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染疾去世

    引言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值青春鼎盛的顺治帝福临，意外染上了在当时被视为绝症的天花，这场疾病不仅迅速夺去了他的生命，更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掀起了波澜。

    一、帝王末路：病榻上的遗愿

    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顺治帝福临的异常举动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变故。他安排心腹太监吴良辅出家，此番不同寻常的决定似乎是他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悲观预见。不久，顺治帝的确诊证实了这一不祥预感——天花侵袭了这位年轻君主的身体。在17世纪，天花被视为可怕的死亡判决，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染病者的生存希望渺茫。

    面对即将到来的终点，顺治帝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责任感。在病痛的折磨下，他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哀伤，而是迅速行动，着手安排后事，以确保帝国的未来稳定。正月初六深夜，他强撑病体，急召礼部侍郎王熙与前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宫，于养心殿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对话。顺治帝在两位重臣面前，口述了他的遗愿与国家的未来布局，这是一份关乎江山社稷的重要遗诏。

    遗诏的制定过程充满了紧张与严肃，它不仅关乎皇位的合法传承，更涉及王朝兴衰。王熙与麻勒吉根据顺治帝的指示，经过三次反复修订，字斟句酌，直至深夜方才完成。遗诏中明确指出，年仅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将成为大清的新主宰，同时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勋贵为辅政大臣，形成稳固的权力支撑架构，确保在新皇年幼时期，国家机器能够有序运转，防止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或动荡。

    二、皇权更迭：玄烨登基与遗诏昭告天下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随着顺治帝的骤然离世，大清帝国面临着皇权更迭的关键时刻。年仅24岁的顺治帝在与天花的抗争中败下阵来，于养心殿撒手人寰，不仅留下了个人生命的遗憾，更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造成了巨大的真空。顺治帝的早逝，对于新兴的清朝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这一紧要关头，麻勒吉与侍卫贾卜嘉肩负责任，手持顺治帝留下的遗诏，首先向皇太后禀报，确保皇权传递的合法性得到宫廷内部的首肯。随后，遗诏的内容被迅速传达给诸王贝勒及朝中重臣，这一举措有效避免了可能的权力争夺与混乱，维护了皇权转移的平稳与秩序。遗诏中确立了皇三子玄烨的继承权，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为辅政，为新帝即位后的政权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月初九，八岁的玄烨正式即位，成为大清的第四位皇帝，史称康熙帝。这一刻，不仅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希望。康熙帝的登基，是清朝历史上一个显著的分水岭，他的长期统治（共61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而且在此期间，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蠲免赋税、发展经济、巩固边疆、收复台湾、抵御外侵、编纂典籍等，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后事处理：丧葬仪式与政治清算

    顺治帝去世后，朝廷迅速行动，一系列旨在稳定政局、整肃宫廷的措施相继展开。二月间，顺治帝的灵柩（梓宫）被庄严地迁移到了京城内的景山寿皇殿供奉，此举既是对先帝的缅怀，也是向内外宣告皇权更迭的平稳进行。与此同时，朝廷针对宫廷内部潜在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清理，顺治帝生前宠幸的内监吴良辅被裁撤并最终处决，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惩处，更是对整个内廷体系的一次警告。与之相随的是，象征着宫廷奢侈与冗余的十三衙门遭到裁撤，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旨在为新皇康熙的统治铺平道路，消除潜在的政治障碍，同时也对外展示了新皇的决心与权威。

    四月十七日，来自茆溪的高僧行森主持了顺治帝的火化仪式，这一选择颇具象征意义。火化，作为一种汉传佛教的丧葬习俗，在满洲皇室中尚属首次，它不仅反映出清朝皇室对汉文化的接纳与融合，也象征着满汉文化在宗教信仰层面的交汇与共融。顺治帝的遗体通过火化仪式化作骨灰，随后被安置于遵化马兰峪的孝陵，这里成为了他永远的安息之地。顺治帝被尊称为世祖章皇帝，其谥号随着时光流逝不断增加，至乾隆元年时，已达到二十二字的尊崇，这不仅体现了后世帝王对顺治在位期间努力的追认与高度评价，也映射了清朝皇室对祖先功绩的尊崇与纪念。

    结语

    顺治帝的早逝，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更是清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他的突然离世迫使朝廷不得不迅速调整策略，以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康熙帝的即位，以及辅政四大臣的设置，为清朝后来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顺治帝的遗愿与决策，体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谋远虑，而他因天花去世的不幸，也促使清朝皇室此后对预防天花给予了高度重视，间接推动了中国疫苗接种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