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辉章和他的“102”师
柏辉章，字健儒，1901 年出生于遵义老城琵琶桥。遵义会议的会址，就是他的私宅。
柏辉章的父亲柏杰生早年在遵义开了一家酱料店，生意兴隆，收入颇丰，因此柏家家境十分富裕。
柏辉章早年毕业于贵州讲武堂第二期骑兵科，毕业后进入黔军中任职，在末代“贵州王”王家烈的手下一路升迁，先后担任过黔军西路清乡司令、务川县长、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等职务。
1935 年 5 月，柏辉章因联合其他将领“逼宫”，逼迫王家烈下台，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他的队伍被国民政府改编为 102 师，蒋介石任命柏辉章为第 102 师少将师长。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柏辉章率部参加淞沪会战，被划归到胡宗南率领的第 17 军团之中。
柏辉章在军事上颇有天赋，面对日军海、陆、空三位一体的全方面打击，他机智地采取白天躲避正面交锋，晚上潜伏进敌军夺取阵地的策略，与日军周旋。在这种战术的指导下，102 师在近一个月的拉锯战中，始终固守阵线，使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1937 年 11 月 12 日，第 102 师从上海撤退至无锡，奉命在当地设立防线，掩护主力部队后撤。
在与追击的日军激战一昼夜后，柏辉章带领 102 师撤至浦口。当年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102 师于次日撤退，几次激战后伤亡惨重，只剩下三千余名官兵。时任第 17 军团军团长的胡宗南见 102 师官兵所剩无几，就把这支残军调到到自己原来的驻地陕南进行整补，并正式归入第八军。
在陕南，102 师补充兵源，更新武器，休养生息，最终队伍又扩展到了七千余人。
1938 年 5 月，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徐州进行了大规模会战。柏辉章于 1938 年 5 月率部支援徐州会战，不想等赶到的时候，徐州已被放弃，柏辉章再次临危受命担任断后任务，率部在砀山阻击日军。
在砀山保卫战中，将士们英勇抗敌，数次击退敌人进攻，造成日伪军死伤千余人。但是与此同时，102 师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此战过后，102 师损失官兵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第 304 团的团长陈蕴瑜阵亡，柏辉章的亲弟弟柏宪章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牺牲。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纷纷为抗日忠魂题词，赞扬贵州军人的坚韧顽强、英勇善战。
在 5 个月后，日军卷土重来，发动 101、106 师团进犯南昌，柏辉章派遣 102 师精锐，和日军进行了激烈交锋。
从淞沪战役，到徐州会战，再到南昌保卫战，102师为保家卫国，抗击日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在这期间，柏辉章曾经对102师的众将士发表讲话：“我们一个师孤军作战，到处作客，打起仗来只能向前看，不能后顾，如有失误，后果莫测!”
在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下，102师全体官兵以哀兵必胜的信念，与日军生死相搏，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就了贵州军人的军魂。
1938年，武汉失守，1939年，南昌失守。
长沙作为中国内地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取给之地，成了国军和日军的必夺之地。长沙的得失，关系着k战胜利与否，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存亡。
因此，日军司令官g村宁次不顾一切，屡以把长沙作为进攻目标，企图胁迫中国就范。除了达到“以战迫降”的目的，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算盘，他们企图通过长沙战场，开辟日本军队南下的道路，取道中国，和驻扎缅甸越南的部队汇合，以胜者的姿态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日军部署大量兵力，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为了捍卫这座城市，国军将保卫长沙的重任交给了时任第九战区代司令的薛岳。
1939年九月中旬，102师赶赴长沙参战。薛岳对柏辉章率部到来十分高兴，决定将其调入第四军。102师奉命驻防在岳阳洞庭湖以东长乐河、黄沙街一带及新墙河战线。
新墙河，位于湖南省岳阳境内，以新墙镇为中心，由东向西注入洞庭湖，全长108公里。在k战之时，新墙河作为四次长沙会战的正面战场，因为国军和日军惊心动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名震中外，曾经被称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
1939年9月18日，日军主力第六师团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发起进攻。
作为前敌追击部队的第102师，以第305团为左翼、第306团附工兵营为右翼，对败退日军予以分段截击，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此次会战，第九战区伤亡和失踪士兵约4万多人，日军伤亡人数约3万多人。中国军队首次将日军逼回原来的战线，粉碎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打破了日军所向无敌的神话，取得了抗日战争中城市保卫战的第一次胜利，史称“第一次湘北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后，柏辉章因功升迁，被任命为第四军副军长，并兼任原师长。此后，柏辉章率部独自承担新墙河的防卫任务。
在驻守新墙河期间，柏辉章率领102军，轮番袭扰敌人，以敌后游击方式，不断对日军的后勤运输进行破坏，给驻扎在对岸的日军第6师团带来不少麻麻烦，成为当时日军一听见其番号就头疼的老对手，曾受到了j介石和薛岳的多次表扬和嘉奖。
1941 年 9 月 18 日，日军纠集约 12 万人的兵力，在阿南惟几的率领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战斗，妄图一举突破中国西南的大门。这次进攻直接威胁到了陪都重庆的安全。
为了应对日军的猛攻，薛岳调集 3 个集团军、33 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展开激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因为战略失误，兵力分散，最终败北而归。这一次，日军司令阿南惟几吸取之前的教训，在战术上做了重大调整。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长沙，他将绝大多数进攻部队并列部署在狭窄的正面，企图以重兵压境的方式寻找突破。
因此，新墙河以北的正面战线只有 20 公里宽，阿南惟几却布置了 44 个大队的兵力，以及 322 门火炮和迫击炮。
与日军正面硬碰的是柏辉章的 102 师。为了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柏辉章下令把河面上的石桥全部炸毁，并在炸毁处设立大量警戒哨，一旦发现日军有修复桥梁的行动，马上组织部队进入阵地，向日军进行射击，将日军渡河的企图扼杀在摇篮里。
当时日军急于渡河，修桥慢慢修到了河中央，已经到了手榴弹的射程范围之内。柏辉章的一声令下，无数枚手榴弹如雨点般掷向了正在修桥的日军。
在桥梁被炸得粉碎的那一刻，忽然有眼尖的 102 师士兵发现了水里潜藏着的日军，大喊一声：“水里有日本人。”
原来日军心里明白修桥过河是不可能了，就利用柏辉章将阻止石桥修复作为重点的心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准备偷偷用船渡河。
柏辉章识破了日军的阴谋。但是仅仅依靠 102 一个师在河岸边与日军开战，明显会出现兵力不足的困境，而且 102 师驻守的阵地地势低于日军，和日军正面交火无疑会导致伤亡惨重。
为此，柏辉章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只留下少部分兵力坚守河岸阵地，以攻为守，在日军进攻最为激烈的时候，瞄准河面上的日军疯狂射击，将日本兵一片片地扫落河中，并击毁多艘日军汽艇，切断日军后续部队上岸之路。
这一场大战持续了 21 个昼夜。到最后，102 师各营、连剩下的士兵被分散成了大小不同的独立据点，但是始终没能让日军占到上风。他们依然顽强地坚守在原有的战线上，在敌人狂轰滥炸中屹立不倒，抵挡日军的疯狂进攻。柏辉章亲自持枪上阵督战，与前沿阵地的官兵并肩作战。
1939 年 9 月，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 10 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兵三路，向长沙进攻，企图在短期内一举占领长沙，荡平湖南，进逼重庆，一举打垮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 19 个军 20 余万人，在湖南长沙附近与日军展开会战。
新墙河作为日军南下的必经之地，成为了中日双方交战的焦点。而负责镇守新墙河的中国军队 102 师，在师长柏辉章的带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102 师的官兵们凭借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他们不畏强敌，奋勇作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为中国军队发动全线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由于敌强我弱，102 师在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师官兵伤亡惨重，损失了大部分的兵力。其中，304 团和，为中国军队的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宫薛岳、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都纷纷发来电报，嘉奖 102 师的勇猛御敌。国军黔籍参谋总长何应钦也特地来电慰问：“该师临战奋勇，阻击强敌，保卫长沙，克尽厥功，致予嘉勉。对殉战将士深寄哀悼。”
撤出新墙河阵地后，第 102 师根据上级命令前往浏阳田心镇集结。柏辉章集合全师官兵清点人数，发现撤下来的军官不到百人，而士兵只剩 540 人了。看着这些幸存的官兵，柏辉章心中充满了悲痛和自豪。他含着眼泪发表了讲话：“自抗战以来，在历次战役中，我带出贵州省的家乡子弟兵几乎伤亡殆尽，活下来的军官也寥寥无几。历次新兵补充，还未及训练就匆匆开赴战场，在敌人的优势炮火下，军官不畏死，士兵不惜命，以报国之心，浴血奋战，杀身成仁。第二次长沙会战，新墙河边有我 102 师的光荣。”
为了纪念那些在历次抗战中为国捐躯的 102 师将士，柏辉章在湘阴关王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正是这些人的鲜血和生命，打造了“虎贲独立师” 的灵魂。
柏辉章还命人在贵阳市大南门外建立了一座“国民革命军第 102 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这座纪念塔于 1941 年年底动工，于 1942 年 4 月建成。在塔上，刻有第 102 师阵将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解放后，这座纪念塔因扩宽路面需要被拆除，但是贵阳至今仍然在遗址保留着“纪念塔”的地名。2017 年，建校于 1958 年的贵州南明区市南路小学也正式更名为“纪念塔小学”。数十年时光过去，人们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捐躯的先烈。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