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一 刘知几的传略
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如东汉之班固、刘珍、荀悦、蔡邕；晋之华峤、陈寿、孙盛、王隐；宋之范晔、徐爰；齐之沈约、裴子野；梁之萧子显、吴均；陈之谢昊、姚察；北魏之崔鸿；北齐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他们或身为史官，职典记载，或心存褒贬，私撰国书，其所著述，皆能独步于当代，擅名于后世。虽然，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661——721年），年六十一岁。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
刘知几是汉代皇族的后裔，据他自己在《刘氏家史》上考证，彭城诸刘，都是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的后裔。如果他要妄据“汉为尧后”的伪说，也可以说是圣王之后；但是他不要这样虚妄的远祖，而宁肯承认他的氏族是出自陆终。
刘知几出生的家庭是一个世禄之家。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一个学者，和史学家李百药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并以此而封阳城县男。后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为楚州刺史。[1]刘知几之父亲藏器就是胤之的从兄之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生二子，长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几即其季子。[2]
刘知几因为家学渊源，自幼就博览群书。《史通·自叙》有云：“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授《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这样就奠定了他后来研究史学的基础。
刘知几的年纪，渐渐长大，便要准备一种走进人生旅途的功课，即所谓应世之学。在唐代以科举策士，词章最为重要。于是刘知几遂不能专门读史，而要同时致力于文学。《史通·自叙》中云：“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刘知几天才放纵，不久便以文学知名于当世。《旧唐书》本传曰：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史通·自叙》中亦云：“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即因他曾经一度研究文学，所以又准备了他后来写著历史的技术条件。
即因文学甚好，所以刘知几“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3]，举进士，并授获嘉主簿。以后又调回京洛，服官中央。从这时，刘知几便放弃了文学的揣摩，专心于史学的研究。《自叙》中云：“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这样，又加深了他的史学素养。
刘知几不仅学习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强。他自幼读史便不仅徒事记诵，因袭陈说；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叙》中云：“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固）、谢（承）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刘玄）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三十岁），言悟日多。”
刘知几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自叙》中有云：“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刘知几虽然性情孤僻，但并不高举其自身于社会之外；反之，只要有机会，便要检举社会的罪恶，指斥当代的弊政。新旧《唐书》皆载，当证圣初，武则天诏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书指陈当时的政府，刑戮太过，尝罚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椀脱’之谚。”同书又载，他以武则天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赋》以刺时。当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刘知几才任史官。《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累迁左史，兼修国史。”以后，又“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以后，刘知几的生活，就长期消磨在史馆中了。
刘知几既任史官，可谓学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历史学创见，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因为当时的史馆组织，是“监修制度”。史官注记，必须仰承监修的意旨，没有撰著的自由。而当时的监修，大半为毫无知识的贵官，他们既不知明立科条，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同时，当时同列的诸史官又皆流俗之辈，但却“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4]。加之，权贵干涉，侦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记，“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5]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刘知几与诸监修及同事，当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6]。
但刘知几却素抱刊削史籍的宏愿。《自叙》中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于史馆，于是“载笔”余暇 [7]开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写著。《自叙》中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由此看来，《史通》一书亦刘知几“道不行”、“志不遂”、“郁怏孤愤”之所为也。
为了写著《史通》，刘知几很想摆脱史馆的职务。恰好当景龙初，中宗西还，于是他便请求留在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两年，这时，全部精力，皆用于《史通》的写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说他身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龙三年，中宗便驿召他到长安，升为秘书监，仍派他修撰国史。
当他再回史馆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司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这些监修贵官，意见不一，当时“陈令公（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楚客）则云‘宜多隐恶’”。以是史官更难着笔。刘知几深感其弊而无可如何。适萧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于是他就上书于萧，请辞史官之职。在辞职书上，列陈当时史馆之弊，并谓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补救，则“虽威以次骨之刑，勖以县（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8]。
辞职书并没有批准；但从此以后，愈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索性将史馆的职务，委托于著作郎吴兢，而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这时，刘知几的《史通》已经完成，声名扬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来装点史馆的门面。所以景云中（公元710——711年），便升他为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到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再升左散骑常侍。而其职务，则始终是修撰国史。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的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流配。他为他的儿子向执政诉理，玄宗闻而震怒，贬为安州 [9]都督府别驾，而这位大史学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兼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10]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怏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
二 刘知几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
刘知几著作甚多，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论《孝经》，非郑玄注；《老子》，无河上公注；修《唐书实录》，皆行于代。有集三十卷”。此外又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及《史通》二十卷。在他的著作中，以《史通》一书最为不朽之作。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十卷，合二十卷。内篇分三十九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今所存者，仅三十六目。外篇分十一目，其中《杂说》一目析为上、中、下三篇，共合为十三目。这部书是刘知几的史学创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巨著。
刘知几之著《史通》，其主要目的，是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方法上的错误。故全书皆以批判的体裁作为写著的方法，而其论点则侧重于历史学方法。但除史学方法以外，其所涉及的范围亦至为广泛。如其外篇中之《史官建置》，则论史官制度；《疑古》、《惑经》、《杂说》、《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则皆系论历史资料。总而言之，刘知几在这部书中，可以说对他以前的中国历史学，作了一次总的清算工作。
刘知几对于他的《史通》一书，曾经在《自叙》中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11]
即因《史通》一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故当时“悠悠尘俗，共以为愚”，而“见者亦互言其短”[12]。为了答复当时流俗之徒的恶意批评，刘知几曾作《释蒙》以拒之。但当时也还有几个知己，赏识其书。据《旧唐书》本传载：“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即因《史通》不见重于当时，所以他在《自叙》中叹曰：“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坚）、朱（敬则）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又在《鉴识》为之慨曰：“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象之恶劣，《史通》一书并没有长期埋没。在他死后不久，玄宗便派河南府至其家，抄写以进。读而善之，并因此而追赠他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赐谥曰“文”。而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的影响。他在《自叙》中盛赞王充的《论衡》。其言有曰：
儒者之书，情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案王充《论衡》有《问孔》、《刺孟》之篇，实为儒家的一位叛徒。而刘知几亦有《疑古》、《惑经》之作，其思想亦颇谬于圣人。他在《惑经》中说：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他在《惑经》中，对于《春秋》之义，提出了十二个疑问，指出其虚妄者五端，大胆陈说，毫无顾忌。故刘知几的《惑经》，实即王充《问孔》的续编。至于其《疑古》篇，则系非难《尚书》；但在《序言》上，亦指斥孔子。其言有曰：
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又如王充有《指瑞》、《验符》之作，指斥符瑞之虚妄。刘知几在《史通》中，即反对记录符瑞之《五行志》。《书志》曰：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征，昊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
又王充有《书虚》之作，谓竹帛上的文字，不可尽信。而刘知几在《疑古》中，对于《尚书》所载的史实，指出疑问十点。他在结论上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从以上所举各点，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
刘知几反对“历史的定命论”。他以为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兴亡，人物的成败，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杂说》（上）中说：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之，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有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上文列举史实，证明统治者的灭亡，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恶、无能。不能把他们的灭亡归纳为上帝的意思。同样，新的统治者的兴起，也不是上帝预先派定，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与“上帝”、“天命”这一类的鬼话绝不相干。像这样承认人类对历史之创造作用的历史观，就正是刘知几的历史学卓越之点。
其次，刘知几反对以成败论英雄之正统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云：
古者，二国争盟，晋、楚并称侯伯；七雄力战，齐、秦俱曰帝王。其间虽胜负有殊，大小不类，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也。至于近古则不然，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絜短，魏实居多。二方之于上国，亦犹秦缪、楚庄与文、襄而并霸。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
在这里，他虽然只提出吴、蜀的名号问题，而其主题，则是反对那种以“势穷者即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贼”的历史观。例如他深以班、范二史不列刘玄于光武之前为非。他在《编次》中说：“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而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光武称帝于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按刘玄为新市、平林所拥立，以中国正统派的历史观视之，实为盗贼，而刘知几主张列纪于光武之前，这就是“有以力屈者乃成盗贼”也。
虽然，刘知几对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仍未扫除干净。例如他反对列项羽于本纪，而曰“正可抑同群盗 ”。反对列陈胜于世家，而曰“起自群盗”。这又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
又刘知几甚至不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他在《称谓》中说：
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至萧方方等，始存诸国名谥，僭帝者皆称之以王。此则赵犹人君，加以主号；杞用夷礼，贬同子爵。变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观，见于萧氏者矣。
历史是具体的科学，要承认客观的事实，不能以主观的爱憎涂改历史的事实。刘知几可谓深得此理。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的历史家。
至于他敢于怀疑，则史料因以订正；敢于非圣，则成见因以打破。这些都是他的科学精神。
三 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
刘知几对于中国历史学各流派，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他说：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有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按《尚书》为记言的史体，《春秋》为记事的史体，《左传》为编年的史体，《国语》为分国的史体，《史记》与《汉书》均为纪传体，而前者为通史体，后者为断代史体。这六种历史学体裁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中国历史学体裁相续发展之系列，所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的结果。
这六种体裁在最初，都不过是各时代的历史记录者用以记录史实的方法；但是后来的历史学者竞相模拟，于是这六种历史学体裁，遂演化而为六种历史学流派。
例如《尚书》，本来是一种最古的历史记录方法。“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13]
又如《春秋》，后来也有袭用其名以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其所著书，皆谓之《春秋》。
《左传》亦有拟作，如晋著作郎乐资曾撰《春秋后传》三十卷，其书始于周贞王而终于二世之灭。献帝时，荀悦著《汉纪》三十篇，亦依《左传》体裁。以后每代都有拟作，如张璠、孙盛 、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虽异，但其为体，则皆拟《左传》。
《国语》体裁，继之者有《国策》。至孔衍，又以《国策》所书之未尽者，聚为一录，名曰《春秋后语》。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著《九州春秋》。这些都是《国语》的流派。
其摹拟《史记》者，则有梁武《通史》，崔鸿等所撰的《科录》，及李延寿的《南北史》等。至于《汉书》，则所有中国的所谓正史，都是属于这一流派。
中国的历史家，大概不出这六种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过这六种体裁之变体而已。所以刘知几把中国的历史学派分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罗一切的。
刘知几在划分中国历史学的流派以后，又展开其对各家的批判。其论《尚书》的体裁，则以为其最大之缺点就在于这种体裁中，对于人物的记载不能详其平生；对于事实的记载，不能详其年月，而这些又都是历史学上最重要之点。他在《六家》中说：
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为《尚书》的体裁，既以记言为主，就体裁论体裁，则不应于记言之外，有记事的专篇；但《尚书》中竟有此种例外，这就是体例不纯。《六家》说：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其论《春秋》的体裁，则认为有长处，也有短处。《二体》说：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下）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左传》的体裁，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注释体裁。他在《申左》说：“《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需而成。”又说：“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这种注释体裁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能补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复本文。《六家》说：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论《国语》，则认为是《春秋》的外传，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写成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自成一种分国为史的体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其论《史记》的体裁，在《六家》中专说他的短处。他说：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
但在《二体》中，则谓《史记》的体裁有他的短处，也有他的长处。他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帝）纪，则云：“语在项（羽）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汉书》的体裁，则谓与《史记》相同。《六家》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及改‘书’曰‘志’而已。”即因《汉书》的体裁同于《史记》，所以《史记》的短处和长处，也同样表现于《汉书》。惟《史记》为通史体而《汉书》则断西汉一代以为史，因之《汉书》就没有“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以上乃刘知几对中国历史学各流派的批判，就史体论史体，可谓切中利弊。他在结论中说：“《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熟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由此而知刘知几认为最进步的历史体裁，乃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从历史学发展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对的。
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考纪传体确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体裁。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记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又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但这种伟大的创造，是司马迁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汉书》不过是《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项背？
四 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
刘知几在泛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以后，于是集中其论点于纪传体。他就纪传体的各个部门，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展开其批判。
他论“本纪”，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本纪”所以纪天子，非天子不应列入“本纪”。因此他对于司马迁之列周秦先世于“本纪”，认为“可怪”。列项羽于“本纪”，认为“乖谬”。《本纪》曰：
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此尤可怪也。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
其次，他以为“本纪”所以纪年岁，显国统，故无年号者不纪，无国统者不书。所以《魏志》曹传，权假汉年；韦曜《吴史》，不纪孙和。盖以其子孙虽为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称天子。如其祖先亦称天子，则当时固有天子，没有历史地位可以安插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对把追尊的天子，写入“本纪”。《本纪》曰：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追尊晋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第三，他以为“本纪”的体裁，是以事系年，而且专载大事，以显示某一帝王时代的历史大势，不应把琐碎的细事，写入“本纪”。《本纪》云：
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彦渊）、李安平（百药）之徒，其撰魏（书）、（北）齐（书）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
他论“世家”，也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以为“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须有世可续，有家可承；否则即不应列于“世家”。因此他以司马迁列陈胜于“世家”为不然。《世家》曰：
“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
第二，他以为“世家”所以录诸侯，不应录大夫。因此，他反对司马迁录三晋及田氏之先世于“世家”，而田完反没其名号。《世家》曰：
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具归“世家”。……又（田齐）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
第三，他以为“世家”所列诸侯，应该是专制一国、传世甚久的古代诸侯。而徒有其名的汉代诸侯则不应列入“世家”。《世家》曰：
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司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
此外，他以为还有一类人物，即割据之君，“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亦宜列于“世家”。
他对于“列传”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他以为“列传”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则不应编入列传。因此他反对陈寿在《三国志》中列吴、蜀二帝于“列传”。《列传》曰：
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第二，他以为“列传”主题，皆系人名，如非人名，即不应列入。《编次》云：
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明，同声相应者矣。
第三，“列传”中有“合传”，但他以为“合传”的人物必须同时并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随，如“陈余、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14]，这是可以的。至于以异代之人，列于一传，如：“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的曹沫与燕荆轲并编”[15]，“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16]，这是不对的。
第四，“列传”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为这种附出的人物，必须“名行可崇”而又“事迹虽寡”，不能独立成传，所以“寄在他篇，为其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则无附出之必要。但“孟坚每一姓有传，则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17]。这也是不对的。
第五，他以为列事作传，所以播其遗烈，显其令闻。但“自班、马以来，获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18]。这更有违“列传”的本意。
他对于《表历》根本反对。他以为历史应该用文词写著。而不应用“表历”排列。而且史实既见之于文词，又再列之于“表历”，实为重复。故他以为载“表历”于史传，未见其宜。《表历》曰：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爻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观司马迁《史记》则不然矣。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
在“表历”中，他最反对班固《汉书》所载“古今人表”。他以为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现国统的递袭，又不表现禄位的相承，只是品藻贤愚，激扬善恶，这实在不能表示一种连续的历史意义。[19]而且“人表”中所录的历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时，并且皆系汉以前的人物。以汉以前的人物，而列于《汉书》，更是不伦不类。他在《表历》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何断而为限乎？
他以为如必欲作表，亦只应适用于历史上的纷乱时期，如春秋战国及五胡乱华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或群雄割据，各为年世；或诸胡错峙，自相君长。世变多端，史实复杂，若申之以表，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所以他以为在《史》、《汉》诸表中，惟“列国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后，则惟有崔鸿作表，颇为切要。
他对于“书志”颇为称赞。《书志》曰：“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不过他以为“书志”之中，有“妄入编次”、应予删除者三，即“天文”、“艺文”、“五行”是也。亦有“事应可书”，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天文志》，是以为天文变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变易。《书志》曰：“夫两曜（日、月）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故他以为“天文”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载其当代的日月之蚀，星宿移动，而不应重复天体之概论。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艺文志》，是以为同一书目，“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故他以为《艺文志》可删。如必欲作志，则亦只应列当代撰者所撰之书，不应重复刊载前代之书目。
他之所以主张删除《五行志》，是以为《五行志》多载“虚说”、“浮词”，“言无准的”，“事涉虚妄”。如必予为志，亦只应记当代灾异，不应追证前事，曲加附会。
反之，他主张增加《都邑志》，则从“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又以“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经始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所以他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他又以为各种方物，“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古代皆有记录。如“《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自汉代拓境，四国来朝，各献方物，而种类更多。爰及魏、晋，迄于周、隋，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此等方物，与社会经济有关，故凡为国史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前。
他又以为氏族关系血统，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所以历代亦有记录，如“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所以他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志》之下。
其论“论赞”，则谓后来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几种弊病。
第一，不必论而强为之论。《论赞》曰：“夫论者，所以辩（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 各书一论（而冠以“太史公曰”） 。必理有非要，刚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自司马迁而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 ，谢承曰‘诠’ ，陈寿曰‘评’ ，王隐曰‘议’ ，何法盛曰‘述’ ，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作者的史评，大抵多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笔端，苟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复本文。《论赞》曰：“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易言之，即简单明了，不重复本文。但后来作者，“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这就犯了重床叠被的弊病。
第三，“论赞”重出。自班固于序传中以诗体作“述”，范晔改“述”曰“赞”，以后每篇皆有一“赞”。“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论赞》曰“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
第四，论事不当。《论赞》曰：“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这都犯了歪曲史实的弊病。
其论“序例”也说后来的作者，犯了以下的两种弊病。《序例》曰：“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故其为体，宜“言词简质”，“敷畅厥义”。但自迁、固以后，华峤而往，后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义，“累屋重架”，不知所云。这是第一种弊病。又说：“夫史之为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例既立，则“科条一辨，彪炳可观”；但是后来作者，往往纪传的内容并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驰。这是第二种弊病。
以上是刘知几对纪传体的批判。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所发明者多矣。”虽然，尺有所短，刘知几亦有自相矛盾之处。
例如刘知几论“本纪”，则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正可抑同群盗”，不应列诸“本纪”。但在《列传》中则曰：“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按孙、刘之于汉，犹西楚之于秦，都是割据的势力，若必谓项羽为僭盗，则刘备、孙权，又何非僭盗？若必谓僭盗不可以为“纪”，则又何以于孙、刘二帝之“传”而曰“其实‘纪’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论“世家”，则曰：“陈胜起自群盗”，“无世可传”，“无家可宅”，不应列于“世家”。但《题目》中又谓“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纪’”。按：下江、平林诸人之于汉，亦犹陈胜、吴广诸人之于秦。同为农民暴动的领袖，如必谓陈胜起自群盗，则下江、平林诸人亦起于群盗。如必谓起于群盗者，即不可列于“世家”，则何以又谓下江、平林应列于“载纪”？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评司马迁列周、秦先世于“本纪”，列三晋、田氏先世于“世家”，则持规律以为断曰：诸侯不应列于本纪，大夫不应列于世家。但司马迁列汉代诸侯于世家，于规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实以为断曰：“虽得划一之宜，讵知随时之义。”如持事实以为断，但项羽名虽霸王，而实同天子，司马迁列之于“本纪”，并不乖谬。如持规律以为断，则汉代诸侯，不论是否专制一国，传世久暂，而名实诸侯，司马迁列之“世家”又不为错。刘知几有时持规律以绳事实，有时据事实以反规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论“表历”，则曰：“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但在《杂说》（上）则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表历”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说不宜列于史传？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数之变化；《艺文志》，所以溯文献之渊源；《五行志》，所以记灾异之现象；而刘知几皆谓可删。凡此都是刘知几评纪传体的美中不足。
五 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全部都是论述历史学方法；但其中有一部分系泛论历史学各流派，有一部分系专论纪传体各部分。故这里所谓历史学方法乃系狭义的历史学方法，即刘知几论怎样写著历史的部分。关于怎样写著历史，刘知几论述最详，但若总其要义，挈其宏纲，亦不外如此各点。
（一）论历史学体裁
用怎样的体裁写著历史，这是历史方法论上的一个先决问题。刘知几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就是说，他坚决地反对模拟已经废弃了的古典体裁，主张应用当时流行的体裁。他在《模拟》中说：
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历史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发展的，学者不应以古为高，妄事模拟。若必欲模拟，则其著述必不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他在《六家》中说：“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又说：“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为如必欲模拟，亦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学其形式。《模拟》曰：“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又说：“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
（二）论历史学言语
体裁是历史学的形式；而言语则是历史学的本体。因为任何形式的历史学，都必须借文字来表现其内容。刘知几在《叙事》中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正是说明这一意义。刘知几以为历史虽系述古人之事；但并非写给古人读的，而是写给当代之人读的。因此他反对在历史学上，应用陈死的古代言语，主张应用作者当时流行的言语。他在《言语》中说：
夫《三传》之说，既不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松之字）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在这里，他指出言语也是随时演变的，未必古之言语，优于今之言语。所以《三传》不学《尚书》的言语，《史》、《汉》不学《国策》的词句，以今古不同，言语已变。然而自魏以前，作者多效“三史”；自晋以降，作者喜学“五经”；以为如能学像了古人的言语文字，便可以向读者证明他的典雅高古渊博，这岂不荒谬！所以刘知几在《言语》中批判这些“拟古派”曰：
夫天长地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把近代语改装为古代语，而以写作历史，已经是今古不分，真伪相乱。而北朝诸家，又改夷语为华语，再改近代的华语为古代的华语，这就更使历史的记录，失其真实了。《言语》曰：
彦鸾（崔鸿）修伪国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三）论历史学的编制
决定了体裁和言语，然后才能开始历史学的编制。刘知几认为历史学的编制，最主要的是剪裁浮词，削除繁文。他不主张在记事体的历史中兼录言论。因为言论与事实夹杂，则叙事因之不能明断。他在《载言》中说：
《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
在这里可以看出，刘知几之不主张言与事杂书，是因为这样的编制，遮断了叙事的联络。除此以外，他又以为史籍上所载的许多历史文件，都是虚构，不但不能说明史实，反而淆混史实。他在《载文》中列举其例。例如他说：在史籍中，常有“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又说：在史籍中，“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又说：“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这些都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若以这类虚伪的历史文件，载之史籍，则“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像这样的历史，已经“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了。所以刘知几在结论上说：
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苛能拨浮华，采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
（四）论历史学的标题
编制的规律既定，这就要轮到题目了。刘知几以为假如书的内容是体，题目便是这个体的名称，因此，题目必须能概括书的内容。他在《题目》中曰：“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但是他以为历来的史学家往往对于标题一点，有些名不副实。
他说照一般的习惯，在史书中，“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但是，“吕（不韦）、陆（贾）二氏，名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尤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
又如篇章之标题，亦须与其内容相合。但是“如司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这些都是题不对文。
此外，刘知几以为题目的用处，在于提示内容，故其为体，以简明为要。如列传标题，人少者具出姓名，如《伯夷传》。人多者，唯书姓氏，如《老庄申韩列传》。又人多而姓氏相同者，则结定其数，如“二袁”、“四张”、“二公孙”传。但是到范晔，便于题目中全录姓名，其附出的人物，亦以细字列其名于主题之下。降至魏收，则更为琐碎。“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这些既已详述于传内，又重标于篇首，大失标题的本意了。
（五）论历史学的断限
断限，就是划分阶段的意思。但刘知几所谓断限，是指断代而言。刘知几以为既断代为史，则在断代史中只应记其所断之代，史实不应超越这个朝代的界限。但是他以为后之作者，并未严守纪律。例如班固《汉书》，是断西汉以为史，而“表志所录，乃尽牺年”。又如：“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苞梁代。”又如：“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臧洪、陶谦、刘虞、孙（公孙）瓒生于季末，不关曹氏，何“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此外，如：“沈录金行，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唯蜀与齐，各有国史，越次而载，孰曰攸宜？”以上所举，他认为都是断代不清。
至于“夷狄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诸如此说，求之历代，何书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后修宜辍。遂乃百世相传，一字无改”。这些，他认为都是侵官离局，越俎代庖。
总之，刘知几所谓断限，其意即如系一代之史，则非本代之事不书；如系一国之史，则非本国之事不书。
（六）论历史学的叙事
写著历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叙事。刘知几论叙事之要有三，即简要、隐晦与确实。而最反对者，则为因习。
他在《叙事》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但他所谓简要，并不是略去史实，而是削去繁复。因为自昔以降，史籍之文，日趋繁缛。“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文体既如此繁缛，而叙事又多重复。例如刘知几举出叙事之体有四：有直记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此四种方法，用其一，即可畅叙事理；但后来作者往往四者并用，床上架床。所以刘知几首先提出简要的原则，正是对症下药。
刘知几以为叙事不仅要工，而且要美。历来史籍，叙事之美者，以《春秋》为最，而《春秋》叙事之美，则在于“微婉其辞，隐晦其说”[20]。因为这样，文章便有言外之意。所以刘知几以为叙事之要，其次就是隐晦。他在《叙事》中说：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其纪事也）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叙事之要，尤在于真切。然而后来作者，多以古事比于近事，古人比于近人。设喻不当，遂使史实失其真切。刘知几在《叙事》中曾列举此类例子。如云：“论逆臣，则呼为问鼎；称巨寇，则目以长鲸。邦国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迹，必号龙飞。”又云：魏收《代史》，“称刘氏纳贡，则曰来献百牢”；吴均《齐录》，“叙元日临轩，必云‘朝会万国’”。又云：“裴景仁《秦记》，称苻坚方食，抚盘而诟；王劭《齐志》，述洛干感恩，脱帽而谢。及彦鸾（崔鸿）撰以新史，重规（李百药）删其旧录，乃易‘抚盘’以‘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夫近世通无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类古，改从雅言，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刘知几以为叙事之病，莫大于因俗前史之文。它在《因习》中曰：“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他又列举实例以证明因习之弊。例如他说：
《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
又如他说：
韦、耿谋诛曹武，钦、诞问罪马文（司马昭），而魏、晋史臣书之曰贼，此乃迫于当世，难以直言。至如荀济、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王谦、尉回，玉折于宇文之季，而李（百药）刊齐史，颜（师古）述隋篇，时无逼畏，事须矫枉；而皆仍旧不改，谓数君为叛逆。书事如此，褒贬何施？
（七）论历史学上的书法
书法和记事不同。记事是叙述史实的原委；而书法则是历史家对史实的褒贬。历史家执行褒贬之法甚多，但要而言之，则不外直书与曲笔。直书者，即以明文严词，直斥权贵；曲笔者，即饰非文过，取媚当道。即因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直书的史学家，多遭刑戮，如齐史之书崔弑，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北魏，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世。反之，曲笔阿时之徒，则功名富贵，忝然偷生。虽然，历史学的任务，是在于明是非，别善恶，贤贤贱不肖，所以刘知几还是主张直笔。他在《直书》中说：
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同时他对于那些曲笔之徒，则大致贬词。《曲笔》中曰：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以上所述，乃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之大要。这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论史体，则反对模拟经传，主张应用近体；论言语，则反对宪章虞夏，主张应用今文；论编制，则反对繁文缛词，主张言、事异篇；论叙事，则反对因袭陈说，主张简要隐晦；论命题，则反对题不对文，主张名实相符；论断限，则反对越俎代庖，主张不录前代；论书法，则反对曲笔阿时，主张仗义直书。这些见解，都是很正确的，特别是反对模拟古典的体裁和古典的言语，一直到我们的今日，还有教育作用。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企图用古典的文字，来掩盖自己的浅薄。惟其中有一点是值得商量的，即言与事异篇。诚然把长篇大论的文章插入叙事之中，的确会打断读者对史实的观察之联系；但是有些文词，往往与史实不能分开，而且甚至就是史实的构成部分，如项羽的乌江自刎之歌，即其一例。因此，我以为短文而必要者，仍然要插在叙事之内；长文而次要者，则记于注内，以备参考。如此则言与事，各得其所。
六 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
刘知几对于他以前的历史文献，也曾经展开一个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国的历史文献，分为两大类：一曰“正史” ，二曰“杂史” 。他所谓正史， 就是“经” 、“传”、 《史》 、 《汉》，及其以后的官修国史；所谓“杂史”就是历代以来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中，历述中国正史的源流。上自《尚书》 、《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下迄隋、唐诸史，无不原原本本，详述其作者姓名，成书经过，卷数篇数，及其后来的补注。其所根据的材料，自《史》、《汉》而下，都是援引本书序论的原文；至梁、陈以还，则多举其见闻所接。
他又在《杂述》中，列举中国历史的流派。他把古今“杂史”分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里书”，十曰“都邑簿”。叙其性质，举其书名，条分缕析，巨细无遗。[21]
刘知几虽然把全部史籍别为“正史”与“杂史”；但他并不是重“正史”而轻“杂史”。他以为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读，“杂史”也要读。因专读“正史”，不读“杂史”，则见闻不周。但无论读“正史”或“杂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读。他在“杂述”中说：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他以为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读书，则“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这样，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亦犹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22]。虽多亦希以为用。
不过他所谓批判，不是根据于主观的爱憎，而是根据于客观的实在。他在《杂说》（下）中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态度。
刘知几无论对“正史”或“杂史”，皆有批判。他对于“正史”，则在《疑古》中批判《尚书》，在《惑经》中批判《春秋》，在《申左》中批判《公羊》、《穀梁》二传，在《杂说》中则批判诸史，上自经传史汉，下迄隋唐，所有的历史文献，无不具体地指出其牴牾之处，疏略之点，而予以辩证。此外，在《杂说》中，对于十种杂史也逐一予以评述。这样就完成了他对中国历史学文献的批判。
他评《尚书》则曰：“《尚书》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23]
评《春秋》则曰：“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隐），内为本国（讳）。事靡洪纤，动皆隐讳。”[24]是则“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诫，其义安在”？且“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具切当世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25]。
评《公羊》、《穀梁》二传，则曰：其录人言，则“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其记事，则“缺漏不可殚论”。其命意，则“奖进恶徒，疑误后学”。至于“论大体，举弘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古今疑滞，莫得而申焉”[26]。
评《史记》，则曰：“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而传《货殖》，“独以子贡居先”；录《佞幸》，“惟以弥子瑕为始”。是其扬善显恶，有所未尽。又说：“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是其取材“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又说：“《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而于《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27]，不及其他。是其叙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认为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败”。
其评《汉书》则谓其以汉史为列“古今人表”，于体裁，大为不类；以《汉书》抄录《史记》，而一字无改，于记事事理皆殊。又说：“《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于标题，前后不一。又说：“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夭亡。”又云：“于公（定国）高门以待封，严母（延年之母）扫地以待丧。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28]这又与司马迁同陷于历史的定命论了。
其评诸晋史，则曰：“东晋之史，作者多门，何氏中兴，实居其最。而为晋学者，曾未之知，傥湮灭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书，是晋史之尤劣者，方诸前代，其陆贾、褚先生之比欤？道鸾不揆浅才，好出奇语，所谓欲益反损，求妍更媸者矣。”
其评《宋略》则曰：“裴几原（子野）删略宋史，定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而所录文章，颇伤芜秽。”[29]
其评《魏书》则曰：以文字而论，则“援引诗书”，“妄益文彩”。使蛮音夷语，顿成经传之文。以书法而论，则“标榜南国，桓刘诸族，咸曰岛夷，是则自江而东，尽为草服之地”。反之，“称登国以鸟名官，则云好尚淳朴，远师少暤；述道武结婚蕃落，则曰招携荒服，追慕汉高。自余所说，多类于此”[30]。卖国求荣，“何其厚颜”如此。
其评北齐诸史，则盛称王邵《齐志》，这是因为这部书，多载方言，保存风俗。他在《杂说》中说：“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相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夥，庐江目桥为圯，南呼北人曰伧，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借多闻，时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
其评《周书》则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令狐德棻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
其评《隋书》则曰：“诡辞妄说”，“以无益而书”。又说：“呜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则知李斯之设坑阱，董卓之成帷盖，虽其所行多滥，终亦有可取焉。”
刘知几对“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现在再看他对“杂史”的批判。他在《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乃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里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以上，是刘知几对“杂史”的批判。此外对《汉书·五行志》，还有单独的批判，这里不及再述。从以上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知几对中国的历史文献，皆认为有美中不足之处；但有一例外，即他对《左传》一书，则认为尽善尽美。他在《杂说》（上）中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不论他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确，而其所指，皆系据各书内容，并非凭空武断。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判断的能力，实可惊叹。
七 余论
《史通》一书，虽系一部专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但刘知几在论历史方法之中，亦尝寓褒贬与夺之义。其中《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例如他看到当武后之世，小人满朝，而武后尚以帝尧自居，则天为号。于是他在《疑古》中引据《左传》尧时有四凶而不能去之传说，而曰：“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又引据《论语》“舜举咎繇，不仁者远”的传说，而曰：“是则当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为了颂扬李渊而厚诬杨广，欲比杨广于桀、纣，以显出李渊即汤、武。于是他在同篇中引据子贡“桀、纣之恶不至是”一语而曰：“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又如他看到李渊始则推戴恭帝，始则成其篡夺，而美其名曰禅让。于是谓尧、舜禅让不可信，而曰：“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当时论者，比之周公诛管、蔡。因为《左传》有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为了打击这种谀词谬论，于是他引据《尚书·君奭》篇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的传说，而曰：“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倾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讹。而周公自以不减，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以示其范。此种例子，散见于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备举。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书，实为一部富有灵魂的历史著作。诚如他自己所云：“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31]
总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刘知几的历史学之大概的内容。虽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们想见刘知几是七世纪末的一位历史学家，那他的短处，就应该由时代负责了。
昔班固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2]
傅玄评班固曰：“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33]
刘知几评王沈、孙盛等曰：“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黜华夏，此其大较也。”[34]
吾于刘知几则曰：“论大道，则先《论衡》而后‘六经’；述史观，则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则黜尧、舜而宽桀、纣；辨是非，则贬周公而恕管、蔡；评文献，则疑《春秋》而申《左传》；叙体裁，则耻模拟而倡创造；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论‘本纪’则贬项羽而尊吴、蜀；评‘世家’，则退陈涉而进刘玄；此又其所以为短也。”
[1] 《旧唐书·刘胤之传》。
[2] 《旧唐书·刘胤之传》。
[3] 《史通·自叙》。
[4] 《旧唐书·刘子玄传》。
[5] 《旧唐书·刘子玄传》。
[6] 《史通·自叙》。
[7] 《史通·自叙》。
[8] 刘知几辞职书，见《旧唐书》本传及《史通·忤时》篇。
[9] 《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隋安陆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为安州。”安州，唐时属淮南道，辖今鄂东皖西一带。
[10] 《旧唐书·刘子玄传》曰：“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11] 《史通·自叙》。
[12] 《史通·自叙》。
[13] 《史通·六家》。
[14] 《史通·列传》。
[15] 《史通·二体》。
[16] 《史通·编次》。
[17] 《史通·编次》。
[18] 《史通·列传》。
[19] 《史通·杂说》上。
[20] 《史通·惑经》。
[21] 《杂述》篇云：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
“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
“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 《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
“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行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里书者也。
“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22] 《史通·杂说》下。
[23] 《史通·疑古》。
[24] 《史通·疑古》。
[25] 《史通·惑经》。
[26] 《史通·申左》。
[27] 《史通·杂说》上。
[28] 《史通·杂说》上。
[29] 《史通·杂说》中。
[30] 《史通·浮词》。
[31] 《史通·自叙》。
[32] 《汉书·司马迁传》，《史通·书事》引同。
[33] 《史通·书事》引傅玄语。
[34] 《史通·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