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国家与人

    三皇创造了氏族和部落，

    五帝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然后夏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

    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 ——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三皇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早期尧 ——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中期舜 ——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晚期禹 —— ——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 ——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2]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4]

    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5]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6]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青铜时代之后，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有点像希腊的英雄时代。[7]

    至于黑铁时代，恐怕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先秦诸子中，主张霸道的是法家，主张帝道的是墨家，儒家则主张王道。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生活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众所周知，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在荀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两腿直立遍体裸露（二足而无毛），而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才最为高贵。[10]

    所以，人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领导。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就能结成群体并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生存。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2]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嘛！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周代则会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叫“乡饮酒礼”。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却竟然鼓励党争，还为这党争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而不是“州”的。建国之初的十三个邦，早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会是东周吗？

    当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这在西方人看来极为神圣。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13]

    不过在古希腊，并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

    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臣”（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4]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很有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实际上，古书中的民，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这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显然，在上古时期，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5]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