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争篇第七
（解题）曹操曰：“两军争胜。”李筌曰：“争者，趋利也，虚实定，乃可与人争利。”张预曰：“以军争为名者，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先知彼我之虚实，然后能与人争胜，故次虚实。”
基博按：形之而知虚实，则可举军可争利；故以军争次虚实焉。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训义）梅尧臣曰：“聚国之众，合以为军。”张预曰：“合国人以为军；聚兵众以为陈。”
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
（训义）杜牧曰：“《周礼》以旌为左右和门。郑司农曰：‘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与敌人对垒而舍，和门相交对也。”张预曰：“军门为和门，言与敌对垒而舍，其门相交对也。或曰：与上下交相和睦，然后可以出兵为营舍。故《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陈皞曰：‘言合军聚众，交和而舍，皆有旧制；惟军争最难也！’”
基博按：“军争”非难；“交和”而舍于军争之难！故曰：“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诸家未为得解也！下文言“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乃至云“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安有如所谓“敌人对垒，和门相交”之逼处者耶！或以“交相和睦”为说；似矣，而未尽也！“交和”之谓协同。“舍”非营舍之舍；当读如《文选》张衡《西京赋》“矢不虚舍”之舍，“谓弃也。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苟不图其“交和”而协同作战，未可以舍之于军争也！此进彼退，人自为战，不能不谓之“军争”；然而不能谓之“交和而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军争之难，莫难于此！《孙子》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勇若一，政之道也。”亦此之谓“交和”矣！下文言“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盖筹可胜于军争之际，而此云“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则为不可胜于军争之先。有一兵种之军争，有多兵种之军争，有一国一军之军争，有联盟国联盟军之军争，皆非“交和”而协同，不能军争以有功！今日之大战，以空军主宰战场；然机之与机，“交和”为难；而非“交和”，必以偾事！何以言之？欧洲上次大战之空战，不过为单机之个别作战；及大队之飞机相遇，则立分散以互追逐；及今之大战开始而有然！彼此机群相遇，无不分散作战；而各自为谋，各逞其能。至一九四二年而战术以革新；始有组织以计划作战而交相协力；不许任何之一机以单独行动也！顾日人则不如此，依然故我，而以一九四三年，大创于太平洋之所罗门！日人毁飞机一百六十五架，而美则仅二十五架；美国空军上尉多玛斯实与于役，而申言所以，谓：“日人零式机以一机一机自为战；而我美空军则以一机一机协同作战！如见我同队之机为敌机所攻；我之第一任务，在救同队之机以突击敌机！我救人，人亦救我！僇力同仇，勿自逞能；不惟空军之基本原则，抑亦飞行员之救命要诀！好大喜功之飞行员，而欲以自显好身手者，无不自误以陷死亡！”此“交和”之难，征于一兵种之军争者也。方大战之未起，空军之“独立论”，甚嚣尘上；始倡于英国皇家空军元帅托兰查特；而义大利杜黑将军，遂以“制空权”一论擅大名！使其说而信，则只用空袭而无事乎海、陆军，可以溃人之国！然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后，英之所以未步法之后尘，而为希特勒所溃者；则以希特勒之过信空中轰炸之足以溃英伦，而未以海、陆军协同进攻之故！军事家有一格言，谓：“在严重之地，在严重之时，必集中全力！”以此空中轰炸，亦必得海、陆军协同。反之而海、陆军不得空军协同，则以制空权之为敌有，鲜不摧破！观于今日之大战，而以征空军之不能独立；惟与海、陆军协同，乃以制胜；征之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之摧破波兰然；一九四〇年之摧荷兰，摧比利时，以次摧法，无不然！于时德军所到，战胜攻取；世人每疑德军之有神秘武器！而不知德军陆、海、空三者惊人之协同；所难在各司其局，而不乖于“交和”以相为用；则希特勒纵横欧陆之唯一武器！其他如炮兵之必以步兵协同，步兵之必以炮兵掩护；坦克车亦以不得步兵协同，而为敌人所俘，往往有之！此“交和”之难，见于多兵种之军争者也。抑吾人患日军之空袭，而以无高射炮，无驱逐机之防空武器为大恨！然苏联之御德军空袭也，有高射炮，有驱逐机，而苦于两者之难以协同！盖防空指挥部，分配空中区域以各有责成；驱逐机利用其活动半径，而阻敌机于向目标飞行之时；待敌机窜入高射炮之射程内，则由高射炮轰击。亦或按高度以分区域；敌机在七千呎以上，责之驱逐机之攻袭；至七千呎以下，则以委高射炮之轰击。惟驱逐机追踪敌机以迫近高射炮之射程内，时与敌机同被击落；而敌机则以窜入高射炮之射程内，而无虞驱逐机之追踪，往往集中轰炸以毁高射炮阵地！于是防空指挥部严令驱逐机应不恤冒高射炮火，追踪敌机以协同攻击；宁偕敌机以俱毁，勿纵敌机以遗患！犹之步兵冲锋时，应不恤冒自己炮火以勇往无前也！抑为无办法之办法！此“交和”之难见于防空之军争者也。至于欧洲上次大战，英、法、俄协约，德、奥同盟，角力争雄以延五年，而苦战久不解者，亦以英、法、俄联军之未能“交和而舍”也！大战之起，英、法、俄联军作战，而未有共同之作战目标！德为同盟之领袖，而协约国之敌对主体也；协约国不败德国，不能以结束战争！法国最初之主力指向德国，而进攻亚尔萨斯、罗林两州，势所当然！然西线之法国，既以主力指向德国；而东线之俄国，胡为不急起直追，而以主力相应耶？俄国之用兵德、奥两军，同时进攻；而以主力七军进攻奥国；进攻东普者，仅有那流、尼门两军；虽一战而胜奥，顾无补于战局！而东普之那流一军先歼，尼门一军亦败，士气以丧而影响甚大！假使俄人反其道而施之，以少兵支拒奥军之进攻，而倾国殚锐，以主力指向德国。兴登堡、鲁登道夫虽善用兵；而众寡之殊过悬，又承丧败之余，抑亦何能为役，亦有望风而靡已耳！俄军以乘胜远斗，推锋而前，直走柏林，溃其腹心；而与法军之攻势，东西相应；德人无所措手而一蹶不振矣！德败，而奥之势孤，亦奚以为！然则俄人何为而不然乎？说者曰：“俄之敌，以奥为主，以德为次；政略使然，不得不尔；亦犹奥之敌，俄为主，英、法为次！俄主力不出于东普，亦犹奥主力不出于西线，揆情度势，抑何足怪！”但就战略而论：擒贼先擒王！对同盟军作战，必先击破同盟国之主体；主体一破，而群龙无首，其他自随瓦解！当日之战局，谁为主体？而同盟为德；协约则陆上为法，海上为英。陆上决战，德、法有一溃灭，而战局结束矣！所以协同作战，必先认识作战之共同目标；而惜乎协约三国之昧于此也！旷日持久，而师以老，至一九一七年而协约联军势不支！有人昌言：“联军作战，非有统一之措置，无望于胜利也！”于是英国政府力图“交和”，以英军总司令海格爵士所部军队，交法国倪维尔将军指挥以为康边之总攻击；而两国将士意见横生，不相僇力，以致大败！英国将士则归咎于倪将军之指挥无方，而益以不“交和”！法军创败之余，而叛变屡起；士无斗志！贝当收拾残局以图再振，而虞德人之取乱侮亡以承其敝也，嗾英军大举进攻佛兰德斯以分其势，而亦大败；死伤三十万人！英军总司令海格爵士声言：“所部一年以内，不能再战！”而贝当则以静待美之援兵！俄国则革命起而皇室倾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亦欲奋起以与英、法携手；顾一出兵而大败！然所以大败，则由于俄之缺乏军火与配备，而英、法之接济无路！尝图突破他达尼尔海峡以与俄通道，供应军火；顾无成功！又欲别出一道以通俄，屡为之濒成以屡败；亦以英、法政府及参谋部之筑室道谋，不下决心，不派大兵，是用不规于成也！于是托洛斯基之军事革命委员会，得彼得格勒防卫军之拥护，以倾克伦斯基而与德、奥媾和！德、奥军亦既东顾无虞，而转兵西向以攻义大利；义几不支！作战不力，将士固不能辞其咎；而要由于无共同之作战目标以知所僇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征询英国东线指挥威尔生将军，问：“协约国何以不竞？”威尔生则以书告曰：“无他，无最高指挥也！吾协约国之总司令、参谋长，只专心致知于各自之战区；推而大之，亦只专心致知于本国之得失，而忘其为协约国之一国，遂以七零八落而为局部之战；所谓联盟，其实不过各自为战以对各自之敌人交绥而已！如英国战场之战，法国战场之战，义国战场之战，而非全局通筹之战！其将帅愈有才，其作战愈独立，而愈不喜与联军协同；此实由于吾人不能高瞻远瞩，目光短浅之所致也！吾人之人员、军火、大炮、飞机、粮食、金钱及海上运输，无不超绝德奥以占优势；今日之难，乃在如何及何时集中协约国之所有，用之于当以通力合作；诚窃以为非建立最高指挥，不能以通筹全局也！”劳合乔治大以为然，乃以其年十月三十日，贻法国总理庞雷夫书曰：“三年以来，军事成功之属于德，无可疑者！吾协约国则败不一败，而究其所以，则由于协约国之未能协同作战也！吾协约国之所以为德人所败者，由于指挥作战之无法统一！方战之起也，德人于其盟邦，有绝对之统制权！德人不仅统治其盟邦之军队，有军略上之指挥权；抑亦控制其盟邦之经济与资源；所以德奥同盟之与土耳其，就其作战之僇力同仇言，几成整体之一军事帝国；而诸盟邦之战场如一战场，诸盟邦之指挥为一指挥！吾协约国则不然；作战之指挥权，分掌于英、法、俄、义四国政府，四国参谋机构之手；而四国政府、四国参谋机构之所知者，只有其各自之战场，个别之国力；于是作战计划之所匠心经营，不过一国一战场之成功，而无与于大局！亦有人倡协约国国际会议以欲补救人自为战，力量分散之弊；然会议虽然多次，而全局仍未通筹；充其量，不过求四国不同战略之互相呼应而已！吾协约国无一机构能周知所有协约国之整个实力，而有全局通筹之战略，着眼吾敌人之政治、经济以及其军事之弱点，而集中力量以为决胜之猛攻；此进彼退，各不相谋，所以无成也！吾人试观每年冬季，敌人必厚集其力以猛攻吾协约国中最弱之一国，而予以击溃，剪我羽翼！顾吾协约国各不相顾以坐视德人之兼弱攻昧而不为之所；抑亦不思厚集吾力以猛攻德奥同盟中较弱之一环，而剪其羽翼，长我声势，则是敌人处心积虑以渐剥吾协约国人力物力之优势；而吾协约国一任所为以同归于败，其弊不过各自为谋以不顾大局！吾人如欲转败为胜，惟有协约国家悬一最高之目标，而集中所有之力量，为此最高之目标而合作！诚窃以为协约国不可不有参谋本部性质之联合会议，视协约国为一体，通筹全局；然后集中协约国最大之军事，经济及政治力量，以最有效之方法，猛攻敌人，乃克有济！”庞雷夫极赞其议。及是年十二月四日，劳合乔治、庞雷夫与义大利首相，会于义国列维耶拉区之一小城曰拉普罗，检讨战局。法、义两相，蹙额相对；独劳合乔治把握战胜之决心，而建议协约国之指挥统一！几经商讨，而以决定成立最高作战会议；由英、法、义三国首相或国务总理及其他重要阁员各一人组织之；各国并派军事代表一人以提供专门军事问题之意见。其后美国加入，而以霍荷斯上校代表威尔逊总统；以白立斯将军为美国军事代表。然而最高指挥机构之成立，尚有待也！至一九一八年春，协约国在杜宁召开最高作战会议以成立盟军最高统帅部，而胜负之机以转！法国雷光将军尝以著论，谓：“联盟国之联合作战，有两基本原则：（一）统一指挥，即联盟国须有总司号令之人，而在战略上及政治上，须有统一之措置。（二）联盟国如何抟而为一集中所有之经济资源，以发挥最高效率。”此“交和”之难，见于联盟国联盟军之军争者也。故曰：“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昔胡林翼尝论：“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所不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仅九节度相州一役！是故军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雄，而患兵心之不齐；不患军势之不盛，而患军令之不一！”呜呼！自古以来，未有“交和而舍”而以军争无功者也！及挽近世，战局日以扩大，兵种日以复杂，益以征“交和而舍”之莫难于军争矣！
军争之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训义）杜牧曰：“言欲争夺，先以迂远为近，以患为利，诳绐敌人，使其慢易，然后急趋也。”张预曰：“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此军争之难也。”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训义）杜牧曰：“上解曰‘以迂为直’，是示敌人以迂远；敌意已怠，复诱敌以利，使敌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也。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往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秦人闻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据北山者胜！’奢使万人据之，秦人来争不得；奢因纵击，大破之，阏与遂得解。”梅尧臣曰：“远其途，诱以利，款之也。后其发，先其至，争之也。能知此者，变迂转害之谋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训义）曹操曰：“善者则以利；不善者则以危。”杜牧曰：“善者，计度审也。”张预曰：“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郑友贤曰：“或问‘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军之与众也，利之与危也，义果异乎？曰：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军争为利’者，下所谓‘军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然后获胜敌之利矣。‘众争为危’者，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盖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
基博按：“军争为危”之“军”，郑友贤作“众”。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
（训义）曹操曰：“迟不及也。”贾林曰：“举军往争其利，难以速至。”
基博按：自此以下承上“军争为危”，而专论军争之危。
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训义）杜牧曰：“举一军之物行，则重滞迟缓，不及于利；委弃辎重，轻兵前追，则恐辎重因此弃捐也。”张预曰：“委置重滞，轻兵独进，则恐辎重为敌所掠。”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训义）杜佑曰：“强弱不复相持，率十有一人至军也。罢，音疲。”杜牧曰：“此说未尽也！凡军一日行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昼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争利；凡十人中，择一人最劲者先往，其余者则令继后而往；万人中先择千人，平旦先至；其余继至，有巳午时至者，有未申时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续而至；与先往者足得声响相接。凡争利必是争夺要害。虽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敌人，以待继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骑先据武牢，窦建德十八万众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陈皞曰：“杜说别是用兵一途，非十一而至之义也；盖言百里争利，劲者先，疲者后，十中得一而至；九者疲困，一则劲者也。”王晳曰：“罢，羸也；此言争利之道，宜近不宜远耳。夫冲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苟日夜兼行，百里趋利；纵使一分劲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敌人以逸击我之劳，自当不战而败。故司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晓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赵奢亦卷甲而趋，二日一夜，卒胜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气积力，增垒遣间，示怯以骄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坚。奢去阏与五十里而军，比秦闻之，及发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来，是彼有五十里趋敌之劳，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胜其佚，且又投之险难，先据高阳，奇正相因，曷为不胜哉！”张预曰：“卷甲，犹悉甲也，悉甲而进，谓轻重俱行也。凡军日行三十里，则止；过六十里已上，为倍道；昼夜不息，为兼行；言百里之远，与人争利，轻兵在前，辎重在后，人罢马倦，渴者不得饮，饥者不得食；忽遇敌，则以劳对佚，以饥敌饱，又复首尾不相及；故三军之帅，必皆为敌所擒；若晋人获秦三帅，是也。轻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劲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后，况重兵乎！何以知轻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争利，则半至’；若止是轻兵，则一日行五十里，不为远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基博按：“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近代战术之所谓强行军也；《孙子》以“擒三将军”明其为军争之危；而近代则以强行军争战术之机动，实自拿破仑创之！拿破仑之用兵也，编制之改革，军队之运动，无不创一新纪元；而多本于普鲁士菲列德立大王；由军至师以下逐次分为小部队以增纵队之数，而四面八方，利用多数之道路以向战场集中；欲增大军队之机动及行军力，而以减少军队附属之车辆；是即《孙子》所谓“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而采用菲列德立编合战术之大团队，以及因粮于敌之法也。于时，英、普、奥诸大将颇以法军之驱市人而战，未经训练，而致疑于其行军力！不意一七九六年九月，芒德之役，法军由德朗蒂以九月五日夜首途，行经丛山叠岭，人马不通之地，中途经勒里古及杰里梅落恼两地，遇敌激战；至八日午前，抵巴撒恼，午后大战，至十日而敌溃追击，十一日，渡耶休河，直薄芒德要塞；凡六日而行军一百八十公里，且战且前；敌人震惊；所以然者，固由拿破仑之责成下级指挥官以人自为战；抑亦下级指挥官之信赖拿破仑而绝对服从也！一七九七年之义大利战役，拿破仑未尝责将士以强行军；然麦色纳将军率所部追敌，以三月十日至四月七日，四星期之间，而行军五百公里；其一部竟超越积雪没胫之阿尔卑斯山。至一八〇五年乌尔穆大战，拿破仑以久练之师，而为强行军，叹曰：“吾未见行军之锐有如此也！”盖其一路，以四军团及骑兵团，行五至六百公里以集中于莱因河畔，而为日二十五乃至二十八，平均每日行程为二十乃至二十五公里。又一路，以六军团及骑兵团，行十三日而集中于多恼河畔；每日行程十六至二十公里。奥将麦克措手不及而被围于乌尔穆，乃率六万余人以降；而法军死伤数百人耳；则以拿破仑之能强行军也！顾拿破仑以为未足！至一八〇六年，普鲁士之役，而以强行军之失之过大，军中谤烦兴！及其大战于耶拿也，自十月八日至十三日，而普军大败！方其时，拿破仑所将诸军之强行军，最大者近卫军团，每日三十公里；最少者第一军团，每日十六公里；其间第三军团，每日二十二公里；第四军团，二十三公里；第五军团，第六军团，每日皆平均二十四公里；而第七军团，则每日二十五公里，次于近卫军团。顾拿破仑意犹未慊；而第六军团长奈将军乃选拔锐卒以编特别师；而于通过山地之时，则控置步兵于后方；而骑兵师推锋直前，以二十四小时行军六十公里，而赴耶拿之会战。及普军大败而法军追击，拿破仑之以垂训于吾人者，则曰：“所谓追击者，使敌无休食之暇，而陷之于溃乱！”益以发挥无上之强行军力，追奔逐北，而普军逃死不遑，全数乞降！于时，第一军团及第五军团士兵，落伍者五分之三；骑兵师之马匹落伍者殆半！而第五军团以三日行军一百五十公里；米友拉骑兵团以四十二日行军一千五百公里！第五军团长兰内司将军叹曰：普人欲以一日行军二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制我机先；而不能者；盖我军团一日行军五十至五十五公里，殆倍于普军矣！然“劲者先，罢者后”之兆已形！其后连兵不解，而精练之军以耗，不能强行军以逞拿破仑之大欲；拿破仑叹曰：“军纪日弛，落伍者多，犯法扰民之事百出；而行军之时，不得不集结大兵力于指挥官监视之下；故其行军力，仅及一八〇六年之半，而作战不能应机以疾赴；可恨也！”然一八一三年八月中旬，拿破仑方追击勃里慈尔将军指挥之休勒金军，而骤闻奥俄联军由白门以进逼萨克逊；乃以追击委之大将，而亲率近卫军团及新编各军团，向萨克逊之都城德勒斯登退却，以图邀击俄奥联军于德勒斯登之南；此日之强行军，实拿破仑鼓最后之勇也！盖洛温伯耳以至司德盆，为百五十三公里；而拿破仑将十万众以行三日；其尤出人意表者，司德盆之至德勒司登，为二十六公里；又暴风烈雨，道路泥泞，而拿破仑行以半日；俄奥联军不虞其至而以大败；然辎重捐弃，给养困难；联军虽败，而法亦疲于奔命矣！其裨将杰古宁著书称之曰：“皇帝之战胜在于脚；一日行军三十六公里，不惟接战，而且宿营！”可谓有味乎其言之！杰古宁者，有名之军事著述家也，以一八六八年卒于巴黎；而生于一七七九年，历任奈将军之副官参谋；以一八一一年进级少将；及拿破仑之败，而俄皇亚力山大一世聘任为俄军将军，以参加一八二八年土耳其之役；后为圣彼得堡陆军大学之创设者；于拿破仑之战略战术，耳目濡染，洞明得失，而言：“用兵之法，何害于全战役间实施强行军；然强行军而不审慎，无不陷于全军覆灭；故战之胜，不在脚，而在指挥脚之脑力也！”及上次欧战之初，德人亦以擅强行军而为运动战，法军俄军，屡为所乘！如一九一四年八月，东战场坦能堡之战，其预备第一军及第十七军团，由盎格拉堡转移奥伦斯登以攻击俄军，而四日之间，行二百余公里；计一日平均行五十五公里也。其九月，驻巴黎北之德国第一军，以法国第六军之出击，而转用其兵力于巴黎东北；其第九军团以七日之晨至八日夜半而行百二十公里；则一日行六十公里也。亦为军事家所惊叹！所以欧陆各国步兵，无不训练强行军于平日；而新兵入伍，必先荷枪负囊以习跑步；然后作战无误于应机也！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
（训义）曹操曰：“蹶，犹挫也。”李筌曰：“百里，则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军之威，不至擒也！”张预曰：“路不甚远，十中五至，犹挫军威，况百里乎！蹶上将，谓前军先行也。或问曰：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亦能克胜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势异也。且金刚既败，众心已沮，迫而灭之，则河东立平；若其缓之，贼必生计；此太宗所以不计疲顿而力逐也！《孙子》所陈争利之法，盖与此异矣！”
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训义）杜佑曰：“道近，则至者多，故不言死败；胜负未可知也。古者用师，日行三十里，步骑相须；今徒而趋利，三分之二至。”张预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庶几可以争胜。上三事，皆谓举军而争利也。”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训义）杜牧曰：“辎重者，器械及军士衣装；委积者，财货也。”张预曰：“无辎重，则器用不供；无粮食，则军饷不足；无委积，则财货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谓委军而争利也。”
基博按：以上言军争之危；以下言军争之法；军争而有法，则“军争为利”矣。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训义）曹操曰：“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诸侯之谋，先须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战。若不知其谋，固不可与交兵也。”陈皞曰：“曹说以为不先知敌人之作谋，即不能豫结外援；二说并通。”
基博按：此论军争，上说军争之危，下言军争之法，何缘讲到交邻！当以杜说为是。既知军争之危，何可不出以审慎；非知敌谋，不与交兵耳。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
（训义）曹操曰：“高而崇者为山，众树所聚者为林，坑堑者为险，一高一下者为阻，水草渐洳者为沮，众水所归而不流者为泽。”张预曰：“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后可与人争利而行军。”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训义）杜佑曰：“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何氏曰：“凡用乡导，或军行虏获其人，须防贼谋，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宜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始终如一，乃可为准；厚其颁赏，使之怀恩；丰其室家，使之系心；即为吾人，当无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谙练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张预曰：“山川之夷险，道路之迂直，必用乡人引而导之，乃可知其所利而争胜。吴伐鲁，鄫人导之以克武城，是也。”
基博按：“地利”者，地之利于我行军者也。上文所称“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不利于行军而利于阻隘。或我之所必争，而不必利我之行军。“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之“知”，“知”之于行军之前者也。“得地利”之“利”，“利”之于行军之日者也。杜氏所谓“道路之便利”，而非“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也。夫知敌谋以备交兵，知险阻以审行军，用乡导以得“地理”，三者皆军争之必先有事；苟其不知不用，何能为军争！故论军争之法以前，历举之以明先务之急云。
故兵以诈立；
（训义）杜牧曰：“诈敌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王晳曰：“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也。”
以利动；
（训义）张预曰：“见利乃动，不妄发也。传曰：‘三军以利动。’”
以分合为变者也。
（训义）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张预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势，皆因敌动静而为变化也。或曰：变，谓奇正相变，使敌莫测；故《卫公兵法》云：‘兵散，则以合为奇；兵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复归于正焉。”郑友贤曰：“或问：‘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立也，动也，变也，三者先后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
基博按：“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三者，军争之原则也；以下论军争之动作。
故其疾如风，
（训义）王晳曰：“速乘虚也。”张预曰：“其来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训义）曹操曰：“不见利也。”杜佑曰：“不见利不前。”杜牧曰：“徐，缓也；言缓行之时，须有行列如林木也，恐为敌人之掩袭也。”
侵掠如火，
（训义）杜牧曰：“猛烈不可向也。”
不动如山，
（训义）贾林曰：“未见便利，敌诱诳我，我固不动，如山之安。”张预曰：“所以持重也。”
难知如阴，
（训义）梅尧臣曰：“幽隐莫测。”王晳曰：“形藏也。”
动如雷霆；
（训义）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谋以奋如此。”张预曰：“如迅雷忽击，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瞬目。’”
掠乡分众，
（训义）杜牧曰：“敌之乡邑聚落，无有守兵，六畜财谷，易于剽掠，则须分番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往；如此，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张预曰：“用兵之道，大率务因粮于敌；然而乡邑之民，所积不多，必分兵随处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训义）杜牧曰：“廓，开也；开土拓境，则分割与有功者。韩信言于汉王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与。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获地裂之。’”张预曰：“开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敌人得之。或云：得地则分赏有功者；今观上下之文，恐非谓此也。”
悬权而动，
（训义）曹操曰：“量敌而动也。”张预曰：“如悬权于衡，量知轻重，然后动也。《尉缭子》曰：‘权敌审将而后举’；言权量敌之轻重，审察将之贤愚，然后举也。”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训义）张预曰：“凡与人争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审察而后动，则无劳顿寒馁之患，而且进退迟速，不失其机，故胜也。”
基博按：“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自承上文“先知迂直之计者也”句来；明为“计”，而非“道路之迂直”。“迂直之计”，即“军争之法”；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此之谓“迂直之计”也。
右第一节，论军争之法。
基博按：《孙子》论军争之法，不外二端：敌疑以诈。我动以决。“以迂为直，以患以利”，敌疑以诈也。“后人发，先人至”，我动以决也。“后人发”，所以“其徐如林”，“不动如山”。“先人至”，所以“其疾如风”，“侵掠如火”。我动以决，所以“动如雷霆”。敌疑以诈，所以“难知如阴”。而卒之曰：“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盖谓“军争之法”，不出“迂直之计”；曰“悬权而动”，曰“先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然《孙子》所谓“迂直之计”者，盖“以迂为直”，“迂”与“直”一气贯注，《计篇》所谓“近而示之以远，远而示之近”也。近代“军争之法”，亦不出“迂直之计”；特所谓“迂直之计”者，“迂”与“直”为两事：“迂回包围”之谓“迂”。“中央突破”之谓“直”。从前普鲁士菲烈德立大王多用围；而法国拿破仑大帝不废直。迄于第一次欧洲大战，兴登堡与麦耿生，皆德名将；而为“迂”为“直”，韬略不同。兴登堡取胜多用围，而张两翼以困敌人于垓心者也。麦耿生则以精兵猛将，厚集其力，推锋而入以直捣中坚，横截敌军为两，首尾不相顾，而后席卷左右向以包围之；论者咸谓其奇变驾兴登堡之上焉！特是摧其中坚，虽亦可以席卷包围两翼，而未易合围，特如围棋之角与边；不如包围之可以聚而歼旃也！法国兵家，亦主用围。一九三七年，法参谋次长罗亚楚刊布所著《战略之成功与战术之成功》一书，其大指以谓：“用兵之道，在于可战之时，选决战之地，因利制权，以分散敌人兵力，而集中我优势之军队以为攻击；或用中央突破，或为包翼战斗；而历史所启示，包翼战斗，胜利为多；或侧翼以作战，或两翼以并进，运用之妙，成功一也！侧翼之战，创于拿破仑；而施之今日，亦操胜算；所当注意者，今日武器之发展与猛烈耳！”然法人所以为包围者，与德不同。德人之为包围也，以中坚与敌军相持，而张左右翼，迂回敌后，前后合围以相夹击；此攻势之包围，而日人亦仿之者也。法人之为包围也，中路退却以消杀敌势；而左右两翼，则力固防地，扼敌军左右两翼，使不得展；而我中路乃突反攻，与左右翼相应，以围深入之敌军，而聚歼之；此守势之包围，而苏联亦以之者也。顾苏联兵家普力特孟，则颇致疑于包围之已成过去战术，以谓：“包围者，谓向敌军一翼或两翼之侧面攻击也；必始之以行军之秘密，继之以袭击之神速，而后能有功！然以敌人之空军侦索，而我行军之秘密不易保；以敌人之交通机关发达，而我神速之急袭，亦不能制机先！百万军与百万军之战，包围行军，最易暴露，而为敌人所制止！如敌人用疾捷之交通机关，而运大兵以输于我军包围之地；于是乎包围攻击，一变而为正面攻击，势成相持，而我军且殆！如一九一四年，德法大战于马兰；而德军为包围，徒以忽于机械力，遂以偾事焉！是故百万大军之作战，包围战术，殆成过去之历史；而正面攻击之中央突破，乃为新战场之战术尔！”闪电战兴，而疾于用直；苟平原大野，地势便利；而空军之翱翔，机械化部队之冲击，纵横驰骤，得以极度发展，纵贯敌阵，不难包围，何须汲汲求翼侧也！于是中央突破之法，随闪电战以盛行！《孙子》之意，以“迂”为“直”；而闪电之战，先“直”后“迂”。其法，先以纵队直贯敌阵而突破一孔；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推锋而进，以急占敌后之交通辐辏点；由交通辐辏点之占据，而纵横驰突，以延伸各交通线；由各交通线之纵横驰突，而六通四辟，以扩展成面。约而言之：由据点而延线。由延线而扩面。而详论之，其程序亦有可得而言者四焉：（一）曰锥形突击；由纵队之锥形，突破敌阵，而以进占敌后之交通辐辏点；如希特勒以一九四〇年四月进攻荷、比，引英、法联军以北向，而集中兵力以突破法、比防御阵线；一九四一年四月进兵南、希，而由保加利亚分兵两路，一路突破希腊之塞罗尼加，一路突破南斯拉夫之交通辐辏点斯科普里，是也。（二）曰纵截敌阵；由锥形突击之部队，纵截敌阵，断其连络，彼此不得相援应，而迫之瓦解；如希特勒突破法、比之防御阵线，失其连络，而比即降服；由占领塞罗尼加，而截断希腊军西色雷斯军之连络及希、土两国之连络；由占领斯科普里，截断南斯拉夫军南北之连络及南、土、希三国之连络；是也。（三）曰旋回横扫；既截敌阵为二，而向右回旋，或向左回旋以横扫敌军；如法、比阵线之连络既断，而德军右旋，横扫法国之北境，以直趋海岸，于是英、法、比三国联军百余万人，如鼠入囊，局天蹐地而不得脱，卒之比军告降，英军登舰，而法一蹶不振；是也。（四）曰钳形夹攻；由两路之锥形部队，突破敌阵以会师，而如两翼之合以成钳形，如斯科普里之德军，与塞罗尼加之德军，相合以为夹攻；是也。其战术，不外锥形之一点突破，扇形之横拓展开，不求前进步武之一致，只求展开阵线之延张，而要基于欧洲第一次大战之经验，有以得之！先是一九一四年，马兰之役，德军既挫，转攻为守。两军相持，而进攻反攻，不过步兵出入转战于两阵之间，一彼一此，叠进互退；而以机关枪之日以多，大炮火力之日以烈，于是守者前敌仅置少兵以御进攻，而常集中主力于大炮射程以外，俟其深入，然后一鼓而擒之。攻者以一字长蛇阵，横队并进，而守者以一字长蛇阵，横队相抵；然守者之前线，置兵不厚；何难蹈瑕抵，推锋直入以突破一二处；而攻者惧阵线之突出，所以冲锋前进之队伍，常被主将制止，以待全线抵抗之击溃；然而全线抵抗之被击破以尽溃，乃事实之所罕见；此所以连兵不解，而成西线相持之局也！迄于一九一八年，德军参谋格耶尔大尉建议以谓：“攻敌之法，不可用一字长蛇阵之横队以并进，而当用挺进军。苟得突破敌阵之一处，当即不顾其他各线之抵抗，而推锋直入；然后横扫侧击，以旁延其他各线，岂有敌阵不摇动者乎！所以搜索之先锋队伍，苟以探攻而得敌阵之弱点所在，当即导进攻之主力以前进，而并力以贯之，由点以延展成线。”鲁登道夫用其议以发动春季攻势，而法军果大溃不支；德人追奔逐北，距巴黎只五十五哩，而不遽进者，非法军之有力抵抗，而德人之无力再进也！今之闪电战者，盖依据格耶尔之“挺进论”，而推行尽利以运用机械化部队，纵贯敌阵，翼以空军，纵横轶荡，先直后迂；虽所谓“迂直之计”，若与《孙子》异，而“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则殊无二致也！两言以蔽之曰：敌疑以诈，我动以决而已。
《军政》曰：
（训义）梅尧臣曰：“军之旧典。”
“言不相闻，故为鼓铎。”
（训义）杜佑曰：“铎，金钲也；听其音声，以为耳候。”王晳曰：“鼓鼙钲铎之属，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皆有其节。”
“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训义）杜佑曰：“瞻其指麾，以为目候。”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齐整也。”
基博按：“言不相闻”至“故为旌旗”，乃引军政语。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训义）张预曰：“夫用兵既众，占地必广；首尾相辽，耳目不接；故设金鼓之声，使之相闻；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见；视听均齐，则虽百万之众，进退如一矣。故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训义）张预曰：“士卒专心一意，惟在于金鼓旌旗之号令，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一有违者，必戮。故曰：‘令不进而进，与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缭子》曰：‘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将者之过也’；言不可赏先登获隽者，恐进退不一耳。”郑友贤曰：“或问武所论举军动众，皆法也，独称‘此用众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贵乎相生；节制权变两用而无穷；既以正兵节制自治其军，未尝不以奇兵权变而胜敌。其于论势也，以分数形名居前者，自治之节制也；以奇正虚实居后者，胜敌之权变也；是先节制而后权变也。凡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者，皆相生两用先后之术也。盖鼓铎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专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何法也？是节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军之众而已；其法也，固未及于胜人之奇也。谈法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则不然，曰：‘此用吾众之法也。’凡所谓变人之耳目而夺敌之心气，是权谋胜敌之奇法也。”
右第二节引军政而论用众之法。
基博按：“用众之法”，自立于不败之地也。“军争”者，不失敌之败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必先有用众之法，而后可与言军争。
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训义）梅尧臣曰：“多者，欲以变惑敌人之耳目。”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骇视听，使我之威武声气也。传曰：‘多鼓钧声，以夜军之。’”张预曰：“凡与敌战，夜则火鼓不息，昼则旌旗相续，所以变乱敌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备我之计。越伐吴，夹水而陈；越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遂为越所败。是惑以火鼓也。晋伐齐，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斾而疏陈之；齐侯畏而脱归。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军可夺气；
（训义）杜牧曰：“《司马法》：‘战，以力久，以气胜。’齐伐晋，庄公将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王晳曰：“震衰惰，则军气夺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吴子》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故夺气者，有所待，有所乘，则可矣！”张预曰：“气者，战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其锋不可当。故敌人新来而气锐，则且以不战挫之，伺其衰倦而后击，故彼之锐气可以夺也。《尉缭子》谓‘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者，此之谓也。曹刿曰‘一鼓作气’者，谓初来之气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谓陈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所谓守其气者，常养吾之气，使锐盛而不衰；然后彼之气可得而夺也。”
基博按：杜牧、何氏、张预三家之说，可谓阐兵家权谋形势之奥；而多引曹刿再衰三竭之说，则徒以俟敌人之气衰耳；何得谓“三军可夺气”也？如就上下文融贯而言，当以王晳顺理成章为得解。
将军可夺心。
（训义）梅尧臣曰：“以鼓旗之变，惑夺其气，军既夺气，将亦夺心。”王晳曰：“纷乱喧哗，则将心夺矣！”何氏曰：“先须己心能固，然后可以夺敌将之心。故《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司马法》曰：‘本心固，新气胜’者是也。”张预曰：“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谓夺其本心之计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所谓攻其心者，常养吾之心，使安闲而不乱，然后彼之心，可得而夺也。”郑友贤曰：“或问夺气者必曰三军，夺心者必曰将军，何也？曰：三军主于斗，将军主于谋；斗者乘于气，谋者运于心。夫鼓作斗争，不顾万死者，气使之也。深思远虑，以应万变者，心生之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敌人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传》曰：‘一鼓作气，三而竭’者，夺斗气也。‘先人有夺人之心’者，夺谋心也。三军将军之事异矣。”
基博按：郑氏辨三军将军之异，是矣。至于夺气夺心，梅尧臣、王晳两家，于上下文语气为融贯。而何氏、张预之说，于兵家别是一义。然“夺气”“夺心”，亦有多术：有乘人于猝，出其不意，而“三军夺气”，“将军夺心”者。三国时，魏新城太守孟达图叛魏，而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而司马懿乃潜军进讨，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慌不知措，遂为懿诛。《传》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顾亦有延之以缓，消其斗志，而“三军夺气”，“将军夺心”者。希特勒先人夺人，用兵如神，人知之矣！顾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举而灭波兰；不转兵西向以亟攻法。而法国达拉第得情报机关之报告，深信希特勒之无意攻法，而欲先有事于英。迨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勒乃移兵攻法。盖距波兰之亡，半年有余矣；呜呼！此希特勒用兵之妙也！于时，法国里昂及勒哈佛尔所驻之英军，闲居苦闷；而英之将校，乃至演影戏，购留声机，娱悦其意，以慰羁旅。一军官叹曰：“力战不怕，待战难耐！”英兵又以买肉不得，时与法国市民龃龉。而一法兵语英兵曰：“此次战争之祸，惟伦敦之银行界实尸之！”英兵不服，遂以大哄！勒哈佛尔之英军，驻兵仓库，而前驻法军，中有通道，以两国士兵之不免于哄也！遂堵以墙，而于是英、法同仇之志荒矣！军情日涣，士无斗志，一法军官叹曰：“今日之役，我不攻希特勒，希特勒亦不攻我，果何为者？吾侪不如回家以事所事，任外交家折冲尊俎，可耳！”乃至一九四〇年四五月之间，有法军数十万，暂遣归农。然后希特勒大举而乘之！人徒见其闪电战之先人夺人，为功烈耳！孰知次且半年，延不进兵，亦以消英法联军之斗志，而“夺气”“夺心”也！呜呼！此千古珍罕之史例也！然后知士之所以为厉，心之所以不夺，岂惟亟战之难，抑亦不战之难，李牧备匈奴，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士卒皆愿一战；王翦伐楚，坚壁不战，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拊循，士卒方投石超距；此中大有事也！用兵者可深思其故矣！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训义）杜佑曰：“避其精锐之气，击其懈惰欲归，此理气者也；曹刿之说，是也。”杜牧曰：“武德中，太宗与窦建德战于泥水东，建德列阵，弥亘数里。太宗将数骑登高观之，谓诸将曰：‘贼度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陈，有轻我心；按兵不出，待敌气衰，陈久辛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陈，自卯至午，兵士饥倦，悉列坐石，又争饮水。太宗曰：‘可击矣！’遂战，生擒建德。”梅尧臣曰：“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谓兵始而锐，久则惰而思归，故可击。”张预曰：“朝喻始，昼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为辞也。凡人之气，初来新至，则勇锐；陈久人倦，则衰；故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此所谓善治己之气，以夺人之气者也。”
基博按：一九一七年，欧洲大战，法人所倡取守势之作战法，每厚集兵力于后方；而第一道防线之战壕内，则置兵不多；盖德军以剧烈炮火，猛攻法军阵地，第一道防线之前线所有一切建筑，势必尽被炸毁，而多置兵多牺牲，不如聚大军以屯第二防线之后，而伏居掩蔽完固之壕沟内；德军炮火虽极猛烈以尽毁第一道防线，而法军之损折不多，代价悬殊；及炮火渐稀，德之步兵迈进，法军乃从容出自后方，悉力蓄锐以与交战，坚持第一道防线之最后一线及紧要炮垒，力阻其染指第二道防线。依法人经验所得，俟德军占第一道防线，而后反攻以逐之；较之坚守第一道防线以损兵挫锐者为事半功倍；亦以避敌之锐，蓄我之力。及一九三九年，欧洲第二次大战起，希特勒创闪电战，不恤殚锐竭力以用坦克车队，纵横欧陆，溃法败英，摧南斯拉夫、希腊；转锋而向苏联，乘势远斗，其势不可当也！然一九四二年五月，苏联大败德人于卡尔科夫。德人之坦克车队，风驰而前；而苏联，则集中平射炮及坦克步枪之火力以击之；俟其坦克车摧毁之垂尽，而后苏联之坦克车，雷轰霆逐，以歼其步兵，薄其阵地。德人大败。是年十一月，英蒙哥马利将军之大败德隆美尔将军于北非也，亦先以猛烈炮火摧德之坦克车队，而后出坦克车队以追奔逐北，隆美尔之军几歼焉！同一坦克车队也，而德人悉锐以制先；苏、英蓄力以承敝。然英、法得治气之要也。
以治代乱，以静代哗，此治心者也。
（训义）何氏曰：“夫将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连百万之众，对虎狼之敌，利害之相杂，胜负之纷揉，权智万变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乱，岂能应变而不穷，处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难而不惊，案然接万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乱；吾之静，足以待哗；前有百万之敌，而吾视之则如遇小寇。亚夫之遇寇也，坚卧而不起；栾箴之临敌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审此二人者，蕴以何术哉？盖其心治之有定，养之有余也。”张预曰：“治以待乱，静以待哗，安以待躁，忍以待忿，严以待懈，此所谓善治己之心似夺人之心者也。”
基博按：此德国兵家克老山维兹氏论将之所以称“识力之培养”也。其论以为：“战之为道，至无定也。凡兵家之言，极深研几；及其临阵，学说原理，杳无征验，何所用之！而纷纭之变，扰我灵台；死丧之哀，凄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战之为事至变且乱也；非战之难；变而能持其常，乱而不失其定则难。此则识力之培养，必有以裕之于平日，而后临战之时，指挥若定，坚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亦既说《计篇》备引之矣；克氏所谓“识力之培养”，《孙子》谓之“治心”也。遵义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谱》，称：“公在军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办危为安也。”合肥李瀚章称：“曾国藩初入翰林，讲明程朱之学，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时艰，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祸福于度外；其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德国大将兴登堡尝言：“临战尤当镇定；纵使敌情之未谙，而镇静则立时生其趋吉避凶之术；果临战而葸，不如不战，见危而退，不惟自堕其气，抑必为敌所乘，此之谓避危而自即于危！”然此次大战，英国主持太平洋战局之独眼将军魏菲尔，尝于一九三四年在剑桥大学演讲，论为将之道，以为幽默亦大将之所必不可缺者！盖幽默，则动心忍性，而以谐谑出之，如不经意；不幽默，则张脉偾兴，此心欲静而不得！然而幽默，则德人之所最缺也；以故一九一八年上次大战之终，虽以兴登堡之强毅，而不免仓皇失措，法人蒲哈德著《兴登堡欧战成败鉴》一书备论之！盖乱与哗，有不仅在敌，而出于国是之未定，士心之惶扰者；是在大将之善治其心而镇以静，待以治耳！特余观欧洲战术，拿破仑之排炮集中猛轰，山动地摇；希特勒之坦克车集团猛冲，风驰雨骤；岂诚有摧坚破锐之功，抑先振“夺气”“夺心”之威；其法远原于蒙古，而神明其用！欧洲古史，载蒙古之西侵也，以游牧之族，擅骑射之精；每临阵，未及交绥，而蒙古甲士驰大马，张强弓，疾骋而前，排墙以进，箭如雨集，骑如蜂拥；基督军猝不知措，阵脚摇动；遂为所乘以溃不能军，则以基督军之“夺心”以“夺气”也！蒙古所以败基督军者如此；所以摧女真，破南宋者，无不如此；抑亦拿破仑、希特勒之所以战必胜，攻必取者也！特拿破仑以排炮猛轰，蒙古以万弩齐发；希特勒以坦克猛冲，蒙古以甲骑驰突；为资不同，而胜则一，岂有他谬巧，不过“夺心”以“夺气”而已！然则“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之“心”，岂特将军之宜亟治，抑亦三军之所当同！新兵初临阵，骤闻大炮隆隆，飞机轧轧，神智已昏；而坦克车疾驰以来，更无所措手足！顾久经战阵之老兵，经验已惯，沉着接战，不震不；亦以心不夺，气不慑也！一九四一年九月，苏联之骤为希特勒所袭也，势几不支，顾非无大队之坦克车以与希特勒相持也！欧美军事家声言：“现代化之坦克车，疾于攻而不利于守；炮兵之射击，既以缓不济急；而守势之坦克车，亦难阻敌前进，观于苏德之战而可知也！惟有高速度之飞机而装置三十七粍以上口径之速射炮，乃可御坦克车之进攻耳！然而生产不易，美国制造亦少也！”然则苏联将任德坦克之纵横跳荡，而坐以待毙欤？是不然！一九四二年五月，希特勒悉力殚锐以攻卡尔科夫也，而苏联以抵御坦克车战术试验成功闻！是役也，德军损坦克车二百五十辆。问其术，则集中炮火以协同配备完整之步兵，而歼灭德军坦克车队也。方德军坦克车队以步兵及空军掩护，卷土而来之际，红军严阵以待，寂不之应，伺德军疾入二百五十码地带，驰以益速，与其后之步兵失其连络，而达红军炮火射程以内；然后集中平射炮与平射来福枪之火力，发无不中，所当者摧。步兵则徐起而断其后，以遮德之步兵，不得支援；然后红军坦克，亦出应战，相摩相荡，主客不分；而德之空军，恐轰炸之中本国坦克，将翱将翔，徒唤奈何！苏联随军记者言：“未有如寂静之足以使纳粹坦克驾驶员伤心夺气者！方其风驰而前，以突破我之防线，以期待我恐慌骚乱，无纪律之射击；然而不然！红军之步兵，不射击，亦不逃跑，只沉默以坐于战壕内；以未有射击之命令也！于是德军坦克车不得不继续深入；及其入之深也，以为必遭红军炮火之射击矣！然而红军之炮火受命，则‘纵战车之深入，然后切离其主力，以为歼灭’；亦不射击也！而德人失措矣，心口相问，若曰：‘异哉！何以红军不射击也，何以若是之寂静也！’红军则处以镇静，持以忍耐，默睹德坦克车之如潮而过，而无一人惧后路之断，以欲归不得者；只自计曰：‘吾人此时留在德军坦克车队之后方，将截之以毋使只轮返也！’德军坦克车队不能长此寂静以忍与终古，不欲红军之截其后以欲归不得，于是疾变方向，减低速度，然而其进也锐，为计已迟！红军之步兵、炮兵及坦克，纷纷而出，相与僇力，以聚而歼旃！不过临阵之寂静，以成空前之胜利！德之攻苏也，不惟增进红军战时之资源，抑亦磨炼我同仇敌忾之精神，而予以‘镇静，勇敢，坚韧！’”呜呼！此则“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治心”之成功；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者也！岂必高速度之飞机，装置三十七糎之速射炮，而后可以抵坦克车之进攻耶！鲁登道夫言：“武器不能造成胜利；而惟一造成胜利之条件，只有精神而已！”观于苏联，亶不然乎！“治心”者，所以造成胜利之精神者也！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训义）李筌曰：“客主之势。”杜牧曰：“‘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
无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训义）何氏曰：“所谓‘强则避之。’”张预曰：“正正，谓形名齐整也；堂堂，谓行陈广大也。敌人如此，岂可轻战。《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言须识变通。此所谓善治变化之道以应敌人者也。”
基博按：“无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何、张两氏以“强而避之”为解，是已。然我避敌之强，敌乘我之弱，有时正正之旗，不能无要；堂堂之阵，不能勿击；则如何？曰：兵法“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而所以“治变”，有化会战为袭击，化大兵为小队之法。用以突击而进攻，谓之渗透战。用以捍御而自卫，谓之游击战。游击战者，始西班牙。一八〇七年，法皇拿破仑以大兵拥其弟若瑟夫入西班牙称帝；而西班牙人叛者四起，此剿彼窜；而拿破仑之兵力，遂为所牵制，顿兵挫锐，久而消耗；此游击战之所昉也。然而中国自古有之！曾国藩言：“小队出奇之师，贵少不贵多，贵变不贵常；古人谓之狙击，明人谓之雕剿。雕剿者，如鸷鸟之击物，破空而来，倏忽而去，无论有获无获，皆立即扬去。用兵者师其意，探明贼之所在，前往狙击，无论或胜或否，皆立即退归；总以‘出其不意’四字为主。兵法最忌‘情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全在乎此！”则是今之所谓游击，疑若古之所谓雕剿也。然而有不同。雕剿之战，盛于有明。鸟之鸷者曰雕；雕剿云者，喻其为剿之猛且速也。兵无选锋，不能雕剿；明代边将，多养亲丁。赵翼为《二十二史札记》，曾盛称之，以谓：“两军相接，全恃将勇；将勇，则兵亦作气随之。然将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骁悍者，协心并力，始气壮而敢进；将既进，则兵亦鼓勇争先；此将帅所贵有家丁亲兵也。前代如韩岳之背嵬军，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载，如成化中，王越多荡跳士为腹心，与寇搏战，数有功。马永为将，蓄家丁百余，皆西北健儿，骁勇敢战。帝问将于李时。时以永对，且曰：‘其家众可用也。’马芳蓄健儿，尝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斩获。万历中，李成梁帅辽东，收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军锋，所至有功。此将帅亲丁之成效也。”将帅亲丁，多选骁锐，既用雕剿，亦备缓急。然戚继光《练兵实纪》又极论其害，以谓：“宣大山陕，地平无险可据，敌马入犯无时，数千亦入，数百亦入，甚至数十亦入。将官随有警报，便就出去追剿；缓急之际，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齐兵，那得齐众；故特有家丁之设，所谓在精不在多，与将官厮守一处，人不离营，马不离鞍；一声炮响，早已出门，方才追得贼及；又有偷马打帐房之类，平日边徼得此功劳以为根基；及遇大敌，却称众寡不敌，厚颜无耻！今诸将每人统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将将此二三千众，教练精强；又召家丁二三百厚养以充先锋；今却顾此遗彼，爱小失大；就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作家丁养赡；是得二三百人之心，尽失部下二三千军士之心；以有用之粮，置之不用之地！是费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为求精，适致冗费，本为求多，反以致寡；既视二三千人为冗数，又视之为必不可练用；如是而厮役益多，益快其欲；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制敌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敌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盖敌以雕剿来，而将帅有家丁以赴急；我以雕剿去，而将帅借家丁以邀功。特是家丁，耗兵力，无补兵威；雕剿，幸小胜，不可大胜；此戚继光之所为讥切也！而今之所谓游击战者，则欲积小胜以为大胜，耗敌力以老敌师其故由于我军集中之兵力，不足以当敌人集中之兵力；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惟有化整为零，斯可以弱制强；敌集团以为强，我分兵以出奇；敌专为一，我分为十；会战之所以胜，在“我专而敌分”。游击之所谓战，则敌专而我分；其战略，为不成军之散开战略；其战术，为无定型之流动战术；出入无时，莫知所向；不击则游，不游则击。敌挟大炮、坦克车以纵横驰突于平原大野；而我以短枪白刃，迫之于山林沼泽，大炮、坦克无所用之地。敌据雄都大邑以控制要害；而我以风晨月夕，乘之于不及防之时。猛之攻击，而继以速之退却；速之集中，而辅以隐之分散；声东击西，此出彼没，不嫌鬼鬼祟祟，以击堂堂正正；有袭击，无会战；有隐避，无防御；敌欲战则避；敌欲休则扰，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敌之兵力，积小耗以致大耗；我之兵略，先小战而后大战；俟敌之兵力，耗而以竭；敌之士气，沮而以丧；然后以大军继之，蔑不克矣！渗透战之化整为零，以分出奇，与游击战同；特是用之猛攻，而不许以退却！一九一五年，法国步兵上尉拉法尔格始倡渗透战，以谓：“当进攻敌阵之时，如坚不可破，与其顿兵而挫锐，不如抵以蹈瑕，如怒潮之决堤然，苟有纤介之孔，无不渗透以入，渐扩而大，以成决口，狂澜澎湃，莫之能挽矣！”此渗透战之所由名也。顾莫之省而德国兴登堡用之以有成功！方一九一八年之初，英法之联军日增，而德之兵源渐竭；然英、法报纸，佥谓：“德军将以大队密集冲锋，而快心于一决以挽颓势也。”兴登堡见之，蹙额曰：“吾德何来如许兵众以行此密集之战术，而容我如许密集牺牲乎！然我有以处之矣！”于是申儆于军，颁之教范，乃变密集队之冲锋，而为散兵线之冲锋；选锐卒，组小队，各携轻便臼炮与机关枪，臼炮用以击毁壕堑，机关枪用以突阵，数十百队，如蜂之拥，推锋而前，得间以入，以三月二十一日，进攻英军，几不支；因名其战术曰渗透，意谓无孔不入也！及一九四〇年，希特勒之攻法也，则以无坚不摧之闪电战，为之后劲；而以无孔不入之渗透战，任其前哨。然而耳食者，徒知闪电战之有坚必摧，而不知渗透战之无孔不入也！渗透战，常在闪电战之前夜；先之以空军之地面侦察，而侦察所用之新武器，则为大胆果敢之听音哨，窃听法军之电话，得以审知敌阵防御配备之疏密，而求可以渗透之间道；其次则搜索以斥候兵，每三人为一组，携轻机关枪，而循所知之间道，乘夜以穿过法军之步哨，拂晓乃开始射击，数小时续续不已，予以猛烈之破坏；然后数千队之渗透战士，蹈瑕抵隙以人自为战，如水银泻地之无孔不入，深入敌阵而纵贯之，断其后方联络之电话，占其后方防御之支点，而用机关枪以猛烈射击侧近之法方守军；于是守军见四面八方，枪弹横飞，以为左右前后皆敌，惟惧不得突围，而迅速退却；追奔逐北，必尽歼之，毋俾残喘苟延以与我再接再厉也！倘守军坚持不退以与我相抗；而我之渗透战士，昼以白炬，夜纵烽火，用信号以呼应我之炮兵及机械化部队，告以所在，视之标识，而后雷击霆震之闪电战继之推锋而前，使敌人不及弥缝其阙，匡救其失。游击战不占据支点，而渗透战必坚据支点。游击战有进有退，而渗透战有进无退。游击战为消耗战之支队，而渗透战为歼灭战之前锋。两者攸异；而其化整为零，以分出奇，不嫌鬼鬼祟祟，以击堂堂正正，则又无乎不同。特游击战，我国人耳熟能详，而渗透战，则罕有及者；余故连类而及之以俟考论焉。夫战之为术，不外四端：一曰“虚实之形”。二曰“迂直之计”。三曰“奇正相生”。四曰“分合为变”。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我专而敌分，合以集中我之兵力也。游击之战，渗透之战，敌专而我分，分以耗散敌之兵势也。凡事有宜，知彼知己，因利制权，不得尽言。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训义）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敌在高处，不可仰攻；敌倚丘山，下来求战，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趋高者力乏，自高趋下者势顺也；故不可向迎。”梅尧臣曰：“高陵勿向者，敌处其高，不可仰击；背丘勿逆者，敌自高而来，不可逆战，势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则当严阵以待变也。”张预曰：“敌处高为陈，不可仰攻；人马之驰逐，弧矢之施发，皆不便也；故诸葛亮曰：‘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敌从高而来，不可迎之，势不顺也；引至平地，然后合战。”
佯北勿从，
（训义）杜佑曰：“北，奔走也；敌方战，气势未衰，便奔走而陈却者，必有奇伏，勿深入从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欲以为变也。’”
锐卒勿攻；
（训义）张预曰：“敌若乘锐而来，其锋不可当，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晋楚相持，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贼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当且闭垒以折之；待其气衰，可一战而破也。’果然。”
饵兵勿食；
（训义）杜牧曰：“敌忽弃饮食而去，先须尝试，不可便食，虑毒也。后魏文帝时，库莫奚侵扰，诏济阴王新成率众讨之；王乃多为毒酒，贼既渐逼，使弃营而去；贼至。喜，竞饮；酒酣，毒作；王简轻骑纵击，俘获万计。”陈皞曰：“此之获胜，盖出偶然，固非为将之道，垂后世法也。《孙子》岂以他人不能致毒于人腹中哉！此言喻鱼若见饵，不可食也；敌若悬利，不可贪也。曹公与袁绍将文丑等战，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也，安可去之。’即知饵兵非止谓置毒也。食字，疑或贪字也。”张预曰：“《三略》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言鱼贪饵，则为钓者所得；兵贪利，则为敌人所败。夫饵兵，非止谓置毒于饮食，但以利留敌，皆为饵也。”
归师勿遏，
（训义）孟氏曰：“人怀归心，必能死战，则不可止而击也。”张预曰：“兵之在外，人人思归，当路邀之，必致死战。韩信曰：‘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克。’”
围师必阙，
（训义）曹操曰：“《司马法》曰：‘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佑曰：“若围敌平陆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虚，欲使战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敌临危据险，强救在表，当坚固守之，非必阙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围敌，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围之，敌必坚守，不拔也。”张预曰：“围其三面，开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坚战。后汉朱隽讨贼帅韩忠于宛，急攻不克，因谓军吏曰：‘贼今外围周固，所以死战。若我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
穷寇勿迫，
（训义）杜牧曰：“春秋时，吴伐楚，楚师败走，及清发，阖闾复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汉宣帝时，赵充国讨先零羌，羌睹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穷寇也，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曰：‘善！’虏果赴水溺死者数万；于是大破之也。”
基博按：近代战术，务于歼灭；围师不阙，穷寇必迫；稍纵即逝，未可拘虚也！
此用兵之法妙也。
（训义）郑友贤曰：“或问自‘计’及‘间’，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独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于可疑，而后知不疑者为明；机至于难决，而后知能决者为智。用兵之法，出于众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于犹豫者，其所得固过于众人，而通于法之至妙也。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饵兵勿食，归师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亦有不阙可追之胜。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
右第三节论军争，宜为不可胜而无犯用兵之所忌。
基博按：“夺气”、“夺心”、“治气”、“治心”、“治力”、“治变”，所以为军争而不失敌之败；“勿向”、“勿逆”、“勿从”、“勿攻”、“勿食”、“勿遏”、“必阙”、“勿迫”，所以慎军争而自立于不败也。《孙子十三篇》，《形篇》、《势篇》、《虚实篇》皆言因敌而制胜，而《计篇》以挈其纲；盖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为军争之所有事也。《行军》、《地形》、《九地》三篇，皆言因地而制宜，而《九变篇》以发其凡；盖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杂于害而危可解，此慎军争之所有事也。因敌乃能不失敌之败；因地而后自立于不败；然因敌必用五间，而莫重于反间；故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而卒要其成于反间。因地必辨九地，而借资于乡导；故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而先著其义于此篇。至此篇所论军争，不过作战之术，而以补《作战篇》之所未逮。谋攻不如作战，作战又不如不战；不得已而战，则贵胜不贵久，故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伐兵者，军争之事也，作战之事也。《作战篇》言伐兵之贵胜不贵久；《军争篇》言伐兵之为利毋为危；然不如伐谋伐交之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伐谋、伐交，则皆计之事也，故以“计”冠于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