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于忧患

    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

    就宣布接手政权。

    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

    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当然，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禀告胜利，并同时宣布接手政权，俨然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一个个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

    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个人的姓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很奇怪地放弃本行，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如果在后世，就该叫刘公。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5]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历史地位 姓名 称号 关系

    传说的始祖 弃 后稷 姜嫄之子

    创建部落国家者 刘 公 传为弃之后

    迁至周原建立周国者 亶父 公，太王 传为公刘之后

    发展壮大周国者 季历 公季，王季 亶父三子

    准备推翻殷商者 姬昌 文王 王季长子

    实施推翻殷商者 姬发 武王 文王次子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清浊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

    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发展壮大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做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则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这就不能不忧患，不能不理性，也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总之，农业民族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也就是说，商的祭坛酒香四溢，周的神殿五谷丰登。

    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也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也是这种文明不朽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宫》（读如必），就声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基本上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经营和谋划，放长线钓大鱼。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更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了羌人，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这是不能不让姜族恨之入骨的。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

    事实上，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而且一旦失败，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蠢蠢欲动却按兵不动的周，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们说：团结就是力量。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话：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天命。

    什么是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

    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既奉天又承运，当然是天子，当然该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的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当真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

    何况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别的什么人？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12]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周人当然最终证明了这一点，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为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的态度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是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