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注释

    总注释

    本卷所引史实均据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

    第一章

    [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与《宦者列传》。

    [2]公元135年，梁冀之父梁商任大将军；公元141年，梁冀继任大将军；公元159年，梁冀失败自杀。梁冀的两个妹夫是汉顺帝和汉桓帝，所立为汉质帝和汉桓帝，所杀为汉质帝。

    [3]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4]以上见《后汉书》之《皇后纪》与《何进传》。

    [5]见《三国志·袁绍传》、《后汉书·袁绍传》。

    [6]见《后汉书》之《何进传》与《宦者列传》。

    [7]何进被杀，是在中平六年（189）八月。刘辩被杀，是在初平元年（190）正月。刘辩被废被杀后，东汉名义上还延续了三十年，却名存实亡。宦官作为势力集团影响政治，则要到中晚唐和明代。

    [8]外戚与宦官的前五次斗争是：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消灭窦宪，窦宪自杀；公元121年，汉安帝与李闰共灭邓骘，邓骘自杀；公元125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公元159年，汉桓帝与唐衡等共灭梁冀，梁冀自杀；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五人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9]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故号称“四世三公”。

    [10]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1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窦武传》、《陈蕃传》。

    [12]见《后汉书·何进传》。

    [13]见《后汉书·董卓传》。

    [14]见《后汉书·种劭传》。

    [1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16]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和《英雄记》。

    [17]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汉灵帝去世前为中平六年，刘辩继位后改元光熹，从黄河岸边回宫后改元昭宁，被废后改元永汉。

    [19]董卓入京，是在这年八月庚午，换皇帝则在九月甲戌。

    [20]见《后汉书·董卓传》。

    [21]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为陈蕃和窦武等党人恢复名誉，并重用其子孙。

    [22]见《后汉书·蔡邕传》。

    [23]关于这段史实，《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拔刀相向事见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这一说法虽然裴松之认为不实（此语妄之甚矣），但被《后汉书》采信，行文略有不同，请参看。

    [24]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5]见《三国志·武帝纪》。联军被称作“关东义军”，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函谷关以东。

    [26]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7]见《三国志·袁绍传》。

    [28]见《三国志·董卓传》。

    [29]见《后汉书》之《袁术传》、《刘表传》、《刘焉传》。

    [3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31]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董卓曾拜曹操为骁骑校尉，被曹操拒绝，并逃出洛阳。联军成立后，袁绍任命曹操“行奋武将军”。见《三国志·武帝纪》。

    [33]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4]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5]本卷所述曹操事迹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武帝纪》。

    [36]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

    [37]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8]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汉献帝已被董卓劫持到长安。

    [39]见《三国志·荀彧传》。

    [40]见《三国志·荀攸传》。

    [41]见《三国志·程昱传》。

    [42]事见《三国志·郭嘉传》。另据《三国志·荀彧传》，荀推荐郭嘉是在建安元年，曹操担任司空也在这年。郭嘉职位为司空祭酒，也可证郭嘉到曹操手下应在此年。

    第二章

    [1]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在《三国演义》中，吕布杀董卓被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

    [2]王允事请参看《后汉书·王允传》。

    [3]见《三国志·吕布传》。

    [4]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但此事裴松之认为不实。

    [6]见《三国志·毛传》。

    [7]董昭事见《三国志·董昭传》。董昭在三国中可能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但他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曹操的迎奉天子和后来成为魏公、魏王，便都与他有关。详见拙著《品三国》。

    [8]见《三国志·董昭传》。

    [9]见《曹操集·上杂物疏》。

    [10]汉制，列侯三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

    [11]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12]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毛的说法；奉天子以令天下，是贾诩的说法。见《三国志》之《毛传》和《贾诩传》。

    [13]诸葛亮的说法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孙权方面的说法见《三国志·周瑜传》。

    [14]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说法在前，田丰的说法在后。

    [15]见《三国志·荀彧传》。

    [16]见《三国志·袁绍传》。

    [17]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18]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都“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9]见《后汉书·袁绍传》。

    [2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21]据《三国志·张绣传》正文及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曹操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为妾，这让张绣感到屈辱；二是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这使张绣感到威胁。曹操听说张绣不满，恐怕变生不测，也起了杀心，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于是张绣突然反叛。

    [22]贾诩事见《三国志·张绣传》。本次事件的设计是：张绣采纳贾诩的计策，对曹操说部队要移动一下，又说军车少，载重多，请求允许让军士们把铠甲都穿在身上，武器都拿在手中。曹操没有怀疑，照准。结果张绣的部队路过曹营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见《三国志·张绣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4]张绣投降在建安四年十一月，见《三国志·武帝纪》。

    [25]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的，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了过去，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6]袁术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7]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8]见《三国志·吕布传》。

    [29]刘备事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30]关于郭嘉的意见，《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郭嘉的意见是软禁。

    [31]见《三国志·武帝纪》。

    [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192），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200），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252），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201）春，被荀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203）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0]同上。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25]《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鲁肃谈话之前，是不对的，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6]以下对话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7]本章所述周瑜事迹，如无另注，均请见《三国志·周瑜传》。

    [28]见《三国志·鲁肃传》。

    [29]见《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下同。

    [30]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1]以下所述主要依据《三国志·周瑜传》，非此传者另注。

    [32]曹军染病一事，《三国志》之《周瑜传》和《先主传》均有记载，《郭嘉传》则称染病于巴丘。

    [33]关于烧船问题，《三国志》之《先主传》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郭嘉传》说：“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则称事后曹操曾致函孙权，说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34]见《三国志·先主传》。公安原名油江口，刘备更名为公安。

    [35]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第四章

    [1]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和《魏氏春秋》。

    [2]见《世说新语·容止》。

    [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4]见《三国志·武帝纪》、《董昭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5]以上见《三国志·荀传》。

    [6]见《三国志·荀传》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7]本节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8]关于刘璋的小算盘，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9]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刘璋传》。

    [11]见《三国志·庞统传》。

    [12]请参看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

    [13]见《三国志·鲁肃传》。

    [14]见《三国志·周瑜传》。

    [15]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6]见《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7]见《三国志·鲁肃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则认为“恐操不至于是”。

    [18]见《三国志·吴主传》。

    [19]见《三国志·鲁肃传》。

    [20]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1]见《三国志·鲁肃传》。

    [22]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23]见《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

    [24]见《三国志·吴主传》。

    [25]孙权嫁妹事散见《三国志》之《先主传》、《法正传》、《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孙权兄弟皆单名：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孙小妹亦当单名，不可能叫孙尚香。

    [26]吕蒙事见《三国志·吕蒙传》。

    [27]吕蒙提出武力夺取荆州当在建安十六年（211），请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的考证。

    [28]见《三国志·蒋济传》。

    [29]见《三国志·董昭传》。

    [30]请参看《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

    [31]见《三国志·赵俨传》。

    [32]见《三国志》之《吴主传》、《吕蒙传》、《陆逊传》。

    [33]关于关羽之死，历史上说法很多，请参看拙著《品三国》。曹操厚葬关羽，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吕蒙之死，见《三国志·吕蒙传》。

    [34]以上见《三国志·关羽传》。

    [35]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有云：“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请参看。

    [36]事实上，关羽被害后，刘备并没有痛不欲生或者拍案而起，而是忙于自己称帝，也没有给关羽封号，追谥其为壮缪侯是后主景耀三年（260）刘禅所为。

    [37]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38]见《三国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39]见《三国志·黄权传》。

    [40]见《三国志·文帝纪》。

    [41]关于本次战争，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陆逊传》。

    [42]见《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

    [43]见《三国志·先主传》。

    第五章

    [1]见《三国志》之《庞统传》、《法正传》，《赵云传》更称“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即只有法正死后有谥号。

    [2]见《三国志·法正传》。

    [3]请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

    [4]见诸葛亮《出师表》。

    [5]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另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到延熙十三年（250），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6]对此话的理解学术界争议很大，详见拙著《品三国》。

    [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8]诸葛亮后来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见《出师表》。

    [9]《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称：“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并不知诸葛亮为何人。《诸葛亮传》称：“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诸葛亮集》称，刘备去世后，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都先后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

    [10]以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1]关于曹魏和蜀汉两国的国情，可以查看他们的钱币。曹魏的铜钱质量高，分量足，蜀汉的则简直就是劣币。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则称：“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所以，“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另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2]见《晋书·宣帝纪》。

    [13]请参看《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王夫之《读通鉴论》。

    [14]见《三国志·马良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关于马谡的结局，《三国志》记载不一。《诸葛亮传》称“戮谡以谢众”，《王平传》称“丞相亮既诛马谡”，《马良传》称“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向朗传》称“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5]李严被废事见《三国志·李严传》及裴松之注引弹劾奏章。李严被废原因，请参看田余庆《蜀史四题》、拙著《品三国》。

    [16]下引谯周事迹言论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谯周传》。

    [17]谯周的投降论是一气呵成的，改写成对话体是为了便于理解。

    [18]见《三国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19]见《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20]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21]刘备和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除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外，其余有：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李严，荆州南阳人；糜竺，东海朐（读如渠）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读如盟）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土著受信任的只有：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但王平起先不受信任，黄权后来不受信任，费诗中间出问题。诸葛亮提拔信任的益州人则有：杨洪，犍为武阳人；何祗，杨洪门下；张裔，蜀郡成都人。不过，诸葛亮并不能改变刘备既定之“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组织路线。

    [22]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一案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另请参看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23]以上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4]关于这副对联，请参看拙撰《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已收入《帝国的惆怅》一书。

    [25]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6]见《晋书·武帝纪》。

    [27]见《三国志·孙皓传》。

    [28]见《三国志》之《吴主传》、《陆逊传》。

    [29]见《三国志·孙翊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三国志·孙策传》。

    [30]见《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31]以下论述均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2]《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孙策“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韶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吴郡、会稽郡），诛其英豪”，《郭嘉传》说孙策“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可见杀的都是什么人。

    [33]孙坚旧部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县人；黄盖，零陵郡泉陵县人；韩当，辽西郡令支县人。孙策旧部有：周瑜，庐江郡舒县人；蒋钦，九江郡寿春县人；周泰，九江郡下蔡县人；陈武，庐江郡松滋县人。流亡北士有：张昭，彭城国人；诸葛瑾，琅琊郡阳都县人；步骘，临淮郡淮阴县人；张纮，广陵郡人；严畯，彭城国人；是仪，北海国营陵县人。

    [34]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即将其称之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

    [35]孔融事见《后汉书·孔融传》，荀彧事见前述。

    [36]范文澜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37]《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三国志·张裔传》则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38]见《三国志》之《周群传》、《彭羕传》、《廖立传》、《来敏传》。

    第六章

    [1]三种形象的说法是朱维铮先生提出的。

    [2]三种意见的说法是钱穆先生提出的。

    [3]见《三国志·关羽传》。

    [4]请参看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5]请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见《三国志·陆逊传》及裴松之注引《吴录》。

    [7]见《三国志·邓芝传》。

    [8]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

    [9]见《三国志·邓芝传》。

    [10]见《三国志·吴主传》。

    [11]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12]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13]以下涉及刘备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14]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15]见《三国志》之《鲁肃传》、《吕蒙传》。

    [16]据说当时曹丕眺望长江说：“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见《三国志·吴主传》。

    [1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见《三国志·简雍传》。

    [19]见《三国志·黄权传》。

    [20]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所谓“五虎上将”其实只有这四人。景耀三年（260），刘禅追谥关羽为壮缪侯，张飞为桓侯，马超为威侯，黄忠为刚侯，也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赵云才在第二年被追谥为顺平侯。

    [21]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22]“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诸葛亮《后出师表》。此文正史不载，文集不录，学者多疑为伪作，但仍可代表诸葛亮的思想。

    [23]范文澜《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则说，曹操“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与袁绍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诸葛亮“可以同他比拟”。这实在是史家之笃论。

    [24]建安八年，曹操因战马踏进麦田，便割下头发以示受罚，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25]见《三国志》之《法正传》、《彭羕传》。

    [26]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则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2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袁子》。

    [28]见《三国志·蒋琬传》。

    [29]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称为“张道陵的徒弟，吕洞宾的师兄”，是曹聚仁先生的说法，见曹聚仁《〈三国演义〉史事的真实性》。

    [30]见《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边让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一。

    [31]陈宫为曹操谋得兖州牧一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33]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后记

    [1]见《三国志》之《典韦传》、《郭嘉传》，及裴松之注引《傅子》。

    [2]见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3]见鲁迅《随感录三十九》。

    [4]详请参看拙撰《〈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一文，原载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