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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立三所有人心中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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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 年,陈赓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学员考试。在两千多名考生中,陈赓力压群雄,成功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第三队的学员。

    至此,陈赓开启了崭新的生活,他的命运转折点也由此开始。随后,他经历了北伐战争、隐蔽战线、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次战争,在枪林弹雨和炮火连天中,他数次身负重伤。

    时光荏苒,当年那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青年已满头华发。陈赓在晚年回忆起了少年时期在黄埔军校的生活,想起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人。然而,这个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蒋介石,而是严立三。

    严立三曾是黄埔军校的总教官,他不仅军事理论知识渊博,而且武艺精湛,在当时的黄埔军校中威望颇高。对于黄埔军校的学员们来说,严立三不仅仅是他们的教官,更是他们的兄长。他的关爱和教诲深深地影响了陈赓,使他对严立三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之情。陈赓颇有感慨地说:“严立三是所有人心中的大哥。”

    严立三,原名严重,字立三,1892 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其父曾任安徽知县,为官清廉正直,深受民众爱戴。

    严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只剩严母与严立三、严俊两兄弟相依为命。严立三自幼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学习异常勤奋,文科和理科成绩都极为优异。他一有空闲便埋头读书,尤其对老子、庄子的著作爱不释手。

    严立三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彼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肆意欺凌,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官吏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

    严立三自幼怀有崇高理想,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应当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而弃文从武、投笔从戎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不二选择。

    然而,由于童年时期家境贫寒,严立三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瘦弱,视力也比较差。母亲心疼幼子,不忍他从军受苦。但严立三最终说服了母亲,于十六岁那年考入安徽省陆军小学。

    此后,严立三又先后在安徽陆军预备学校补习所、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5 期工兵科毕业。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严立三毅然赶赴湖北武昌,并向忠义军统领王国栋大胆进言,陈述攻守之势。随后,他又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上书,阐述自己的军事战略见解。

    严立三自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1914 年,严立三来到杭州,任职水上警察传习所的缮写员。之后,他前往北京,进入清河第一陆军预备学校。

    1925 年,33 岁的严立三来到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总队长。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严立三的挚友邓演达也在该校工作。

    他的学生陈赓在晚年时回忆起这位恩师,感慨万千地说道:“严立三是所有人心中的大哥。”

    而另一位学生宋瑞珂在回忆录中也对严立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主主义者,品德高尚,自奉俭朴,好学苦干,事必躬亲。无论风霜雨雪,还是枪林弹雨,他都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严立三不仅治军有方,而且从不居功自傲。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是革命军人的楷模……”

    严立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他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战术总教官一职。在黄埔军校期间,严立三以其严谨的教学态度、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对学生的关爱而闻名。

    严立三对教学工作可谓是一丝不苟。他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早起晚睡,勤勤恳恳。在战术理论课上,他不仅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种战术理论,还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在战术实操课上,他更是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指导学生们的动作,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掌握正确的战术技巧。

    严立三在教学中非常注重细节。在来回巡查课堂时,如果发现教官讲得不够透彻,他就会向学员及时提问,“是否听懂了?”。如果学员回答不懂,他就邀请教官重新讲解。如果讲解过后,仍然不清楚的,严立三就作补充。在户外做战术实操的讲解时,如果教官的示范动作不正确,他就当场纠正。如果学员不得动作要领,他就及时提出。他的这种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1925 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宋瑞珂带领第七队的学员在做早操训练。宋瑞珂带领着大家一边喊口令“一、二、三、四”,一边做双手叉腰、两腿半分弯腰的动作。严立三看到了,立即匆匆忙忙地赶过来,并严肃地问宋瑞珂,“姿势做对了没有?”然后,他又对宋瑞珂说,“不要光喊口令,要注意改正姿势”。严立三的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让学生们深受启发。

    在刚开始进学校的头几天,学员们在晚上自习的时候,都要抢着洗已经发臭的衣服,有的还偷偷写家书。有一天,刚开始自习才不到十分钟,严立三手里拿着讲义走进了教室。他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并认为指挥官要熟读兵书,精通战术。最后他说,“我把一周来战术课的要点,编写成若干道课题,你们应逐题做好答案,准备抽查。”从那天晚自习之后起,严立三就风雨无阻地把战术课要点和课题继续下去,并修正了一些答案和作法。半个月之后,学员们上课更加认真,更加紧张了,也没有人想着去洗衣服、写家书了。自习室外的走廊上还站满了别的班级学员,他们在抄录严立三老师的课题,并转达其余人。

    严立三不仅注重理论教学,还注重实践教学。每次考试,凡是严立三教授过的班级,战术课的成绩都是最好的。他经常把 1200 多人的总队学员集合在大操场上,亲自讲授《步兵操典》。他对《步兵操典》的领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某行某页有什么内容。而且讲述生动具体,趣味盎然。继而加以准确的示范动作,更是引人入胜。他的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高了实践能力。

    严立三因为用心教练,以身作则,深受学员们的敬仰,被称为“黄埔良师”。他对学生管如严父,护如慈母,也有“严婆婆”之称。他的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严立三是一位备受学员尊敬和爱戴的军事将领,他以身作则,对学员关怀备至。他经常在深夜时分,亲自到各个教学训练班进行巡逻,检查学员们的睡眠情况。如果发现有学员没有盖好军毯,他会轻轻地为他们盖上,以免他们着凉。

    对于患病的学员,严立三更是关心备至。他经常去询问他们的病情发展情况,关注他们的医疗饮食,甚至有时还会亲自去广东的平岗医院进行慰问,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

    严立三平易近人,经常与学生一起就餐,一起谈天说地,从来不摆长官架子。不仅如此,他还出手帮助家庭困难的学员。一天,严立三在看望学员时,发现姓肖的一位同学在边看信边哭泣。严立三立即上前询问。原来,肖某来自湖北的英山农村,他从家信中得知,自己的老家遭受了旱灾,粮食作物颗粒无收,父母又年老多病。一家几口人,忍饥挨饿,欠债负收,来信诉苦。

    严立三得知后,对肖某给以同情和安慰,并晓以革命大义。当天,严立三就立即写信给了在上海的傅慧初先生,让他汇款 20 元给肖某老家,以度过旱灾。

    两个月之后,肖家来信说收到了傅慧初先生寄来的钱款,以为是傅慧初先生慷慨解囊相助,特意写信来表示感谢。后来,傅慧初先生写信说明来龙去脉,肖某才知道寄钱给老家的是严立三总队长。肖某的内心既感激,又感动。

    严立三平时开会时,不苟言笑,稳重自持。他正襟危坐,给人一种肃穆端庄之感。

    严立三对学员的纪律作风和生活作风抓得紧,要求也很严格。学员外出若军容风纪不整,军人姿态不正,他都要提出批评,或者罚他们不准外出。对于请假外出,或者不能按时返回的学员,严立三都会轻者批评,重者禁闭。

    如果学员在学校外饮酒作乐,高声喧哗,违反校纪校规,严立三则罚学员一律禁闭三天。

    1925 年 8 月中旬,严立三率领第三期学员外出实操行军。当天,抵达达花县休息一天,严立三带领学员们瞻仰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祠庙,参观了金田村起遗址,并对学员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严立三对学员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所以,学员们说,“做错了事情,被总队长批评,心里也感到舒服。”

    严立三以对学生的严格与慈爱并重而著称,他还经常通过亲身实践来树立榜样,保持了清高的人格。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所受到的严谨家教。其父曾在安徽担任知县后归隐乡里,家境清贫到过春节也仅能买得起一副猪大肠。

    由于年幼无知,严立三及其弟弟严俊对猪大肠的腥味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拒绝食用。这引来父亲的训斥,兄弟俩背着父亲大哭一场。

    成年后的严立三深受父亲教诲的影响,始终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自己则过着简朴无华的生活。在个人作风上,他以清廉自守;在生活上,他追求简单朴素。

    据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蒋超雄回忆,广州的夏日炎热难耐,而军校宿舍空间有限。为了优待教官,军校在附近岛屿上的海关租了一栋带花园的洋房作为教官宿舍。这里不仅有宽敞的居住条件和随时可用的浴室,还有宁静美丽的花园供休闲之用。

    但严立三主动放弃了这样的待遇。他选择了搬进军校勤杂人员曾住的小房子,条件远不如洋房,家具也较为陈旧,但他乐在其中,认为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无论是在军校任教官、主任还是后来担任师长、军政厅或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在湖北任代理主席期间,他和工作人员共餐时常常几天不食一餐。尽管患有内痔疮,面对他人的关心,他总是感叹:“国家危难,民众流离失所,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享受?”

    他下令湖北全省宴会只能提供四菜一汤。在家庭方面,严立三同样倡导节俭。他在武昌的住所十分简朴,妻子杨佩秋女士也常穿朴素的衣物,展现出他们的节俭精神。

    在经济上,严立三更是廉洁奉公,毫无私欲。在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他节省了大量办公费用,并将之移交给了陈诚。当陈诚拒绝接受时,严立三坚持让他将这笔钱用于救济难民。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严立三被任命为训练处处长,负责招募新兵并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第2补充师。随着部队的成立,他被提升为第1补充师的师长,率领部队投入北伐战场。

    那时,该师中下级干部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四期的学员,他们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这背后离不开严立三的辛勤培养。他们对严立三充满敬意,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1926年,当第1补充师改编为第21师时,严立三继续担任师长并兼任党代表。他首次提出:“公开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意见。”

    严立三领导的第21师纪律森严,坚决禁止赌博,即便在运送装备和物资时,也不强征民夫。当时,通常可以聘请挑夫和向导,仅需支付1元现大洋并包食宿即可。那时1元现洋能购买大约20斤大米,若需饮水则给予百姓1元铜板。

    严立三率领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历经艰辛,穿越江西,一直打到江浙地区。当地军阀孙传芳部署了重兵防守,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占据上风。

    严立三的战术以“快速机动”为核心,相信只有迅速行动才能取得意外的胜利。北伐军的士气高昂、素质优良,加上民众的支持,因而能够以少胜多,势不可挡。

    严立三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出色,被誉为“小诸葛”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对他赞赏有加,并向蒋介石报告胜利,称赞第21师在战绩和军纪方面都是北伐军的典范。因此,蒋介石也称其部队为“北伐军中模范师”。

    其他师级单位纷纷向严立三学习,他谦虚表示:“我们没有特别的经验和法规,关键是我们的干部廉洁自律,公私分明。”

    北伐期间,严立三声名远扬,成为著名的“北伐名将”,随后率部队驻扎镇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导致宁汉分裂。

    邓演达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核心人物,坚持反蒋。深知邓与严关系密切的蒋介石,要求严立三前往南京述职。

    面对蒋介石的质疑,严立三坚称自己只是奉命北伐的革命军人,任务是消灭军阀。不放心的蒋介石转而关心严立三的健康和副师长陈诚的能力。

    严立三随即以健康问题为由请辞,推荐陈诚接任。蒋介石审查陈诚资料后满意,便命令严立三待命于苏州,同时指派何应钦到苏州整编部队,宣布由陈诚代理师长职务。

    严立三交接完毕,将结余的十万银元全部移交给陈诚,拒绝收受下属的任何馈赠。交接后,他独自前往杭州法相寺,换上僧衣。

    在法相寺期间,他与其他僧侣共度简朴生活,每月生活费仅5元,远低于寺内最好的12元标准,体现了他的节俭精神。

    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尽管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总指挥并送来上将军服,但遭到严立三的拒绝。1931年11月,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后,严立三悲愤交加,几天不眠不休,亲自前往南京处理后事。

    后来,严立三隐居鲁山太乙村,这是邓演达曾居住过的地方。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自给自足,读书是他唯一的消遣,尤其钟爱老子、庄子的思想,避免涉政。

    得知他处境的下属纷纷提出资助,但都被他婉拒。即使黄埔的学生前来探望,也被他劝告不要再来,以免招惹麻烦。

    许多人对严立三的隐退感到不解,称他为“怪人”。然而,严立三通过研究道家思想寻找答案,他认为追随孙中山、支持邓演达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挽救国家的危亡。然而,由于北伐中断和南京、上海的大屠杀,国家元气大伤,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

    严立三自感无力改变时局的走向,却依然希望能在混浊的世道中保持一份清高。尽管有人讥笑他“将官职视作破旧之履,偏偏选择居住在名流汇聚的庐山”,对此,严立三仅以微笑回应,并不予以辩解。

    严立三的身体一直较为虚弱,到了晚年,他的体态更是显得消瘦,力量日渐衰退。在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内心都承受着深深的忧愁和苦闷。

    1944年,严立三在湖北省立医院去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遗言:“若有罪,愿被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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