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马”马鸿宾后来怎么样了？
在甘肃和宁夏的老一辈人中，不知道马鸿宾的人应该是凤毛麟角。同为声名鹊起的临夏“西北三马”军阀之一，马鸿宾不像马步芳那样阴毒狠辣，也不似马鸿逵一般狡诈。他在大多数甘宁两省的人的印象中是“儒将”，甚至是“马善人”。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正当西北人民喜迎解放之时，“西北三马”却面临着历史的抉择，最终三马分道扬镳，走出不同的人生。
马步芳出逃大陆，客死异国。马鸿逵败走台湾，漂泊于美利坚。而马鸿宾却在 1949 年 9 月揭竿而起、和平起义，投入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马鸿宾选择了与二马不同的道路，并非出于偶然。究其原因，主要与他的人物性格、家庭背景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在“西北三马”中，马鸿宾的实力相对较弱。然而，若从年龄、资历和影响力等方面来看，他无疑是西北群马中的佼佼者。
从辈分上讲，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而曾经纵横西北、桀骜不驯的马步芳，在马鸿宾面前也得尊称一声“叔父”。
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是清末的武进士，曾在朝廷任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马福禄忠贞不屈，最终以身殉国，成为马家家族的楷模和骄傲。
由于马福禄的荫庇，其弟马福祥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基业。因此，尽管马鸿宾是马福祥的侄子，但马福祥对他格外器重，将他带在身边南征北战。马鸿宾也不负所望，在军旅生涯中逐渐锻炼出了文韬武略。
然而，这却引起了马福祥之子马鸿逵的嫉妒。尽管马鸿宾得到了叔父的厚爱，但幼年丧父的他内心敏感，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自尊心极强。久而久之，他形成了与“西北群马”截然不同的稳重、自力更生和特立独行的性格。
此外，与马步芳利用宗教和民族来维护独裁统治的方式不同，马鸿宾在叔父马福祥的影响下，具有相对开明的宗教和民族观念。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热爱，在“西北群马”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1949 年 8 月 26 日，解放军攻破金城兰州，一路北上，直指宁夏。与此同时，解放军还派出不少西北地区的德高望重之士，劝说盘踞在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希望他们能够放弃抵抗，和平解放宁夏。
面对来势汹汹的解放大军以及部分民主人士的游说，马鸿逵对和平解放宁夏断然拒绝，定要负隅顽抗到底，而马鸿宾心里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当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马鸿宾的好感。彭认为马鸿宾在宁夏民调不错，是个好人。这让马鸿宾认为自己投靠解放军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面对解放军的大军来袭，马鸿逵私下里不止一次劝说马鸿宾携带金银逃到香港或者国外去。但马鸿宾一生清廉为官，本身就没什么积蓄，而且他和马步芳、马鸿逵兄弟两人由于军权等关系早已貌合神离。如果借助马鸿逵的财物和力量跑到国外，势必又回到处处掣肘、仰人鼻息的境地。况且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马鸿宾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故土难离，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抛弃家庭和部下跑到异国他乡，实在没什么意义。
1949 年 9 月 14 日，解放军攻占马鸿宾根据地宁夏中卫县后，马鸿宾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岔道口，必须要做出选择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鸿逵在吩咐完自己儿子马敦静要誓死抵抗之后，自己却连夜飞往了重庆——这无疑对马鸿宾的投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时，解放军也从兰州派来了和谈代表，向马鸿宾宣传党的宽大政策。为了稳妥起见，马鸿宾乘坐飞机来到包头，向老友傅作义和邓宝珊征询意见。
傅作义、邓宝珊和马鸿宾就起义投诚之事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直到深夜。原来，傅、邓二人也在策划绥远起义。面对老朋友，马鸿宾将自己的疑虑和盘托出。原来马鸿宾之前与红军交战过，他担心解放军会重翻旧账。
傅、邓二人以北京和平解放为例，向马鸿宾详细解释了解放军的政策，并表示马鸿宾是宁夏的老长官，为了地方的黎民百姓和旧部，应及早投诚。
与傅、邓二人的交谈让马鸿宾吃下了定心丸。
9 月 18 日，马鸿宾回到宁夏银川。9 月 19 日，马惇靖遵从父命，在宁夏中卫起义投诚。解放军信守诺言，保证了马鸿宾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表示要负隅顽抗到底的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则搭上了逃亡重庆的飞机。
9 月 22 日，解放军对银川城发动总攻。由于马鸿逵父子的逃走，银川城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出现了垂死挣扎、四散奔逃甚至打砸抢的现象。
面对此情此景，马鸿宾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宽广的胸襟。他亲自召集军官们召开会议，动员城内马鸿逵旧部投诚。在曾经的“老长官”的感召下，城内的主要将领纷纷打开城门，缴械投降。
在向彭德怀致电之后，马鸿宾亲自开了城门，调集几十辆卡车，迎接解放军进城。
这些主动投诚的马鸿宾旧部，全部被整编进解放军部队，在解放后驻扎在宁夏，成为建设部队，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马鸿宾对于宁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得益于他内心埋藏的向往光明的种子。1949年12月23日，马鸿宾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此他的人生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1月8日，马鸿宾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政协副主席。1954年，已达古稀高龄的马鸿宾又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省长，这充分说明党和人民对他的肯定。而他自己也不辱使命，为人民和社会做了诸多贡献。
马鸿宾一生生活简朴，住的房子从来不是富丽堂皇，而是几间窑洞和土木结构的房子。日常饮食也由家人操办，早餐吃一点胡萝卜和粥类，午餐和晚餐也十分随意，从不主动要求。就算有贵客造访，招待的饭食也无非是经典的面片和手抓羊肉。
马鸿宾的穿着也很朴素。除非正式场合，他永远是标志性的灰布大褂，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这在横行一方的“西北群马”中是很罕见的，马鸿逵曾不止一次地讥讽马鸿宾为“大圣人”。
他最喜欢的是读书学习，解放后对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手不释卷，思想境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新的先进思想，自己虽然老了，但是要好好学习，多向人请教。
1954年甘肃大旱时马鸿宾来到他的故乡临夏县调研此时临夏县正在修建水利工程将夏河水引入县城马鸿宾调研时对此项工程十分重视勉励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要不畏艰险办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在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的不懈努力下，水利工程终于竣工。就连当时临夏县最干旱的北塬，也用上了夏河水。马鸿宾得知这个消息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临夏县“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开拓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马鸿宾不仅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而且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在多个场合，以近现代甘肃的民族事件为例，语重心长地教育各族人民要以史为鉴，求同存异。他还积极通过与党和人民的接触，努力消除民族之间的误会和隔阂。
马鸿宾认为，中国人民民族内部的纠纷，应当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民主协商，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事态扩大化。
马鸿宾自己也永远秉承着民族互尊互敬这个理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飞机场扩建，马鸿宾父亲马福禄和叔父马福祥的坟墓恰好在拆迁范围之列。
得到这个消息后，马鸿宾主动找周总理说明了情况，表示自己要将二老的坟墓迁到甘肃临夏的老家去。周总理对他的深明大义十分赞赏，安排专人负责此事。
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由于胃癌恶化，经过多方转院治疗，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病魔，于下午在兰州去世，享年77岁。
为此，时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和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特地组织社会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也为他送来了花圈，以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