教在宽”之下，则《孟子》明作尧言，柏乃以为舜语，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论语[17]》、《孟子》可据也。至于《尧典》、《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士》、《多方》、《立政》[18]八篇，则纯以意为易置，一概托之于错简，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何脱简若是之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考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载《汉书·艺文志》。此实发见脱简之始。然向既校知脱简，自必一一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则其余并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简二十五字者，脱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余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而柏乃托脱简之说，师心自用，勇于改经若此。然宋儒解《书》之作，亦有不以师心为病，而以辑佚为功者。闽人黄伦彝文撰《尚书精义》五十卷，荟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其所征引，自汉迄宋，亦极赅博。惟编次不以时代，每条皆首列钱塘张九成子韶之说，或者疑即袭九成所著《尚书详说》五十卷，而伪托黄氏。然九成《详说》之目，仅见《宋史·艺文志》，久经湮晦，即使果相沿袭，亦未尝不可借是书以传九成书也。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俞[19]、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大、苏氏子才等，当时著述，并已散佚，遗章剩句，犹得存什一于是编。体裁虽涉泛滥，而裒辑之勤，要亦不可尽没矣。然宋儒《尚书》诸家，最盛传者蔡沈。沈虽承吴棫、朱子之后，疑孔传古文之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沈虽疑之，而不敢论定也。其分编今文古文，自元儒湖州赵孟子昂始。其置古文而专释今文，自崇仁吴澄草庐始。惟孟以书画名，后世罕知其通经者，乃能灼知古文《尚书》之伪，撰《书今古文集注》而序之曰：“《诗》、《书》、《礼》、《乐》、《春秋》皆经孔子删定笔削，后世尊之以为经。秦火之后，《乐》遂无复存。《诗》、《书》、《礼》、《春秋》，西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学者不察，尊伪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书》之古文是已。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间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焉。嗟夫，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恐是书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众也。昔子云作《法言》，时无知者，曰：‘后世有子云，必爱之矣。’庸讵知今之世，无与我同志者哉？”惜孟之书不传，而与孟同志者，时独有一吴澄。澄赠别孟诗云：“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20]了”者也。因撰《书纂言》四卷，专释今文。自序谓“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然此四卷以外，实未释古文一篇也。考汉代治《尚书》者，伏生今文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古文别传都尉朝、庸生、胡常，自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为师说。澄专释今文，尚为有合于古义，非王柏《书疑》举历代相传之古经，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则与王柏同讥，然要与孟不失为元儒之铮铮者也。元仁宗延祐二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义用蔡沈《集传》。休宁陈栎定宇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尚书集传纂疏》凡六卷，于蔡《传》有增补，无驳正，而驳正蔡《传》之《尚书折衷》，乃佚不传。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云云。盖延祐设科以后，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然元制犹兼用梅《传》、孔《疏》，故吉水王充耘与耕作《书义矜式》，主张题义须依功令，仍得本梅《传》、孔《疏》立说，而不用蔡《传》也。充耘撰《读书管见》二卷，所说与蔡《传》尤多异同，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曰《虞书》；谓“九族既睦”，既当训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同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至彭蠡、陈师凯则又于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然蔡《传》歧误之处，则不复纠正，盖如孔颖达诸经正义，主于发挥注文，不主于攻驳注文也。独明太祖聪明首出，考验天象，知蔡《传》日月五星运行之说不合，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凡六卷。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于字音、字义、字体辨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氏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于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中如《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戡黎》谓是武王；《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采诸家之说以弼蔡《传》之违，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明成祖时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之奉敕撰《书传大全》。大旨本陈栎、陈师凯，主于发明蔡《传》。蔡《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自是蔡氏《传》成不刊之典，而梅氏《孔传》亦若存若亡矣。然明儒有灼知梅氏《孔传》之伪而驳之者，旌德梅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五卷、《尚书谱》五卷。《尚书谱》尚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疏》引《晋书》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独《尚书考异》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又如谓瀍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连江陈第季立作《尚书疏衍》四卷，乃笃信梅氏《孔传》，以朱子疑之为非；而于梅《尚书考异》、《尚书谱》二[21]编诋排尤力，以为诪张为幻，过矣。然第学问淹博，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柢。其作是书，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易；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正未可以拘泥古文排诋梅一事少之矣。惟梅之攻古文，搜采未周，考证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击，尽发症结者，则始于清儒太原阎若璩百诗。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年，乃引经据古，撰《古文尚书疏证》[22]八卷，一一陈其矛盾之故。所列一百二十八条，其最精者谓：“《汉书·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杜林、马、郑皆传古文者。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23]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汩作》、《九共》、《典宝》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郑康成注《书序》，于《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皆注曰亡，而于《汩作》、《九共》、《典宝》、《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书也。康成虽云‘受《书》于张恭祖’，然《书赞》称‘我先师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今晚出《书》与郑名目互异，其果安国之旧耶？古文传自安国，后惟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宅嵎夷’，郑作‘宅嵎铁’；‘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剠’，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以传叙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书序》《益稷》本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皆然，盖别是一篇，中多载后稷与契之言。扬子云《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谓忠，谟合皋陶之谓嘉。’子云亲见古文，故有此言。晚出《书》析《皋陶谟》之半为《益稷》，则稷与契初无一言，子云岂凿空者耶？班孟坚言：‘司马迁从安国问故[24]。故《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许慎《说文解字》亦云：‘其称《书》孔氏。’今以《史记》、《说文》与晚出《书》相校，又甚不合。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以为《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不云‘此出《汤诰》’，亦不云‘与《汤诰》小异’。然则‘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汤诰》，盖断断也。其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于《论语》则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于《尚书》则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一人之手笔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合，乃孔窃王，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儒说六宗者，人人各异。王肃对魏明帝，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语，肃以前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非孔窃王而何？”可谓信而有征矣。惟若璩谓马、郑注本亡于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注，《隋书·艺文志》尚皆著目，称“所传惟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然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萧山毛奇龄大可好为驳辩，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百计以抵若璩之罅，然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元和惠栋定宇遂因若璩之说，续加考证，成《古文尚书考》二卷，以益阐明郑玄二十四篇之即孔壁真古文焉。然刊正经文，疏明古注，栋犹未之逮也。由是嘉定王鸣盛西庄搜罗郑注，益以马、王传疏，以注二十九篇，又作案以释郑义，于马、王传疏之与郑异者，则条析其非，折衷郑氏，成《尚书后案》三十卷。吴县江声艮庭又广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故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皆因惠栋之说，鸣盛尝问学于栋，而声则栋之弟子也。而以郑学为宗，证以许慎《说文》，辅以马融《传》谊，取伪孔之《传》，辞而辟之，黜其赝而存其真，古文《尚书》之学乃焕焉重光。其后金坛段玉裁懋堂撰《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阳湖孙星衍渊如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武进刘逢禄申受撰《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则又间缉今文与古文异同。其中段玉裁于司马迁《史记》之异马、郑者，皆摈[25]为今文说，斥今文不如古文。独孙星衍持平于西汉今古文，而知伏生今文《书大传》说之胜于马、郑古文，然于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之学，三家师说之异同者，又不暇致详也。邵阳魏源默深乃撰《书古微》十二卷，以发明西汉《尚书》今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曰：“治《尚书》者知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此齐一变至鲁也。知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以返于西汉伏生、欧阳、夏侯及孔安国问故[26]之学，此鲁一变至道也。”侯官陈乔枞朴园又益采摭经史传注及诸子百家之说，成《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今文尚书叙录》一卷、《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三卷，实事以求是，必溯师承，沿流以讨源，务随家法，而参详考校，则亦有取于马、郑之传注，为之旁证引伸。于是今文《尚书》之学，亦以兴废继绝。惟清季善化皮锡瑞鹿门撰《书经通论》，谓“马、郑古文与今文驳异，当与伪孔同一不可信”者，则与魏源同其趣，而与乔枞有取马、郑之旨微乖矣。斯亦今文学者之后劲也。其他治《禹贡》者，于清儒当推德清胡渭朏明，因尝与阎若璩共修《一统志》，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而渭素习《禹贡》，谓唐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之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荥[27]、波既潴”，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指》，凡二十卷，为图四十七篇，于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异同、道里远近夷险，犁然若聚米而画沙也。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国计民生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流之迹而表以图。盖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当涂徐文靖位山撰《禹贡会笺》十二卷，又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寻所未至，博据诸书，断以己意，较之渭书，益为精密，盖继事者易为功也。渭又撰《洪范正论》五卷，大旨以禹之治水，本于九畴，故首言“鲧湮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为推阐，厥义乃彰。然主于发明奉若天道之理，而不为汉儒之阴阳灾异、宋儒之象数图书。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28]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初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宋儒王柏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而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化之论，咸能一扫而廓除之也。宝应成孺芙卿撰《禹贡班义述》二卷[29]。盖《汉书·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本释《禹贡》，两汉经师遗说，多存其中。孺据以释本经，最得家法，援据精博，专门之学也。又以《班义述》详于考古，乃复拟撰《禹贡今地释》一书，首取今地释汉地，更取汉地证禹迹，期补前书之未备，而惜未成书也。殷虚甲骨者，逊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而崩，得龟甲牛骨，镌古文字，所记皆殷先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上虞罗振玉叔言撰《殷虚书契考释》，兼及书契中所见之人名、地名及制度、典礼，审释殷帝王名号。海宁王国维静安缵成其业，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各一卷。其尤得意者，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殷本纪》惟据《世本》纪其世次，而国维于甲骨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及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以甲骨文证补《尚书》，而治《尚书》者辟一新途径，为好事者之所诵说云。纂《尚书志》第三。
注解：
[1] 毕，原作“周”，据《书序》改。
[2] 肜，原作“彤”，误。
[3] 儒，原作“侯”，误。
[4] 长，原作“张”，误。
[5] 《汉书·儒林传》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6] 府，原作“师”，据《后汉书·杨赐传》改。
[7] 常，按文意当作“尝”。
[8] 繁，原作“系”，据《后汉书·张奂传》改。
[9] 彧，原作“或”，据《后汉书·儒林传》改。
[10] 荥，原作“荣”，误。
[11] 翕，原作“翁”，误。
[12] 王安石子，本书误为“雩”，改。
[13] 详，原作“辞”，误。
[14] 争，原作“省”，据《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改。
[15] 经，原作“传”，据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改。
[16] 卿，原作“乡”，误。
[17] 语，原作“诚”，误。
[18] 多方立政，原脱“方”、“立”二字，据《四库提要》“书疑”条补。
[19] 俞，原作“愈”，据《尚书精义》卷三改。
[20] 夕字原缺，据《吴文正集》卷二十五补。
[21] 二，原作“三”，据《四库提要》“尚书疏衍”条改。
[22] 《古文尚书疏证》，当作“《尚书古文疏证》”。
[23] 胤，原作“嗣”，误。
[24] 故，原作“政”，据《汉书·儒林传》改。
[25] 摈，原作“挤”，误。
[26] 故，原作“政”，据《书古微》卷首《例言上》改。
[27] 荥，原作“荣”，据《尚书·禹贡》改。
[28] 谶，原作“纤”，据《四库提要》“洪范正论”条改。
[29] 《班义述》三卷，附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